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和大家说起了一个故事：“一天，一个小伙子在家里奋笔疾书，妈妈在外面喊着说，‘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他说，‘吃了吃了，甜极了！’结果老太太进门一看，这个小伙子埋头写书，嘴上全是黑墨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故事里的小伙子就是陈望道，他翻译《共产党宣言》十分专注，本该蘸着红糖却蘸着墨汁吃掉了粽子而毫无察觉。

陈望道，1891年出生，义乌市分水塘村人。1915年初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读书，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

1919年8月6日，经亨颐先生的日记中有这么一段：“晴。大早，到校一转，即至会，晤陈望道，面允就国文教员。”就此陈望道走进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校园，并全身心地投入到新文化运动中。

陈望道有留学日本经历，精通日文、英文，加之国文素养也很好，还具有马克思主义学识等。当时，全国满足这些条件的最多不过数十人。这也为他成为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第一人埋下了伏笔。

经过浙江“一师风潮”，陈望道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锻炼，逐渐认识到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必须寻找新的思想武器。此时，陈望道正好收到了五四运动时期最著名的刊物之一——1919年6月由戴季陶等创办于上海的《星期评论》的邀请，希望他能够翻译《共产党宣言》。于是，他带着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和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来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作为参考，毅然回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工作。

分水塘村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小山村，这里条件十分艰苦。陈望道回到家，住在一间柴屋里，里面很杂乱，也没有桌子。他拿来两条板凳，搭了一张床板当桌子，拿来几捆稻草垫起来当凳子。山区早春的天气非常冷，但他依然坚持翻译，实在坚持不住时，就在屋里做运动取暖。《共产党宣言》全篇译文不足两万字，但陈望道却花费了平时译书的5倍功夫。在翻译过程中，陈望道遇到的不仅仅是生活条件的艰苦，还有参考资料的匮乏。当时，在大城市也很难找到马克思主义著作，更不用说在一个小山村了。翻译中第一句话就把他难住了，怎么来译，他经过反复推敲和琢磨后，翻译成这样一段话：“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这句话一直到现在，都被很多人引用。

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终于在分水塘的这间柴屋里诞生了。完成《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后，陈望道在家乡收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的电报，邀请他到上海任该报编辑。

据陈振新（陈望道之子）回忆，1920年4月底，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全部翻译完，带到上海，连同译稿跟日文版、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一起交给李汉俊去校对。李汉俊校对完了，又交给陈独秀再校对。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关于初版《共产党宣言》出现过一个小插曲，由于印刷工人的排版错误，把《共产党宣言》排成了“共党产宣言”，此差错于同年9月再版之后才改了过来。如要问马克思的头像最早出现在我国的哪本刊物上？那就是《共产党宣言》的首译本上。至1926年5月《共产党宣言》相继印发了17版，足以见得其流传之广和受欢迎的程度。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时，就是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基本教学用书。他于1941年9月13日在《关于农村调查》中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他还说：“《共产党宣言》我看了不下一百遍，遇到问题，我就翻阅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有时只阅读一两段，有时全篇都读。每阅读一次，我都有新的启发。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就翻阅过多次《共产党宣言》。”

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当时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版本。上海一大会址和韶山纪念馆都陈列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可见其在党的创建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