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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罪行研究

金延锋
时间:2015-08-31
  内容提要:八年抗战期间,日军在浙江犯下了累累罪行,本文拟从公然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类生存权力,泯灭人类良知、践踏人道主义,破坏人类文明、掠夺文明成果三个方面,对日军在浙江犯下的大量罪行给予梳理分析,旨在警示人们: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共筑中国梦。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将战火从华北直接烧到江南的沪杭地区。浙江是全国最早沦陷的省份之一,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最深的省份之一。八年抗战期间,浙江全省77个市县中,有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1县的县城一次或数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窜扰。日军在浙江进行狂轰滥炸、屠杀平民、奸淫妇女、掠夺物资、役使劳工,并摧残文化,实施细菌战,这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给浙江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本文仅对日军在浙江的主要罪行进行梳理,以警示后人,要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共筑中国梦。

  一、公然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类生存权力

  1937115,为配合进攻上海,日军第十军与海军协同,在杭州湾北岸江浙交界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沿海登陆。从此,日军的铁蹄踏上了浙江的土地。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仅用1个半月时间,就占领了钱塘江以北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州在内的117县的大片土地。日军在浙江公然违背国际公法,蔑视人类生存权力,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对普通百姓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日军对浙江的侵略,是从轰炸开始的。1937814,日机轰炸杭州笕桥机场。自此开始,日军凭借其制空优势,持续对浙江实施无差别轰炸,即除了轰炸主要军事设施外,还轰炸车站、码头、工厂、集镇及平民住宅区等。无差别轰炸的始作俑者是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日军轰炸锦州时,就策划使用了无差别轰炸。据1937年日本制定的《航空部队使用法》第103条规定:“战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两次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对浙赣沿线特别是金华、衢州、丽水实施了更大规模的轰炸。据《浙江省敌机空袭统计表》记载,抗日战争时期,日机在浙江共炸毁房屋49601间,震倒房屋15133间,造成6472人死亡,8290人受伤。时任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还有敌机空袭浙境,计一千一百五十六次,投弹一万七千四百八十三枚,好些城市几乎都夷为平地!政府与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之巨大数目,也就无法估计了!”“全省各县,除了泰顺、景宁、庆元、磐安四县之外,就没有一县不遭遇敌机的轰炸。在一个空防薄弱的地方,敌机真是为所欲为,一架或数架很低飞的轰炸,机上日军的面貌,都看得清清楚楚,只是心中恨恨,无奈他何!”全省范围内,丽水地区是浙江省遭受日军飞机轰炸的重灾区。据档案文献记载,仅丽水县在抗日战争时期遭受日机轰炸次数就达365次,占全省被轰炸次数的近三分之一,超过国民政府战时陪都重庆被轰炸次数。1942年浙赣战役期间及前后,丽水地区遭受日机轰炸的次数、密度和惨烈程度,更是让人触目惊心。

  实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时间最早、受害地域最广、遭受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最重的省份之一。日军在浙江实施大规模细菌武器攻击主要有三次。

  第一次是1940年的细菌武器攻击。193967,日机在萧山、绍兴用飞机投放了细菌,给两地百姓带来巨大的人身伤害和心理恐慌。日军对浙江实施大规模细菌战始于1940年。该年65日,日军中国派遣军与参谋本部就策划在浙江实施细菌战,攻击目标定为“浙赣沿线城市”。随后,日军731部队和南京荣字1644部队相继组成“加茂部队”和“奈良部队”,以杭州笕桥为基地,对浙江等地实施细菌武器攻击。从918107,日军在浙江进行了6次细菌武器攻击。绍兴、宁波、衢州、金华等地均受到攻击。

  第二次是1942年的细菌武器攻击。这年6月至8月,日军为配合浙赣战役,在作战期间和撤退时,在金华、衢州、丽水等地撒播大量细菌。如浙赣战役之后,日军在撤出丽水时通过飞机和地面两种方法撒播了鼠疫、伤寒、炭疽、霍乱等疫菌,丽水、云和、松阳、遂昌等县相继暴发各种细菌传染疫情。丽水县的青林村有50人患伤寒,没有一人治愈;苏埠村1个月内,35人染疫死亡;魏村1个月内49人染疫死亡;19429月、10月间,丽水县城、碧湖一带同一时间发生鼠疫。云和县则以鼠疫病为主,1942年的疫情,到了次年大规模暴发,县城及周边许多村都出现疫情,石浦村共有133人感染鼠疫,死亡126人,局村感染鼠疫死亡76人,勤俭村感染鼠疫死亡69人。松阳的疫菌主要是两种:鼠疫和炭疽。鼠疫主要是从丽水扩散而至,感染鼠疫死亡318人,炭疽疫菌分布较广,全县因感染炭疽而烂脚的达上万人。遂昌的疫菌主要是炭疽、霍乱和赤痢,其中霍乱发病2060人,死亡824人。又如:194210月,金华义乌崇山村一村民因感染鼠疫死亡。随后,崇山村疫情凶猛,2个月内死亡404人,疫情还蔓延到周围23个村,累计死亡700多人。当时日军驻义乌的南京荣字1644部队打着“免费治疗”的幌子,在崇山村林山寺对鼠疫患者进行活体解剖,做成实验标本,并把从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的鼠疫细菌命名为“松山株”(松山即崇山)。事后,日军为毁灭证据,于1118日焚烧了崇山村整个村庄。

  第三次是1944年、1945年的细菌武器攻击。为了配合豫湘桂战役,日军于19446月在浙赣沿线再一次发动大规模攻势,进攻龙游、衢州;8月进犯丽水、温州。在这次龙衢、丽温战役中,日军同样实施了细菌作战,使用了鼠疫、伤寒、白喉等疫菌,使浙江的疫病流行达到又一个高峰。除此之外,日军细菌部队还在义乌、温州、乐清、武义、上虞、松阳等地进行过人体细菌实验。

  日军在浙江的细菌战,混杂使用了多种细菌。现在可以认定,日军投放了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痢疾、白喉、炭疽等6种细菌。浙江受细菌武器侵害的地域涉及杭州、宁波、绍兴、金华、衢州、温州、丽水、台州等8个市,约30个县。由于细菌的易传染性,加上战时人口迁移频繁,日军撒播的疫菌迅速在浙江各地扩散开来,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根据初步的调查统计,衢州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39938人,丽水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5030人,金华地区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有4065人,全省死于细菌武器攻击的约6万余人,受伤者数倍于此。细菌武器的残酷性不仅在于其巨大的杀伤力,而且表现在死亡的过程十分痛苦,霍乱患者上吐下泻,患者最后成了干尸;炭疽患者浑身溃烂,奇臭无比,往往溃烂至死;鼠疫患者高烧难忍、头痛难禁。

  日军除了在浙江实施细菌战,还惨无人道地实施毒气武器。日军侵华期间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在中国广泛、持续地使用毒气武器,给中国军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屡屡改变战场上的攻守形势。浙江省是日军实施毒气战的重点省份,给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以重大杀伤,也伤害到平民百姓,后果十分严重。据现有的史料记载,日军在浙江最早使用毒气是1937815,这天日机轰炸了海宁,“投掷毒气弹多枚”。此后,日军在浙江使用毒气主要集中在杭州、嘉兴、湖州的沦陷地区。日军对浙江战场所使用毒气最为密集、投掷毒气弹最多、给予中国军队最大杀伤的是浙赣战役。日军在浙江战场使用毒气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三种情形,一是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毒气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如浙赣战役,由于这种战役规模大,日军是有计划使用毒气武器,包括毒气数量、种类;二是一般性的战斗,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毒气武器,这种情况一般是在沦陷区,对付抗日游击武装时使用;三是对平民使用毒气武器作为迫害手段。

  二、泯灭人类良知,践踏人道主义

  屠杀平民百姓。日军嗜杀成性,杀人逞强、杀人树威、杀人劫财,妄想以“杀”来磨灭中国军队之威风,打击中国人民之锐气,迫使中国早日降服。日军对浙江平民的屠杀,最集中的是在抗战初期这段时间里。从侵入浙江开始,日军便一路屠杀平民。1937 115,日军在平湖县全公亭登陆后,金塘镇当天就有263名平民被屠杀。日军登陆当天就在平湖县造成直接人口伤亡1003人。只要战事一开,日军就拿浙江平民百姓开刀。据英国学者约翰科斯特罗写的《太平洋战争》一书记载,在浙赣战役时,“几个星期中,约有25万中国农民被屠杀,10万日本兵在乡村烧、杀、奸、掳,野蛮和凶残不亚于南京大屠杀。”日军屠杀平民时,手段极其残忍,除了枪杀、刺杀外,还有活埋、活烧、抛海、“三缚一”(三人捆一起,押到悬崖边,刺倒一个,另外两人也连带跌下悬崖)、“一弹打数人”(把人排成纵队,用一颗子弹从背后打过去,可直穿5人),等等。

  奸淫妇女。现有资料证明,日军侵华期间,为瓦解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并提振侵略士气,曾有组织、有计划地纵容士兵在战斗时或在占领地大规模奸淫中国妇女。日军奸淫被侵略国家的妇女,是日本酝酿已久并长期执行的一项基本政策。据《远东审判案》备有资料第103册第51章第342页记载,当时日本情报部大雄一男在给日本陆军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抚慰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让他们在战场上被中国军队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当日本武士道不能支撑崩溃的士兵时,中国慰安妇的肉体却能对复原治疗士兵的信心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能在中国女人身上得到满足,必将能在中国领土上得到满足。占有中国女人,便能滋长占有中国的雄心。”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在19411018日接受美国记者约瑟·道格拉斯采访时说,“我以一个东方人观念看,女人是一种战略物资,并且是对胜利不可缺少的独特营养的战略物资。”由此可见,日军奸淫妇女,不是零星的、偶然的个别士兵违反军队纪律的性犯罪行为,而是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有意识策划的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严重亵渎人类尊严的国家罪行。日军侵浙期间,对浙江妇女实施的性侵犯呈现三个明显特点。一是日军在攻城掠地之时,放纵士兵随时随地、不分场合、不分老幼,疯狂地对妇女实施性暴力,心理极为变态,手段极其残暴。19371224日杭州沦陷后,日军让士兵“自由行动”3天,其实就是放纵士兵奸淫掳掠。日军在杭州市区大肆奸淫妇女,妇女只要稍有抵抗,立即被刺死。据一位传教士统计,杭州仅被奸淫致死的妇女就达700人。当时,杭州浮山村妇女收容所里有1400多人,除了2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日军强奸。浙赣战役期间,日军在衢县盘踞84天,强奸妇女5000多人。二是日军在占领地或“扫荡”时,也并不收敛,仍然到处奸淫妇女。1943128日,日军到余姚县大岚山“扫荡”时,强奸妇女40多名,连五六十岁的老太太也不放过。三是设立“慰安所”等机构。为了稳定占领区的秩序,并预防性病在军队中蔓延,日军在占领区设立“慰安所”、“军妓院”和“行乐所”等,以武力威逼或诱骗等手段,强迫良家妇女充当“慰安妇”,供日军泄欲。其实质是以整体的、有组织的国家犯罪替代军人的个别犯罪。据日军资料,抗战初期,日军在杭州设立较大的“慰安所”有4处,有“慰安妇”36人。另外还有“半开门”、“向导社”等,也都具有“慰安所”性质。在日军“慰安所”里的“慰安妇”,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和尊严,也绝无丝毫的生活生命保障,彻底沦为日军的性奴隶。不少“慰安妇”染上性病,更多的终身失去生育能力,并遭受各种病痛折磨。他们不仅遭受肉体上的痛苦,而且也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

  役使劳工。日军在入侵和占领浙江过程中,都大规模役使劳工,如运输物资、修筑工事、挖矿伐木等。日军役使的劳工,大多是采用抓捕、强征和诱骗的方式得到。一般短期役使,日军都征用当地劳工;如果是长期役使,日军为便于管理,一般从外地抓捕劳工。日军对劳工极尽残暴,从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劳工工作环境差、强度高,即使生病也要照样干活,还经常遭到日军毒打,许多劳工因此丧命。据战后统计,抗战期间杭州市区即被日军强征劳工约40000人,被押往国外做工的约3000人,其中流落失踪者约1000人。日军在浙江役使劳工最集中的,当数在象山、武义、义乌的萤石矿开采。日军在武义、义乌两地开采萤石矿,就从外地或本地抓捕劳工3500多人。日军对劳工极其残酷,许多劳工因生病或身体虚弱,干不动活,就被工头活活打死,或踢下坑去摔死。1944年武义爆发疫情后,大批劳工受感染而死亡。因为死亡劳工太多,日军专门组织“拖尸队”,有些劳工还没有断气,就被拖出去埋了。

  三、破坏人类文明,掠夺文明成果

  掠夺物资。日本是个资源小国,他发动战争的主要资源是从占领地掠夺而来,这就是所谓的“以战养战”。浙江是富庶之地,因而也就成为日军经济掠夺的主要目标。日军侵浙期间,掠夺物资的主要手段有:一是实施武力抢劫。伴随着战事的延伸,日军抢遍了浙江主要的富庶地区。如杭州沦陷后,日军就大肆抢掠。据19477月的一份《杭州市丝织工业同业工会财产损失报告单》记载,日军掠夺了杭州的1095户丝织厂及机户存放在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浙江地方银行的质押品,合计时值4342717。二是在占领地借助伪政权对沦陷区民众强行摊派和收买。比如,据194412月日军浙江省联络部编的《浙江经济便览》记载:1943年日军在浙江沦陷区征粮指标是40万吨,实际征购了31万吨;1944年日军在余姚收买棉花3万担至5万担。除了摊派和收买,日军还巧立名目,增加了一大批苛捐杂税。三是通过经济组织统制战略物资。像大米、食盐、材料、油料、丝绸和各类金属及萤石矿等,都是以这种方式实现掠夺的。以这种统制方式,日军基本控制了浙江沦陷区的经济命脉。如1938年成立的“华中蚕丝股份有限公司”,基本控制了浙江的蚕种供应、蚕茧收购和蚕丝生产。“华中矿业公社”则垄断了象山、武义和义乌等地的萤石矿开采。日军在侵占武义、义乌近3年的时间里,掠夺的萤石矿超过53万吨。[18

  摧残文化。日军侵略浙江期间,除了军事镇压、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外,还大肆摧残中国文化,推行奴性教育。浙江素称“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省内图书馆、藏书楼众多,民间珍藏丰富。现代学校如浙江大学、浙江艺术专科学校、浙江医学高级专科学校等,在全国都具有一定影响。在日军侵入浙江之前,部分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机构提前转移到后方,但在转移过程中也遭受了不少损失。如浙江大学战时先后6次迁移,损失图书31880册,期刊1000种、3500卷。那些来不及转移的文化机构,就直接被日军摧毁殆尽。日军摧残文化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轰炸、火烧和劫夺。19371123日军窜入平湖县城,将创办于1902年的私立现代学校“稚川初中”付之一炬。建于清同治年间的“守先阁”藏书楼,也被日军烧毁,内有藏书40万余册,各种方志1000余卷,还有大批宋元以来的历代珍贵名家字画。杭州沦陷后,日军放火焚烧杭县教育会和图书馆,抢去图书18970册,还将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中华书局以及其他各书局私家存放的数千万册数,除挑一部分珍贵有价值的善本图书运回日本外,其余全部运到湖滨公众体育场烧毁。日军在侵入浙江各县的过程中,对各地的寺庙、祠堂、牌坊等文物古迹全部破坏,妄图毁灭中国文化的印迹。除了以武力实施烧、抢以外,日军还利用汪伪政权推行“奴化教育”。日军在沦陷区开设日语学校,声称“沟通中日文化”。日军在杭州开办了3所日语学校,还在杭州各地普遍设立了日文讲习班、进修班、速成班等各种短期日语班。除学校教育外,日军还通过各类社会教育设施,如民众教育馆、图书馆、博物馆、民众教育实验学校等,并利用广播、报纸等宣传工具,鼓吹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抗战亡国论”,以达到其奴化教育的目的。

  四、以史为鉴,珍爱和平,共筑中国梦

  日军在浙江犯下的罪行,事事确凿,铁证如山,不容抵赖。抗战期间,因日军的入侵,在浙江省这块土地上共造成伤亡人口405125人;造成的难民超过500万。社会财产直接损失相当于19377月法币价值11.657亿元,社会财产间接损失为10.021亿元,居民财产损失8.133亿元,总计财产损失为29.811亿元。

  本文对日军在浙江犯下的大量罪行的梳理,仅仅是择取部分最重要的事实予以叙述。这种梳理分析,目的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人们:

  一要牢记历史,珍爱和维护和平。列宁曾经说过,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梳理日军在浙江犯下的罪行,就是为了告诉世人,现在的和平来之不易,我们要很好地珍爱和维护,绝不能让军国主义卷土重来,绝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一些政治组织和政治人物依然在矢口否认日军侵略的野蛮罪行,依然在执意参拜双手沾满鲜血的战犯亡灵,依然在发表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依然在藐视历史事实和国际主义,依然在挑战人类良知。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承诺,而且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和广大亚洲国家人民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通过铁的事实,让世人明白,一切颠倒黑白的做法,最后都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二要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具有5000多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列强的入侵和封建统治的腐败,逐渐落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别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使中华民族频临着亡国灭种的境地。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战,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了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中华民族由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确立了历史转折点。当前,中国已经确立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要以史为鉴,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而共同努力。

  三要团结一心,共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炎黄子孙不懈追求的目标。多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从鸦片战争开始,救亡图存的斗争此起彼伏,虽然每一次斗争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中国的进步,但还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只有伟大的抗日战争,彻底洗刷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侵略屡战屡败的民族耻辱,显示了中华民族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坚定了对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追求。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奋斗,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什么是中国力量?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就是全世界炎黄子孙汇集起来的力量。这种力量,我们在抗日战争中感受过。历史告诉我们,只要中华儿女团结一心,就会形成不可战胜的磅礴之力,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胜利之本、力量之源。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省委文献研究室 

来源:《浙江档案》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