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  温州以发展个体私营、股份合作制经济为主，  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子。但这一路子在当时却备受争议，“温州模式”在不断的争论中最终成为农村经济发展道路的又一选择。本文叙述了“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并分析了“温州模式”的成因及“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人民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在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从温州的实际出发，勇于改革试验，不断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颇具特色的发展之路，被理论界称为“温州模式”。“温州模式”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备受争议，但“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温州模式”初露端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不再被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为了摆脱贫困，温州农民一方面开始进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非农产业，另一方面能工巧匠和众多的小商小贩纷纷外出谋生，温州农民就此迅速地拥有了初始的资本积累。此时正值国家商品短缺，群众对低档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巨大，温州农民就发挥自己善于制造小商品的优势，如服装、鞋帽、低压电器、眼镜、编织袋、商标牌等。仿佛是一夜之间，以家庭工业为支柱的各种经济组织，像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浙南大地。与此同时，由小商小贩等演变而来的10万购销员在全国各地千方百计为家庭企业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并把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带回温州，组织千家万户再进行生产。家庭工业的发展使温州农民找到了一条走向致富的路子。

　　但是，温州探索经济发展的路子走得并不顺利。当时全国上下虽然经过了思想解放的大讨论，发展经济必须解放思想成为共识。但怎样的思想必须被解放？什么领域必须被改革？尚没有可以比照的先例，人们的头脑中居主流地位的观念是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计划经济，而且计划经济必须“为主”，即使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也必须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而温州个体私营企业四处出击 “挖墙脚”，民间贩运异常活跃，对公有制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出于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担心、忧虑，对个私经济的“不共戴天”，指责的声音越来越大。不少人认为温州个私经济，是在“刮资本主义歪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典型”，即使在温州当地对此也存在严重分歧。

　　对于温州经济打击最大的一次是在1982年。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浙江省委工作组进驻乐清市柳市镇，以“投机倒把”和“扰乱市场秩序”等罪名抓捕人称“八大王”的8名个体户。  “八大王风波”如同一片乌云笼罩在温州的上空，温州的经济随即出现了徘徊不前的状况。当年，柳市镇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下降53.8%，温州全市工业总产值比上年仅增长2.5%。为改变这一局面，这年12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召开“专业户”、“重点户”先进代表会议，表彰“两户”代表，并提出了鼓励扶持“两户”的政策。1984年，中央下发一号文件，提倡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此后，乐清“八大王”得到平反。“八大王”的平反，使广大干部群众消除了顾虑。正好这一年，温州被列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对外开放城市之一，这使温州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更加振奋，思想更为解放，城乡商品经济随即向广度与深度发展。到1985年，全市农村家庭工业户达13400户，农村工业总产值21亿元，其中以生产小商品为主的家庭工业10.7亿元，占50.9%。家庭工业的从业人员达到30多万人。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温州各地逐步形成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具有地方特色的专业化加工生产群体，成为温州当时农村商品经济的一大特色，也拉开了农村工业化的序幕。但鉴于当时政策上尚存在种种限制，家庭企业多采取挂靠集体企业或戴“红帽子”的方法开展经营。

　　在发展家庭工业的同时，温州市为发展城乡商品经济，恢复了农副产品市场，开放和创建了一批工业品市场。瓦市、虞师里、巽山、上陡门等一批农副产品、粮油市场被开放，1982年开放市区铁井栏工业品市场，这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第一个工业品市场。此外，温州人还创建了一批市场。如据传在1979年，一对浪迹天涯的叶氏兄弟在外地一家纽扣厂门口捡到一堆次品扣，带回永嘉县桥头，数年之间，桥头竟冒出了上千个经营纽扣的摊位。1983年2月，桥头纽扣市场正式营业。像这种靠着温州人特殊的商业敏感而创建的市场不在少数。渐渐地温州形成了一批区域性规模经营的产销基地，至1983年底，形成了十大专业市场。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将温州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第一个高潮。到1984年，全市城乡市场发展到393个，其中专业市场135个。这些大大小小的市场沟通了全国的流通渠道。

　　以商促工，以工带商，温州的专业市场和家庭工业互相依托成为温州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两者的发展又带动了运输、金融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促进了小城镇的崛起。1978年，温州还只有18个建制镇，至1985年，建制镇即发展到83个。其间最典型的是苍南县龙港镇的建立。1984年，苍南县农民在鳌江口南岸几个小渔村的基础上，率先运用市场机制搞城市建设，建成了被人们称为“中国第一座农民城”的龙港镇。渐渐地，温州的家庭工业开始向这些镇的园区集中，人口向镇区集中。小城镇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温州农村工业化、商品化的历史进程。

　　温州以个体经济为主，通过发展家庭工业和兴建专业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呈现出了“村村点火，家家冒烟，全民皆商”的发展态势，形成了温州独特的发展路子。“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为基本特征的“温州模式”初露端倪。此时，中国高层和一些研究人员也在思考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解决农民的温饱之后，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安排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温州的发展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1984年底，经济学界有人提出了“温州模式”这一概念， 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在一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报道称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并配发了《温州的启示》的评论员文章。这样，“温州模式”的名词，就第一次出现在了媒体上。

　　 “温州模式”在关注中破壳

　　“温州模式”提出后，政府官员、经济学家、媒体记者开始大量关注温州，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国内形成了一个研究和讨论“温州模式”的高峰。他们对“温州模式”褒贬不一、誉损不一。争论的焦点在于公有制是不是占主体，因为这关系到姓“社”姓“资”的问题。

　　当时，对温州这种发展模式持怀疑和否定的居多。但温州发展模式却得到了浙江省委的支持，1984年12月召开的省委七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省委认为温州的发展是符合本地和浙江实际的。1985年8月，浙江省委书记王芳亲自带领调研组到温州。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完成《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调查》一文，发表于《红旗》杂志1986年第3期上。文章认为温州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新路子，总的说来，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它对于振兴农村经济，促使广大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已经产生了显著作用。这篇调查报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温州再一次掀起了发展商品经济的热潮。

　　温州的发展和对温州发展方式的争论引起了中国最高层的关注。1985年底至1986年上半年，赵紫阳、费孝通、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的领导纷纷来温州考察，他们大多对“温州模式”持肯定态度。

　　温州的发展也成为理论界最热门的研究课题。有的认为“温州模式”是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是符合社会主义方向的；有的认为对“温州模式”要加强引导，促进规范；也有的认为温州经济成份中资本主义经济成份超过了社会主义经济成份。

　　就在“温州模式”备受关注的时候，全国各地农村、企业的改革步步深入，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面对现状，温州出现了不同类型的股份合作企业。1986年，除数量可观的个体、私营企业外，有股份合作企业10413家，工业总产值占当年全市乡镇工业企业总产值的71.5％，全市工业总产值的27.8％。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温州经济格局。由于政策的限制，这些股份合作企业多数挂“乡办”、“镇办”企业。

　　温州市委、市政府对民间出现的股份合作企业，采取鼓励、支持的政策。1986年5月中旬，新华社在《内部参考》发表了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关于温州农村第二步改革的设想：继续放手发展农村的个体经济、私营企业与股份经济；允许经营大户在经营、雇工数量上不受限制。

　　此时，中央开始考虑农村第二大战略部署的问题。1987年9月，温州被国务院列入全国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试验区中心任务是“探索一条主要依靠群众自身力量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其重点是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温州市为全国唯一的利率改革试点城市。

　　试验区被批准后，温州开始进一步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格局。1987年8月至1992年，温州市政府连续出台了《温州市挂户经营管理暂行规定》、《温州市私人企业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等8个地方性行政法规。其中有关“个体挂户经营”、“私人私业” 、“股份合作”等3个行政法规，为中国首创，它们从制度上保护了个私企业、股份合作的合法性。这些规定颁布以后，那些“戴红帽子”的企业，纷纷改为私人企业或合股企业。就在1988年，温州的私人企业或合股企业注册户比前一年增加了3倍，“股份合作”这种企业形式在瑞安、乐清等地均达到50%以上的比例。在此期间，温州进行了乡镇（街道）企业的产权明晰化试点工作，又在苍南县桥墩门啤酒厂和炎亭冷冻厂进行股份合作企业规范化试点。

　　试验区的实行，温州再次引来了从中央机关到各省、地（市）、县的政府官员、体改谋士和经济学家，一时间温州人满为患。为有利于温州市各级政府和人民集中精力开展经济改革，1988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各地立即停止到温州参观考察的紧急通知》。

　　然而，人们对于温州姓“社”姓“资”的争论还在继续，温州市场的无序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温州企业生产了大量“假冒”伪劣产品，并“闻名”全国。如上世纪80年代中期，温州鞋被戏称为“晨昏鞋”，一时投诉铺天盖地。1990年，原轻工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将温州产皮鞋列为重点整治对象。同样，柳市生产的低压电器也成为被整治的对象，同年，国家七部委对柳市的低压电器进行了治理整顿。苍南的假商标、永嘉的假广告、瓯北的劣质阀门……那几年也频频被媒体曝光。打击温州“假冒”伪劣商品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1989年政治风波前后，对“温州模式”的争论更为公开和激烈。人们批判的锋芒再次转入到“意识形态”。温州被一些人看作是“和平演变”的例证，并引来了中央、国务院四次派调查组到温州进行调查。中南海派员四下温州在温州发展史上抹上了浓重的一笔，但各界对温州的争论并没有停止。

　　对温州经济发展中各种问题的争论，给温州的改革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温州市委、市政府面对改革问题上的争议，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因为出现不同声音甚至反对声音就轻易放弃试验。1991年7月，“全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研讨会”在温州召开，这次会议使温州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制度走向了全国，使之成为1992、1993年全国各地党政领导和代表来温州考察的热点，成为全国乡镇企业制度改革的一种新形式。

　　温州再次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就在这段特殊日子的前后，乔石、李瑞环、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来温州视察，为温州的发展进行把脉。

　　1992年2月，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同年，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围绕“温州模式”展开的以姓“资”姓“社”为焦点的争论逐渐淡化。

　　而此时，温州也完成了第一次创业。温州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并存发展的格局；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形成了国家、集体、个人和外资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形成了专业市场为基础，全国市场为目标，“小商品、大市场”的格局；发展了农村小城镇，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使农村与城市之间发生了结构的变化；产业结构从“一、二、三” 变成了“二、三、一”；造就了一批企业家；人民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的历史性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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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州模式”在创新中发展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浙江省委对温州发展模式进一步统一思想，肯定了温州经济发展格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强调结束过去，不再争论向前看，号召全省干部解放思想，大胆探索，支持和保护广大群众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允许试，允许闯，允许发生失误。1994年1月，温州市委、市政府发出《关于开展“第二次创业”的决定》。第二次创业的基本内涵是：经济体制从计划与市场“双轨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发展从外延扩张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化；市场趋势由内向型向外向型发展，从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接轨；农村城镇化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人民生活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变。二次创业以来，“温州模式”向更加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方向发展。

　　在企业制度结构上，开始向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是企业集团演变。1996年8月，地处乐清市柳市镇的浙江长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由股份合作制企业发起组建的规范化股份公司，标志着温州企业开始告别“家庭时代”，向现代企业制度迈进。在股权结构上，少数规模较大的企业，开始出现了从集中持股向适当分散持股转变的倾向。与持股结构的变化相适应，这类股东相对较多的企业基本上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执行机构之间互相分离、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更为规范。

　　除了组织制度的创新，温州企业的变化还表现在：一是一些传统产业出现了产品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的趋势。像低压电器行业，逐步向低中高压成套装备转变；制鞋行业开始向鞋机制造延伸。二是加大了科研和新技术开发的力度。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温州的企业加强了与国家重点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开发新技术。2006年4月，温州市召开了全市自主创新大会，并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企业自主创新。现在不少企业的新产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三是积极引进国内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加快技术改造，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

　　企业产品竞争从主要靠“以价取胜、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以品牌取胜”转变。面对假冒伪劣产品，温州市委、市政府果断采取了“打击、堵截、疏导、扶持”的方针，对生产伪劣产品的家庭作坊、无证企业，坚决清理注销，同时对质量优良、管理规范的企业给予重点扶持。1993年，温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质量立市、名牌兴业”的战略口号，实施“358”质量系统工程，通过3年、5年、8年的努力，使温州的主要产品质量达到省内、国内先进水平，进而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5月，温州市召开质量立市万人大会。10月，出台《关于温州市质量立市实施办法》。经过几年的努力，多层次的质量管理监督体系已经形成，区域性的“假冒骗”基本绝迹。1996年，温州制鞋业“重生”了。一个崭新的名字――“中国鞋都”出现在温州。如同皮鞋一样，低压电器、阀门等温州生产的其它产品也都历经了风风雨雨走向成熟，并站在全国同行的前列。2005年温州市获得“中国品牌经济城市”称号。至2007年末，全市拥有80个“中国驰名商标”，38个“中国名牌产品”，157个“国家免检产品”，34个国家级生产基地。

　　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纽带的市场营销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是由专业市场为主转变为以代理销售和连锁专卖为主。二是由本地专业市场为主转变为内外市场相结合。在发展本地市场的同时，在外的温州人纷纷在当地经商办厂建市场。至2008年，在外温州人超过200万，投资逾3000亿元。三是由有形市场为主转变为有形和无形市场并举。

　　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温州在其他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一是进行了城乡一体化的试验。1992年5月，温州先后确定龙港、柳市两镇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试验区。8月，又制订了关于重点工业卫星镇的有关政策规定，批准建立瓯北、灵溪等为重点工业卫星镇，并赋予它们某些县级经济管理权限，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城镇建设，加快了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二是从1992年8月开始，   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股份合作基金会在苍南县试点的基础上得到大力推广。这项试验，缓解了农村资金的需求矛盾，推动了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

　　三是在基础设施建设中，温州市政府大胆改革传统的投融资体制，运用市场化机制，使社会投入成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的主渠道，如集资建造飞机场、合资建设金温铁路和集资建造东海长堤，都是全国首创。温州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有人称之为“人民城市人民建”，也有人戏称为“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

　　此外，温州各项社会事业在这一阶段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全面推进，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1991年7月1日起，温州正式实施全社会一体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全国最早实行社会保险一体化的城市之一。

　　“温州模式”正演变为不断创新的发展模式。在经济方面逐渐建立起新的秩序，在社会事业方面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温州全面实现了从生存命题到发展命题的跨越，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总体小康的跨越。

　　2007年2月，温州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实现第三次跨越的奋斗目标。报告说：第三次跨越的基本内涵是，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为要求，以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为路径，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努力实现由经济大市向经济强市跨越、创业城市向创新城市跨越、平安城市向和谐城市跨越。随着这一轮创业创新活动的展开，“温州模式”必将随之而有新的发展。

　　“温州模式”形成的原因分析

　　温州三面环山，一面靠海，交通不便，陆域资源贫乏，是什么原因使温州建立起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特色经济呢？

　　⒈受传统的手工业制造技巧和经商传统的影响。温州地处我国东南边陲，历史上较少受到封建皇权以及重农轻商正统传统文化影响。温州人素来以善于经营手工业、商业著称，被称为“其货纤靡，其人多贾”。从东晋南北朝开始，温州积淀了一代代的能工巧匠，泥水匠、木匠、鞋匠、编织匠、弹棉郎众多，刺绣、雕刻等工艺发达。唐朝开始商业初具规模，并逐渐成为温州、台州、丽水及闽东一带的商业中心。这就使温州具备了久远的经商传统和手工业制造技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人就利用自己制造小商品的工艺技巧，依靠由小商小贩等演变而来的10万购销员在全国各地为家庭企业推销产品或采购原材料，并把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带回温州，逐步形成了有鲜明区域经济特色的皮鞋、服装、打火机、眼镜、灯具、纽扣、低压电器、标牌徽章、编织袋、塑革等产业基地。

　　⒉温州人的功利主义理念及其坚韧的开拓创新精神。温州有注重事功、讲求实利的区域性文化传统。南宋时，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鼓吹“通商惠工”，批判“抑末厚本”、主张“功利与仁义并存”。19世纪末，号称“东瓯三先生”的陈虬、宋恕、陈黻宸等人，更是为工商业的发展大声疾呼。陈虬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宋恕则主张“减税振商，集股振工，薄赋振农”。这奠定了温州人重实际、讲实利、求实效的功利主义理念。温州人为了追逐商业利益，常常远走他乡。从明清两代起，温州人就外出经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濒海而居和闯荡外地的传统，孕育了温州人敢于冒险、敢于吃苦和善于应变的精神，也形成了温州人向外用力的思维定势，开拓性与创造性极强，冒险与进取精神并重。温州人凭着改革的胆识和创新的实践，敢闯敢冒，敢为人先，赢得了先发性优势。

　　⒊生存压力带来的强烈致富欲望。温州人多地少，1978年全市人均耕地只有0.53亩，只及全国同期平均水平的1/3左右。历史上温州是个手工业城市，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国家对温州的投入一直很少，1949-1978年，国家对温州的总投资仅5.59亿元，是全国人均投资最少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的国有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35.7%。城市经济基础薄弱，加上境内多为高山深壑，与外界往来只有水路一条，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的城市又相对较远，从而使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的有效辐射。1978年，温州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也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又决定了温州难以通过发展乡村集体企业来安排农村劳动力和摆脱贫困。由于内源不足与外援不力，温州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群众生活极其贫困，曾出现“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荒，洞头靠贷款吃饭”的现象。因此温州人有强烈的摆脱贫困的欲望。一有机会，他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杀出一条摆脱贫困的血路。

　　⒋当地党委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30年来，温州党委政府始终把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把中央和上级的精神同温州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温州发展中出现新生事物的时候，市委、市政府冷静观察，审时度势，以实践为标准，或明或暗保护和调动群众改革发展的积极性。温州30年的发展，既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更靠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走出了具有温州区域特色的发展路子。

　　 “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

　　“温州模式”在形成过程中虽然备受争议，但“温州模式”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⒈“温州模式”促进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温州模式”促进了温州农民迅速脱贫致富奔小康，促进了温州农村工业化进程，促进了温州农村城镇化的发展，促进了温州综合经济实力的增强，促进了温州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⒉“温州模式”的形成使农村经济发展的道路多了一种选择。温州农村经济发展之路，彻底地突破了农村发展的传统模式。它的成功表明，依靠群众自己的力量，通过发展商品经济，充分释放农村各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农民在经济上能求得解放。我国农村地域辽阔，情况千差万别，发展很不平衡。交通运输服务设施、经营管理水平，农民素质等等，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就是在同一地区差别也很大。“温州模式”的出现，表明了中国农村发展决不只有一种模式，更不是固定不变的。

　　⒊“温州模式”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温州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表现在：在供、产、销决策方面，温州农村抛弃了原来集中决策的方式，形成家庭和企业的分散决策结构；在调节手段方面，以市场调节为主；在信息传输方面形成横向传输为主、纵向交错的网络结构；在发展动力方面，生产经营者的物质利益与经营成果直接相联系，物质动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诸如此类对经济体制改革或多或少具有参考价值。

　　⒋“温州模式”对全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温州人创造了一条中国农村能够最经济、最有效地开始工业化的道路。温州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备受海内外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模式”成为各地竞相借鉴和学习的一种“模式”，在全国遍地开花结果。在外温州人“风风火火闯九洲”，他们的经济活动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引人注目、蔚为壮观的经济现象，温州人在外地创业，不仅带去了稀缺的资本、技术和经营人才，更重要的是输出了“温州模式”。温州现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区域经济现象，更在于“温州人走到哪里，发展到哪里”的创业效应。“温州模式”不仅带动了温州和各地经济的发展，也加快了温州和各地的城乡一体化步伐。

　　⒌ “温州模式”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温州模式”在理论上冲破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要不要搞市场经济的禁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践经验实例，为中央有关部门制订政策和起草法规提供了依据。

　　总之，“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动了温州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全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起了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带动了全国各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载于《全国党史系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