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大道（1901—1931），原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10月生于贵州省锦屏县茅坪村。父亲龙治藩经营木材生意，经常外出奔忙，龙大道两岁时，母亲病逝，由继母抚养长大。

1911年春，龙大道进入同盟会会员在茅坪开办的新式学堂，学习天文、地理、生物、算术等课程，接受了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学校门口“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楹联，深深地刻在他的心坎上。

1919年春，龙大道考入恽代英主持的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读书，在这里感受到了新文化、新思潮的清新气息。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 5月18日，武汉各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龙大道也以满腔热忱投入这次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在校期间，他除了认真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恽代英等著名共产党人的讲课外，还阅读了《新青年》、《响导》、《前锋》等进步刊物，经过上海大学这个革命熔炉的锻炼，龙大道的阶级觉悟和理论水平迅速提高，而且在参加工人运动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1923年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龙大道被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了表明自己已经找到共产主义光明大道，他欣然将自己的名字“康庄”改为“大道”。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选派龙大道等一批优秀党员去莫斯科学习深造。1924年9月1日，龙大道一行在上海黄浦江董家渡口登上苏联货轮，经6天航行，安抵海参崴。9月中旬，龙大道一行到达莫斯科，编入东方大学中国班学习，同期进校的还有叶挺、李求实、李富春、蔡畅等人。中国班的主要课程为俄语、政治经济学、历史唯物主义、俄国革命史、军事训练课等。在东方大学，龙大道刻苦学习，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都得到很大提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党迫切需要一批掌握革命理论、经历斗争实践的干部去领导革命运动。东方大学中国旅莫党支部接到中央关于调回一批干部的通知，龙大道、李求实、张浩等人于1925年6月告别莫斯科东方大学，踏上归国旅程。

龙大道回到上海后，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的组织和发动工作。曹家渡区位于沪西，是上海工人集中的地区之一，1926年5月，龙大道任曹家渡部委书记兼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这期间，龙大道结识了景贤女中学生金翊群，金也是共产党员，担任过宁波地委妇女部长。在为同一目标和事业而斗争中，两人产生了真挚的革命情谊，不久便组成了一个简朴的家庭。

为响应广东国民革命军的北伐，1926年9月，上海区委决定结束正在开展的大罢工，把工作中心转移到武装暴动上来。为此，上级组织决定抽调具有出色组织能力的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干事，具体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和训练工作。1927年初，为迎接北伐军入沪，上海区委决定加强上海总工会的领导力量，选派龙大道、汪寿华、郑复他等人组成上海总工会主席团，同时成立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赵世炎、汪寿华、龙大道等9人为常务委员会委员，积极做好武装起义的准备。3月21日，上海工人在周恩来、赵世炎、汪寿华等人的直接领导下，实行总同盟罢工、罢课、罢市，随后，按照上海区委制定的起义计划，参加罢工的20万工人转为武装暴动。英勇的工人纠察队经过30个小时的激烈冲杀，攻占了敌人的最后一个据点——闸北火车站，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取得胜利。

27日，上海总工会举行全上海工人代表大会，各界公团代表近2000人到会，选举产生新的执行委员会，龙大道等40人被选为执行委员，汪寿华、杨培生、龙大道等7人为常务委员，龙大道还兼任经济斗争部部长。在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下，上海的工人运动得到蓬勃发展，工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到1927年4月初，基层工会组织由1926年的70多个增加到500多个，会员从4万人发展到80余万人。 

大革命正处于高潮之时，国民党右派却向共产党人和左派群众开刀。4月11日晚，上海大亨杜月笙以“研究改善工人生活”为幌子，邀请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和经济斗争部部长龙大道去杜月笙家赴宴，龙大道因事当晚未出席，汪寿华惨遭杀害。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发布通缉令，悬赏一千大洋缉拿龙大道。

1927年4月下旬，龙大道秘密离沪前往汉口，作为上海代表参加党的“五大”。同年6月，他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在汉口参加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任大会经济委员会主任，为大会起草了《经济斗争决议案》。会后，因工作需要，龙大道留在武汉，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湖北省总工会继续从事工人运动。为适应地下斗争的需要，龙大道穿起工人的粗布短衫，化名赵庄，深入工人群众中。

大革命失败后的武汉，环境异常险恶。在一次到汉阳组织汉阳兵工厂的罢工斗争中，龙在道不幸被捕，被关进国民党“镇压反革命委员会”的临时监狱。在法庭上和监狱里，敌人对龙大道施尽各种威逼利诱的伎俩，但均未奏效。敌人恼羞成怒，就把龙大道投进一间小牢房，企图用精神与肉体的折磨来迫使他屈服。龙大道暗中与其他牢房的难友进行联络，拟定了一个越狱计划，并成功越狱。

1928年3月，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共浙江省委进行了改组，夏曦任书记，龙大道任省委工人部长，化名“希圣”，以中学教师为掩护，秘密开展工作。5月，浙江省委书记夏曦前往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中央决定由卓兰芳继任省委书记，并增加李硕勋、龙大道等为省委常委。当时卓兰芳正在浙西工作，未能来杭任职，就由龙大道代理省委书记。此时的省委常委，实际上只有龙大道、李硕勋、张静山三人。

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龙大道自担任省委主要领导职务以来，大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杭州、宁波等市的工人运动，在“四一二”事件后一直处于低潮。龙大道派人到杭州丝织、铁路、木器、人力车等行业的工人中去联系，派人打入电信局、汽车站、电力厂等单位，制定工作计划，开展军运工作。先后在军官团中发展20余人，在省防军争取10多名士兵参加地下斗争。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分散的党员重新团结起来，许多工人群众又向革命组织靠拢。

联系工农群众的工作取得成效后，龙大道便把全省党的建设作为工作的重心来抓。他对发展党的组织非常重视和谨慎，对要求入党的同志十分严格。省委在新民路、丰乐路（今解放街解放桥）附近开办了一个“我等书店”，楼下是店面，出售图书，楼上是工作人员的寝室兼会客室，也是省委的一个重要联络点，许多重要会议就在这里召开。

在省委的组织和推动下，浙南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温岭县就有农协会员数千人。为推动农村的斗争，6月，龙大道以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浙南指导农民运动，在天台县，他调查了地下党的状况，发现该县仅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发展了数百名党员，但党员的素质不够好。为此，他向县委指出，必须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今后对于党组织的建设，一定要兼顾巩固与发展。7月，龙大道再次到天台检查工作，进一步提出，要让党员到群众斗争中去锻炼，要通过开展斗争为群众争取利益，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把广大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

根据浙江省委“为使台属六县及温属各县工作更便利迅速指挥和相互适应起见”的意见，1928年9月，龙大道第三次来到天台，在栖霞乡蓝田村召开台温各县联席会议成立浙南特委，选举产生浙南特委领导机构，并决定特委秘密机关设在海门，特委的任务是恢复浙南各县党的组织活动。龙大道三下天台，使浙南党的面貌焕然一新。

为传达贯彻中共六大精神，中共中央指示浙江省委尽快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由于工作需要，党中央于1928年12月将龙大道调回上海工作。随后，先后于1929年1月、2月赴安徽芜湖、六安等地开展工作。为加强江西景德镇工人的工作，8月31日，龙大道等又从上海经南昌来到景德镇，以烧窑工人身份作掩护，白天在工场里干活，晚上串门开会，发动烧窑工人与资本家开展斗争。12月初，白色恐怖笼罩着景德镇，为避免革命力量遭到进一步破坏，龙大道在党组织指示下撤离景德镇。

1930年1月，党中央调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兼上海市各界人民自由运动大同盟主席、党团书记。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丝厂的罢工，发动工人为争取减少工作时间、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环境进行斗争。1931年1月17日，龙大道在中山旅社门口被暗探逮捕。这次大搜捕从17日开始，持续了4天，共逮捕32人。

随后，龙大道等32人被解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敌人给他们钉上20多斤重的脚镣，然后分押入各个牢房。龙大道被囚于二弄三室，备受酷刑折磨，但他始终坚强不屈。

敌人多次提审龙大道等人，都没有捞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就对他们下了毒手。2月7日深夜，龙大道、林育南、何孟雄、柔石等24位共产党员被杀害于龙华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