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枫（1905——1950），出身宁波镇海一个富裕家庭。她自幼聪慧美丽，深受父母宠爱。1921年入读宁波女子师范学校后，忠厚善良的性格和乐于助人的品德，为她带来了极好的人缘，并认识了革命生涯中很重要的“启蒙”人——同窗好友陈修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宁波学生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在陈修良的影响下，朱枫也参加了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在陈修良的鼓励下，朱枫来到上海，做起了家庭教师，努力学习英语，还师从沙孟海学习书法，准备做一个新女性，走向更为独立自由的人生。

1927年，朱枫依父母之命，远嫁沈阳，丈夫是奉天兵工厂的工程师陈绶卿。她成了四个孩子温柔的继母，度过了平常而安宁的几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沈阳迅速沦陷。面对猝不及防的灾难，一大家子人返回千里之外的镇海老家。第二年丈夫突然得了霍乱，数日后便撒手人寰。年轻的朱枫从继母成了寡妇。她经受住命运的打击，把家庭的重担和种种现实问题都处理妥当。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国破家散的朱枫走出原先的生活圈子，投入救亡宣传活动。她长于教歌，为了更易于群众接受，特意先教岳飞名篇《满江红》和老百姓熟悉的《木兰辞》。她组织的歌咏队唱红了镇海。她组织青年在县城隍庙戏台表演《放下你的鞭子》《保卫卢沟桥》等节目，使多少镇海人为之动容，乃至热泪盈眶。她借镇海民众教育馆举办义卖展览，出售多年创作和收藏之金石、书画、手工艺制品，所得款项全数捐献抗日团体。心灵手巧的她还在家开办镇海工艺传习所，教授自上海、南京返乡青年，组织3个“货郎担”形式的“抗日宣传小分队”，边售货边进行抗日宣传；遇到敌机轰炸，小分队就与同济医院一起救护在日机轰炸中的伤员。朱枫善于组织、长于经营、活动能力强的特色展露无遗。也是在抗日救亡宣传中，朱枫与朱晓光逐渐相恋，并成为一对革命情侣。朱家三兄弟彼此以岁寒三友的“松、竹、梅”相称，朱晓光为“梅君”。后来，朱枫一直称她的爱人为“梅郎”，而“霜重色愈浓”的“枫”则代表着朱枫的坚贞不渝。

1937年底，朱枫、朱晓光夫妇从镇海到达武汉，次年初参加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一扇更加宽阔、更加敞亮的窗户向朱枫打开了。她用变卖家产所得，向书店投了500元资金。说是投资，实质上是对党的出版事业的无偿捐献。这对于资金十分窘迫的书店来说，实在是雪中送炭。

当时武汉的形势也开始吃紧，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很多老百姓纷纷外出逃难。有了身孕的朱枫前往湘西，后又举家回到浙江金华。在金华，朱枫又一次慷慨解囊，解决了义勇队初建时的经济困难，还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

1939年秋，朱枫与朱晓光一起奔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朱枫一面管门市，一面向野外上大课的学员供应书刊，有空还旁听讲课。

1940年，朱枫奉命疏散至浙江金华。金华新知书店被查封后，她接受新任务前往日寇占领的上海。这期间，为解决大后方革命出版事业的物资和经济困难，她变卖母亲留给她的3克拉钻戒，采购印刷物资，并亲自押运绕道香港、大亚湾、沙鱼冲等地，溯东江转运至广西桂林。朱枫带来的这些印刷物资，大大充实了新知书店桂林办事处。后来桂林办事处事业发展，成立西南印刷厂，成为桂林印刷出版的重要支柱和党领导的重要文化据点。朱枫在书店主管邮购出纳。就在她全身心投入党的文化事业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发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朱枫的丈夫朱晓光被囚禁于上饶集中营。

为了营救丈夫，朱枫星夜兼程，赶到上饶。她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当时，朱晓光身患疟疾，脸上长疮，备受折磨。朱枫乔装打扮，前后三次进出上饶集中营送钱、送物、送药。次年春，朱晓光越狱成功，辗转来到浙江云和。朱枫得知消息，喜不自胜，回云和接应。之后两人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在桂林安置孩子后，朱枫陪伴丈夫奔赴重庆。当时新知书店在民生路开了一家珠江食品店，为新知书店赚取周转资金，接济书店出版事业。食品店更重要的是作为南方局领导和大后方文化界人士商谈工作的联络据点。朱枫辛苦经营，白天当“堂倌”，晚上理账目。她俨然“阿庆嫂”模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只要是“自己人”来商谈工作，立刻延揽到二楼雅座入席。对入店的众多顾客，她都能应付自如。由于她处事谨慎，遇事机警灵活，珠江食品店作为党的机关，从未暴露。

1944年初，朱枫夫妇奉调回到沦陷区的上海。不久，朱晓光奉命去鲁南根据地工作，朱枫则独自留在上海筹建新知书店的副业同丰商行。10月，同丰商行遭敌人破坏，大部分同志被捕，被拘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这是朱枫第一次入狱，她经受残酷刑审考验，守口如瓶，尽管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的坚贞、无畏，达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境界。

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朱枫被释放了。之后，朱枫冒险在晚上潜入书店，把藏在暗处的重要材料、一些存款和支票本、账册等取出来，以便接应在狱中的同志，并对陆续获释后去根据地的同志提供路费等。经过这番考验，1945年春，朱枫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兼管情报部门，巧妙周旋于国民党财、军、警上层人物之间，保护党的事业和同志安全。通过合理运营，千方百计增值牟利，并以刻苦生活节约的工薪与积蓄，无私捐助革命事业。1948年秋，朱枫接受组织安排，又前往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香港当时聚集着民主党派和文艺界知名人士。朱枫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他们回归大陆。她住在九龙弥敦道，只占一间挨着厨房的小房间，却精心布置，接待了不少朋友。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朱枫归心似箭，急于回到上海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但当时，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急需建立和台湾地下党的联系，考虑到朱枫机警灵活，在岛上又有社会关系，就要求她去执行这项秘密任务。朱枫去台湾，是革命的需要，也是命运的使然。朱枫的一个继女陈莲芳，小名阿菊，早年就随着在国民党电台工作的丈夫王昌诚辗转各地，1949年五六月间，陈莲芳给身在香港的朱枫写信，说自己刚生了孩子，欢迎朱枫去台北家里小住。这封信也成了朱枫从香港到台湾去的最直接理由。

于是，领受任务的朱枫在结束香港的工作后，只身毅然赴台。根据组织安排，她在台湾单独联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和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负责将许多重要军事情报送回大陆。在台湾，朱枫很快开展工作，她每周六以“陈太太交涉药店事宜”的名义，来吴石家取情报，周日再送给蔡孝乾。前后不到40天，朱枫很快完成了任务，而在国民党后来公布的资料显示，朱枫等人在40天内的7次会面，就将当时国民党空军各大队番号、驻地、飞机种类、架数等记录，炮兵团、战车团的数量，装备大炮、坦克多少以及官兵人数、长官名册、枪械表和防区的军事态势图等情报调查清楚。

1950年1月14日，朱枫照常给上海的朋友写信转给丈夫，她在信中写道：“约有一周至旬日可留”，全家团圆胜利在望。就在朱枫准备离台返沪之际，1月29日，蔡孝乾被捕叛变，他曾经在一张钞票上记下了朱枫的联络方式。也就是这张写着继女陈莲芳家电话号码的钞票，让特务们顺藤摸瓜发现了朱枫。

此时，机警的朱枫已经转移。当时，台湾全岛戒严，吴石冒险给朱枫签发了“特别通行证”，帮助朱枫抵达尚未解放的舟山群岛定海。但保密局通过通行证知道了朱枫的去向。朱枫隐蔽于沈家门存济医院，天晴的时候，从舟山可以看到大陆。此时，朱枫回家的路只差最后一步，但国民党在舟山驻有重兵，岗哨密布，当时又找不到合适的船只回大陆，朱枫只得滞留在舟山。14天后，朱枫被跟踪而至的国民党特务抓捕。

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朱枫知道获救无望，决定以死相拼。1950年2月26日晚，朱枫要了一杯热水，趁看守不注意，把金锁片和金链条分开，又把金镯子折为两段，和着热水吞入腹中。巡查的敌人发现了异常，立即对其进行抢救，还调来一架飞机将她送回台湾救治。

此后，国民党对朱枫软硬兼施，进行拷问，这位出生富家、生活优越的女共产党员面对严刑拷打，百般诱降，始终坚贞不屈。最后，国民党“特别军事法庭”对朱枫等人进行审判。1950年6月10日，朱枫与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将军、吴石副官聂曦上校、国民党军联勤总部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中将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朱枫在临刑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人民解放万岁！”身中7枪，壮烈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