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工作重心暂时转入农村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提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应由乡村移到城市。但是浙江解放伊始，农村匪情严重，致使“我占城市，敌占农村”，造成城市吃粮困难，金融不稳，物价暴涨，社会秩序混乱。面对严峻局面，1949年6月15日， 中共浙江省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实事求是、创造性地贯彻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决定7至9三个月全省除必要力量领导城市工作外，党的大部分力量暂时转入农村，把发动群众，领导剿匪、反霸斗争，开展生产自救，合理负担，完成征粮作为农村工作的四大任务。10天后，省委进一步明确了这一方针。这样明确地提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的方针，在华东地区是首例，浙江的做法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首肯。     当年9月10日，省委召开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会议，提出农村工作由四大任务，扩展到减租、组织群众大多数等六大任务。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工作，打开了农村工作的局面，取得了农业丰收，同时也解决了主要土特产的滞销困难，促进了城市工业生产的恢复并有所发展，度过了解放初期最困难的岁月。1951年3月省委第六次扩大会议后，党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城市。 

　　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宪法》    1953年12月27日至1954年3月14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他带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北山路84号30号楼进行起草工作。1954年1月9日，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制定了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 2月17日完成草案初稿；随后主持起草小组通读通改，于当月24日完成二读稿；26日完成三读稿；3月9日完成四读稿。在杭州期间，毛泽东不仅主持起草工作，还亲自对宪法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写了不少批语。宪法起草工作参阅了各种不同制度国家的宪法，倾注了毛泽东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也体现了毛泽东安邦定国的雄才伟略。这部根本大法草案，后经几次修改，在同年9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该宪法规定了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宣布了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浙江重大工业建设成就  浙江解放后，为了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中共浙江省委不失时机地进行最急需的工业建设。长兴煤矿的修复和浙江麻纺厂、黄坛口水电站等工程的相继动工兴建，拉开了浙江工业建设的序幕。1956年下半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浙江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省委在1956年年7月的第二次党代会上作出了“充分发掘本省的经济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决定，向全省人民发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1957年4月，浙江第一座27立方米高炉在绍兴动工兴建，同年11月炼出第一炉铁水，这标志着浙江现代冶金工业的诞生。同年，在浙西衢县动工兴建浙江第一座大型化工联合企业――衢州化工厂（现为巨化集团公司），填补了浙江有机化工和化肥工业的空白。也是在这一年，开始动工兴建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设的大型水力发电站――新安江水电站，为江南地区社会主义建设增添了新的动力源。从1957年底开始，浙江钢铁厂（现为杭州钢铁集团公司）、杭州锅炉厂、杭州重型机械厂、杭州汽轮机厂、杭州轴承厂、杭州玻璃厂等一批重点项目在杭州半山区动工兴建。这些骨干企业的建成投产，为后来浙江经济的飞速发展，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在杭州制定    1955年11月中旬，    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研究农业发展规划，拟就《农业十五条》。后在天津增加了两条，成为《农业十七条》。12月以后，毛泽东又一次来杭，制定《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956年1月4日，毛泽东将17条扩充为22条。1月5日至9日，毛泽东召集杭州会议，作进一步讨论，于7日前扩充到36条；7日，增加到38条；8日，又增加两条，共形成40条，定名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以后，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交由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1月26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纲要》着重规定：粮食每亩平均产量，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达到800斤。以后《纲要》虽经多次修改，但粮食亩产400斤、500斤、800斤的12年奋斗目标和各项增产措施并未再作改变。 

　　“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  1956年，浙江京昆剧团新编了昆剧传统剧《十五贯》。该剧揭露批判了主观臆断和循规蹈矩的官僚作风，歌颂了实事求是的精神。该剧首先在北京广和剧院演出，受到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4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看了这出戏后，大为赞赏。19日，周恩来看后接见了全体演员，夸奖浙江做了一件好事，“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他还出席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的有200多位著名人士参加的《十五贯》座谈会，指出：“《十五贯》的演出复活了昆曲”， 它“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会后《人民日报》以《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为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从4月10日到5月27日，该剧在北京共演出46场，观众达7万人次，还出现了全国各地剧院竞相搬演的情景。浙江京昆剧团也因为这出戏而受到了国家文化部的表彰。 

　　中国农村改革的探索――永嘉“包产到户”   1956年5月，经过中共温州地委农工部负责人首肯，中共永嘉县委针对农业生产管理中的弊端， 从生产责任制入手，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在县委书记李桂茂的领导下，    县委副书记李云河带领工作组到雄溪乡（后改为塘下乡）燎原社进行“包产到队， 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的责任制试点，后来定名为“包产到户”。试点工作因为符合当地实际，成效显著。“包产到户”加强了社员的责任心，提高了生产质量，实现了按劳动质量和数量计酬，是加强农业生产的好办法。当月，永嘉召开全县高级社社长千人大会，部署全县进行包产到户的多点试验。全县有225个合作社实行了‘包产到户“，并被温州地区1000多个社、17.8万户家庭广泛接受。次年1月，省委召开会议肯定了永嘉的经验。但随后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和对“包产到户”的讨伐，一些领导受批判、受处理，永嘉县甚至有10余位农民被判刑。浙江农村的第一次”包产到户“探索就此夭折。但永嘉包产到户的实践和理论，对于中国农业集体经济模式的探索和形成，以至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枫桥经验”   1963年7月,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省公安厅工作组，联合在诸暨县枫桥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阶段试点，到10月底基本结束。公安部领导来浙江视察时，发现了枫桥区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没有打人，更没有捕人的经验，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作了汇报。11月毛泽东两次批示，予以充分肯定，要各地仿效，推广去做。随后中央在1964年1月和1965年1月两次发文要求推广这一经验。从此，“枫桥经验”走向了全国。改革开放后，枫桥人民坚持“枫桥经验”的精神实质，依然走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现了社会综合治理的良好效果。1998年浙江省委再次肯定和推广新的“枫桥经验”，这一经验在“平安浙江”建设中更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

批转全国的浙江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1963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编印了《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呈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材料有7个，即青田县、余杭县五常公社、瑞安县隆山公社生产大队和平阳县城西公社党委书记廖锡龙、宁海县越溪公社越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应四官、金华县汤溪公社汤溪大队党支部书记陈双田、桐庐县俞赵公社俞家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严如湛等干部参加劳动的典型材料。5月9日，毛泽东在批转这7个材料时，将封页上的题目改为《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   并写下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批语中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后来，这个批语连同浙江省的7份材料作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的附件七印发。 

　　《中美联合公报》在杭州修订草签   1972年2月26日，周恩来陪同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夫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访问杭州。晚宴结束后，周恩来和基辛格在拟定于1971年10月的《中美联合公报》（草稿）的基础上，连夜又着重针对双方争论的焦点，即有关台湾问题的表述进行了修改。27日上午，周恩来与尼克松在西湖刘庄的八角亭草签了《中美联合公报》。虽然如此，但双方争论的焦点并未完全达成一致，直致下午才在上海正式达成协议并公开发表，由此中美关系掀开了历史性的一页。《中美联合公报》指出：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方面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别国无权干涉”。美国方面声明“在台湾海峡两边所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公报》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开辟了新的前景，对缓和亚洲及世界局势做出了贡献，给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解决浙江问题的中共中央〔1972〕16号文件   1972年3月21日，中共中央通知浙江省委和驻浙部队的有关负责人先后到北京开会。会议揭发批判了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以及对浙江的严重破坏。在此基础上，4月21日，会议向中共中央提交了《浙江来京开会同志关于继续深入开展反对林陈反党集团斗争的请示报告》。4月25日，中共中央将此报告作为〔1972〕16号文件下发。两天后，中共中央决定，谭启龙、铁瑛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主持中共浙江省委工作。5月3日至7月28日，浙江省委集中揭批陈励耘及南萍、熊应堂在浙江推行的极“左”路线，进一步全面展开批林整风运动。通过整顿，浙江的国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1973年，全省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40.6亿元，比上年增长6%。工业总产值达到82.99亿元，比上年增长11.5%，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纠正浙江“双突”问题的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    1975年6月20日至8月4日，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重点研究处理“批林批孔”和“双突”问题。7月13日，会议向中共中央、毛泽东报送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15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讨论。17日，中共中央批准作为中发〔1975〕16号文件转发。19日，省委工作会议开始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同时确定杭丝联、杭钢、杭州齿轮箱厂等8个大厂作为纠“双突”、批派性、增团结、促生产的试点单位。省委以点带面，在全省逐步形成批判派性、纠正“双突”，整顿组织、恢复发展生产的高潮。通过进一步贯彻落实上述一系列措施，全省先后共清除突击发展的党员14004名，省内绝大多数停工停产的工矿企业恢复了生产。1975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131.02亿元，比上年增加0.3%。其中工业产值74.52亿元，比上年增长3.9%，农业总产值为56.5亿元，比上年下降6.3%。 

　　宁波“四大工程”建设  宁波“四大工程”是指宁波港（包括宁波老港区、镇海港区和北仑港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兴建的第三个深水良港）、浙江炼油厂（现为中国特大型炼油化工股份制企业――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发电厂和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该项目1979年因国家压缩基建而下马）等四项重点工程。建设始于1974年，是浙江人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排除极“左”思潮的干扰，全省动员，同心协力，上马建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首次以宁波为中心的大规模建设的开端。它的建设发展，为浙江交通、能源、燃料化工等基础设施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宁波以后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盐秦山开创中国核电新纪元   秦山核电站30万千瓦核电机组是中国第一座自行设计、建造、营运的压水堆核电站，位于浙江省海盐县秦山山麓，杭州湾北岸。1970年2月8日由周恩来总理提出，1983年开始建设，30万千瓦核电机组1991年12月首次并网发电，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七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首座核电站的国家。曾被国家领导人邹家华题词为“国之光荣”；吴邦国题词为“中国核电从这里起步”。2004年5月，我国自主设计、自主建造、自主管理、自主运营的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秦山二期核电站建成，实现了核电国产化的重大跨越。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工程，也是中国和加拿大两国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是我国建造的首座商用重水堆核电站。秦山三期重水堆核电站一号机组已于2002年12月投入商业运行；二号机组已于2003年7月投入商业运行。整个核电站建造周期比合同计划提前3个多月，不仅创造了我国核电站建造周期最短的纪录，也创造了国际重水堆核电站建设周期最短的纪录。 

　　河姆渡遗址――江南史前文明的发现   1973年冬天，浙江省余姚县罗江公社农民在姚江边的河姆渡口开挖翻水站时，不经意挖出了深埋地下7000个春秋的史前文明――河姆渡遗址。河姆渡遗址是一处属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聚落遗址，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共叠压着4个文化层，堆积厚度达4米，淤泥层层堆积下的数量众多、丰富多彩的文物记录了长江以南最早先民的辉煌文明。遗址中出土有各种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和原始艺术品6700余件。并发现了丰富的水稻栽培和大面积木结构建筑等遗迹，以及驯养的猪、狗、水牛和捕猎的野生动物遗骸，采集的植物果实等遗存。展示出当时这一地区灿烂的原始农业文化。河姆渡遗址是“河姆渡文化”的命名地，是长江下游新石器中期文化的首次发观。它的发现，为研究当地新石器时代农耕、畜牧、建筑、纺织、艺术等方面和中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有力地证明了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明的摇篮。 

　　乡镇企业在浙江的异军突起  浙江的乡镇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显现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有了长足的发展；80年代中期以后，又经历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受到了邓小平的充分肯定，他说：“乡镇企业样样都有，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都有，浙江的乡镇企业搞得不错。”1992年之后，浙江乡镇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乡镇工业总产值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93年达到“半壁江山”，1995年达到“三分天下有其二”，1996年达到“四分天下有其三”，1997年上升到“五分天下有其四”，1998年达到84%。1998年，全省乡镇企业总产值突破万亿元大关，达到10108.76亿元，总资产达到4977亿元，分别比1978年增长了464倍和290倍。全省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增加值、营业收入、利润总额、税收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居全国首位。2003年，浙江乡镇企业从业人员首次突破千万人大关，达到1082.7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8.78%。 

　　中国农民第一城――苍南龙港  1983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复同意中共苍南县委、县政府《关于建立龙港镇的报告》，开始了中国农民第一城的建设步伐。“用农民城镇农民建”的思路开发建设龙港镇， “人不分东西，地不分南北，欢迎大家进龙港”，吸引各方能人进城投资，自筹资金建设新龙港。他们突破长期以来土地无偿使用的制度，以收取公共设施费和劳动力安置费的形式，为农民自筹资金进城建房开辟了绿色通道。同时鼓励先富起来的农民离乡离土，将户口迁入龙港镇，成为自理口粮的常住户口在龙港镇建房、建街、建市场、办厂经商。农民城迅速建成，居民人口、工农业总产值和人均收入分别从当初的7812人、311万、401元，发展到1999年的10万人、64.3亿元、7365元。现在的龙港镇已成为苍南县的经济中心和温州市的第一大镇，也是国务院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城镇，国家科委星火计划密集区和温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试验区。 

　　温州模式的形成发展  1985年5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刊发《温州三十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指出：温州市农村家庭工业蓬勃兴起，短短几年，已创出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此后，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温州单家独户的家庭工业开始向股份合作制转变，以期通过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的形式，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温州模式具有以家庭工业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生产经营方式的基本特点，其本质是充分竞争条件下的市场化改革。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全国发生的数次有关姓“资”姓 “社”的争论中，温州模式总是首当其冲，80年代曾有“要看资本主义到温州”之说。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人们对温州模式的非议和担心随之烟消云散。 

　　个体私营经济蓬勃发展  个体私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它的形成是较大的生存压力、较少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和较强的商品经济意识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改革开放以后，温州、台州等地的人民群众走上了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的发展道路。在省委、省政府的积极扶持和引导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浙江的个体私营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等4项最能反映民营经济实力的指标，到2006年已连续9年居全国第1位。到2003年，浙江私营企业总数已达30万家，居全国第2位；浙江的个私经济增加值列全国首位。2006年，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浙江占202席，连续第9年位居全国之首；在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自主创新50强中，浙江占18席，也居全国第1位。 

　　股份合作制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台州、温州等地单家独户的家庭工业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承袭传统的“打硬股”的办法，将资金、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联合，以股份合作制的方式扩大企业规模、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市场占有率，共同抵御市场风险，首创了这一经济组织形式和产权制度。1982年6月，温岭县工商局率先给牧屿工艺品厂等4家企业正式核发了“联户企业”的营业执照，使得股份合作制企业在浙江取得了全国最早的独立的合法身份。90年代以后，省委、省政府将股份合作制在全省农村的各个领域推广，极大地提升了浙江经济的竞争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从“市场大省”到“市场强省”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率先发展以专业市场为特色的各类商品市场，并由此实现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20多年来，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对于推动浙江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使浙江赢得了“市场大省”的美誉。为了做大、做强浙江的市场，省委、省政府积极引导全省商品交易市场，按照流通现代化的要求，推进交易方式和功能创新，发展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业态。截至2006年底，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4064个，年成交总额8247亿元，其中消费品市场成交额4860亿元，生产资料市场成交额4064亿元，已连续16年居全国榜首。年成交额超亿元市场538个，超10亿元市场125个，超百亿元市场13个，在全国前100家商品交易市场中，浙江有27个，居全国第1位。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成交额连续15年分列全国同类市场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