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奇（1922—1942），原名施美云，在狱中化名周琳，浙江平湖人。施奇的父亲是糖坊的手工业工人。由于家境贫困，她从小就被父亲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倔强的施奇，为摆脱不幸的命运，14岁时偷偷逃到上海，进了一家缫丝厂做童工。

来到上海后，施奇满以为从此可以获得自由了。然而，在黑暗的旧社会，哪里有穷人的活路呢？资本家像吸血鬼一样，榨取工人的血汗，工头的皮鞭像毒蛇一样，啃噬着那些孱弱的身躯。施奇的一双小手整天浸泡在滚烫的水里，捞那无头的乱丝，10个指头长年溃烂。即使这样，也只换得一日三餐的薄粥。“这到底是为什么？是命该如此吗？”她常常思索着这些问题。

后来，施奇到申新九厂做摇纱工。她平常沉默寡言，躲在工棚里，不敢抛头露面，怕被家乡人发现后将她抓回婆家。不久，她看到厂里一批青年工人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深受启发和教育，她勇敢地加入罢工斗争的行列。党组织及时培养教育她，送她到工人夜校学习，使她逐渐认识到劳动人民受压迫的阶级根源，懂得了只有跟共产党走，推翻反动统治，劳动人民才能获得解放的道理。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施奇参加了中国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奔赴抗日前线。她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表现出勇敢顽强和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她没有当过护士，但她常说“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她刻苦学习，加上同志们的帮助，终于在短时间内掌握了一般的医务知识，熟悉了各种药品的名称和用途，还能够开简单的处方。

1938年8月，施奇到皖南泾县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军部教导队第八队学习，并担任班长。当时她才16岁，文化程度又低，可她的学习成绩却很好，政治、军事、文化，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上课时，她聚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做笔记，讨论会上，她积极发言，并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军事训练中，她严守纪律，步枪打靶成绩优秀，晚间放哨大胆细心，行军时，她从不落后，还主动帮助同志背背包、扛枪。生活上，她勤俭朴素，吃苦在前，同志们称她为“好班长”。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工作需要，施奇被调到军部机要科。她对突然调离已熟悉的工作岗位没有半句怨言，而是愉快地服从组织决定。她不仅很快就熟练地掌握了机要业务，而且担任了江北大组组长。同时，她也是党小组长，在工作、学习、生活、团结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处处起模范作用，因而有很高的威信，同志们对她的共同评价是：“坚毅淳朴，正派大方，热情诚恳，奋发有为。”

1940年秋，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0月19日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限期撤至黄河以北。党中央为顾全大局，同意将驻在皖南的新四军部队转移到长江以北。但是蒋介石却调集7个师8万多人的兵力，在新四军北移必经之地埋伏下来，妄图一网打尽新四军。对这一罪恶行径，我党事先已有所察觉。为了照顾女同志，组织上打算让她们化装后，经上海转到苏北。施奇听到这个消息，却犹豫起来。她对同志们说：“组织上的意见，本应无条件服从，但在没有作出决定前，我们也可以提个意见！”大家也纷纷说：“对。”施奇就去提要求：“组织上关心女同志，我们打心眼里感激，但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应该随时接受战斗的锻炼和考验。我要求组织上允许我们跟部队一块儿走，我们可以担任译电工作。”接着，她又严肃地说：“我们知道，战斗是残酷的，让战斗来考验我们吧！”组织上批准了她们的要求。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顽固派阴谋策划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他们用超过皖南新四军多倍的兵力，占领泾县茂林地区所有的山头和渡口，从四面八方包围新四军。在激烈的战斗中，施奇和大家一起不顾生命安危，镇静地译发电报，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

顽军的包围圈越缩越小，新四军弹尽粮绝，与中央的联系也中断了，大家只得忍痛毁掉电台，烧掉密码本。在突围中，队伍被冲散了。施奇和大家失去了联系。她跑到一个山洞里躲了几天，战斗结束，才悄悄地摸下山来，躲在茂林附近的一户穷人家里。第二天，她不幸被顽军搜出，几个兽兵将她奸污后，又送她到国民党军第三战区政工队，企图收买她。在那里，施奇不怕威胁，给进步青年讲革命道理，讲新四军的抗日活动，讲“皖南事变”真相。但是，她遭受蹂躏后已身患重疾，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在周围进步青年的要求下，顽军不得不将她送进医院治疗。不久，顽军又慑于施奇的宣传作用，停止了对她的治疗，并把她投入广丰县监狱。

在监狱里，国民党顽固派把施奇当作重要政治犯，多次审讯，并诱骗她自首，说：“只要承认参加共产党是走错了路，保证以后不再给共产党做事，就可以送你去治疗。”施奇对狡黠的顽固派官员付之一笑。顽固派达不到目的，又将她押送到上饶集中营。

集中营里关押着一批“皖南事变”中被捕的新四军干部和战士。他们听到施奇（这时已化名周琳）的遭遇后，非常愤怒，恨不得飞到她身边。但集中营大队部有禁令：不准人们与她接近。熟悉她的同志一个又一个地装病去医务室，趁候诊之机偷偷地溜进隔壁的一个小房间。这间屋子里阴森恐怖，臭气冲鼻。周围没有窗户，仅仅从屋顶上的一块明瓦透进来一点光亮，隐约可见屋角有一张破床，床上躺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脸色惨白，颧骨突出，一双半睁半闭的眼睛黯淡无光，床上只有薄薄的稻草和一条破棉被，床底下放着一只没有盖的尿桶。眼前这个垂死的病人，和以前那个朝气蓬勃、健壮美丽的施奇相比，简直判若两人。眼看着日夜思念的战友被敌人折磨成这样，同志们悲痛万分，五脏俱裂。施奇却总是对前去探望她的同志说：“别难过，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甚至包括自己的生命。我们虽然暂时失利，但国民党的阴谋和他的反动本质已在全国人民面前暴露无遗，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

在狱中党组织的领导下，一场拯救施奇生命的斗争开始了。难友们严厉地警告狱方，不许造谣污蔑施奇（当时他们诬蔑施奇是梅毒病人），必须立即给她治病，否则，大家要把施奇被害的真相向外界揭露。一时间，在整个集中营里，到处响起了抗议国民党暴行、声援施奇的呼声。慰问信像雪片般地飞到施奇身边。狱方头目见势不妙，知道众怒难犯，只得派医官假惺惺地给施奇检查身体，并指使医官散布“周琳患的是膀胱结石症”，企图掩盖顽军的兽行。大家揭穿了他们的丑恶嘴脸，他们才不得不每天给施奇吃几片消炎药，允许女政治犯每周派一名代表去探望她。这场斗争的初步胜利，使施奇感到莫大的安慰。

由于狱中各个队都有人去看望施奇，她的接触面越来越广，了解的情况也越来越多。她又把这些情况向各队的同志转达。这样，她的病室就成了狱中队与队之间的联络站，有力地配合了整个集中营的对敌斗争。

施奇凭着顽强的革命意志，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在病床上写下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罪行的文章。她的病情一天天恶化，下体溃烂，小便像混浊的血糊，眼窝一天天凹下去，脸色惨白，人已奄奄一息了。

1941年年底，一批同志在准备越狱的前夕，又偷偷地去看望施奇，并把越狱计划告诉她。她那惨白的脸上浮起了笑容，热心地帮助同志们回忆在上海、苏北等处的联络地址，预祝他们顺利回到革命队伍。她是多么想和同志们一起越狱啊，但是感到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们。她深情地对同志们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找到组织后，告诉首长和同志们，我要活下去，我是多么想看到革命的胜利啊！你们出去后，把我的遭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我和千千万万烈士报仇。”

1942年5月，当日寇进逼江西上饶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溃逃前夕，对囚禁在上饶集中营的新四军战士又进行了一次屠杀。正值青春韶华的新四军女机要员施奇悲壮地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