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定（1901-1930）,名本锭，号次庵，宁海亭旁人（今属三门县）。包定资质聪颖，深受父母喜爱。二三岁时，即受父教认字，七岁上私塾读书。1912年，包定进入亭山高等小学学习。在这所新式学堂里，他看小说、作诗词、画画和篆刻、临《芥子园画谱》，被誉为“亭旁才子”。1918年，高小毕业，曾往杭州学医，未成，回乡执教于包家村桂林初小，翌年任校长。课余，包定熟读唐宋八大家诗文，又阅读不少新报刊，思想和文艺日益长进。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曙光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时，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这个中国东南滨海山区的小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他渴望一个“自由、平等、光明、快乐的崭新社会”，为此，他与“新鲜活泼的青年”为友，“房里经常有敬爱他的青少年”。

1927年初，包定被聘为宁海早期共产党活动中心的宁海中学庶务主任。为适应北伐战争胜利的形势，中共临海特别支部先后派共产党员蒋益谦、李甲来宁海中学工作。在北伐军中任职的范金镳此时亦回到家乡。3月，在宁海中学成立了中共宁海支部。包定经范金镳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中共宁海县临时委员会成立，包定被选为宣传委员。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决定组织力量，转入反革命势力比较薄弱、革命基础较好的农村，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当时中央指示浙江省委：应马上准备一个广大的农民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占领县城，在暴动区域里，坚决肃清一切反革命势力。宁海临时县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把发动农民暴动的重心放在亭旁地区。

1927年秋，宁海临时县委派杨毅卿、蒋建人等到亭旁指导工作，并调包定回乡，以教书为掩护，积极进行建党和发动群众工作。包定等秘密组织“穷人会”“壁虎社”，开办训练班，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同当地反动势力开展斗争。10月，党领导的宁海第一个农民协会——包家村农民协会在亭旁包家祠堂成立。

1928年初，中共亭旁区委成立，包定兼任书记。短短几个月中，全区党团员发展到700余人，包家、任家、中门、南溪等地均建立了党支部。党员教师以身份为掩护，组织亭乡学会，控制多个村小学。他们组织平民夜校、剧社、狮子会、茶灯会等公开社团。包定还亲自参加剧社下村演出。3月，中共宁海县委成立，包定任县委常委，负责南乡（今三门地区）工作。

3月14日，中共浙江省委在上海召开的扩大会议上作出决定，认为浙江党的工作之前途仍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浙江省委派管容德来宁海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召开区以上负责干部会议，主要内容是：肃清机会主义右倾思想；建立自己的武装，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同时，明确斗争的政策方针，主张“局部暴动，循环游击，扩大影响，争取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嗣后，决定组织武装部队，计划在宁海全县先成立农民革命总队，在亭旁、海游、高枧、洪畴四处各设一个支队。总队设亭旁，准备在清明节前后，宁海、天台、临海、奉化四县联动，发动武装起义。

计划准备过程中，“南溪事件”成了起义的导火索。南溪是宁海革命活动的中心，南溪的大同小学几乎由共产党人掌握，周边的亭山小学、桂林小学、秋水小学都有共产党人在活动，临近的西山一村，有党员40余人，农民几乎全部参加了农会。但南溪又是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地方。1928年5月，南溪大岗小学校长、共产党人梅其慎在党的指示下，准备在南溪召开农民协会。获悉这一消息的当地土豪梅长恕，勾结反动势力和反动武装，竭力进行捣乱。对反动势力早已恨之入骨的当地群众和共产党人包围了梅长恕的住宅。对峙了二昼夜后，包定偕鲍善到梅家谈判，迫使梅长恕作出让步，答应亭旁散工加工资，减租和粮食平粜。然而地主豪绅不愿贱价卖粮，关了粮店，又激起民愤，农民斗争情绪高涨。

“南溪事件”发生，震动全县。国民党地方政府全力调动军警，企图镇压。面对严峻形势，革命群众的情绪却极为高涨，纷纷要求给反动军警迎头痛击。包定根据形势的发展，马上赶赴宁海县委报告，县委当即派包定和县委负责人杨毅卿一同赶回亭旁，伺机处理。5月20日，杨毅卿同包定到达亭旁，在谷仓岭头找来亭旁、高枧、珠岙、桑洲四处党员负责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到会者有数十人，人人振奋，一致主张提前起义。于是决定调动队伍，组织工农革命委员会，设立红军指挥部，以包定为红军总指挥。5月22日上午七时，各地武装部队及工作人员五六百人在亭旁丹邱寺集结完毕，宣布起义。九时左右，部队在包定的指挥下，向任家村出发。十时左右到达后，准备捕杀大贪官大土豪，收缴反动军警枪械。由于恶霸任长初房屋坚固，武器精良，又有警察协助防家，围攻多时，无法突破，就转攻土豪任友端家。红军战士破门而入，任友端跳楼而逃，起义部队将其房子烧毁。

5月23日，宁海县委卢经训与省委特派员管荣德代表上级领导机关，重新调整工农革命军组织，包定任亭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兼红军指挥部总指挥，革命委员会下设军事、财政、宣传、运输等四个部。

根据谷仓岭头会议决定，桑洲、海游、珠岙各地起义队伍1000余人会师亭旁，其中持枪者五六百人，其它人多以红缨枪、刀、矛等为武器。起义部队会师亭旁后，马上解放当地所有的村庄，建立革命的人民苏维埃政权，并在国民党亭旁分部门前高升起一面镶嵌着镰刀斧头的红旗。起义部队均以红布为标识（干部左臂缠一条红布，战士大襟挂一条红布，包定脖子上围一条红布）。革命委员会通过布告公布革命政策，主要内容是：实行共产主义，焚烧契据，没收地主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等。农民们欢欣鼓舞，拥护革命政权，纷纷参加起义部队。

亭旁起义后，全省震动，国民党政府调来宁波、奉化、临海、天台各地省防军向亭旁进攻。浙江省防军步兵五团、国民党宁海县军警集结海游，国民党临海军警集结东塍等地，向亭旁进逼，形成合围之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起义部队不得不撤出亭旁，向南溪一带撤退。鉴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为保存革命火种，起义部队化整为零，转入地下斗争。

亭旁起义催生出浙江省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虽然在敌人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但是，革命的火种没有就此湮灭。包定调任天台县特派员，他化名袁应吉，改称天台人，偕同部分同志去天台，准备发动天台西乡及南乡农民举行秋收起义。10月，在欢岙区领导农民展开减租斗争。

国民党当局到处张贴告示，以重金一千元悬赏缉捕包定。包定只能在夜间隐蔽活动，为了工作，包定不惜毁容。一日，他见房东炒芝麻，芝麻直爆，他毅然贴近热锅，紧闭双眼，顷刻他的脸上被烫起了许多小水泡，数天后结痂脱皮，原本一张俊俏的脸孔，竟成了大麻子。

11月上旬，天台县国民党党部常务委员朱庆良，派人到欢岙区进行逼租，遭到农民反抗。包定乘机组织党员骨干散发传单，揭露朱庆良罪状。反动派惊慌失措，调兵镇压。为掌握和适应新形势下的斗争政策和策略，包定与战友、天台CY县委书记陈祥（化名吴可畏）一起，赴杭州向省委请示今后的工作方针，未料原省委特派员、亭旁起义谋划者之一的管容德已被捕叛变。在管容德的指认下，包定于同月31日在杭州武林路被捕，羁押于杭州浙江陆军监狱。

在狱中，包定受到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他自知不免一死，但对后代寄予殷切希望，在给家里的信中写道：“我在外面不易回家照顾孩子，这是你们所明白的。盼教孩子们踏着父亲的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1930年6月22日，包定在杭州松木场英勇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