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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下到北上

——论抗战胜利前后战略转变中的浙江新四军
曾林平
时间:2015-09-22
  [内容提要] 1944年秋到19459月,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最后一年,也是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极为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美军酝酿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建立对日作战基地。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方针由“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北发展”。在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在浙江的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主力和新四军游击纵队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经历向南发展、争取大城市、就地坚持和渡江北撤四个阶段,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
 

  1944年秋到19459月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年时间里,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战略方针由“向南发展”转变为“向北发展”。在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在浙江的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主力和新四军游击纵队忠实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战略意图,经历了向南发展、争取大城市、就地坚持和渡江北撤四个阶段,胜利地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本文试就浙江新四军部队在这一战略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作一简述。

  一、向南发展,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

  1944年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日本帝国主义的败局已定,美军酝酿在中国东南沿海登陆,建立对日作战基地。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普遍对日伪军展开局部反攻,恢复和扩大原有根据地,并向敌后进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向全党和全军发出关于必须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迅速抓紧时机做好反攻准备的指示,在巩固华北、华中的同时,确定以主要力量发展东南,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和迎接战略反攻。

  19448月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不断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改变战略发展方向,将注意力移向长江下游三角洲及太湖、杭州湾区域,加强江南武装力量,在此建立全面反攻的战略出发基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就近夺取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芜湖等大中城市。8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大城市及交通沿线抗日游击战争以配合城市工作的指示》,提出“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京沪线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821日,毛泽东又致电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告知他们美军准备在中国登陆,要求和我军配合作战,因此要“认真布置吴淞、宁波、杭州、南京间,特别是吴淞至宁波沿海及沪杭甬铁路沿线地区的工作,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及准备大城市的武装起义”,并特别强调“一师及苏中、苏南的党在此工作上应担负更大责任”。927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的方针和部署》,指出:“我军为了准备反攻,造成配合盟军的条件,对苏浙皖地区工作应有新发展的部署。特别是浙江工作,应视为主要发展方向”,要求浙东部队应“派一个得力部队约两个团,到天台山去发展天台、黄岩、临海、乐清等地工作”,“相机挺进到平阳山区与龙跃汇合,造成该区的扩张形势”,苏南部队“除巩固现有地区外,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深入天目山,造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考虑到苏南地区现有兵力不够,而且必须加强干部,中央建议派新四军第一师副师长叶飞和苏中三分区行政专员朱克靖率两个主力团,由华中局抽调原苏南、浙江一批干部随同渡江,汇合在苏浙皖边的第十六旅共同担任南进任务。

  华中局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对苏浙地区的形势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于109日电告中共中央,表示完全拥护中央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与浙江的方针,并于同日电示浙东、苏南和新四军第一师,指出“我军为准备反攻及造成配合盟军条件,江浙工作已成为华中今后主要发展方向,我们正在考虑加强苏南主力部队及其他各种具体问题”,要求浙东“应当向天台、临海、乐清、温州以南与浙南龙跃部打通关系”,浙南部队“沿温州向北开展,以便和浙东呼应,造成将来我军控制沿海的条件”,苏南部队“中心工作应放在太湖西南岸沿京杭国道伸入天目山周围,以便进一步形成过钱塘江与浙东打通的战略形势”。与此同时,华中局就中央建议叶飞为发展东南的指挥人选征求了苏中区党委的意见。苏中区党委书记、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认为,在苏浙地区他先后有抗日先遣队、浙南三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先遣支队和江南指挥部几个阶段的经历,对那里的地理、社情较为熟悉;苏浙地区现有的第十六旅、浙东游击纵队及浙南游击武装等,过去一直受他的领导和指挥,在干部关系上较好处理,因此由他南下对全局较为有利,因此主动请缨执行南下任务。1023日,华中局向中央提出以粟裕担任发展苏浙任务为好。1024日,中央军委复电华中局,“同意粟裕率两个团南下发展苏浙,必要时还应从一、二师再调一部去,所有苏南及浙江归粟裕统一指挥”。112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指出:为配合盟军登陆及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除粟裕带两个团南进外,还应准备再从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师抽调56个团南进;设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统一指挥苏南及全浙,并从军直及各地抽调大批干部,加以训练后,陆续派往苏浙。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1112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拟定了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1120日,华中局将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上报中央,提出:“由粟裕先率三个团(七团、特一团、特四团共七千余人)及党政军干部三百余人南进,配合十六旅,进占吴兴、长兴、安吉、武康间之敌后地区,作为控制天目山全部之前进阵地”;“俟上述任务初步完成后,即由陶勇率特四团过富春江东进,与浙东部队打通联络,以求控制会稽山”,“并以象山敌后为基地,沿海岸南下,进至温州地区,与浙南龙跃处打通联络,以开展温州南北沿海之游击战争,并相机由阮英平率一部兵力,经浙南返闽东,以打通至闽中曾镜冰处之联络”。1126日,中共中央同意了华中局关于发展东南的初步部署,并且指出新四军在执行西进、南下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抽调南下,一切工作首先着眼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等地区。1226日,刘少奇、陈毅又致电张云逸、饶漱石、赖传珠,从战略高度详细地提出了发展东南的具体部署,指出新四军的任务是在江南大发展,以便在战略反攻时配合盟军登陆,“破敌、收京、入沪”,“今后一切工作都照顾大举南进和巩固现地的双重任务”。上述一系列部署表明,向苏浙敌后发展,是新四军向东南发展任务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中共中央为迎接反攻形势到来作出的战略决策。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发展东南的战略部署,194412月下旬,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七团、特务一团、特务四团,以及由中共中央、华中局、苏中区党委调集的地方干部300余人,在新四军第一师师长粟裕率领下,分两批从苏中渡长江南下,于19451月上旬到达浙西长兴地区。1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浙东部队。后又任命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华中局还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江南、浙东两个地区的党委工作,以建立全面统一的指挥。25日,苏浙军区在长兴槐坎乡温塘村举行成立大会。4月下旬,叶飞率新四军第一师教导旅3个团到达长兴,增强了苏浙军区的实力。叶飞率部到达浙西后,任苏浙军区副司令员。苏浙军区成立以后,立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第十六旅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共8000余人;浙东游击纵队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共7000余人;第三旅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阮英平,共8000余人。此外,还建立了两个军分区

  苏浙军区成立后,对各纵队的行动作出具体部署:第一纵队深入敌后,进入浙江安吉递铺以东,占领武康、德清及余杭以北地区,控制莫干山区,肃清土顽及小股顽军,开展地方工作。尔后以该地为基础,派小部队向东、向南发展。第三纵队保持机动,以一个支队在广(德)泗(安)公路南北两侧掩护后方交通,两个支队进至安徽郎溪誓节渡、广德和浙江长兴泗安以南,准备随时配合第一纵队行动。如顽军向东攻击第一纵队,第三纵队从正面进行牵制,或伺机向东攻击其侧背,协同第一纵队求歼该顽;如顽军向北攻击第三纵队,则第一纵队迅速向西攻击,切断顽军与天目山的联系,协同第三纵队歼灭该顽,并相机占领孝丰城。第二纵队隔江策应,除继续巩固四明山、会稽山区外,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在此过程中,取得了天目山三次反顽自卫战的胜利,建立了浙西抗日根据地,为向东南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为了贯彻向东南发展的战略部署,迅速打通浙西和浙东的联系,叶飞率第二批部队从苏中南下浙西后,苏浙军区就开始谋划派部队渡过富春江、打通与浙东联系的问题。19455月和8月,苏浙军区两次派出部队南渡富春江,打通了浙西、浙东的联系,然后准备大举跃进,联结浙南,打通闽东、闽中,以实现中共中央打开东南的战略意图。但此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抗日战争很快就迎来了最后的胜利,中共中央向南发展的战略方针最终没能实现。

  二、争取大城市,进军京、沪、杭

  19458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在此形势下,毛泽东于8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中共中央于810日发出《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一切力量向日伪军进行广泛的进攻,并准备于日本投降时,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8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七道命令,限令日伪军就近向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投降;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向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大举反攻。81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党任务的决定》,要求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猛力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还批准了华中局提出的上海起义计划,要求其他有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举行武装起义,同时还颁布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市长的名单,表明新四军军决心接管这些大城市。至此,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由向南发展改为争取大城市。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开始时对是否应争取大城市尚无把握,曾于810日去电中央请示:如果日寇无条件投降,我们派兵进入上海、南京,又恐生变;不派兵入城,则丧失有利时机,中央方针如何?在接到上述中央810日指示和朱总司令命令后,立即为争取大城市进行了一系列准备。811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苏浙军区部队重点夺取南京,粉碎顽军进犯并阻击顽军进占上海;浙东游击纵队除留必要的地方武装和金萧支队就地坚持并破坏交通外,主力转移到沪宁线一带;浦东、浦西部队阻止顽军向上海挺进,策应上海地下军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812日,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要求全军立即行动,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和津浦铁路,并占领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为接收管理江苏、浙江、安徽及南京、上海等省、市行政事宜,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叶飞为浙江省政府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政府主席,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刘长胜为上海特别市市长。为配合上海武装起义,决定调动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1000余人分散秘密进入上海市区,准备与市区群众配合,举行武装起义。

  根据上述部署,苏浙军区决定以第一纵队攻取南京,第三纵队进攻无锡、苏州、第四纵队配合上海起义,接管上海。同时,苏浙军区城市工委还指示杭州地下党组织,调查敌伪重要机关与军队的驻地、人员、装备等情况,准备里应外合,配合部队解放、接管杭州。为此,苏浙军区政治部于813日向广大指战员发布命令,要求坚决执行朱总司令和新四军军部命令,服从统一指挥,挺进敌伪占领城市;进入城市后,必须严格遵守军政纪律,保护工商业及一切公共机关、工厂、邮政、电话电报、交通工具、学校、教堂等。815日,军区政治部发布告《同胞书》,宣布向京沪线进军,号召各界同胞立即组织起来,解除敌人武装,收复国土,制裁汉奸,争取胜利。与此同时,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浙东游击纵队决定以一部兵力在奉化江口阻止“浙保”部队进宁波,何克希带领警卫大队直捣宁波城下,主力则集中在三北,准备过钱塘江开赴海北、沪杭前线,配合浙西、苏南新四军抢占上海。在主力离开浙东后,准备由杨思一、彭林率金萧支队在四明地区坚持斗争。淞沪支队为策应上海起义及附近部队相机占领上海,向上海近郊敌伪据点发起进攻,先后攻克了上海市郊的南汇县城和北新泾、新场、祝家桥、六灶、黄渡等市镇。

  三、就地坚持,向日伪军发起大反攻

  正当浙江新四军按照中共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积极部署争取大城市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依靠美国提供的现代化交通工具,把国民党军队运往已被人民武装力量包围的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并利用合法地位垄断了对日受降权,命令八路军和新四军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同时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不准向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投降。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及时改变了争取大城市的方针,并电告华中局停止上海起义。812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要求“江南力量就现地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农村及许多县城,准备内战战场,江南各大城市不作占领打算,除以人民面目活动外,党的活动仍取隐蔽政策”。同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中局,对华中的战略方针和新四军的作战部署作了调整,提出“江南方面立即有计划分路发动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溧阳、溧水、郎溪、广德、金坛、句容、高淳诸城镇及太湖西岸各地及浙西敌区各县,各地并立即在以上各地造成一整片的(包括城镇)统一的广大农村局面,造成迎接内战的坚强基础”。这表明中共中央放弃了争取大城市的战略,而改为就地坚持,为迎接内战做准备。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改变以对苏浙军区和浙东游击纵队的作战部署。813日,华中局关于浙东行动致电粟裕转谭启龙:“浙东应立即准备内战到来,不作占领杭州、宁波之打算。但应利用敌人投降与秩序混乱时,向四周发展,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放手发展群众,扩大部队,武装群众,囤积物资”。814日,华中局致电苏浙军区,命令“立即停止向南京进攻。敌人投降后,我们主要任务是应付内战,中央指示不要作进攻南京、上海、杭州的打算,不要打算入大城市,要火速集中力量准备打击顽军进攻”。817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再次致电苏浙军区,要求“你们暂时不应作夺占京、沪的打算,只夺取广大乡村及中小城镇,广泛组织与武装群众,准备战场”,“浙东主力如尚未北渡钱塘江,应即在钱塘江以南积极扩大力量,组织群众。浙东已渡钱塘江部队,可沿沪杭线广泛发动群众起义,夺取中小城镇与农村”。820日,华中局又致电粟裕、谭启龙等人,指出“江南、浙东、苏中、皖南在长江以南活动部队,除主力准备战场”,“各地方兵团、民兵应以极广泛极迅速方法在各地活动,发动群众地方起义,夺取农村及市镇,缴除伪军、伪政府武装,武装人民,万勿丧失时机”。

  根据上述一系列指示,苏浙军区和浙东游击纵队停止向南京、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进攻,就地向四周发展,攻打敌占县城和据点。苏浙军区各部在浙西、苏南和皖南的对日伪反攻作战中,共解放了10座县城,拔除敌伪据点100余处,使北起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至太湖,西迄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370余万。浙东游击纵队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毙伤伪营长以下200余人,俘伪营长以下1700余人,缴获各种炮7门、轻重机枪49挺、步马枪1300多支、短枪47支。除主要城市和县城外,基本消灭了盘踞在三北、四明、金萧、淞沪地区顽抗的日伪军,使浙东广大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浙东抗日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抗战时期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和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

  四、渡江北撤,迎接新的战斗

  就在浙江新四军部队对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取得辉煌战果之际,全国内战危机已进一步加深,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抢占已被新四军包围的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并向解放区进犯。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对江南新四军的战略部署又作了新的调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中主动向国民党提出,中共让出包括浙江在内的南方8个解放区,将部队撤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集中。于是,浙江新四军部队转入了渡江北撤阶段。

  根据现有资料,中共中央最早提出浙江新四军部队北撤是915日,到919日最终确定了这一方针。915日,在重庆的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提出“浙东、苏南、皖南三地区部队须立即开始注意控制北上道路,保障北上安全,并准备将来适当时机渡江北上”。916日,中共中央将毛泽东来电转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要他们就这一问题提出具体意见。917日,华中局致电中共中央,建议苏浙主力撤回江北,浙东除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外,抽调主力两个团3000人转移到苏南,应在半个月时间内完成这一转移;苏浙军区留下约7000人及浙东撤往苏南的3000人,配合苏南地方武装坚持原地斗争,抽调1.4万余人返回江北,苏浙军区领导留下粟裕或叶飞主持苏南工作。苏浙军区北移时间不能超过1个月。并提出浙东、苏南主力转移时间愈快愈好。919日,中共中央将华中局关于江南主力北调的建议电告毛泽东,并提出“浙东、皖南部队及党政应全部转移(只留秘密工作者),留一部坚持有被消灭危险。苏南部队如要转移,第一步转移主力,第二步亦须全部转移”。毛泽东同意浙东、苏南等地部队北撤,越快越好,并将此作为一个让步条件在重庆谈判中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同日,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了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同时决定华中局北移山东,由山东分局组成华东局,华中地区另组织分局。

  920日,中共中央将江南新四军全部北撤的命令电告华中局,同意“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要求“浙东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立即全部撤退,只留秘密工作者及少数秘密武装”,苏浙军区等武装原则上也须全部撤退,但可分几个步骤,并布置好撤退后留下的秘密工作。当日,华中局即转发了中共中央的电令。922日,华中局就北撤工作具体安排电示浙东区党委,要求在党内外作深入动员解释,对外宣传在出发后进行,以免增加行动困难;注意保密,随时备战;留下部分熟悉地形、民情、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干部,领导坚持原地斗争,并组织新四军后方留守处;撤退前布置秘密工作,对于一切不能立足者,均应撤退或隐蔽,对多余物资和粮款,应尽量救济困难抗属和群众;部分无法隐蔽或转移的干部、群众,应依靠群众,依靠山地,组织短小精悍的秘密游击队,准备游击基地;党的组织以绝对保密、精悍为原则。同日,华中局电示苏浙军区,要求粟裕率第一、第三纵队迅速集结完毕,立即北撤,叶飞率第四纵队及全体可能转移的部队和地方干部,在浙东纵队转移至安全地区及宣传、秘密工作适当完成后即行转移。

  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关于江南新四军部队北撤的指示,浙西、浙东新四军部队和党政机关迅速行动起来,积极部署渡江北撤。从930日和102日起,浙东游击纵队和苏浙军区主力开始分批北撤。苏浙军区主力于1020日到达苏北解放区,浙东游击纵队于11月中旬到达苏北解放区。随后,部队进行了整编,苏浙军区主力被编为华中野战军第六、第八纵队及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浙东游击纵队被编为新四军第一纵队第三旅和新四军独立第一旅。在浙江新四军及江南其他各地新四军撤至江北后,1031日,中共中央发出贺电,庆祝10万部队胜利到达江北,并指示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鼓励士气,补充军需装备,争取主力部队提早进入山东。浙江新四军和其他北撤部队一起,共同担负起新的战斗任务。

来源:《浙江档案》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