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侠父（1899—1938），又名尧火，号剑魂，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县湄池镇长澜村。祖父和父亲都靠教书和务农为生，家境贫寒。

宣侠父小时读书很用功，加上天资聪慧，小学毕业后，于1916年考入浙江省甲种水产学校。1920年毕业后，他与宣中华、俞秀松等一起开始从事革命活动。l923年他在杭州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曾任团杭州地委委员，不久，转为中共党员。1924年3月，建立台州地区最早的党组织海门党小组。

1924年，国共两党开始第一次合作，宣侠父受党组织的派谴，考入黄埔军校，成为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在校期间，他对校长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愤然离开军校，回到杭州。1925年春，党中央又派遣他和其他同志一起以左派国民党员的身份到国民军中工作。宣侠父被推荐到冯玉祥部当宣传员。他在部队里成立军人俱乐部，利用各种文化活动的方式，对官佐进行革命思想教育，深受冯玉祥的器重，1925年10月，冯委派他随国民军第二师西征甘肃。

宣侠父在甘肃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员，但他仍牢记着共产党的革命宗旨，自觉地从事党的工作。他不仅在军队内部做了大量宣传教育工作，还协助张一吾、钱清泉，于1925年冬成立中共甘肃特别支部，发展阎可选、王文华等10多名共产党员。当时，兰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他就和支部的同志一起深入到挑水工人和理发工人中做发动工作，成立挑水工人工会和理发工人工会；同时在农村帮助农民成立农会，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此外，还成立学生会、天足会、少年同志会和藏民文化促进会等组织。1926年二三月间，宣侠父被任命为第三路军（孙良诚部）总政治处处长。

1927年6月，冯玉祥公开支持蒋介石，主张“宁汉合作”，共同反共，并以“礼送”的方式驱逐共产党员出境。7月14日深夜，宣侠父和武汉总政治部派来的数十名政工干部一起，被关进两节闷罐子车押解送走。尽管这样，由于宣侠父的工作，在冯部中仍保留了一部分由他秘密发展的共产党员。

8月间，宣侠父根据党的决定，回诸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他来到陶朱乡金村，指导全县党的地下工作。9月，他和在诸暨工作的寿松涛、金城等20余名共产党员，在城南宜东乡的滴水岩山洞里，召开中共诸暨县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由宣侠父等11人组成的中共诸暨县委员会。

当年年底，县委决定开展“二五”减租运动。次年秋收时，当地的地主纷纷到国民党县政府告状，说农民要搞什么减租运动，请求派军警镇压。有些农民害怕地主势力大，开始动摇。县委立即作出两项决定：（一）地主必须按减租会的规定收租，否则农民可以拒绝交租，由减租会代收，收入作为减租会的活动经费；（二）组织农民向县政府示威请愿。这样，农民的情绪又高涨起来，陶朱乡共有数千农民向县城进发，农民将县城包围了三昼夜。斗争最终取得胜利，并有效推动了全县以及邻近萧山等6个县的减租运动。但敌人不甘心失败，秋收后，县政府开始搜捕共产党人。

宣侠父按组织决定，离开金村，回到长澜村自己家中。1928年底，他与金婉林（金铃）结婚。新婚的第二天，有人向国民党县政府告密，宣侠父连夜避走他乡。党组织考虑他在诸暨的目标太大，就决定他仍到外地去做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1929年春节后，宣侠父到山东国民党军孙良诚所属的梁冠英部。宣侠父很快和该部的秘密党员取得联系，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但宣侠父在梁部的活动，不久被冯玉祥知道了，他令梁冠英将宣侠父押至开封，关了起来。后蒋、冯开战，宣侠父才被释放。冯玉祥又将他派到孙良诚部，孙则把他派到一支杂牌部队去当代表。宣侠父明白这是孙“送客”的意思，就决定离去。

1930年，梁冠英率部3万余人，脱离冯玉祥，被蒋介石改编为第二十五路军。次年初，梁冠英请宣侠父出任二十五路军总参议。他在这支部队中很快地建立和健全了党的秘密组织。“九一八”事变后，宣侠父和二十五路军的地下党组织一起向该军官兵做了大量有关抗日的宣传工作，部队群情激愤，要求开赴前线抗日。随之，宣侠父在二十五路军中的声望日高。蒋介石迫于形势，任命宣侠父为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

1932年，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命令二十五路军向苏区进攻。宣侠父劝阻梁冠英，但由于该军上中层军官中多数人主张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梁也就随风倒。经多次劝说无效后，宣侠父遂愤然离开二十五路军。

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他表示愿与共产党再次合作。因此，1932年秋后，党派宣侠父去张家口支持冯玉祥建立抗日同盟军。1933年5月26日，抗日同盟军正式成立。宣侠父任该军中共前线委员会委员，还担任吉鸿昌的第二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五师师长。五师是主力先锋师，为我党前委掌握的军事力量。不久，宣侠父又被选为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常委。

抗日同盟军成立后，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曾一举攻克察哈尔北部重镇多伦。但是，蒋介石一直千方百计地设法瓦解同盟军。7月28日，对冯玉祥发出最后通牒，并派兵围攻同盟军。日寇也乘机向同盟军进攻。由于这时同盟军内部也发生分裂，冯玉祥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迫不得已通电下野。同盟军失败后，宣侠父辗转到了天津。1933年底，他和吉鸿昌一起在天津组织了由我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其任务是开展上层统战工作，联络各方武装力量，建立抗日军队。

1934年，宣侠父调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他化名杨永清，公开身份是《申报》特派记者。主要任务是：（一）搜集和撰写军事情报；（二）联系上海实业、金融和文化界上层人士，进行反蒋抗日统战工作。

不久，宣侠父在上海的革命活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调他去香港，做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士的统战工作。他于1935年抵香港，以自己的坦诚赢得李济深的信任，李委托他协助筹建民族革命同盟。宣侠父在香港期间，曾担任中共华南工委书记，领导华南地区党的工作。

这时，广东的陈济棠、李济深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商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民族革命同盟的领导人应邀组成代表团赴南宁出席联合政府筹备会议。宣侠父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并在大会晚宴上发表演说。李济深等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和活动，为蒋介石所不容。蒋软硬兼施，使用种种阴谋破坏手段，终于使联合政府化为泡影。此后，宣侠父被迫离开南宁，到李济深的家乡梧州，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2月，宣侠父奉周恩来电令赴西安，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七七事变”前夕，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和黄埔同学宋希濂等人拉拢宣侠父，劝他回到蒋介石的麾下。宣侠父不仅严词拒绝，而且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

8月下旬，宣侠父由西安赴徐州，推动国民党将领胡宗南积极抗日。胡宗南与宣侠父是浙江同乡，又是黄埔军校同学，深知他文武全才，宣侠父到徐州，受到胡上宾般的礼遇。他应胡的请求，提出对付蓄谋已久、锐气正盛的日本侵略军应采用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建议，并写出《游击战争概述》由胡批准印发给部属，作为必读要件。

1938年，国民党西安当局突然下令解散13个抗日救亡团体，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的活动，也被宣布为非法。宣侠父就以自己的第十八集团军少将参议的合法身份，尽力保护这些团体和青年。在环境实在恶劣时，他将一批有志青年秘密送往革命圣地延安。

蒋介石对宣侠父所进行的活动亦早已深感不安。军统局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指令陕西的特务头目张毅夫对宣侠父在西安的活动严行监视。张毅夫根据各种渠道搜集的情报，给宣侠父罗列了八条“罪状”，报告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这八条“罪状”，咬牙切齿地说：“每一次都有他！”随即下手谕：“将宣侠父秘密制裁！”

当宣侠父发觉特务在监视自己后，1938年3月，他将爱人金铃和孩子送到延安，而自己仍坚守工作岗位。1938年7月31日晚上11时左右，宣侠父突然接到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的电话，约他到家里商量要事。蒋鼎文等他到来后，故意东拉西扯，直谈到深夜1时，才放他回去。当宣侠父行至西京医院门口时，突然被特务拦住去路，特务就用棉花团塞住他的嘴，将他绑架到汽车上，用绳索缢死，并将尸体投入下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里。后来，又将尸体秘密移埋于城郊的荒野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