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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 尹福瑛:永远的钱塘情怀—刘少奇与浙江

时间:2018-11-19

201811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个历史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就曾对在浙江开辟抗日根据地作出过多次重要指示。新中国建立后,他又十几次对有关浙江的问题作重要批示和指导;他关心着浙江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群众的生产、生活,至少10次亲临浙江,他结合调研并利用开会、休养的间隙,深入学校、部队、海防前线等基层;他还先后邀请过16个国家的重要外宾到杭州参观访问。充分展示了一代伟人的钱塘情怀。他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给了浙江人民和当地驻军以巨大的鼓舞和鞭策,钱塘江两岸留下了他闪光的足迹和诸多佳话。虽然刘少奇停留浙江的时间并不长,前后累计大约60多天,但一代伟人为新中国建设呕心沥血、禅精竭虑的光辉形象,已永远铭刻在浙江人民的心中。

一、部署苏浙皖发展战略

19411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1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1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520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中共中央东南局与中原局合并,改称中共中央华中局,同时成立新四军军分会,刘少奇为华中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在华中局领导下,先后成立了江南、苏中、鄂豫皖、浙东、苏浙等区党委。由于接到中央通知,刘少奇要回延安参加中共七大。根据中央指示,从19423月刘少奇离开苏北开始,由饶漱石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无论是在苏北还是在延安,刘少奇始终关心和直接指挥着苏浙皖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

1943年夏秋,中国敌后战场开始逐步转入攻势作战。新四军第一师十六旅和苏皖区党委为了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于10月初奉命从苏南向苏浙皖边敌后挺进。经过3个月连续作战,十六旅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敌后抗日根据地。年底,十六旅旅部和所属四十八团进驻浙西长兴仰峰岕和温塘村。19442月,苏皖区党委和苏南行署机关也迁至长兴仰峰岕,仰峰岕成了苏浙皖边区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8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指示华中局:“关于如何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沪宁路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不久,中共中央作出华中新四军分批渡过长江向东南沿海发展的重大决策。1024日,刘少奇为中央军委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两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部队归粟裕统一指挥,叶飞留苏中主持。”指出“新四军(除五师外)在最近的任务是向南(苏、浙)、向西(豫东、皖北)发展。除现在派出之部队外,将来仍须派遣部队南进西进,并须有主要负责人同去。”

11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向南发展苏、浙地区的部署意见:“美军可能在杭州湾登陆,而我们在那一带工作还很薄弱。为了配合美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请你们考虑下列步骤:(一)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将来必要时设立中央分局领导之。(二)除即调两团外,准备再从一、二、三、四各师中调五至六个团南进。(三)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两三星期训练,陆续派往苏、浙。(四)对各大城市工作作具体布置。(五)对苏浙各区(浙东区、沪东区、杭嘉两区、浙西区、浙南区、苏南各区)作具体布置。”

为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112日,粟裕到达新四军军部,同军部领导张云逸、赖传珠等拟定了:“由粟裕先率三个团及党政军干部三百余人南进,配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之前进阵地”,进而发展东南的初步计划。

112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同意发展东南的部署复华中局电:“新四军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南进发展苏浙皖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在豫东、皖北方面现有兵力大概已经够用,无须再加兵力。”“粟裕南进后,可以成立苏浙皖军区,统一指挥江南斗争。”为贯彻中共中央发展东南的决策,194412月中旬,新四军一师主力南下。部队分东西两路行动,于19451月初到达长兴仰峰岕与十六旅会师。

19441226日,刘少奇与陈毅致电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提出新四军向南发展的部署意见:为了准备在反攻时期我党能确实占领芜湖、南京、上海、杭州各大城市,目前必须大力着手,采取各种方式,发展江南苏、浙、皖、闽、赣地区的工作,包括赣江以东、大海以西广大地区,南面应包括浙西天目山、浙赣路沿线及打通武夷山曾镜冰、龙跃两处,西面应加强黄山山脉及赣东北地区的地下党工作或相机去恢复。“华中局及新四军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担任发展长江以南地区,以便将来能确保在宁、沪、杭三大城市中的人民之完全胜利。”

1945113,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部队。25日,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在长兴北部温塘村隆重举行。随后苏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也相继成立,并对现有部队进行了整编。

抗战胜利后,为争取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同情,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真诚谋求和平的意愿,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毛泽东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同意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8个解放区。920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复华中局电:“同意你们提议浙东、苏南、皖中、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此事已在重庆谈判中当作一个让步条件向对方提出,且有好影响。”“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当作民枪存在)。苏南及皖南、皖中七师部队和党政原则上亦须全部撤退,但可分为几个步骤撤。”“估计从江南皖中可以撤出四五万人,以此加强苏北、皖东,则苏北、皖东主力,应即迅速向山东开进,以便山东部队亦能迅速开动。关于南面撤退计划及北面进兵计划,望你们决定电告。陈、饶到山东后,将来华中分局的名单亦望你们提出,或即以谭震林,邓子恢等同志负责。”根据华中局指示,浙西、浙东新四军即开始迅速执行北撤任务。

9月下旬开始,苏浙军区第一、第三、第四纵队及军区机关、区党委机关、地方武装共5万余人开始分批北撤。1020日,北撤的苏浙军区部队到达苏北解放区。从930日开始,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苏浙军区第二纵队)和党政机关、地方工作人员约1.5万人分3路开始渡杭州湾北撤。1012日,浙东各路北撤部队在青浦观音堂、重固等地会合,然后北上渡过长江,于1112日到达江苏涟水。

19451013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陈毅、罗荣桓、黎玉并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电:“粟裕已到江北,七师已到皖东,浙东部队已北移,苏南部队不久亦可全部北移,胶东部队已大批渡海,因此请你们立即定出第二期北进计划。”浙江新四军及江南其它各地新四军撤至江北后,1031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庆祝十万部队胜利地到达江北”,并指示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鼓励士气,补充军需装备,争取主力部队提早进入山东。

二、西湖畔议宏图伟业

195112月,刘少奇根据党中央安排来到杭州休养。1215日,他收到了毛泽东一封征求对《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修改意见》的来信和3个附件。

事情的起因是:19482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中曾使用过“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语句。19514月,经刘少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中也提到:“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今后更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在7月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中,将这句话改为“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和乡村的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领导的”。1017日,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校长、党委书记阴一刚和副秘书长罗云路给党中央写信:对《华北建设》第118期上刊载的《中共中央关于工人阶级与半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问题的解释》提出意见,认为文中的提法欠妥。1118日,毛泽东把阴一刚、罗云路给他的信批给刘少奇等阅,并要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安子文提出处理意见。安子文于1128日向毛泽东报告,认为阴一刚、罗云路两位干部的意见应该采纳,并提出,对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提法应予修改。

刘少奇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及其他附件斟酌后,于1219日在杭州给毛泽东复信。全文如下:“主席:关于半工人阶级也是领导阶级的问题,在过去确是没有提过,现在这样提,确实也难解释。同意将整党决议中的那种提法加以改正并发出安子文同志所起草的电报。”

毛泽东在收到刘少奇的来信后,即批示中央有关同志:“将阴、罗二同志的信及安子文的信连同中央电报印发各地,才能将此问题弄清楚,并使中央在此问题上取得主动。”此后,中共中央于1223日正式发出安子文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从而使这因语句而引起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得以澄清。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刘少奇三次赴杭州参加毛泽东主持的重要活动。195775日上午,刘少奇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从北京飞抵杭州。下午,3人向正在杭州的毛泽东汇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并一起研究关于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主要汇报和讨论《苏共中央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当晚,刘少奇同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杭州会见专程来华通报苏共中央全会情况的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在听取米高扬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和苏共中央全会决议情况的通报后,毛泽东表示支持苏共中央的决议。会见后,毛泽东与刘少奇等谈话。76日上午,刘少奇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一起由杭州飞回北京。

1959年,是刘少奇人生重要转折的一年。在4月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一年,他两次到杭州出席中央会议。46日,刘少奇从上海抵达杭州。7日晚,参加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修改周恩来准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稿和《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48日下午,刘少奇离开杭州去上海。

1126日,刘少奇离开海口,经广州于28日抵达杭州。他先是出席了毛泽东召集的小型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和对尼赫鲁1116日来信的复信问题。1129日下午,会议继续讨论,决定将华中协作区与华南协作区合并为中南协作区。1130日至124日,刘少奇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主要讨论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中苏关系、中印关系等国际问题。刘少奇在会上就中苏关系问题指出:我们在处理中苏关系问题时,要严肃、慎重地对待,一定要有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

122日的讨论中,刘少奇说:赫鲁晓夫现在公开与我闹翻,指名骂,看来还不敢。毛泽东说:那也难说。他一怕中国,二怕帝国主义,三怕东欧国家不听话,四怕尼赫鲁等人被右派代替。在北京遭到冷遇,在戴维营得到温暖。刘少奇说:我们要准备应战,从理论上准备。毛泽东说: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刘少奇说:他自己纠正有困难,不过可以收缩一些。毛泽东说:他会收缩的,因为帝国主义在,还会整他的。刘少奇说: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有阶级斗争,这有三条路线,一是积极准备过渡,一是永久停于社会主义,一是恢复资本主义。毛泽东说:看来第一种人占多数。我在武汉讲过,我们不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等也可以,但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等十年犹可,再等就不利了,对生产不利了。会议从123日起,讨论国际形势及对策。125日,刘少奇离开杭州抵达上海。

20世纪60年代初,刘少奇曾两次赴杭州参加毛泽东召集的重要活动。1960521日下午,刘少奇到达杭州。当晚,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会见金日成,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22日下午至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南屏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四国首脑会议破裂后的时局问题、中苏关系问题、对赫鲁晓夫的看法,以及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共八大三次会议和《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等有关问题。523日,刘少奇与中共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当日,离开杭州抵达上海。

1963113日,刘少奇从上海到达杭州。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召集刘少奇、邓小平、柯庆施、罗瑞卿、谢富治、田家英和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开会,讨论修改《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并拟定《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会议期间,刘少奇同毛泽东交谈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方法问题,决定采取两项措施:第一、扩大宣传范围,改变过去只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文章的做法,省和中央一级报刊都可以组织文章,但要经中宣部、各大区批准;第二、扩大传达范围,由过去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干部逐步扩大到全体人民。119日,刘少奇离开杭州回到北京。14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和《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等文件。会上,刘少奇传达了在杭州同毛泽东商定的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两项措施。

1966年,是当代中国历史上极不寻常的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开端。因上半年毛泽东有3个多月都在杭州,其间,刘少奇3次到杭州参加中央会议。317日,刘少奇离开北京抵达杭州,出席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三月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主张不去参加。接下来,刘少奇按计划连续出访了巴基斯坦、阿富汗、东巴基斯坦(今孟加拉国)和缅甸4国。当他于419日从仰光回到昆明后,立即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他马上到杭州开会。于是,刘少奇、陈毅的专机直飞上海,接着换乘专列急赴杭州。

就在刘少奇出访期间,国内发生了几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一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被加上“反党”等罪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后来的《五一六通知》)已经定稿;三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名单已经拟定。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中宣部、北京市委由于挨批而瘫痪等。420日至25日,刘少奇在杭州出席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四月会议,会议从16日开始至24日)。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国内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会议初步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名单。425日,刘少奇离开杭州回到北京。54日至26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516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中央文革小组的成立和“五一六通知”的发出,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由于许多重大政策仍然悬而未决,69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乘专机飞抵上海,然后乘车去杭州。当天下午,他们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610日至12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这两次会议仅是漫谈,议论的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在612日下午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提出:“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的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毛泽东说:“先夺权,批评权威,再搞教学改革、学制改革。”有人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毛泽东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才派。”

期间,611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起与在杭州休养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会谈。613日,刘少奇离开杭州回到北京,而面对他的是一场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汹涌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狂潮。

三、访浙大谈教育发展

1958年,遵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的建议,刘少奇在2月至11月中,多次外出各地视察,累计长达120多天。在视察中,刘少奇一方面为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所焕发出来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做假、虚报浮夸的现象而不安。

112日,刘少奇专程赴浙江,首先来到浙江大学视察。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前身是创立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1928年,定名国立浙江大学。抗战期间,浙大举校西迁,在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办学7年,1946年秋回迁杭州。新中国建立后,浙江大学集合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等一批著名教授,师资队伍整齐强大,属全国一流大学之一。

下午2时许,刘少奇在浙大党委书记、校长周荣鑫等陪同下,首先参观了当时居世界前列的双水内冷发电机组科研项目,询问了研究、试制、运行情况,鼓励有关科研人员。接着参观机械系光仪车间和物理系计数管车间,而后又参观了电机系改装变压器的试验,以及机械系的旋风炉科研项目、机械工厂等。所到之处,受到了师生员工的热烈欢迎。随行的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同志。

参观后,在校长会客室,周荣鑫等学校负责人向刘少奇汇报了学校的情况,大家就学生的学习、劳动及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座谈。

当刘少奇问到浙江大学的勤工俭学情况如何?劳动多少时间?劳动方式等情况后,周荣鑫回答说:今年3月中旬到9月底,勤工俭学劳动已有35万多个劳动日,有的专业劳动时间很多,我们准备实行“一四七”制度,即1个月休假,4个月劳动,7个月读书。劳动的方式是上山下乡抢收抢种,同生产单位挂钩,校内大办工厂等。

刘少奇问收入有多少?周荣鑫答:“收入不多,只有28万多元。”刘少奇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要合理安排,光劳动不好,光读书也不好。一天读书12小时,搞它一个礼拜头很痛。没有劳动习惯的人开始可以劳动3个月,到共产主义劳动4小时,其余的时间怎么办?就搞学习,总是有办法的。如何安排?有的可以到田间工场去上课,大家议论一下,合理安排8个月读书,4个月劳动,象你们的学校应以学习为主,工厂以工作为主。小中学的劳动与读书问题也要好好安排,因为他们年纪小正在发育时期,大学虽不同,但也要平衡一下,搞不好就会偏这偏那。”

周荣鑫提到在学校有人主张搞“物质刺激”的问题。

刘少奇说:“你有发明创造自然人们会尊敬你。”“我们开始搞革命,到工农群众中去,他们也怀疑。他们这样想,你们吃了饭为我们做事,无代价无报酬为我们做事,你们总是为了自己什么目的?开始不了解,以后相信了,知道我们做事就是为了工农大众。苏联亦是如此。我们不要什么名誉地位,是为实现理想长远利益。我们努力工作,理想很高,暂时的利益可以牺牲。工农群众说‘几年辛苦,万年幸福’。几年辛苦就是牺牲暂时的利益,万年幸福就是最高理想和长远的利益。物质刺激是当前的暂时的利益,要看到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我不管,整天搞我的名誉地位,多搞些钱存到银行里,也是搞长远的利益——个人的长远利益,这是个人主义。”

刘少奇关心浙大的发展,并对学校的招生和校办工厂方向等问题提出了建议。

座谈后,刘少奇在教学楼二楼阳台向聚集在大楼外的师生员工招手致意。下午5时,刘少奇亲切地和簇拥着的师生员工握手告别,乘车离校。

四、赴舟山赞海防共建

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少奇的工作重心虽然主要在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上,但战争年代他却在很长时间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因此,位于祖国东部的舟山群岛的海防建设,一直是他所关注的。

1958113日,刘少奇专程从杭州经宁波赶赴舟山视察。中午,在宁波某军港,刘少奇在人民解放军舟嵊要塞区政委张秀龙、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马龙、舟山专员公署专员王裕民的陪同下,登上了海军舟山基地“洛阳”号护卫舰。随行的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兼《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胡绳、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等。这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首次亲临舟山群岛视察。

途中,刘少奇视察了各舰位,与水兵们亲切交谈、合影留念。在舰首会议室里,陪同的张秀龙、马龙和王裕民向刘少奇介绍了舟山的情况。当谈到舟山军民团结一致守岛建岛时,刘少奇说:“舟山要塞是华东的大门,祖国的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舟山部队要以岛为家,依靠舟山人民,共同守岛建岛。建设海岛,以岛为家,这对部队来说,是个重大的战略任务,也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刘少奇称赞舟山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的这种组织形式,认为:“军政委员会把舟山的党政军民拧成一条绳,平时统一领导建设,战时领导打仗,这是我们的老传统,也是军队以岛为家的具体措施!”

当刘少奇一行登上舟山最大的岛,也是舟山行政中心所在地的定海码头时,已是夜幕低垂。晚8时,刘少奇在坐落于海滨不远的驻军礼堂接见了驻舟山陆、海、空军部队的1000多名指战员,兴致勃勃地观看了要塞区战士演出队和地方文工团的演出。演出过程中,刘少奇对张秀龙和马龙两位将军说:“海岛条件艰苦,文化生活枯燥,人们要长期守岛,就要把岛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生动活泼些,这样战士们才能安心守海岛。”演出结束后,刘少奇登上舞台与战士演员一一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并与战士们合影。

回到招待所后,刘少奇又与张秀龙、马龙、王裕民等同志一起座谈。在二楼休息室,刘少奇询问起舟山军民的生活和渔农业生产形势。当舟山军政负责同志汇报到舟山群岛的“大跃进”规划时,刘少奇脸上掠过一丝深沉的表情,带着商量的口吻对大家说:“你们有些项目是否搞得太大了?”这使在座的同志都愣住了,大家谁也没说话。刘少奇然后笑着说:“你们要考虑各项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你们要有一个准备,准备打仗。”接着又说:“部队党委要明确,除了加强部队战备训练、国防工事建筑,百倍提高警惕外,还要积极支援地方的经济建设。经济力量的增长,就是国防力量的增长。部队要以人力、物力支援渔业机械化,木帆船将来变成机帆船,平时搞渔业,战时就参加打仗,这不是很好吗?

刘少奇对舟山岛上的粮食问题很关心,当听说粮食基本靠大陆运来,而且是粗粮细粮加在一起差不多时,便说:“你们这里是否可以把粮食产量搞得更高一点。”王裕民说:“我们这里有条件,肥料多。”刘少奇说:“好!你们不但要保证全岛人民吃粮,而且要保证军队吃粮,还要有储备粮。不能光算粗粮,要算细粮,要考虑大岛粮食自给,小岛也要自给。”他接着说:“吃猪肉怎么办?你们靠海洋吃鱼没有问题,要考虑多养猪,几年之内,让人民都吃细粮,粗粮可以给猪吃。海里的贝藻也可以用来养猪,多养猪,保证有肉吃,这样你们的生活就可以改善了。”

刘少奇对如何实现全岛电气化、机械化和水利化,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海岛建设,首先要搞电气化。工业发展需要电,渔业发展需要电,国防建设也需要电。有了电,不仅可以照明,而且可以烧饭,解决当前舟山烧柴不足的困难。因此要大搞电气化。”他还说:“我国海域辽阔,海岸线回绕曲折,长达1.8万多公里。根据舟山的地理条件,海岛潮汐资源丰富,可以因地制宜开发潮汐资源,搞潮汐发电。可以选择有利的海湾建造水库,涨潮时,让海水充满水库。落潮时,放出水库中的水,推动水轮发电机发电。”

谈到海岛搞机械化问题,刘少奇问:“你们有机械厂吗?”王裕民说:“有很小的,搞点零星的东西。”刘少奇说:“那不行,要搞相当多。舟山各项经济建设都要考虑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你们的建设是生产建设,又是国防建设。你们思想上要有个准备,准备打仗,准备丢原子弹。你们能不能做好准备?现代化战争要靠机械化,而且要相当多。要使军队家属和部队战士全民都会搞机械,这样打起仗来就什么武器都不怕了,不被动了。还要考虑搞地下机械厂,有些要搞到山里或坑道里去。”当张秀龙谈到要塞区部队制定了三年生产自给的规划时,刘少奇加以肯定地说:“部队应当和舟山人民并肩奋战几年,根本改变舟山面貌,不论在平时、战时都能自力更生。”他还说:“山上能否多种些高产经济作物,多种果树、茶树,既搞了绿化,又有可观的经济效益。”

第二天一早,应部队同志的再三要求,刘少奇挥毫题写了“建设舟山群岛,巩固国防前线”。接着,又为海军舟山基地题写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为《舟山日报》题写了报头。上午8时,刘少奇在海军司令部操场接见了军地干部,并与大家合影,接着乘车去实地考察。小车驶出定海城关,在定海和普陀两县交界的摩鼻岭山麓,刘少奇下车登上了山巅。陪同的张秀龙打开地图,向刘少奇介绍了舟山群岛的重要战略地位。刘少奇伫立在山岗上,询问了主要岛屿的地形和主要设防阵地的情况。他说:“这个群岛很好,因此我们要很好地经营它、爱护它、保卫它。依靠舟山人民建设舟山群岛,既有军事意义、政治意义,又有经济意义。担负守卫舟山群岛的任务,是很光荣的”。

从摩鼻岭下来,刘少奇来到“许昌连”的连部。“许昌连”是在1947年参加解放许昌城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被命名为“许昌连”的。他仔细阅览了墙报和黑板上的“战士园地”后,充分肯定了连队浓郁的政治气氛,同时嘱咐驻军领导,既要抓好部队的政治思想教育,也要帮助官兵解决生活上的实际困难,让大家吃得好,睡得好,还要抓一下文体活动,把岛上部队的文化生活搞得丰富多彩,使战士的生活不枯燥,确保连队官兵安心长期守岛。在“许昌连”施工现场,刘少奇不顾劝阻,戴上安全帽,走进了正在施工的坑道。他一边观看战士们的“手拉滑锤”作业操作,一边说:“部队要守卫海岛、以岛为家,就必须紧紧依靠群众。部队不但要把自己的工事修好,而且也要把人民群众战时需要的工事修好。”

离开部队施工工地,车队途经“沈蝉”公路时,要开过一座年久失修且已不牢固木桥“茅洋桥”,警卫人员为安全起见要求首长下车徒步过桥。刘少奇来到桥边,仔细察看后对王裕民说:“这一带是舟山军事布防的重要区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有战事,调兵遣将都需经过此桥,应把木桥改掉,修筑一座牢固的钢筋水泥战备桥。”1959年上半年,一座新的花岗岩基石、钢筋水泥路面的新型拱型“战备桥”——茅洋桥建成。

在沈家门,刘少奇听取了舟山地委同志的汇报。当讲到渔业生产时,刘少奇希望舟山要逐步实现渔业机械化,将木帆船变为机帆船,平时打鱼,战时打仗,平战结合。他还说:“公共积累多了,将来还可以搞渔轮”。海洋捕捞作业风险大,为了确保渔民安全,刘少奇提出在发展渔轮生产的同时,还要进—步发展水上飞机、直升飞机。他说:“这样,飞机抢救,渔轮生产,就安全了。”

在返回宁波驶过蚂蚁岛附近海域时,王裕民等同志站在甲板上向刘少奇介绍了蚂蚁岛乡和蚂蚁岛渔民的近洋张网作业情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蚂蚁岛乡,是全国渔业战线的一面红旗。19589月,蚂蚁岛建立起全国渔区第一个人民公社——蚂蚁岛人民公社,成为全国渔村艰苦创业的典范,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扬和肯定。

然后,刘少奇在舰艇会客厅内会见了一起上舰的蚂蚁岛人民公社党委书记陈阿毛、社长陆渭川。当听到陈阿毛汇报蚂蚁岛渔民群众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自力更生、互帮互助、艰苦创业,开展生产自救,从渔业生产互助组到渔业生产合作社,人民收入逐步提高时,刘少奇不时地点头赞许,其间还提了几个问题,“你们那里吃水困不困难?有没有水稻田?”陈阿毛回答:“如果只是2个月不下雨吃水问题还不大,若是超过2个月就要到外面去装水了。蚂蚁岛上只有旱地,没有水稻田。”为此,刘少奇十分明确地提出,舟山要重视水利工作,多修一些水库,并且反复要求舟山军地负责人“要下决心”。

就在即将离舰前,在某部六连下连队当兵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匆匆赶到。许世友是主动响应中央关于“军队干部下连当兵”的号召和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要求,率领南京军区30位将军首批下连当兵,给当地驻军指战员心中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五、钱江岸傲祖国瑰宝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百废待兴。刘少奇由于日理万机,辛勤工作,一些旧病复发,身体非常虚弱,医生要求他休息一段时间。党中央、毛泽东知道后也非常关心,决定要他到杭州治疗和休息一段时间。19511212日,刘少奇自北京抵达杭州,一起来的还有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和两个孩子,下榻在南山路的一座楼房里,那是当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杭州的一座别墅。这是刘少奇第一次到浙江。

在杭州期间,刘少奇除了批阅文件、坚持学习外,每天上午去一处景点,或登山,或游览,或泛舟;下午读书,会客。晚间有时参加浙江省、杭州市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安排的活动。但每晚湖边半小时的散步,不管天气好坏,也不论多忙,没有一天间断过,而且成为刘少奇以后几次来杭州时必不可少的安排。刘少奇对西湖情有独钟,据王光美回忆,1958年初听说西湖水变红,而刘少奇正好于当年11月来到杭州,发现湖水变红情况还未好转,十分关心,特意找杭州园管部门询问原因,并推荐全国治水专家帮助解决。回到北京后还不时关注进展情况,以后得知湖水已恢复绿色才放下心来。

杭州的西湖南、北景区的主要风景点,都留下了刘少奇的足迹。在钱塘江大桥散步时,刘少奇自豪地对王光美说:“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大桥。”对设计大桥的茅以升博士非常钦佩,因为大桥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刘少奇请随行的摄影记者侯波为他和王光美在大桥上留影纪念。六和塔的古建筑,灵隐寺的宗教建筑,都令刘少奇赞赏不已,他叮嘱杭州市的领导要精心保护好这些艺术品,他说:“这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他还特地去看了雷峰塔的遗址。在茶乡龙井参观游览时,刘少奇频频询问茶农的生活和劳动生产。在全国诸多名茶中,刘少奇独赞西湖龙井茶。每月发工资时,王光美必托供应站,买正宗的西湖龙井茶。供应站的同志每遇到有龙井茶,便早早替刘少奇留着。其间,他还去了杭州都锦生丝织厂,观看了织锦缎操作的全过程。当1958年他再次去参观都锦生丝织厂时,看到丝织女工也在抡锤砸矿石,当即向陪同的杭州市领导提出:“要保护丝织女工的双手,不应该让她们来抡铁锤、拣矿石。”这年他在宁波视察时,还对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林乎加及宁波地委负责人提出,“浙江要大力发展生产,使群众有足够的肉、蛋、油、糖吃,而且要办好公共福利事业”。

19511231日,刘少奇来到位于西湖边的浙江省博物馆参观。浙江省博物馆创办于1929年,时名浙江省西湖博物馆。它的创办源于1929年在杭州举办的“西湖博览会”。当年的博览会分八馆二所三个特别处,其中博物馆占地面积最大,设水产部、植物部、昆虫部、动物部、矿产部、动物园等分馆,内容丰富,展品众多。共举办了4个月,参观人数达到2000余万,可谓盛况空前,这在当时全国也是很少有的。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接管了博物馆并进行了改造,后更名为浙江博物馆,各项事业有了快速发展。

博物馆工作人员特意安排刘少奇一行观看“喷水鱼洗”的表演。据工作人员介绍,“洗”起源于商周,盛行于汉代,是古人祭祀天地祖宗的必备礼器,也是盥洗、贮水的日常用器。“洗”的大小不一,按制造材料的不同,有陶洗、瓷洗、铁洗、铜洗之分。有的“洗”,在盆内底部还铸有各种图案。凡铸有龙型的叫龙洗,铸有鱼型的叫鱼洗。表演时,注水入洗,用两只湿而洁净(无油腻)的手掌周期性地来回摩擦鱼洗的双耳,立即发出响亮的嗡嗡声,继而盆中的水出现浪花。

1958114日下午,刘少奇在考察了舟山海防建设即将回宁波之前,接受舟山军政负责同志的建议,来到普陀山参观游览。

刘少奇一行来到普济禅寺。在当家师傅真裕陪同下,刘少奇走进山门、绕过天王殿,来到圆通宝殿。他边听真裕法师的介绍,边浏览大殿里供奉的佛像。当家师傅把藏在普济寺的清朝皇帝的圣旨、题词、御赐龙袍等捧出来给刘少奇观赏。刘少奇反复看了几遍,对陪同的当地领导同志说:“普陀山这些珍贵的文物古迹,你们—定要好好的保护!”当刘少奇驻足仰面向上观赏时,看到琉璃灯没有亮着,便关切地问这灯为什么不亮?当真裕法师如实告知因为缺少菜油而不点灯时,他当即关照陪同王裕民“给予照顾安排”。以后,舟山地委指示粮食局每年拨出一定数量的菜油给普陀山的三大寺作为点灯用油。从此琉璃灯又亮了。

佛顶山的慧济寺内藏有佛教的奇珍异宝,刘少奇看了非常高兴,在一尊玉雕佛像前,他频频点头称赞。听说“楞岩经塔”是用7万多经文聚集起来的佛教无价之宝后,刘少奇连声说“国宝,国宝。”登上普陀山之巅的佛顶山,刘少奇望着远处葱绿的山林说:“海岛要大力开展植树造林。要是舟山群岛的绿化都能象普陀山就好了。”又说:“不是舟山人民吃水困难吗,俗话说,‘有土就有水’,要多种树木,保持水土不流失。舟山群岛是个好地方,有山水,有名胜古迹,空气新鲜,不仅是扼守沪杭甬的门户,而且是人民疗养的好地方。传说普陀山是一千个和尚修起来的,现在成了世界闻名的佛教游览胜地。你们舟山几十万军民,能不能把舟山每一个岛屿建设得象普陀山一样壮观呢?

普陀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道生法师曾回忆说:“当年少奇同志的这番话,使得普陀山人如沐春风,全山的僧尼和机关干部及农民、解放军战士都热烈响应,以后每年都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来植树。现在前山到中山去的大路两旁及附近山头,像热水瓶粗的树都是少奇同志来过以后种的。”

六、学鲁迅做人民的牛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195214日,刘少奇在杭州休养的最后一天,还应邀赴鲁迅的家乡绍兴参观。

刘少奇一行首先来到位于鲁迅故居对面东侧70米处的三味书屋。三味书屋从前是一个书塾,鲁迅小时候曾在这里读过书。当时已进行了修葺,并依照鲁迅少年读书时的模样布置好。书屋正中的墙上挂着一幅画,画着一棵古松,树底下卧着一只梅花鹿。画前面是先生的座位,一张八仙桌,一把高背椅子,桌子上照从前的样子,放着笔墨纸砚和一把戒尺。学生的书桌是从自己家里搬来的,分列在四面,鲁迅的那一张在东北角上。当年鲁迅就在那里读书、习字。

刘少奇走到鲁迅用过的桌子前,俯下身来,他用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一下,对身边的王光美说:“你看,这里刻着什么?”王光美略一辨认,说道:“是个‘早’字。”刘少奇点点头:“对,是个‘早’字。是鲁迅小时候在这里读书,有一次因迟到,被先生寿镜吾打了手板。而后,鲁迅便在桌上刻下了这个小小的‘早’字,既是自律,又作自勉。”王光美说:“这个‘早’字,可以说就是鲁迅先生勤奋精神的写照。”刘少奇说:“正是,鲁迅一生勤奋,死而后已,便始于这个‘早’字,也凝于这个‘早’字。”

走出三味书屋,过街便是周家老台门。进门便可见一幅太平天国时期的壁画,刘少奇伫立在壁画前,观看良久后说:“这是件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我在其他地方也见过这时期的壁画,但规模不及这一幅,保存也不如这一幅完好”。他指着壁画的色彩斑驳处,对绍兴陪同的同志说:“珍贵的历史文物是无价之宝,是历史的见证,对于研究那一时期的历史与文化是非常有价值的。要尽力做好保护工作,尽可能保存得更长久一些。这壁画前可不可以用一条绳子或立一个栏杆挡一下,使观众不至于过多地触摸它,以免色彩脱落?”

老台门的南厢房,是图书室(藏书楼),储藏着不少书籍,其中有鲁迅各种版本的著作,以及被译成各国文字的鲁迅小说集、杂文集和评论集。刘少奇在一个书橱前止步,仔细观看橱中书籍。管理人员打开书橱,拿出两本书递给他观看,并介绍说是鲁迅著作中最早的两种版本,一本是《呐喊》,一本是《彷徨》,均是20年代出版的。刘少奇小心地翻着书页,阅着其中的一些章节,过了片刻,他缓缓说道:“这两本书唤醒了无数中国青年投身反封建的斗争,毛主席说过,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对中国新文化的贡献是任何一位作家也无可比拟的。”

刘少奇看了看周围的同志,又激动地说:“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的著作丰富,还在于他知识渊博,鲁迅不仅精通文学,而且精通史学、哲学与科学,他不仅精通中国文学,而且熟悉世界文学,并通晓几国文字。我们需要鲁迅这样的大作家,优秀作家,我们的作家应该成为鲁迅一样的作家,不能满足于做一个‘土作家’。”他将书交还给管理人员后叮嘱道:“要好好保护这些珍贵书籍。”1957年,藏书楼改名为鲁迅图书馆,规模在不断扩大,已成为藏书达36万余册、防潮和检索设备正日趋自动化的图书馆了。

刘少奇一边参观,一边向管理人员详细了解鲁迅和故居的一些情况。他对陪同的同志说:“鲁迅是在封建大家庭的败落中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崩溃前景,从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鲁迅从封建营垒中冲杀出来,又与封建阶级进行了最坚决的斗争,鲁迅的斗争性是最强的,骨头也是最硬的,没有丝毫奴颜与媚骨,显示了我们民族的骨气。”从故居出来,刘少奇笑着对随行的浙江省领导同志说:“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共产党人,都应该以鲁迅为榜样,做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5811月,刘少奇赴舟山视察回到宁波后,特意来到偃月湖畔著名的天一阁藏书楼参观。这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3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年)之间,原为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新中国建立后藏有各类古籍近30万卷。

进入大门,走过回廊,迎面就是藏书楼。正楼檐中高悬苍劲有力的“天一阁”三字横匾。天一阁管理员向刘少奇介绍说:“这是范老将军题的名,藏书楼由范钦精心设计,坐北朝南,楼上一大统间,楼下并排6间,含‘天一’‘地六’之意。”在范钦故居前,刘少奇对陪同的胡绳说:“范钦真是为保护藏书费尽心机啊!”“天章特将图书富,世泽长期子胜贤。”胡绳轻轻吟诵着清朝举人何凌汉在范钦塑像前的题字,刘少奇连连说“好,题得好!

二楼的“宝书楼”珍藏着中国宋代以来出版的科举、文史、方志等。刘少奇一行在一排排、一叠叠的古籍中徜徉,赞叹不已。“宝书楼”管理员拿来一册古代军事图册放在案桌上,管理员介绍说:这部《平定回部得胜图》是清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乾隆帝赏赐天一阁的珍品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中西合璧”的战争题材铜版画,生动再现了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及大小和卓木叛乱的恢宏战争场景,堪称18世纪欧洲铜版画在中国制作之典范,也代表了清代宫廷铜版画的最高水平,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是当时中西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由于至今墨色如新,光彩依旧,毫发无损地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成为书林的一段佳话。刘少奇兴趣甚浓,边听介绍,边戴上眼镜,弯腰仔细翻看。

在“凝辉堂”,刘少奇指着一册册线装书问道:“这些书是不是原装书?”管理员回答:“这些书都是原装版,有的还是明代的手抄本呢。天一阁建成以来,外掠内盗,几经战乱,历尽沧桑。1841年,英国侵略军占领宁波后,烧杀淫掠,不但劫走白银几十万两,还掠去许多丝绸、粮食和奇珍异宝。”胡绳说:“那次劫难中,英国侵略者还掠走了天一阁的许多明代的稀珍藏书。著名的大明《一统志》也被掠去了。”

刘少奇对大家说:“过去我国政府腐败,经济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嘛,就要遭帝国主义列强的凌辱、掠夺。”他边走边说:“现在我国经济还相对落后。落后挨打的教训也不能忘记啊!我们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强国,要赶上或超过英国。”刘少奇还询问了藏书楼的防火、防潮、防蛀设备和措施。临走,刘少奇握着管理员的手,意味深长地说:“这些藏书,年代久远,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又说:“天一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你们要好好保护啊!

刘少奇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较早参观考察宁波天一阁藏书楼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在他的关怀和指导下,天一阁藏书楼以其悠久精深的藏书文化、古朴典雅的古建筑风格及交通便捷的地理位置,一直保持着每年吸引30余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观光休闲。

七、浙江批示意义深远

新中国建立以后,刘少奇担任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职务。期间,他审看有关浙江工作汇报后的批示,曾对浙江甚至全国的各项工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对浙江新区征粮工作的批示。19501月,刘少奇看到中共浙江省委119日报送的《关于新区征粮情况的报告》后,认为浙江关于征粮方面出现的问题在全国具有普遍性,采取的措施对于各地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他立即以中央的名义于121日转发浙江省委的报告并发出通知:“中南局并转各省委:现将浙江省委关于征粮问题的报告转发你们,望参考。”浙江省委在工作得到中央肯定后,进一步发动群众,使全省1949年的征粮任务完成率在90%以上,为解放初期农村和城市生产事业的恢复与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对陈叔通关于征粮问题建议的批示。19501月,中央统战部汇报与陈叔通的谈话记录,引起刘少奇的高度重视。陈叔通(18761966)是浙江杭州人,中国著名政治活动家,爱国民主人士。谈话主要反映陈叔通在杭州家乡的300余亩田产如何按政策缴税,以及希望政府早日开展土改的建议。当时全国各地特别是新解放区的征粮工作都在有序展开,陈叔通家乡的问题和他有关征粮问题的建议非常及时,具有较普遍的现实意义。刘少奇即于当年129日以党中央的名义拟写了一份电文通报全国,指出:“陈叔通向中央统战部谈话记录,特转给你们。陈所说政府对他家征粮之事,如系属实,那是很不对的,必须加以改正。”中央精神很快在各地贯彻执行,有效地遏制了农村在土改前的一些错误做法。

对浙江拟公布“六大禁令”的批示。1950215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华东局报送的一份拟公布的《浙江省人民政府命令》上批示:“同意浙江省政府立即公布六大禁令,以停止混乱现象。省委及群众团体同时应将此项禁令通知全党及各团体严格执行。”事情起因是,浙江解放初期,群众斗争热情高涨,一些地方,群众动辄抓人,出现斗争扩大化的情况。浙江省人民政府因此拟定了“禁止擅自逮捕人犯”等“六大禁令”准备公布,其目的也是要重点解决司法干部的作风问题。浙江“六大禁令”于3月在全省正式公布,在各地起到了很好的指导监督作用。

对浙江平阳擅自分配土地问题的批示。19504月,刘少奇看到了6日和7日两份中共中央华东局通报批评浙江省温州专区平阳县万全区委擅自分配土地问题的电报。前电反映平阳县万全区委把县委传达的土改宣传准备,当作土改工作去布置,致使全区在未做准备的情况下普遍插标分田。后电汇报了温州地委对发生的上述重大事件未及时报告省委的情况。对此问题,刘少奇于410日以中央名义转发华东局的通报并发出通知:“兹将华东局四月六、七日两电转你们,望你们注意有无同类事件发生。如有即加制止,不可放任。”

对浙江有关大佃农解释处理意见的批示。1950年,浙江全省土改工作开始后,各地对划分雇工、佃农成份等问题认识不清,请求上级给予解释。中共中央华东局于195094日给浙江省委农委并报中央的一份电报指出:在处理雇工问题时,应按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的原则,采取双方协商及自愿订立合同等办法,以改善主雇关系。并对有关大佃农的情况作了归类。刘少奇在看了华东局的电报后,于96日以中央名义批复:“同意你们对大佃农〔即佃富农)的解释和处理。”

对浙江土改阶级成分划分问题的批示。1951113日,中共浙江省委就全省一些地方错划阶级成分情况给各地委并报华东局电报,认为主要原因是干部在思想上及工作上存在偏向。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划分阶级成分必须遵照政务院的决定,那种任意提升阶级的倾向是绝对错误的,是绝对要立即停止的。刘少奇在看了华东局的电报后,于122日以中央名义批复:“中南局、西北局、西南局:关于土改中划错阶级成分问题,特将华东局和浙江省委的指示发给你们,望你们予以注意,因为这是土改中可以引起各种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浙江省委在收到中央批示后,于1951214日作出《关于改正错划富农成份与处理富农出租土地的办法》,在执行中严格按中央政策办事。

对浙江省委关于春耕问题的批示。中共浙江省委于1951123日向全省各地委发出关于春耕工作的指示,强调:各地必须适时地将注意力转向生产方面。凡土改已经结束的地区,应在开展抗美援朝、保卫土地运动中,以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达到进一步发动群众。中共中央华东局于33日将这个指示转发所属各地并报中央。刘少奇在看了华东局报送的文件后,于37日以中央名义批示全国各大区:“浙江省委这个春耕指示很好,特转给你们作参考,望各省委、区党委亦同样发这样一个指示。”

关于浙江奉化区乡不应组织工会的批示。1952429日,浙江省奉化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就该县各地工农纠纷问题给中央人民政府劳动部送交报告,反映奉化县在土改期间,因没有让农村手工业工人参加农会,而将其划为非农业人口,编入包括富农和伪保甲长等在内的人民小组,导致工农矛盾加剧。同年58日,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将报告送刘少奇审阅,建议请中央电告华东局设法解决。刘少奇审看后,即于当年527日以中央的名义发出了《中央关于区乡不应组织工会的指示》。指出:“浙江奉化县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向中央劳动部的这个报告是值得注意的,望华东局和浙江省委妥为处理。中央规定,在乡村中除农民协会外,不要再组织贫农团,也不要组织工会。……望省委和地委在调查当地具体情况后,定出适当的步骤妥为处理。”

关于浙江等3省市集会事故的处理批示。1952812日,浙江淳安县威坪区于当晚放映电影,因下阵雨宣布停映后又通知放映。仓促中,南坪乡有4个村116人因急于过河看电影,导致船沉92人遇难。天津和安徽两地发生的事件也属类似情况。91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天津、安徽、浙江三次群众集会事先准备不周造成惨痛伤亡的通报》中指出:“上述事件的发生,证明了当地负责人官僚主义的严重,事先缺少充分的准备和组织工作,以致引起重大损失。虽然事后都作了善后处理,但人民的损失是严重的,今后各地进行宣传动员、召开群众大会,特别是在夜间召开上万人的群众大会,均须于事先进行充分准备,严密组织。”

对瑞安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意见的批示。1964527日,刘少奇在审阅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逐步发展公社(大队)经济和试行公社干部不脱产的意见的报告》后致信谭震林(后称“五二七”批示):“同意将此件印发会议各同志阅读。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公社干部不脱离生产。公社干部用一半以上的时间从事集体生产,用一小半时间办公社。只要安排好,是完全能行的。二是公社和大队办一些集体企业。……这件事浙江可以试验,其他各省也可以试点。以后再由有经验的省起草一个章程送中央审查。”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中央发出各级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后,浙江涌现出一批先进人物和群体。196359日,毛泽东看了浙江省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7件典型材料后,特意写了批语转发各地,浙江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在学习贯彻毛泽东“五九”批示基础上提出的一个新举措。以后,浙江省认真落实刘少奇“五二七”批示,选择瑞安县塘下区进行公社干部不脱产试点,成为当时在全国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下,为保持农村基层干部队伍的劳动人民本色,保证基层干部不变质的一项重要尝试。

刘少奇留在浙江的精神财富弥足珍贵,他留给浙江人民的深切记忆丰厚铭心。追思先辈,是为了继承革命传统,更是为了激励后人,开拓未来,创造美好明天。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弘扬“红船精神”,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全面落实“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勇立潮头方显担当”的新要求,把全省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奋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浙江篇章。

来源:足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