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爱情与事业合璧的楷模。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们始终坚守结婚时的“八互”誓言，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为世人树立了一代风范。

　　一、高尚的爱情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出生于淮安，长子长孙，祖籍浙江绍兴，生母冬儿、继母陈氏、奶妈，周称其为三个“母亲”。周后来曾说到她们：“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1913年周恩来考入了南开学校，1917年6月毕业。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该校的创办人、校董严修就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口和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周恩来却认为：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到严家支配。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门婚事。后来在旅欧期间，有一位同情革命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热烈地追求他，但他却没有选择她。30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周秉德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过这段经历。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生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为此，他选择了邓颖超。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信阳，1904年2月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1913年至1920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那年周恩来21岁，邓颖超才15岁。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邓颖超，立即组织同学们行动起来，联合各界妇女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选为评议委员，并担任演讲队队长，经常带领女学生们到街头巷尾和郊区农村去讲演，进行爱国思想和妇女解放的革命宣传。邓颖超才华出众，擅长演说，是受其母亲影响。邓颖超的父亲是满清王朝的一名军官，1908年被杀。邓颖超的母亲由于只生了个女儿，未生儿子而遭已故丈夫的家庭的摒弃。她边教书，边行中医挣钱度日，但却坚持要把女儿送到天津最好的新学堂之一学习，并且坚决不让女儿缠小脚。由于有这样一位母亲，邓颖超在13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她在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曾给编辑恩来写信道：“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抵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的署名是“小超”。周恩来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

　　1919年9月，周恩来与好友们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成立时共20名成员，男女各半，在觉悟社成立会议上，身材娇小的邓颖超走到周恩来的面前说：“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周恩来非常高兴。65年后，邓颍超对美籍华人韩素音（著名作家）说：“我们没有想到爱情。无论如何，觉悟社社员之间是禁止恋爱的。”邓颍超1997年3月5日撰写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文章中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邓颍超在运动中表现的非常热情、勇敢、坚忍不拔；在生活中又那样淳朴、爽朗、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很多人说过：“即使在当时，她的演讲才能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

　　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由通信确定的。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他们的爱情关系也在这个时期内确定下来。一位后来对他们两人都很了解的德国人王安娜认为，尽管邓颖超相貌平常，而周恩来却明显地看重“她的内在品质更甚于她的外貌。”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1924年7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9月间抵达广州。党内外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他负责广东区委工作，管辖范围有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他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此十分繁忙。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回国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但这期间，他给邓颖超写了不少信。那时，邓颖超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学校的簿记工作。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是马千里。周恩来频频给邓颖超写信，都是请校长马千里转交，然而马校长是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恩来的书信放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颍超，害得周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高君宇的代表，两人很谈得来，彼此说出了恋爱的“秘密”，高君宇主动提出替周恩来传信。会后，高君宇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颍超对高君宇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这门婚事。他们的婚事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1925年7月，邓颖超奉命调到广州工作，在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邓颖超南下广州时途径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8月7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迎接，只好派秘书陈庚拿了邓颖超的一张照片去码头接她。他要陈庚转告邓颖超，他自己未能亲自去接她，感到十分抱歉。陈庚虽然很机灵，但是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却没有接到邓颖超。于是邓颖超只好按照通讯地址自己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第二天（8月8日）他们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免除了正式的婚礼。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的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并当着朋友的面，宣布他们结婚后保证“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的誓言。他们一个27岁，一个21岁。周和邓，是相同的革命志趣使他们相爱、相结合的。从这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一直信守着他们的“八互”誓言，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话。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真正做到了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即使到了中老年时期，他们之间仍然是爱的那么深切，那样有情有趣。这里，我们通过两件事，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看到他们老夫老妻之间的感情。

　　1958年夏天，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因为突然有几件计划外的事情要处理，周恩来在北京不能马上脱身。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邓颖超都会对周恩来特别思念，于是就每天给周恩来打个电话。据邓颖超秘书张元的长女萧远音回忆，邓颖超有一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有一次，萧远音在邓颖超身边，刚听她“喂”完，就听她对周恩来说：“你是不是感冒了？又咳嗽了吧？”萧远音很惊讶，就问她：“怎么还没说话，您就知道伯伯感冒咳嗽啦？”邓颖超说：“只要一声，我就能听出来。”萧远音看邓颖超没有直接向周恩来吐露思念之情，就对邓颖超说：“您给伯伯唱首歌吧，一唱歌他就来了。”“唱什么呢？”“唱《敖包相会》。”“我不会唱啊。”“我教您唱。”就这样，萧远音教会了邓颖超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很快就学会了。后来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就唱了一曲《敖包相会》。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第二件事，我们引一封周恩来61岁时写给邓的信：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间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问好。

　　                                                                        翔 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老夫老妻之间的惦念之情，是多么的深挚。邓颖超只要拿起电话“喂”一声，就知道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为表达思念之情，学唱《敖包相会》。打电话问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所以周恩来“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听说邓颖超病了，所以更加惦念。“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这惦念、关切之情，是很可见的。他们老夫老妻之间，还是很有情有趣的。结婚几十年了，“三八”妇女节未通话，还要送卡祝贺，签的是30年前的笔名，就把两人的情趣拉回到30年前的青年时代去，从而引起很多幸福的回忆。但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只沉浸于以往的回忆里。“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两位老人还在提醒自己，不能老抱着以前的东西向后看，要跟上时代，向前看。这封信里，既有老夫老妻间的惦念、关切之情，也有青春少年时幸福的回忆，还有革命者要永远向前看的奋进之气。正如英国人迪克·威尔逊所说，这是“中国公众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和最持久的婚姻，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相似出身与相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终身结合。”周恩来具有世人共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善的人格修养，他作为享誉世界的伟人，一生专情于同自己共患难的夫妻，不管风云激荡，终生矢志不渝，真是难能可贵的。邓颖超以同样的忠诚回报了周恩来。她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贤慧的妻子。尼可松对邓颖超作过这样的评论：“她颇有我在周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除了她与周的关系外，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在党内有她自己地位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她没有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失去她女性的特别。”

　　二、事业的伴侣

　　邓颖超是天津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入党，1925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与周恩来结婚的当年，应胡志明的邀请，到越南革命同志会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与周恩来、蔡畅等担任教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在1926年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坚持中共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2年5月，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妈妈由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干事，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当时，邓颖超的身体很差，肺结核复发了。周恩来看到她咳出了血，很担心，并流下了眼泪，因为他记着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璋大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邓颍超在床上躺了近18个月，只是有时还得工作，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医生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为医院的宝贵人才，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邓颖超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她当时仍然病得很重，躺在担架上。她母亲杨妈妈留在了根据地。长征途中，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由于劳累，在过草地前，他病倒了，一直发高烧，昏迷不醒。医生诊断说他得的是“肝脓肿”，可能会死去。邓颖超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

　　红军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邓颍超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战时所在地武汉、重庆担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和参加民主政治运动，并与各界妇女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积极抢救战地儿童。

　　南京陷落后（1937.12.13），国民党政府沿长江西迁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邓颍超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到革命队伍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干得更好。康岱沙曾是邓颖超发展的一位女同志，1982年康回忆她参加革命的经过时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 ‘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这位来访者对我说：‘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1938年武汉陷落，国统区大后方移到了重庆。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颍超已先期到达，正在那里等他。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邓颖超任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年，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杨妈妈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1939年才抵达重庆，1940年逝世。

　　1939年6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作个报告：“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7月10日，周恩来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立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牙关。

　　周恩来在延安做了一个半月的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仍然不停地工作着。由于右臂用两块板子吊着，不时地剧痛着，他只能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起草电文。8月初在政治局还作了报告，这是需要有何等顽强的毅力啊！8月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行检查，发现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尽管用力地按摩并做了热敷，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了，右臂肌肉也出现萎缩。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

　　8月27日，周恩来离开延安去苏联。邓颖超陪他前去。

　　当周恩来一行飞临莫斯科上空时，那里正下着雪。这时是9月间。周恩来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颖超常在医院里陪他。和他们同机去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也常去看望他。苏联请了一批医学专家给他治疗，会诊了三次，讨论治疗方案。每次讨论，周恩来都参加。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比较冒险，有做不好的可能。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周恩来听后，断然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选定了后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