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粉碎“四人帮”以后，为配合揭批“四人帮”运动的开展，中共十一大首次提出研究、总结“文革”时期历史的任务，拉开了认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序幕。中国共产党围绕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心，不断深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认识并及时进行总结，最终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形式，统一全党的思想，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  历史  认识  总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正确认识、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复杂的国内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围绕正确评价毛泽东、完整把握毛泽东思想这一中心，历经一个曲折的过程，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方式，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统一全党思想的作用，也是当前学习“四史”，树立正确党史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一、从粉碎“四人帮”到中共十一大：揭批“四人帮”运动，开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认识的艰难历程

1976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号召全党紧密团结起来，开展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为正确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提供了契机。

由于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华国锋等不敢触及毛泽东晚年错误, 更缺乏彻底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胆识，担心会“有损我们的旗帜”, 会影响毛泽东的形象, 会带来社会的不稳定，甚至把“四人帮”的极左说成是极右, 更不让触及中共“十大”以前的问题，给揭批“四人帮”设置了种种障碍和禁区。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明确指示：要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避开天安门事件；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12月5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 指出: 凡纯属反对“四人帮”的人和案件应给予彻底平反。凡不是纯属反对“四人帮”而有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文化大革命”或其他反革命罪行的人, 绝不允许翻案。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发表的《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不仅严重阻碍了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也极大妨碍了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正确认识与总结。

然而，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纠正在“文化大革命”中造成的冤假错案，澄清“批邓、反击右倾方案翻案风”的是是非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正如胡耀邦所说，“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

针对“两个凡是”方针带来的恶果，还未复出的邓小平在1977年4月10日致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的信中，委婉地表达了对“两个凡是”的不同看法，“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句话包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 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同时必须是准确和完整的, 不是错误和片面的。这句话成为以后起草《历史决议》所遵循的评价毛泽东、概括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准则。

邓小平关于准确、完整认识、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没有被当时的党中央接受。在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上，华国锋作政治报告，虽然高度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片面和错误的总结，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说成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报告对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文化大革命”采取完全肯定的态度，高度赞扬“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被载入史册。

报告虽然对揭批“四人帮”斗争进行了初步总结，批判了“四人帮”宣扬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顺应了民心，但没有摆脱过去路线斗争史的老路，认为“我们党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第十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从思想理论上来说，就是围绕着坚持还是篡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来展开的。这是这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报告将刘少奇作为第九次路线斗争的代表，与林彪和“四人帮”代表的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并列，并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提出以3次路线斗争为主线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历史的任务，“要认真组织力量研究党史，学习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经验。”

华国锋的报告虽然对“文革”时期的历史进行了错误的定性，但提出了研究、学习和总结这段历史的任务，为准确认识、总结这段历史拉开了序幕。

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取得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认识与总结的重大突破

按照中共十一大的要求，1977年10月9日，叶剑英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讲话，把中共十一大提出的总结三次路线斗争经验的任务交给了中央党校，希望在党校的同志和在党校学习的同志，用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着重研究“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

为贯彻落实叶剑英的讲话精神，中央党校决定把“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史作为中共党史课的主要内容，组织在中央党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干部集中讨论“文化大革命”以来党的历史。针对讨论中遇到的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认识和判断历史是非的焦点问题，从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并主持工作的胡耀邦，在12月2日召开的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明确提出：这十几年的历史，不要根据哪个文件、哪个同志讲话，还要看实践，要用真正的毛主席思想，通过实践检验分析。首次提出了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为破除“两个凡是”的束缚，正确认识、总结历史指明了方向。

按照这个原则，胡耀邦指导撰写了《关于研究第九次、第十次、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若干问题》的学习文件，并于1978年4月发给学员，组织学员讨论。根据讨论情况，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决定由孙长江撰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1978年5月11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光明日报》头版发表。文章自始至终没有点“两个凡是”，但是实际上揭示了“两个凡是”的反马克思主义实质，击中了它的要害。文章发表后，不仅引发了人们对真理标准问题的热烈讨论，也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极大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为重新认识和总结文化大革命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指导下，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20余年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再三指示全党，要把工作中心转到经济方面和技术革命方面来。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领导我们党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后来被林彪、“四人帮”打断了，破坏了。此外，由于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工作指导上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也妨碍了党的工作中心转变的完成。公报对工作重点转移的阐述实际上就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的初步总结。

全会对毛泽东作出一分为二的评价。全会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对自己的评价。全会提出的一分为二评价毛泽东的原则，既是“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批判，也成为后来正确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所遵循的基本原则。

全会还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些重大历史问题予以重新评价。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文件，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会议指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够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和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

但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党内分歧仍然比较严重。邓小平对此态度也比较谨慎。他指出: “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 总要总结, 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 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 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 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 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邓小平的这个意见后来写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指出，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主要是鉴于苏联变修，从反修防修出发的。至于实际过程中发生的缺点、错误，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认识，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勿忙地进行。这既不影响我们实事求是地解决历史上的一切遗留问题，更不影响我们集中力量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当前最伟大的历史任务。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突破了中共十一大提出的以三个路线斗争来认识和总结“文革”以来历史的束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没有对“文革”以来的历史作出全面的总结，但提出了认识和评价历史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为正确认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指明了方向。

三、从理论工作务虚会到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进行初步总结

针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出现的思想分歧，进一步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经叶剑英提议，1979年1月，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在对历史问题的高度关注中，理论工作务虚会与会者明确提出了希望党中央尽早启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0 年历史的总结，形成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的建议。他们指出: “在这个新旧历史时期的交替时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有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看来，仍然是毛泽东同志主持下制定的一个光辉的文献。它总结了历史经验，弄清了路线是非，使我党在后来的一段时期里没有犯重大错误。新中国成立30年来，很多是非问题没有澄清。三中全会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但问题还很多，很有必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时期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澄清重大是非，统一全党认识。”

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对过去的一系列理论、政策进行了探索和讨论, 为中央解决历史问题提供重要参考的同时，另一种倾向也开始冒头，出现了借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而否定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言论, 社会上发生“西单墙”“非毛化”等混乱现象。面对这种情况, 在理论工作务虚会的第二阶段，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从总结党的历史的角度看，邓小平的讲话既是对理论工作务虚会涉及的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理论问题作出的明确回应，也成为认识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指导思想。

面对党内外强烈要求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呼声，中共中央也予以明确回应: “对过去三十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 应当在适当的时候, 经过专门的会议, 作出正式的总结。但是,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的时候, 有必要给予初步的基本估价” 9月10日, 邓小平对讲话稿提出了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指导总结30年历史的意见：“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 要在坚持四项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 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 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 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 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 讨论并通过了叶剑英的国庆30周年讲话稿。9月29日，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作了讲话。

讲话对过去30年作出初步的、最基本的估价：“总起来看, 在过去30年的大部分时问里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从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样，依靠这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战胜了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纠正了自己工作中的错误，终于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重新走上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为了避免造成过去大部分时期都是在犯错误的印象, 讲话对新中国成立30年的历史阶段按十七年、“ 文革” 十年进行了粗线条的划分。对十七年的整个阶段作了肯定, 对“ 文化大革命” 只是在必要的范围内作了一个简单的描述, 对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年则肯定“在政治上的成熟程度” 超过了过去的27年。为了避免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的争论, 讲话在有些事情的叙述上没有完全按时间的次序, 没有完全按编年史的写法。

讲话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功绩, 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按照邓小平的意见, 通篇没有把对毛泽东错误的批评落在字面上。讲话强调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领导作用，着重说明，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毛主席确定的。关于毛泽东思想，讲话放弃了夸大其世界性意义的不实事求是的提法, 恢复到了七大的定义，即“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 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关于“文化大革命”。讲话延续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观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 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 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林彪、“四人帮”利用了这个错误, 把它推向极端, 制造和推行了一条极左路线。讲话放弃了过去“极右”的说法, 以大量篇幅对他们的极左路线作了全面分析批判。

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既充分肯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又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国家的光明前途作了论证，加强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认识统一。”

限于当时的条件，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还不可能过多地涉及一些历史敏感问题。它列举党和国家领导人时没有列人刘少奇的名字, 论及“ 文化大革命” 也没有深入阐释, 对不少历史上的是非问题没有提出一个很明朗的说法。党中央这样做的基本考虑是为了专心搞四个现代化, 不要在历史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但总的来讲, 讲话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很大突破,基本上理清了问题, “在原则上把是非分清楚了, 仅仅在责任上没有作具体说明”。

四、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胜利完成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进行全面总结的任务

叶剑英国庆讲话引起的强烈反响，使邓小平认识到, 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 必须马上进行, 不能再等了, 否则就会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就会影响四个现代化建设。1979年10月30日, 胡乔木、邓力群召集有关人员会议传达邓小平的谈话: 常委研究，准备为明年五中全会、六中全会和后年十二大做准备工作。起草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 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邓小平宣布, 决议的起草工作在中央常委领导下进行,邓小平主持, 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组织实施。他还说, 有了国庆讲话, 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 考虑具体化、深化。

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确定总原则、设计结构到判断是非、修改文字，他都倾注了极大的精力, 作出13 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其中有9篇已经收入《邓小平文选》)。其中，尤以1980年3月19日的谈话最为重要。在这次谈话中，他明确提出决议起草的三条指导方针：第一, 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 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 是要对解放以来历史上的大事情, 哪些是正确的, 哪些是错误的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第三, 就是要通过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一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

由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始终困扰着人们的认识。7月3日上午书记处会议上，胡乔木就落实邓小平的意见提出一个解决难题的方法：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加以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加以批判。胡乔木这样一区分，为打开起草局面找到了一把钥匙。

既要纠正毛泽东建国后所犯的“左”倾错误特别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晚年严重错误，又要充分肯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一个“建国以来”的时间和空间里，很难取得平衡，毕竟毛泽东直到逝世，还在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对此，1981年3月，陈云在约见邓力群时，提出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 年历史的段落的建议。他指出：“《决议》要按照小平同志的意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有了党的整个历史， 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 把毛泽东同志在六十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那么，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说毛泽东同志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 就更能说服人了。”按照陈云的意见，决议稿加了一个部分——“前言”，简略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28年党和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全会经过充分讨论, 一致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 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历史决议》共分八个部分，阐述的基本内容主要有三条：

第一，分五个阶段对新中国成立32年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总结，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分清了功过是非。关于“文化大革命”，《历史决议》进行彻底否定：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对此，毛泽东要负主要责任。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等于彻底否定毛泽东。《历史决议》强调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在彻底清除“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同时，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第二，科学地论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本人的思想与毛泽东思想作出明确的区分，并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历史决议》坚决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并对毛泽东思想的多方面内容以及贯穿于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了科学的概括，从而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左”的和右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维护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

第三，肯定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正确道路，并作出十个方面的概括，进一步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党的工作继续前进的方向。

1981年7月1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这是献给建党60周年最重要的礼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工作胜利完成。

《历史决议》既使全党在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上形成共识, 在极大统一全党思想的同时, 也极大解放了全党思想；又以当前的工作为中心, 着眼于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开辟未来发展的道路。将“统一思想”和“开辟道路”鲜明地结合在一起, 由此形成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总结历史的基本方法, 标志着党对自身历史的总结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