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维映（1904—1941），原名金爱卿，出生于浙江岱山高亭镇。金维映6岁那年，父亲经营的米店倒闭，迫于生计，父母送她到老家镇海，跟随叔婶靠扎纸花、制作锡箔等赚钱补贴家用。1912年，父母定居定海，并将她接回身边，进入当地新开办的一所县立女子小学上学。金维映天资聪慧，读书又非常用功，各课成绩经常名列前茅，深得校长的看重。

女子小学的沈毅校长是当地享有名望的进步爱国人士。金维映在该校读书和执教期间，正是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年代，当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收回胶济铁路斗争和“五卅”运动等革命浪潮波及舟山群岛时，定海女子小学在沈校长的带领下，总是率先响应，或发表声援通电，或组织师生上街游行，或发动各界募捐支援。金维映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而逐渐成长起来。

这期间，曾在定海女子小学读过书、任过教的王亚璋在上海大学预科班学习，沈校长常利用寒暑假带金维映去上海看望他。经王亚璋介绍，金维映结识了瞿秋白、项英、杨之华、林育南、李求实等共产党人。受他们的影响，她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来，她和沈校长曾秘密地掩护在上海被反动军警刺伤头部的林仲丹（张浩）和患肺结核的李求实在舟山养伤治病。

1926年，宁波党组织派人到定海发展党员。同年11月，金维映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2月，她成为舟山群岛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定海独立支部的领导成员之一。这时，正是大革命高潮时期，金维映按照党的指示，参与国民党定海县党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县党部宣传部长。她利用自己公开合法的身份，首先在定海万润锅厂的工人中进行革命宣传，并帮助该厂建立国民党分部。她向工人宣传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进行北伐的意义，号召工人团结起来，为争取自身的利益而奋斗。金维映帮助万润锅厂成立工会以后，各行各业也纷纷成立工会或伙友联合会。不久，在此基础上，又成立定海县总工会。工人们在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向资方展开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并取得胜利，这给工人们以极大的鼓舞。

舟山群岛是我国的主要盐场之一，那时年产盐9000多万斤，其中岱山即占5500多万斤。但盐民们晒成的盐，都由官府的秤放局和廒商低价收购，盐民生活极其困苦，有的盐民过着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中共宁波地委根据这一情况，决定党在舟山的工作首先以开展盐民运动为重点。根据上级党的指示，金维映、王士宏、顾我三人前往岱山，发动盐民为维护自身利益而斗争。金维映首先通过自己亲戚朋友的关系查清了盐霸的罪行，然后选择群众基础较好的茶前山开展工作。他们一面培养积极分子，一面提出“组织起来，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提高盐价”等有关盐民切身利益的斗争口号。经过金维映等人的努力，岱山盐区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成立了4个盐民协会分会。岱山盐民协会正式成立时已有会员1万余人。成立大会召开之后，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5公里长的游行队伍向岱山盐场公署和五属公廒进发。通过这次斗争，提高了盐价，打击了盐场公署和秤放局的威风，增强了盐民的斗争信心。

岱山盐民组织起来以后，金维映和王士宏、顾我又按地委的指示，一起到衢山岛去开展工作。在岱山盐民斗争的影响下，当地盐民很快组织起来。衢山岛有个勾结官府、作恶多端的大盐霸，名叫毛椒卿，衢山警察所、盐场公署和秤放局等反动机构都设在他家中，衢山人民对他早已恨之入骨。在盐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广大盐民心里压抑多年的深仇大恨如火山般地爆发出来了。毛椒卿被押到会场，愤怒的盐民们一拥而上，并当场把他活活咬死！（按：当地有打死人偿命，咬死人不偿命之说）毛椒卿被除掉后，衢山岛的盐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由于金维映工作很出色，她和王士宏曾被宁波地委领导同志誉为“定海两女将”。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定海党组织和盐民协会受到严重威胁。金维映因在当地影响较大，组织上决定她迅速转移至宁波。她到宁波后，不顾敌人的通缉，继续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不幸被捕。在狱中，她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后来她的父亲回到老家，变卖了家产，才把她保释出来。不久，金维映奉命到上海参加党的地下工作。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金维映到上海后，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先是参加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共江苏省委妇委的工作。1929年6月，接替蔡畅担任江苏省委妇委书记。1930年7月，被任命为上海丝织业党团工会联合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丝委）书记，负责领导上海104家丝厂工人的罢工斗争。当时，党中央领导人李立三仿照十月革命的模式，把上海作为中国的彼得格勒，实行中心城市总罢工，准备进而组织武装暴动，夺取全国政权。渴望革命早日成功的金维映，日夜奔走于各丝厂之间，了解工人疾苦，鼓动和组织工人罢工。但是她的愿望还没有得到实现，党组织于1931年7月调她到中央苏区工作。

金维映在中央苏区先后担任过中共于都和胜利两县县委书记，领导两县党政军民开展经济建设、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她在于都县党团员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关于政治形势和工作任务的报告，深入浅出、明确生动，使工农干部很快领会了反围剿、打土豪、分田地的意义和步骤，从而以高昂的情绪投入工作。当时不少干部没有文化，缺乏工作经验，金维映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文化和提高工作能力。

1933年秋冬，金维映被调到中央组织部任组织科长，次年改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武装动员部副部长。她的具体工作任务仍然是动员群众、扩大红军和支援前线。

1933年10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党中央下令动员苏区人民积极参军、支前。金维映受命担任瑞金县扩红突击队总队长。由于她的宣传鼓动工作做得很出色，超额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她不仅受到表彰，还因此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就在这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在《关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的结论》中赞扬了瑞金县的扩红工作。这期间，党中央号召开展突击集中粮食运动，金维映又领导瑞金县的干部和群众胜利完成这一任务。为此，《红色中华》报发了头版头条消息，肯定瑞金县在粮食突击运动中起到了先锋模范作用，还发表了金维映的工作总结报告。当金维映领导的瑞金县第二次出色地完成扩大红军的任务之后，《红色中华》报又以两个版面的篇幅发表了金维映对该报记者的谈话记录，系统地总结、介绍了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经验和教训。直到中央红军长征前夕，金维映还在为扩大红军而操劳。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金维映和红一方面军的29位女战士一起编入中央纵队（代号“红章纵队”）地方工作部。该部是纵队司令部直属的一个工作部门，其主要任务是沿途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打倒土豪，征集粮食。工作虽艰苦，但金维映总是积极、踏实地干，加上她有经验、有办法，工作得十分出色。

长征到达陕北后，金维映又担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长的职务。1936年，她在保安生下第一个男孩，尽管她十分疼爱这个孩子，但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工作和学习，就把出生不久的孩子寄放在老乡家抚养。1937年，她在延安杨家岭定居后，经常和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许多长征到达延安的女干部一起，在红军大学听毛泽东讲课。不久，到延安的革命青年日益增多，党中央决定将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金维映被派到抗大第四大队担任女生区队的区队长。后来，党中央在延安创办了陕北公学，1938年春，金维映调任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在学校工作，给她提供了一个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提高文化素养的好机会，她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可惜，由于长期处于紧张的战斗环境中，生活又十分艰苦，她的健康遭到严重的损害。于是，组织上决定送她去苏联治病。

去苏联治病，本是一件好事，不料却给金维映带来极大的不幸。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战火很快燃烧到莫斯科。这时金维映正住在莫斯科近郊的一家医院里，因该院未及时撤退，她不幸牺牲在战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