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顾和深切缅怀邓小平对浙江改革开放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嘱托，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与浙江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这不仅在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曾多次到浙江视察，对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浙江今天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绩都得益于邓小平的直接关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浙江人。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大家都知道后来的夫人是卓琳。他的第一位夫人叫张锡瑗，比他小两岁，是河北房山人，中共早期党员，是与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1928年她与邓小平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结婚。但1929年冬，张锡瑗因生孩子得了产褥热，不久便在上海逝世了。

　　我们这里所讲的是邓小平的第二位夫人金维映，她是浙江岱山人，也是早期中共党员。她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1931年她被派到江西苏区工作时，正好与邓小平同行，从上海乘船到广东汕头途中,两人从相识到相爱，不久就结婚了。邓小平在江西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1933年5月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关押审查。这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难。此时，金维映任胜利县委书记。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后来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遇到曾经并肩作战的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两人结婚后，于1936年在陕北生下一个孩子，就是李铁映。在李铁映只有一岁多时，金维映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她这时34岁。学习期间患病，遂送往医院接受治疗。1943年莫斯科遭德军轰炸，医院将金维映等人都疏散到莫斯科郊外，从此音讯全无。有消息说金维映是在轰炸中牺牲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些题外话。

　　邓小平与浙江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来浙江的次数并不多，根据省公安厅警卫日志记载，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共来过浙江15次，最早的一次是1959年4月，那是来杭州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革开放以后是6次：其中1983年、1988年和1992年3次在杭州视察、休养，另外3次是路过浙江。邓小平先后来浙江一共住了118天，时间最长的一次是 1992年底到1993年初，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浙江，在刘庄住了21天。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省委党史研究室曾组织拍摄过一部《邓小平与浙江》电视片和出版过一部《情满钱塘——邓小平在浙江》大型画册。摄制组先后在本省的杭州、宁波、温州、台州，以后又赴北京、香港、深圳等地实地拍摄了近百个遗址、遗迹，采访了40多位与邓小平有关的人物。我有机会随摄制组同行，所见所闻，不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浙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到欢欣和自豪，更为所见到的包括邓小平的家人，曾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上至浙江省委书记、省长，有关部长和海外著名人士，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群众，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家，他们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所深深感动。

    一、采访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从论证翻两番的决心，到小康目标的锁定；从关心群众生活，到关注旅游事业的开发。他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在浙江实践的见证人。

　　为了解邓小平几次来杭州的情况，我们先后采访了当年曾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几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薛驹、李泽民和省长葛洪升同志，以及当时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同志。

　　铁瑛曾在七八十年代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北山路84号大院铁瑛书记家，是一幢旧式的二层小楼，20世纪 50年代，毛泽东曾带领一个小组，就是在这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导演于是将这座小楼为背景，把采访活动安排在院中一张石桌旁。（采访铁瑛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年过八旬的铁书记身体硬朗，记忆清晰。他给我们讲述了1983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一次来杭州的情况：“1983年元月下旬，我们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说小平同志要来杭州过年。2月初，他到杭州那天，我记得是坐一辆红旗车到刘庄的国宾馆。他下车以后，我看他身体很好，看上去很高兴。他与我们握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休息几天，我们再来。’当时小平同志说：‘不累，我们一块儿进屋，到屋里谈。’”

　　铁书记给我们解释说，邓小平这次是从苏州来到杭州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论证一下党中央当时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实现小康社会的可行性。

　　谈话中，邓小平简要介绍了他在苏州了解的情况，当讲到苏州在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人均800美元时，便询问在座的浙江领导同志：“你们有什么打算?到2000年能不能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真正达到翻两番以后，你们浙江会有什么变化?”

　　铁瑛回答道：“我们浙江的GDP人均是600美元。我们计算了一下，到2000年可以翻两番半到三番。按五六个年头可以翻一番来计算，从1983年起到2000年，还有18年。由于我们的速度比江苏的快，按这个速度可以翻三番。”

　　听到此，小平同志很有兴趣地问道：“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保证，抓哪些工作可以达到。”

　　铁瑛想了想表示：“我们省委主要抓这几方面的工作：抓思想解放，抓改革，抓科技教育，抓轻工业的发展，发挥我们的优势，抓乡镇企业。”

　　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你们可以翻两番半到三番，这个很好呀。浙江和江苏你们应该多翻一点。因为你们的条件好一些。那么像青海、甘肃这些省比较后劲一些，你们多翻一点，可以把他们拉一拉，这样全国可以翻两番。”

　　在以后的几天里，铁瑛陪邓小平去九溪、六和塔等景区参观，并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同邓小平座谈。回忆当时的谈话，铁书记说：主要涉及浙江的教育、科技、知识分子工作以及领导班子年轻化等等问题。从那次对江浙地区的考察以后，小平同志对全国实现经济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更加充满了信心。

　　1988年1月邓小平再次来到杭州时，是薛驹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虽然以后薛驹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但离休后仍然回到了杭州。在杭州薛驹同志家的书房，对老书记进行了采访。他激动地给我们讲述了邓小平1988年来杭州的一些情况：（采访薛驹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小平同志88年来浙江的时候，是我和沈祖伦同志去接他的。从车站乘柯士达轿车到西湖国宾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们浙江经济发展的怎么样?’我告诉他：从82年到87年，大体上是从200 多亿增加到600多亿，可以说是3倍。小平同志下车以后说：‘你们发展的很快噢，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这句话是他讲的，所以后来就传开了。”

　　薛书记说，那次小平同志精神仍然很好，步履矫健，讲话非常明确。在杭州期间，他还几次与小平同志谈到关于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有一次，邓小平问到浙江的农业发展情况。

　　薛驹告诉他：“浙江的农业在84年，粮食产量已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80亿公斤。这是中央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到户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本来很多人对包产到户还表示怀疑，因为浙江过去单干曾经挨过批。也有人说：‘幸幸苦苦30年，一退退到解放前’。认为联产承包倒退了。”

　　邓小平说：“让大家在实践中看群众的意见怎么样。”以后经过2年的实践，全省基本上都落实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取得了迅速发展。

　　小平同志对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非常关注。一次，当薛驹谈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那些乡镇个体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在全省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时，邓小平高兴地说，“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得比较好。我还向外国的记者作了专门介绍。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自然增加了。”当薛驹汇报了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也发展得很快时，邓小平说，“把市场当成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

　　薛书记最后告诉我们，因为小平同志这时已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所以他主要是来休养的，与省里领导同志的谈话并不多。但看得出，小平同志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考虑如何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他又尊重实践，崇尚务实，重视从实践中总结出现的新事物和人民群众的新创造，这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同志对邓小平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次来杭州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这是邓小平生前最后一次到杭州。在20多天时间里，我有幸3次陪小平同志，亲耳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至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采访李泽民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在刘庄西湖国宾馆，李书记激动地说：“第一次是12月15日的上午，我和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葛洪升，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夏仲烈同志，我们一起到东站去接小平同志。当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到达火车东站。小平同志由他的女儿毛毛搀扶下了火车。我是第一个走上前去的，同小平同志握手。当时我讲：‘小平同志，我代表中共浙江省委欢迎您来杭州。’”

　　李泽民回忆，在乘车去国宾馆的路上，他和邓小平坐在第一排。邓小平问他：“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我是四川人。”邓小平说：“那我们是老乡啊!”

　　车子经过西湖附近时，邓小平说他88年来过杭州，这几年杭州变化很大。他说像杭州这样美丽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并问杭州每年的国内国外境外来旅游的人有多少？旅游收入，创汇有多少?等等，李泽民都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听后说：“杭州旅游要好好发展起来。”就这样，邓小平一路精神很好，谈笑风生。

　　因为李泽民第二次陪邓小平是乘船游览西湖，所以我们的这段采访也放在了游船上。

　　“那天游湖一个多小时，原来准备到三潭印月，小平同志想上岸去见见群众。后来因为天气比较冷，身边工作人员怕老人家感冒就没有上岸。在船上，小平同志兴致很高，诙谐幽默，谈古论今。但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还是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他非常关注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询问浙江经济开放的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是什么位置。当时我和葛洪升同志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中间，小平同志还不断询问一些具体问题。”

　　李书记回忆在游船上的讲话大致有5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闯、敢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要把经济搞上去，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三是强调要面对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四是强调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五是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敢于启用各方面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次陪邓小平，是在1993年1月 4日，这天邓小平就要离开浙江了。李书记回忆说：“上午9点左右，我们请小平同志接见浙江省主要党政领导和老同志。当时我和葛洪升同志到他住的房间去接。从卧室出来，在走廊上，小平同志用很大的声音对我讲，‘你们省委送来的材料录像带我都看了。我非常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发展的势头不错，要珍惜浙江这样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来到会见大厅，我介绍了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同志和省里的领导同志。小平同志与大家合影并和第一排的同志一一握了手。”

　　李书记告诉我们：“小平同志对浙江的印象非常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小平同志说以后还要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他再来浙江来杭州的准备。一号楼进行了改造，楼后那条路和桥以及那个长廊都做了整修。但遗憾的是，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了。”

　　葛洪升同志曾担任过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我们是在杭州饭店采访到了葛洪升同志。他给我们讲述了邓小平关心宁波发展和动员“宁波帮”共同建设宁波的往事。（采访葛洪升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1984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包括我省宁波、温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葛洪升作为宁波代表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葛省长回忆道：“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并和小平同志握了手。”

　　他说：“小平同志在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以后，回去向中央请示，要再开放一批城市，这些开放的城市就不叫特区了，但是可以享受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央在讨论落实小平同志这个指示的时候，提出了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那次会议开了十几天，所有到会的城市都要汇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都在场。小平同志是看简报，最后一天接见大家，与代表合影。”

　　说起那次与小平同志的见面，葛洪升还非常激动，他说：“合影时我的位置正好在小平同志椅子的后面，那么多人，小平同志没有和别的人握手。他走过来，因为他要坐下来嘛，就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还问我是哪里的。边上有人介绍说，他是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小平同志点了点头。所以那次真是很幸运。”

　　葛洪升介绍说，那次会议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当年10月小平同志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还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了香港问题，另一个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就是在那次会议以后，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了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号召，接下来，小平同志还亲自与“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交朋友，频频会见海外宁波籍知名人士。这些不仅对海外“宁波帮”人士，也在世界华人、华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说起邓小平题写“宁波大学”校名的事，葛洪升回忆：“1985年9月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天，小平同志也去讲话。休息时，我请李鹏副总理跟小平同志说一下，请他给宁波大学题写一个校名。李鹏同志问，小平同志有没有答应过。我说，他和包玉刚先生讲好的。就这样，我认为也不会太快。但就在我们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李鹏同志就在另一个会上把小平同志的题词交给薛驹同志，让转交给我。这实在有点出乎意料，真是太快了。”

　　葛洪升还讲起，1992年底邓小平来杭州时，因为知道邓小平对宁波很关心，曾做了他去宁波的准备，甚至连他的专列也作了试行。但正好那个时候天气不好，没有去成，成为一件憾事。

　　他最后感慨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宁波市今天发展成这样的规模，浙江的杭、嘉、湖、绍等长三角南沿地带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都是和小平同志开发宁波、动员‘宁波帮’的关怀分不开的。这一号召带动了整个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

　　曾担任过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公安厅厅长的张秀夫同志，1987年调北京，先后任武警总队副政委、国务院司法部部长，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因为1983年他曾在杭州负责接待过邓小平。因此，我们利用张部长来杭州出差的机会，在刘庄西湖国宾馆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张秀夫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张秀夫同志热情地介绍说：“当时，接待小平同志有很严格的要求，要求陪同的人要少，要轻装紧凑，对省委领导，是不叫不到。因此呢，省委领导同志平时都不能来，省委就委托我具体去组织领导那次接待，搞警卫工作。所以我就天天在小平同志住地，陪他出去是我比较多。”

　　他给我们讲述了其中几件印象很深的事情。

　　“小平同志来后第二天，我们本来是准备让他很好的休息一下。但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就把我叫去了，说上午就要出去看一看。我们就很紧张了，因为车子什么的都没有准备好。但好在当时也有指示，不要我们在路线上搞警卫，不管到哪儿，也不用清场。反正是让老百姓还继续他们的活动。”

　　张部长说：“我们第一站先上灵隐。很不错，灵隐里当时大概有近千人。小平同志看的很仔细，前后大殿都去了。但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可就是人山人海了。老百姓非常热情，但也很有秩序，热烈的鼓掌。小平同志也不断地向大家招手，气氛十分热烈，我们也感到非常自然。以后的这些活动，几乎也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我们到虎跑，小平同志要到群众坐的茶室去看一看。茶室里人很多，小平同志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令很多人很惊奇，大家都非常激动。其中有一个上海的工厂组织的旅游团队，据说等我们走了以后，大家居然把他们组织旅游的人给抬起来了，感谢他把大家带来看到了小平同志。”

　　那次小平同志在杭州一共住了9天，其中6次外出游览参观，一共到过15个风景点。可以说，杭州主要的风景点，他都去参观了。其中包括：云栖、九溪、虎跑、龙井等等。在岳庙还遇到—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张秀夫继续给我们介绍说：

　　“那天我们去岳庙，也没有清场，那里的游客也比较多。进去后，大家就自动排成队，热烈地鼓掌欢迎。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两位穿戴比较突出的老人，一男一女两位华侨。他们站出来以后，首先就向小平同志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就说，祝邓副主席健康长寿。下面还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看到您身体如此健康，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我们海外华侨，炎黄子孙的幸福。当时，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小平同志除了外出旅游，每天还很有规律的要散步，一般是每次20分钟。

　　“有一天，我陪小平同志在平湖秋月散步，迎面走来了两三位青年，其中有一位抱了个小女孩。小平同志看到后就停步了。问道，‘你们是从哪来的啊?’那几个人也看出是邓小平，非常惊喜，马上高兴地回答， ‘我们是从宁波来的’。然后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说，‘向宁波人民问好’。然后又问他们，‘你们宁波变化大不大，社会治安好不好啊?’他们回答说，‘我们宁波变化蛮大的，社会治安也蛮好的’。小平同志就又说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会少，社会治安也会好起来。小平同志当时说了这番话后，还主动走上去，搂着他们手里那个小女孩，亲吻了一下。当时场面非常感人。”

　　采访结束后，张部长起身，拿出他专门带来的一本当年在杭州陪邓小平的像册给我们看。一边介绍，一边说：“小平同志曾一再称赞杭州，青山绿水，很美丽。要把杭州，要把西湖保护好。我后来把这些话的意思都向省里领导转达了。这次来，看到杭州建设得更加美丽，应该说也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了。如果他还在的话，能过来看看，想必他会非常高兴的……”

    二、采访香港“宁波帮”的人和事——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他们，是总设计师的人格魅力打动了他们，能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成为他们最大的愿望。

　　是邓小平提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由此，便把在世界财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旅居香港的“宁波帮”和其他浙江籍人士，与宁波、与浙江、与祖国的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香港宁兴公司（宁波驻香港办事处）同志的协助下，我们踏上了香港这块享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金融大都市。第一次亲历香港，让人由衷地从心里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高瞻远瞩：是他老人家“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促成了香港的九七回归。

　　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一位，是“宁波帮”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我们在风景如画的香港中文大学内的“逸夫书院”见到了马临博士。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他与各国领导人的合影，而摆在最显著位置的是他与邓小平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的一幅大照片。采访中，马临给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采访马临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那是1982年6月5日，马临作为邓小平特邀的客人从香港来到北京。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他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那次俩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谈话。在座的还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马临回忆说：“去北京之前，我只知道邓小平先生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相当刻苦，但对邓小平的为人等情况那时也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

　　马临说：“我经历过不少场面，也和不少举世闻名的人物交谈过，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自信在待人接物上，可以应付自如。但这次拜见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因为打心底里由衷的崇敬、钦佩他使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所以见面时颇为拘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紧张感。刚坐下，邓小平先生就拿出一根烟，问我抽不抽烟。我说我也抽烟。于是就拿出自己带的沙龙烟。这时，邓小平先生仿佛很随便地问我：你抽的烟是不是好凶哦？我说：不凶，不凶，您可以试一支。他微笑着接过香烟抽起来。于是，我那局促不安的感觉顿时消失，谈话变得非常亲切活跃了。”

　　邓小平告诉马临，香港问题将在明年或稍后一些时间着手解决，如果中国再不收回香港，人民会起来打倒我们。他还说，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同时采取妥善措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自由港的作用。

　　谈话中，邓小平问到了香港的大学情况，问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多少学生，老师有多少，有多少个学院等等。马临回忆说，“邓小平先生那次约我谈话的目的，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香港的教育界和学生们对于香港回归的看法和想法。”

　　马临这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为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所制定的时间表。听后使他不禁热血沸腾，当晚激动的夜不能寐。从此，他更加关注香港回归的动态。1985年6月，马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1日，马临飞赴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他从彭冲副委员长手中，接过大红烫金聘书。次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分头起草各自承担的法律条文。马临被委以重任，为5个港方召集人之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道，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起草基本法第六章的内容。

　　1990年2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马临代表评委会，向全体委员报告有关研究、修改区旗区徽图案的工作情况。第二天下午，他又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已86岁的邓小平，站着向全体草委即席讲话，主要意思是说：经过将近5年的辛勤劳动，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终于诞生。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是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它具有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同马临校长交谈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首先是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其次便是他那高雅的学者风度和严谨清晰的表达。马氏家族原籍浙江鄞县，明代前期即为当地名门。在马临的父辈中，有5位曾在北大和燕京大学教过书。2003年在北大校园还搞过一次“五马”著作和藏书珍品展览。马临1925年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1955年获英国里兹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61年转到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78年至1987年任该校校长，现为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马临退休后一直出任逸夫书院的校董会主席，并作为邵逸夫的代表，为邵先生在内地捐资办学设计项目，为落实督察工程进展而长期奔波，足迹踏遍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一直持香港护照，他在11年前就说过：“香港的明天是属于中国人的，香港要继续保持它的活力，那么香港人就必须先要在思想上、意识上站稳脚跟，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谈话中，他一再颂扬邓小平在祖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问题上的先见之明。他说：“香港在回归之前就与内地开始互惠互利的进行合作，因此在回归的过程中，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一点元气，这是邓小平的英明所在，是非常成功的。”

　　最后，马临还给我们讲了在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下，香港“宁波帮”促进宁波经济建设的许多事例。他自己就一直担任着宁波大学的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