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 发端于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集中开展于1963年至1965年间，不了了之地结束于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生后。这场社教运动是由毛泽东亲自提出的。浙江地处东南国防前线、与台湾隔海相望，解放前一直是国民党苦心经营多年的“模范省”，解放后，又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浙江的社教运动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格外重视。

　　浙江的社教运动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62年10月至1963年5月为第一个阶段， 贯彻八届十中全会精神，进行社教试点；1963年6月至1964年春夏为第二个阶段，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初步开展社教运动；1964年下半年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为第三个阶段，先后贯彻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修正草案）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全面开展社教运动。

　　浙江的社教运动既体现了全国社教运动的共性，又因为毛泽东的关心指导和其他地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而带有一些浙江的特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社教运动3年多时间里，毛泽东17次来到浙江，这占了他一生所到浙江次数的近三分之一；这17次中，他总共在浙江工作、生活了约220个日日夜夜，也接近他一生中浙江岁月的三分之一。可见他对浙江社教运动的关注和重视。

　　一

　　1962年10月至1963年5月为浙江社教运动的试点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五次亲临浙江。

　　试点阶段的工作是比较稳妥的。1962年10月5日至24日召开的省委工作会议决定，从1962年冬起在全省开展一次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放在改造“落后队”。自此，全省农村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试点工作，经历了三个小阶段：1962年11月到12月上旬为第一阶段，围绕冬种，纠正分田单干，巩固集体经济；12月上旬到春节（即1月25日）前为第二阶段，围绕年终分配，开展群众性的民主理财运动；从1963年春节以后到3月上旬为第三阶段，围绕备耕工作，抓生产和劳动规划，解决集体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还普遍进行了基层选举。到3月上旬，全省共有4000多个试点大队开展了社教运动。

　　1962年冬1963年初， 毛泽东南下视察，1月到浙江。但此行只有湖南和河北两个省委的领导向他汇报了社教运动的情况，而包括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在内的其他省市的领导都没有十分注意这方面情况，这让毛泽东感到担忧。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强调：国外问题，决定于国内问题，国内工作是基础。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2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准备在大区书记到京时专门讨论社教问题。当月，浙江省委常委会就决定，分别为中央工作会议准备财贸、工业、计划、精简、“五反”等方面的材料；并提出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不要等中央工作会议，现在就可以搞，工厂中整厂要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农村中整社也如此，要围绕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

　　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普遍进行一次以“四清”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江华在参加会议期间就给在杭州的省委领导打电话，要求“‘五反’始终都要抓增产节约，‘五反’首先在省级机关搞，现在就准备。”农村社教要“普遍进行教育”，“应该在春耕前作好试点工作。”

　　3月10日，根据试点经验，省委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的通知》，社教运动在全省普遍展开。《通知》规定，运动的重点是生产大队书记以上干部。重点解决大量存在的生活特殊化，走后门，不劳动，多吃多占，铺张浪费以及作风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等问题。运动中要坚持“三不主义”（即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不抓辫子）。同时强调，社教运动要始终围绕春耕生产进行，一面提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解决“单干风”与集体化的关系问题。一面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发动群众，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0天后，省委又发出《关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指示的部署〉的通知》，开展了城镇的“五反”运动。《通知》要求第一批开展“五反”的有省级、地专级、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党政军民机关78个单位，19604人，在3、4月间进行，其中在省级机关展开的共有50个单位，5401人。到5月上旬，浙江的“五反”运动已进入反铺张浪费、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阶段；其中，领导干部“洗澡”已基本结束；地委和省辖市机关，也已经开展了“五反”运动。

　　1963年4月11日至17日，中共浙江省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会议依据中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指导思想，着重强调社会主义时期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进一步指出要在城乡人民中全面开展社教运动和“五反”运动。

　　到了四五月间，毛泽东很快觉得，指导全国农村社教运动，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全面阐明指导整个运动需要解决的一系列思想认识问题和具体的方法、政策，使全党统一认识，保证社教运动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为了起草这个文件，毛泽东频繁往来于杭州、上海之间，几次与浙江省委领导谈话，要求大家认真准备与此相关的材料，以供参考。浙江省委办公厅于4月下旬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十分重视浙江的这些做法和经验， 在杭州会议期间，几次肯定浙江的做法。5月7日，在主持讨论“前十条”文件稿时，毛泽东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5月8日晚上，毛泽东在住地召集会议时，再次说道：“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5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浙江的这七个材料时，将封面上的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并一口气写了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毛泽东指出：“浙江省这七个材料，都是很好的。文字也不难看，建议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社，给干部们阅读。可以从中选两三件向识字不多的干部宣读和讲解，以便引起他们的注意，逐步加深广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对于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的认识，减少许多思想落后的干部的抵抗和阻力。”他强调：“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  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他指出：“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的七个材料作为“前十条”附件七印发。

　　这次杭州会议召开于5月2日至12日。“前十条”的文件在5月2日前已由彭真主持写出第一稿。各大区书记到后，彭真和他们一起讨论、修改了两次。毛泽东看了以后，觉得不够尖锐，没有提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便于5月7日指出：“可以不要那么长，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问题”，“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劳动这样一套”。5月8日，毛泽东连续批发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和原载《中南通讯》的河南、湖北、湖南的四个文件，并在会上再次讲了认识问题。陈伯达根据这些意见又将文件做了修改，并将毛泽东对浙江省七个材料的批语放在文件的最后。5月10日，毛泽东将这个文件稿作了反复修改，主要是在前边加上了关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大段话，并将题目定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一共10条，经5月1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5月20日正式发出。毛泽东批示过的20件材料，作为文件的附件。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在此前后写的许多批语以及“前十条”，归纳起来主要强调：农村搞“四清”、发动贫下中农，就是挖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提出社教运动主要抓五个问题：即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其中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

　　可以看出，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的“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发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前十条”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指导全国社教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制定于杭州，结合了浙江的一些社教实践，对全省的社教运动无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前十条”发布后，全省各地重新训练干部，进行试点，为大规模开展社教运动进行准备，浙江社教运动也由此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二

　　1963年6月至1964年春夏，是浙江社教运动的初步开展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三次亲临浙江。

　　1963年6月，浙江省委根据“前十条”精神，重新部署了全省农村的社教运动。在指导思想上，一方面省委向中央检查了对于阶级斗争长期性、复杂性、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以及社教运动的深刻意义认识不足，理解不深，思想右倾；忽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这个主要矛盾，没有认识到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等问题，表示今后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另一方面，仍然强调社教运动的直接目的，是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认为大量的矛盾仍然是人民内部矛盾，把敌我矛盾看成是主要矛盾，也不符合浙江实际。因此，要求全省各地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生产进行；要在社教运动中，坚持“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的方针，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把社会主义教育调动起来的积极性，组织到生产实践中去，集中力量争取农业丰收。

　　在具体部署上，一是重新训练干部，组织好社教运动的队伍。要求9月底前，抓紧省、地、县三级领导骨干的训练，然后根据运动开展的情况，训练一部分区和公社的干部，以及少数大队支部书记。二是省、地、县领导亲自动手，搞好试点。计划秋收以前，全省共搞10个试点，即：由7个地委和杭州市委各搞1个试点公社，省委直接抓萧山县和诸暨县枫桥区2个点。三是入冬以后，在取得县、区、公社试点经验基础上，分期分批逐步展开。四是强调“前十条”不仅运用于农村，也适用于城市、机关，“五反”要根据“前十条”精神来开展。这个时期浙江社教试点的特点是以地委为单位，集中县委书记搞点。

　　这个时期，由于全国农村社教运动试点过程中，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打、跪、罚站、乱搞斗争等违法乱纪现象，有些地方还发生了自杀、逃跑事件。对此，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后十条”，一方面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团结95%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的重要性，规定了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等基本正确的政策。“后十条”第一次在中央正式文件中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此后，中央和地方各级机关分别派出大批工作队，宣读“双十条”，在试点的基础上，在部分县、社开展大规模的社教运动。据此，浙江省委对全省社教运动又作了进一步的部署，组织在全民中宣读“双十条”，强调要把干部训练好。要求农村的社教运动，点面要统一安排；各县除了组织一部分力量，进行试点以外，要认真抓紧面上的工作；试点工作主要是使县一级的多数干部和一部分区、社的领导骨干取得经验，为以后分批展开作好准备。要在公社、生产大队建立俱乐部，把俱乐部建成社会主义教育的阵地。要把社教运动和各地的生产、科学实验密切结合起来，力争运动既不走过场，也不出乱子。

　　9月至10月间，浙江省委对城市“五反”和工业社教运动的试点工作，也进行了总结和重新部署。已经进行的试点情况表明，干部队伍总的来说是好的，但暴露出来的问题也是严重的。特别是干部生活特殊化、多吃多占、“走后门”、铺张浪费，群众意见极大。干部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也相当严重。不少领导干部长期不过组织生活，不接受群众监督，不管思想政治工作，骄气、官气、暮气十分严重。因此，省委认为，开展“五反”运动必须着重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加强阶级斗争观点，端正无产阶级立场；必须首先解决领导骨干的问题；必须坚持教育人、改造人的方针。同时强调，县级机关的“五反”运动，主要是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改进思想作风，搞好“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努力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目标。到11月份，省级机关的“五反”运动，大多数单位基本结束，“五反”运动的重点陆续转向县级机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视察了包括浙江在内的部分南方地区的。10月29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关于贯彻落实“双十条”的工作情况汇报，并征求了对“后十条”的意见。11月 6日，毛泽东与刘少奇、邓小平一起，在杭州召集会议，集中讨论修改“后十条”。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农村社教运动，应当点面结合去做最有利，要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为此，会议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是扩大宣传规模，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级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二是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双十条”的宣讲工作，他为找到一个推进社教运动的方法而感到高兴。经过一路征求意见并不断进行修改，11月16日，毛泽东回到北京后批准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以中发[63]745号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直至基层支部。

　　在这次杭州会议上，毛泽东还谈了1963年农业方面的情况，他了解到华东是个丰产区，浙江的农业又处在华东的第一位。毛泽东要华东的同志，不仅考虑今年丰收，而且要考虑明年怎么上去，要鼓励，不要下来，使得明年的农业更加有起色。关于“双十条”的宣传，毛泽东特意问浙江的同志说，你们行不行，会不会出乱子，浙江的同志回答说，一点乱子不出也不可能，但比以前有经验了，大乱子是不会出的。毛泽东还谈到浙江的情况，他要求浙江的同志要研究明年的条件，是不是比今年更好，除了气候、旱、涝、虫灾现在还不晓得外，其他条件总是要比今年好一些。毛泽东再三嘱附浙江的同志要多创造一些条件，力争把农业搞上去。

　　会议结束后，江华就主持省委常委会议，传达会议情况，研究工作部署。从11月到1964年2月，浙江面上的社教运动，受教育的面，按户计算，农村、城市都在90%以上；按成年人计算，农村在70%到80%，城市在80%到90%。期间，全省社教试点104个单位，真正动手的有95个单位。试点的大体搞法是：通过评功摆好，评比总结，评出先进单位，找差距，订出1964年生产计划，通过找“三大革命运动”的差距，揭出问题，就问题学习“双十条”。在评功摆好中发现积极分子，为扎根串连作好准备。在这个基础上再进行“三史”（即家史、村史、社史）教育。问题揭出后，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处理。为了进一步抓好试点工作，1964年2月26日，省委作出《关于轮训农村基层骨干的决定》，要求对全省公社党委书记、副书记和生产大队支部书记，争取在今后三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普遍轮训一遍，重点学习毛泽东著作和党的建设基本知识。这一时期浙江社教试点的特点是以县为单位搞点。

　　与此同时，全省在县以上机关也先后开展了“五反”运动，共在62个工业企业和10个财贸企业进行了“五反”试点工作。1964年3月，省委又对全省的“五反”运动进行了部署，要求分四批进行：第一批，1964年6月前，基本上完成省、地、市党政机关的“五反”，工业搞好第一批单位的“五反”，同时，搞好财贸、文教卫生、农林和以小城镇为单位的“五反”试点。第二批，1964年9月前，基本上完成县级党政机关的“五反”，同时，再完成一批省、地、市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单位的“五反”。第三批，1964年年底前，完成县以上全民所有制的工业、手工业、财贸、文教卫生、农林等单位的“五反”，搞好社会上反投机倒把斗争。第四批，1965年4月前，对各系统的“五反”进行一次复查，作必要的补课和扫尾工作，结束整个“五反”运动。

　　在指导各地开展社教运动过程中，毛泽东十分注重典型示范，推广经验。总结和推广“枫桥经验”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事例。1963年7月，浙江省委工作队、省公安厅工作组，联合在诸暨县枫桥区开展社教运动对敌斗争阶段试点，到10月底基本结束。公安部领导来浙江视察时，发现了枫桥区没有捕人的经验，就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十分高兴地说：“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并指示要好好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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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公安部组织调查组到枫桥进行调查，并帮助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总结经验。调查核实后，主持起草了《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即“枫桥经验”。其主要内容是少捕人、矛盾不上交，依靠群众，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即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人）改造成新人。不久，公安部负责人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题为《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11月22日，毛泽东就这个发言稿批示：“……在文字前面讲几句介绍性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好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随后中央在1964年1月和1965年1月两次发文要求推广这一经验。从此，“枫桥经验”在全国进行了推广。

　　1964年的4、5月间，毛泽东再到杭州，这次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宣传、贯彻“双十条”，继续了解农村社教运动，对运动中提出的问题作调查研究。

　　4月28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江华、霍士廉（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林乎加（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开会，听取工作汇报，并就社队企业、核算单位、粮食政策等问题发表了意见。汇报中，江华、霍士廉说到，省、地、县于1963年将“五反”中的“前三反”都搞完了，有一部分“后两反”还未结束，县只搞了常委。工厂只搞了几十个工厂，“五反”搞完的只占3%，准备1964年7月搞完县的“五反”；林乎加也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搞得慢一些，是全国最慢的。毛泽东插话说：“你们经验还不足。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5%，‘五反’还只进行了3%，‘无证民不信，不信民不从’。搞典型才有证据，才能说服人。”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他认为“六十条”对社办企业和劳力投资规定不超过2%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法律就是承认既成事实的嘛！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看来基本核算单位要扩大一些，生产队平均17户有的适合，有的不适合，但马上改变有问题。粮食政策再宣布三年不变好了。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集市贸易）不要动。说到多种经营，毛泽东说，你们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当说到农村政策时，毛泽东说，变要从下边变起来，要变先从下边变，上边慢变。谈话中，毛泽东还要求浙江省委动员干部参加“四清”工作，并尽量压缩机关干部。

　　半个月后的5月14日，浙江省委常委会通过了一份致中央、主席并华东局的《关于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两个问题的报告》。报告于5月23日发出，题目改为《省委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深入研究了全省第一批社教运动的24个试点公社3144个生产队，进一步巩固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使人民公社能够逐步增加积累，自力更生，扩大再生产的问题；二是如何使基层干部能够始终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防止在集体经济组织中形成特殊的管理阶层的问题。报告引起了中央的重视，5月27日，刘少奇作出批示，要求总结过去的经验，订出一些严格的制度，经过典型试验，然后由省委、地委有领导有计划地分期分批地去办。

　　1963年冬至1964年春夏，浙江农村社教运动和城镇“五反”运动，逐步兴起高潮。这个时期的运动，虽然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指导方针，以致造成许多严重的消极后果，但还没有放松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经济建设依然取得了发展。因而，浙江的社教运动在实践中仍然起到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转变干部作风，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完成了1963年的增产节约计划，并随着各种学习活动的开展，形成了较好的社会风尚。1964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社教会议，肯定浙江的社教工作搞得比较好，比较强调质量。

　　三

　　1964年下半年起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为浙江社教运动的全面开展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九次亲临浙江。

　　1964年5、6月间，中央工作会议认为，全国基层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共产党的手里，提出要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追查“四不清”干部在上面的根子。6月26日到7月9日，浙江省委举行常委扩大会议，对城乡社教运动进行再部署。决定到第二年春耕前社教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训练干部，总结经验，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委真正取得领导权。在9月底以前，首先解决县以上各级领导骨干的问题。继续搞好现有的试点，在农村，下半年要搞好正在进行的115个公社，同时复查此前已经搞过的24个公社；在城市，要搞好已经有工作队的大工厂、大学校、大商店。在整顿机关，搞好试点的基础上，组织城乡社教队伍。这个基本队伍，在农村要有8000人到1万人。来源是：从公社以上各级机关中抽调，再吸收5000名左右的有培养前途的农村支部书记、大队长和年青的党团员（经过锻炼挑选一部分作为基本队伍）。在城市，需要1000人左右。主要是从工业、财贸、文教等行政单位中抽调；同时也可以从基层企业中抽调一部分政治工作干部。

　　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刘少奇主持修订并经毛泽东批改的“后十条”修正草案。这个修正草案对形势估计更加严重，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的主要形式”；认为这次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有些地区还要“认真地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还规定“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这些对运动影响很大，造成了对基层干部打击面过宽、打击过重，以至混淆敌我界限的“左”的错误。

　　为了解和掌握农村中社教运动的进展情况和“后十条”修正草案下发后的落实情况，毛泽东开始了又一次的南下视察，并于9月9日到达杭州。此次在杭州期间，毛泽东数次召集会议，十分强调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在毛泽东看来，搞好社教一是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二是要看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解决了，还是没有解决；三是要看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四是要看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五是要看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就地改造；六是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毛泽东在此前后也比较强调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问题，提出了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的五条标准。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还几次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同志关于深入开展“四清”工作的情况汇报。为贯彻5月中央工作会议及“后十条”修正草案的精神，把城乡社教运动引向深入，推向高潮，浙江省委从6月到9月，连续召开了常委会议、常委扩大会议、城市社教运动试点座谈会、农村社教工作会议等会议。不断检查对阶级斗争严重性认识不足，对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存有怕乱、怕后遗症等所谓的右倾思想。就在此次毛泽东离开杭州后，省委当即于9月20日给中央并华东局报送《关于今冬明春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部署的报告》，对全省的社教运动作了进一步的部署。决定城乡社教再搞5至7年，搞深、搞透、搞彻底。决定把社教运动作为“当前全党的中心任务”，组织有2.6万人参加的城乡社教工作团，分别由江华、林乎加、赖可可（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和吴宪（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等带队下点，领导试点单位的社教运动和全面工作。决定这年冬和第二年春的社教运动，农村在萧山、诸暨、上虞3个县，城市在杭州市江干区重新试点。明确社教内容统一为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这一时期浙江社教试点的特点是全省集中搞3个县、1个渔区和城市的1个区。上虞、诸暨、萧山3个县工作团共有25780人，连同舟山渔区工作团和杭州江干区工作团，总共有30682人，其中各级干部24018人，大学生6225人，文艺界439人。至此，全省各县1964年以来已经开展试点的有115个公社，1916个大队，其中正处在“四清”阶段的有75个公社、1253个大队，其余的公社和大队，正分别处在对敌斗争或组织建设阶段。

　　10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浙江省委四届二次会议对全省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不切实际的估计和分析，认为阶级斗争在领导机关和基层单位、党内和人民内部、文化艺术和教育战线等都严重存在；在领导干部和劳动人民中间，“还出现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新富农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因此，“不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有一部分基层单位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在这“左”的指导思想和“左”的举措支配下，全省试点单位都出现了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基层干部中思想作风、多吃多占、官僚主义，乃至支持“包产到户”等问题，统统上纲为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表现，同时还不分错误大小，搞人人过关，严重扩大了打击面，影响了冬季生产，并使不少县的养猪量等急剧下降。

　　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制定、通过了 “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尽快解放干部，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的“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纠正扎根串连等神秘化和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等规定，这些在浙江省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整个运动开始向好的方面发展。但是，“二十三条”又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更“左”的观点。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中，就有江华在上虞蹲点的报告，报告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而且很难找到有多少单位的领导权还在我们手里。”

　　“二十三条”下达后，浙江省委贯彻的主要举措有：一是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各地用公开“贴布告”方式和训练骨干，向城乡群众广泛宣传“二十三条”，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交给群众。二是着重提高对运动的性质和重点的认识，使广大干部、群众明确了方向，消除了顾虑，自觉纠正怕犯右倾错误、宁“左”勿右的思想，提高了革命和生产两个积极性。三是充分发动群众，正确对待犯错误干部，团结了两个95%。四是按照“二十三条”精神，对县、社、大队和生产队的领导核心，试点企事业的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深入的考查和整顿，培养和提拔了一批新生力量，发展了一批新党员。五是强调“革命运动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始终都注意抓生产、抓生活，把调动起来的群众积极性引导到生产建设上来。六是在加强点上工作的同时，还召开了面上工作座谈会，贯彻“二十三条”精神。强调面上工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生产为中心，主要任务是抓生产建设，争取农业更大丰收，争取国民经济一年更比一年好。会后，在省、地、县三级专门组织了一支为中心工作服务的工作队，有力地加强了对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由于以上原因，浙江大多数地方冬季生产、春耕准备、植树造林、发展集体副业，以及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都比往年搞得好。1965年秋，3个县、1个区的“四清”运动试点工作基本结束，省委决定，农村的“四清”运动逐步向杭（州）嘉（兴）、宁（波）绍（兴）、金华3片发展，争取在3年之内，完成全省三分之一以上县的“四清”运动。城市“四清”运动逐步向杭州、宁波、温州再到嘉兴、衢州等地，分期分批展开，争取在1967年底前基本搞完。

　　1965年6月1日，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11日，他在杭州召集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上海、浙江、山东、安徽、福建等省市委领导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等参加的会议，结合形势，主要谈了粮食和生产问题。当月15日至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有周恩来、彭真、李先念、陈毅、罗瑞卿、薄一波等人参加的会议，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期计划的一些问题的汇报。在杭州会议上，他强调，第一对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在杭州期间，毛泽东还对浙江的社教运动进行了调查了解和指导。

　　据此，6月中下旬，浙江省委常委会对1965年下半年开展的社教运动迅速作出部署：除萧山、诸暨、上虞3个县争取在当年结束外，下一批开展社教的试点单位有：余杭、杭州市郊区、平湖、海宁、海盐、新昌、嵊县、余姚、慈溪、镇海、宁波市郊区、东阳、义乌、永康、缙云、嵊泗、以及杭州、宁波、温州3个城市。开展的公社有660个，组织工作队34000人。会议还通过了各工作团团长、副团长名单。同时认为工作队还要进一步扩大，区级机关的干部，除了山区、经济作物区以外，都到工作队去，公社书记2人抽1人，书记社长2人抽1人，每个县，至少达到400人以上。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运动的领导，8月，又成立了省委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领导小组，由江华、陈伟达（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吴宪、赖可可、陈冰（时任浙江省委常委）、薛驹（时任浙江省委委员、省委副秘书长）组成，陈伟达任组长。至此，全省已经搞好和正在开展社教运动的有20个县市，近1千万人口，占了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开展的地方主要是全省人口和粮棉油麻等农产品比较集中的地区。

　　在开展社教过程中，浙江省委比较注意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当年7月9日，省委办公厅整理的《当前农村工作中瞎指挥、强迫命令的几个事例》中，列举了余杭县永健公社、温州市郊天河公社瞎指挥、强迫命令的问题，指出：发生上述问题的地方，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13日，省委转发了这个材料，要求各级党委引起高度重视。27日，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以《认真严肃地纠正农村工作中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为题转发了浙江的材料。中央的批示指出：这个材料，对全国来说都有意义，希望各地随时注意，加以检查，不管哪里，凡发现有不切实际的瞎指挥，都应认真严肃地予以纠正。

　　当年7月28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编印的《群众反映》第51期上登载的《四清队员的一些意见》中，就有浙江省委工作团一队员的反映，他认为：目前已到夏季大忙季节，可是这里的“四清”运动还在进行。群众不止一次地向工作组反映：“农忙时间，生产这么紧张，夜晚哪里熬得了！”“最好农忙季节不要搞，到农闲再搞。”工作队员也很疲劳，入夏以来，大家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对此，毛泽东作出批示：这个问题值得注意，你们是如何部署的，盼告刘少奇同志和我。

　　实际上，也差不多从这之后，虽然各地的“四清”运动仍在抓紧进行，但毛泽东对这场运动已经不太感兴趣了，在他看来，这场运动连同文化战线已经进行的批判，都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因而他开始转向酝酿和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各地的“四清”运动已无法进行。1966年12月15日，中央发出《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四清”运动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浙江全省共抽调31378人，其中脱产干部20735人、大专学生10643人，农村青年4739人，参加点上的社教运动。共抽调厅局长级干部72人，处长级279人，18级以上干部225人，共计500多人，占同级干部总数的26.9%下乡蹲点。地委常委74人中，蹲点的34人；县委常委共539人，蹲点的229人。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也于1965年9月带领军区机关和歌舞团，到浙江嵊泗参加“四清”运动，并在马关公社蹲点。至1966年上半年，浙江约有近三分之一的地区结束了城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社教运动是在人民公社体制内，在不从根本上触动公社体制弊端的前提下，反对这种体制所产生的农民自发倾向和农村基层干部权力异化这两个基本矛盾。所以，运动一方面“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又“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做了某些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另一方面，运动对农民“自发倾向”频频打击，又干扰了调整以来活跃农村经济的种种努力。

　　在毛泽东的推动和指导下，浙江城乡三年多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与全国一样在政治思想上具有越来越“左”的共同趋势外，又有浙江自身的基本特点。一是浙江省委老是检查右倾思想，认识始终滞后于中共中央“左”倾指导思想的发展。二是虽然强调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在具体工作上还是比较注重以发展生产为中心，抓生产、抓生活。三是重视贯彻正确或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注意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四是强调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坚持教育人的方针。五是重视试点实践，坚持稳步发展。

                载于《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专题文集》第一辑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8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