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当战火蔓延至浙江，一种无形的力量正在觉醒。它不依靠钢铁与硝烟，而是以文化为刃，在精神战场上开辟出另一条抗战之路。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浙江文化抗战。它通过宣传、思想动员、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文化统战等一系列举措，激发大众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展现浙江人民不屈的抗战精神。

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浙江的文化建设，对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 浙江抗战文化发展的基本概况

抗战初期，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下，浙江抗战文化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在金华、丽水、温州、绍兴等地，各种抗日文化团体纷纷汇集或建立，抗日救亡报刊大量涌现，出版发行、戏剧歌咏也得到大力发展，文化空前繁盛，使浙江成为东南地区的重要文化中心。

当时，大批在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云集金华、丽水等地，许多抗日文化团体从外省来到浙江从事抗战文化工作，省内也有许多抗日救亡团体纷纷成立。

在中共浙江省委的领导下，1938年2月，骆耕漠等29名文化界人士在金华、丽水发起筹建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简称省“文抗会”），到4月中旬，协会在全省30余县建立了分会或筹备会，会员达2000余人。省“文抗会”团结了文化界广大人士，造成了很大影响，为文化界团结御侮打下了基础。

与此同时，浙江的新闻、报刊、出版发行事业也相当繁荣，其中大部分由中共党员、进步人士和抗日青年创办。浙江党组织还选派中共党员在各地开设诸多抗日救亡书店，发行各种进步书刊，并在大多数书店设有联络员和交通站。

抗日战争时期《东南战线》第一卷第三期

1942年5月开始，随着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浙东的抗战文化也有组织、有领导地蓬勃发展起来。报刊杂志、新闻出版、印刷发行、文化社团、群众文化等一套适应根据地需要、充满战斗活力的新型文化机制逐渐形成。大批文艺工作者来到根据地，深入农村、部队，创作优秀文艺作品，培养文艺人才。

浙江抗日文化活动进行得有声有色，得到了周恩来的赞扬。1939年春，周恩来来到浙江视察抗战，在金华、浙西等地的多次讲话中，赞扬浙江抗日文化活动，“不仅东南各省少有，在全国各省都是难能可贵的伟大奇迹！”

二 浙江党组织推动抗战文化发展的主要做法

（一）突出文化的价值导向，唤醒民众的抗战意识

党在抗战时期掀起的文化大众化运动，无论是声势或规模，都是前所未有的。邵荃麟在论述战时文化建设意义时，将大众文化视为具有“国民思想革命的意义。”当时的文化界人士还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拓荒运动”。他们深入集镇乡村和浙西前线，从事文化抗日斗争，出现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局面，实现了抗战文化由都市向乡村向前线的转变，构成了遍及城乡的大众文化的壮丽景象。

抗战文化从内容上看，是面向大众需求，反映百姓现实生活，都是大众能看懂、能听懂的。从形式上来看，无论是报刊杂志、戏剧、小说、漫画、木刻等等，都很通俗。

宁波奉化的进步青年胡华等在中共奉化县工委指导下，于1938年6月办起了通俗小报《战时大众》，宣传团结抗日，还按期寄给延安中共中央机关。7月，他们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称赞报纸“用通俗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并“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当时还有不少专为民众文化普及的启蒙性读物，如绍兴战旗社的《抗战政治知识问答》《士兵读本》《初级战士军事读本》，宁波书局的《国民月会读本》，黄岩动委会的《战时通俗讲演》《新编应用文》等。

这种面向普通民众的抗日文化宣传，不但表现在通俗文化读物中，也贯穿在其他文艺样式和宣传活动中。遂昌县利用通俗演讲这一宣传形式，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仅1938年5月，县民众教育馆就举办通俗演讲20次。流动施教团则把举办通俗演讲列入日常工作计划，每周举行一次。每次通俗讲座都有很多民众参加，有时甚至座无虚席。通俗演讲内容极为丰富。有宣传民众教育的《不识字的痛苦》《读书要紧》，有宣传儿童工作的《儿童教育之重要》《儿童歌咏救国》，还有宣传妇女工作的《抗战中的妇女工作》《妇女与救国》等。

与此同时，民众不仅是抗战文化运动的接受主体，还成为实践主体。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从事抗日文化宣传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各种民间艺术形式在弘扬民族精神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当时，群众自发组织的业余文化团体，如戏剧团队、歌咏队、合唱团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他们深入农村、工厂、奔赴前线，推动了民众抗战文化活动的开展。1937年10月，台州海门各界爱国青年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自筹经费组织业余话剧团“春野救亡剧社”。“春野救亡剧社”在海门、临海、黄岩、温岭等地巡回演出，剧目有《铁蹄下的歌女》《太阳旗下》《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之夜》等。因演得逼真、感染力强，演出时盛况空前。随后，台州各地的民众抗日文艺团体也纷纷建立，如海门有东山中学救亡化装宣传队，临海有三台歌剧团、暑期话剧团，宁海有儿童救亡歌剧团等等。

嘉善县抗战流动宣传队国光社演出以歌颂淞沪抗战为主题的《火海中的孤军》

学生们也纷纷走出校门，自发地参与或组织 各种抗战文化活动。 奉化初中学生蓝瑛和教师陈 绍瑞主持出版《奉中半月刊》，宣传抗战思想。 此 外，蓝瑛、方懿忠、方菊燕等 10 多名同学，组成奉 化初中抗日救国宣传队，背着道具，在偏僻的山 区、沿海村庄，巡回演出《三江好》等剧目，沿途还 张贴抗日救国标语、漫画等，历时一个多月，受教人达数万，被群众誉为“抗日文艺宣传长征队”。 

来自民众的各种文化形式的创新，大大丰富 了抗战文化的内涵，为文化运动的深入提供了新 鲜经验。 遂昌民众在传统的春联上写上抗战内 容，如“驱除倭寇，还我河山”“集中抗战力量，排 除暴敌侵略”等。 遂昌进步青年和学校的美术教 师则在县府门口的墙壁上、 各主要街道的醒目 处、交通路口，绘制《卧薪尝胆》等巨幅壁画，还不 断在县城孔庙和大柘关帝庙等处举办抗日漫画 展览，警示民众不忘国难家仇。 这些形式新颖、卓 有成效的文化宣传方式，充分体现了大众文化的 创造性。 

（二）弘扬与创新浙江传统文化形式，丰富 文化形态 

抗战时期，浙江文化运动呈现较鲜明的地域 性特点， 即充分借鉴浙江各种民间艺术形式，用 贴近现实生活的内容与老百姓熟悉的艺术形式来创造文艺作品，其中最突出地表现在对地方传 统戏剧形式，如道情、莲花落、双簧等等的借鉴 上。 文化工作者对这些传统戏剧进行改编，嵌以抗战的内容，以通俗易懂的形式赢得了普通民众 的青睐，使之成为宣传抗日的有力武器。

绍兴素有“戏曲之乡”的美称，调腔、乱弹（绍 剧）、“的笃班”（越剧） 等在宁绍平原有着深厚的 群众基础。 1938 年 2 月，绍兴县掀起了旧剧改良 运动。 通过创办剧人训练班，先后训练旧剧艺人 和杂技艺人 800 余名，分批投身到抗日文化救亡 宣传工作中去。 他们还对原有的剧本进行审查与 整理。 他们演出经过改编的传统老戏，宣传救国思想，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 

嵊县在当地党组织的指导下， 从 1937 年下 半年到 1939 年，先后成立了第一流动宣传队、第 二流动宣传队、战时青年工作队等。 他们在演戏中不断总结经验，大胆使用土话来表演，使老百 姓特别是农民能够完全听懂。 如第二流动宣传队 在演《布袋队》一剧时，因台词长，又文绉绉，起初 用普通话演，观众都不甚理解，反响平平；而改用土话后，观众反响强烈。 随着剧情的进展，群众的热情高涨，仿佛自己就是剧中人物，高呼着打死 汉奸的台词“干了他! ”，演出收到了极佳的效果。 

台州各救亡文艺团体演出形式多样， 除话剧、歌剧、京剧、越剧外，还有花鼓、莲花、道情等 台州民间文艺形式编演的节目。 如陈叔亮组织的 “怒吼化妆队”，曾用花鼓、莲花、道情形式将京剧 《骂毛延寿》改编为《骂汉奸殷汝耕》，巡演于黄 岩、温岭各集镇。 临海大石曾流传《骂汪精卫》的 道情。 醒狮团、家庭清唱社等金华六个艺术团体，在抗敌剧场演唱关于抗敌的京剧、嵊剧、双簧、独 角戏等。 

木刻这门传统艺术在抗战期间也得到了很 好的发展。 上海沦陷后，一批有共产党员在内的 进步青年参加了浙江的救亡运动和文化工作， 他 们组织了七·七版画研究会、 浙江战时木刻研究 社等，浙江抗战木刻运动得到了蓬勃发展。 他们 在传统木刻形式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作了大量 抗战主题的木刻作品。 其中由野夫、潘仁、金逢 孙、子颐合作的套色木刻“抗战门神”，就是木刻 艺术用旧形式的一个大胆尝试。 

（三）调动各种文化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 文化统一战线 

浙江各级党组织从浙江的实际情况出发，广泛团结一切爱国知识分子，从而领导和推动了浙江抗战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38 年，中共浙江临时省委一成立，即强调 指出 “浙江的文化运动现已进入统一组织的阶段”。 为此，临时省委对如何建立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团体作出了 3 项重要指示：“要促成浙江省文化界统一组织的成立，并成为统一战线的合法组织”“推动和建立各种研究性的文化组织，以加 强抗敌及文化的普及与深入研究的运动”“广泛 地发动与建立歌咏的团体及全省剧团的联合组 织，发动参加已有的各种职业性文化团体，以推动文化救亡工作，加强统一战线。 ”

此外，为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进入统一战线，省文委提出“浙省文化界应该怎样紧急动员”的问题，主张战时作者、新闻记者、剧人、美术工 作者、教育者等协会要“普遍吸收会员和动员全部会员，切实去担任各项抗敌的工作”，并明确提 出了各协会的具体工作任务。浙东区党委强调：“应该多方推动与吸收地方文化工作青年及文化 人地方各界领袖参加各种文教事业，扩大抗日的 民主的文化教育事业。 ”浙江党组织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措施，为浙江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发 展明确了方向。 

此后，各级党组织陆续派出大批共产党员、 知识分子及进步人士进入浙江开展抗战文化运 动，扩大了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组织基础。 一时之间，浙江文人荟萃，尤其是浙西南的金华，成为东南文化中心。

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在金华出版发行的抗日刊物

为更好地推动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发展，浙江各级党组织建立或参与建立了许多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团体，从事抗战文化的宣传。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浙江省文化界抗敌协会。“文抗会”成立的目的即为号召并团结全浙江文化界人士，投身于抗战文化运动。1938年2月“文抗会”成立后，即积极领导浙江的抗战文化教育运动，出版各种救亡刊物、开办训练班，协助开办进步书店，设立歌咏队、宣传队、文化剧团，出版壁报等。

在省“文抗会”被国民党封查后，在党组织的组织和推动下，浙江省战时文化团体联合会成立。联合会包括省战时作者协会、省战时新闻协会等9个文化团体，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文化团体。

浙江党组织还积极开展对著名台湾爱国志士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的统战工作。共产党员张毕来等就在这支义勇队中协助开展工作。他们利用演讲会、歌咏会、座谈会等方式进行抗日宣传，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此外，省文委还推动和建立了一些具有统战性质的组织，如发起成立各界杂志编者联席会、新闻记者联席会等。 

三 浙江抗战文化建设的时代价值与启示

（一）坚持文化建设“人民性”，促进文化共享共振共鸣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要使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必须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抗战时期，浙江党组织坚持文化建设的人民性，深入人民群众，才建立起了深入人心的抗战文化。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呈现出新的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当前，如何在纷繁复杂的新形势下夺得话语权，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不变的法则依然是坚持走大众化道路和群众路线。

文化的生命力来源于人民，文化的发展必须紧紧贴近人民，以人民为中心。只有深入人民群众，了解人民群众的基本诉求，表达人民心声，创作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作品，才能讲好中国人民筑梦、追梦、圆梦的伟大历程，才能增强社会感召力。在推动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理念，不断推动文化创新与发展。

（二）创新优秀传统文化，赋予文化活力

在民族战争处于危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纽带激发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以此推进全民族的抗战。

浙江抗战文化运动非常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改造旧文化、创造新文化是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文艺工作者在旧形式的基础上创新文艺作品，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抗战文化，激励了广大劳动群众。

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美术工作者，深入人民群众和抗战生活之中，不断地学习民族传统和探求中国风格，同时根据抗战形势大胆进行创新，创作出了很多具有浓郁民族特色且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美术作品，充分发挥了美术这一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艺术武器的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推动了文化强国建设，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是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必不可少的一环。

（三）以文聚人，多元主体协同构建文化合力

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是抗战时期凝聚全民族力量的重要精神纽带。抗战期间，浙江党组织积极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团结广大文化界人士，汇聚各种文艺力量，造就了一支革命文艺大军。

我们要借鉴抗日文化统一战线的成功经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文化建设服务，团结和动员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浩浩荡荡的社会主义文艺大军，遵循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牢记自己的神圣使命和时代重托，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作用、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和文献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