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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年谱(1949—1976)》对毛泽东到浙江次数与天数的补正

王祖强
时间:2014-12-15

  毛泽东在浙江的活动是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尽可能地搞清楚毛泽东到浙江的次数与在浙江的天数是开展好这一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浙江党史部门组织力量,通过召开座谈会、采访当事人、查阅档案资料等多种方法系统地开展了对毛泽东在浙江史料的征集研究工作,特别是及时对照补充《毛泽东传(1949197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文集》等一大批重要文献和研究成果的相关内容,20余年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阶段性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200910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浙江省社科重点规划课题——《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毛泽东在浙江的785个日日夜夜》里。该书提出毛泽东一生53次到浙江,在浙江工作、生活了大约785个日日夜夜,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相关地方党委、政府的基本认同,并作为学习宣传的基本内容。

  但由于当年主客观因素的交互影响,毛泽东的出行活动属于国家重要机密,出于安全的考虑,即使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允许及时记录相关的活动,要留下真实准确的记载十分不易。同时这项工作还受到地方党史部门接触重要事件与重要人物史料与相关研究方面本身存在的种种局限,使得毛泽东在浙江史事研究工作仍然有一些重大的遗漏与错谬。2013年底,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共6卷,近300万字。该书详细记载了毛泽东从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逝世这27年中间的各个方面的活动,集中反映了他的讲话、文章、谈话、题词、批示、批语,包括他写的诗词等等,特别是他到各地视察、参观的情况,内容十分丰富,史料非常详尽,披露了大量新的文献资料,这为毛泽东到浙江次数与在浙江天数的补正工作带来了重大契机。笔者在深入研读的过程中,特对此进行比照补正。

  一、毛泽东到浙江次数上的补正

  此前,笔者研究认为,按照进出省境为标准,毛泽东到浙江的次数为53次,新中国成立前2次,新中国成立后51次。

  对照《毛泽东年谱》,需要增加一次毛泽东到浙江的内容。具体时间为19571013日至25日。主要活动有:13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北京到达杭州,住刘庄。在杭州期间,为下个月访问苏联做准备工作。17日,致电叙利亚总统库阿特利,指出:“当美帝国主义正在驱使土耳其向叙利亚进行挑衅,阴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谨重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决支持叙利亚人民保卫独立、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的严正立场。”17日、18日、20日,同陈伯达、田家英、浦寿昌谈访苏期间讲话稿的修改问题。22日下午,在杭州刘庄召集邓小平、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浦寿昌开会。23日晨3时,阅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当月9日致中共中央的信,批示:“小平同志:此件请交陈、乔、陆、田、浦各同志一阅,准备于今日下午或晚上谈一下。因此请你们集合先谈一下,准备意见。高士提交了一批值得想一想的问题。另请你找9月《人民日报》的文艺社论看一下。”24日下午,同江华谈话。25日下午2时,乘专机从杭州回到北京。这一次到浙江的资料,不仅浙江的研究者此前不曾掌握,就连长期研究毛泽东离京巡视活动的袁小荣的研究成果中也未曾提及,可见这是一次密级很高的离京外出,而且也是毛泽东仅有的两次直接飞机来去浙江中的一次。这些资料对于深入研究毛泽东在浙江十分珍贵。

  对照《毛泽东年谱》,也需要去掉一次毛泽东在浙江的内容。具体时间为19551216日至25日。原先认定此次的主要依据是综合分析了《毛泽东与浙江》“19551216日,毛泽东在杭州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进行修改”、“12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重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此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篇按语”和《浙江人民公安志》“1955115日至1956110日,毛泽东在杭州视察和工作”等材料,也参考了《毛泽东传》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成果的内容。当时具体梳理的活动有:1216日,毛泽东到杭州,住刘庄。到杭州的当天,对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草案》进行了修改,要求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胡乔木于当日即阅完,同时,为中央起草了将此文件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各党组,总政治部的通知。20日,《怎样办农业合作社》的重编工作全部结束,此前曾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当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提出“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田家英主张还是此前考虑的名称好,毛泽东遂同意。21日,为中央起草致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通知,征询各地对 “农业十七条”的意见。25日,前往上海,于第二天返回杭州。而《毛泽东年谱》显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主要活动情况为:当年1216日至20日,毛泽东仍在北京,1221日下午4时,才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1225日晨,到达杭州,住刘庄。可见,造成这次误记的原因主要来自于当时对毛泽东具体行踪的不确定以及误读了《毛泽东与浙江》、《浙江人民公安志》的几条相关记载,事实上,毛泽东是在北京完成《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重编工作之后,才离京南下的,他在杭州期间所写的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第二篇序言,时间是“1227日”。

  经过这样的一增一减,目前,毛泽东到浙江的次数可以认定的仍然是53次。

  二、毛泽东在浙江天数上的补正

  前述由于毛泽东到浙江次数变化而引发的天数上的变化情况是,增加一次13天,减少一次10天,结果天数上还是增加了3天。此外,其他天数变化的情况也有不少,主要是1天之间的变化,“当天夜晚”与“次日凌晨”以前较难判定,这与毛泽东当年长期习惯于夜间工作有很大的关系,这次《毛泽东年谱》的表述更加直接准确,为校改工作带来了较大的便利。

  (一)此前认定的“19531227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531228日晨零时,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二)此前认定的“1955410日至17日,毛泽东在杭州”现校改为“195549日至419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天数增加3天。此行“毛泽东417日离开杭州”之说来源于袁小荣的《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的“195541020时至17日杭州”。他在新作《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19491976)》(以下简称《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中坚持了这一说法:“17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到上海”。但考虑到资料的原始性,《毛泽东年谱》的“419日晚上,乘专列离开杭州回北京”显得更有说服力。

  (三)此前认定的“19551117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551118日下午,毛泽东离开杭州”,天数增加1天。

  (四)此前认定的“19551226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225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增加1天。

  (五)此前认定的“195619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56110日晨,毛泽东乘专列由杭州到达上海”,天数增加1天。

  (六)此前认定的“195799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57910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从南昌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七)此前认定的“195892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58922日晨,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八)此前认定的“1959410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59412日晨,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天数增加2天。此行“毛泽东410日离开杭州”的说法,最早来源于浙江省公安部门的资料,《毛泽东与浙江》采用了这种说法,“(1959年)46日至10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浙江人民公安志》也采用了这种说法。这种说法还得到了袁小荣《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的佐证,但《毛泽东传》明确提出“412日,毛泽东离开杭州,乘专列经济南、天津回到北京。”此后,袁小荣在《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中已经采用了“412日”说。使得《毛泽东年谱》采用的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

  (九)此前认定的“195982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59824日下午,毛泽东从杭州到达上海”,天数减少1天。

  (十)此前认定的“196113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612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上减少1天。

  (十一)此前认定的“1961420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6142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十二)此前认定的“1961710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6171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十三)此前认定的“1963115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63110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天数减少5天。此行“毛泽东115日离开杭州”之说来源于袁小荣的《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的“(1963年)17日至15日杭州”,他在《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中坚持了这一说法。袁小荣的这一说法很可能受到了《周恩来年谱》的影响,该年谱记载:“196319日至21日,在杭州治疗痔疮。115日前,与毛泽东研究1963年计划、基本建设、农业、市场、财政和精简等问题。受毛泽东之托就上述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通知,准备在大区书记到京时讨论。115日,起草中共中央关于二月中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这样的说法虽然没有明说,但暗含了类似的意思,因而被广泛采用。其实《浙江人民公安志》已经明确提出此次毛泽东的离开时间是“110日”,因此,《毛泽东年谱》的提法令人信服。

  (十四)此前认定的“19631028日至29日,毛泽东在浙江”现校改为“19631029日至111日,毛泽东在浙江”,天数增加2天。此行的说法来源于邸延生的《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1028,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南昌前往杭州。29日,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浙江省委同志们关于贯彻落实‘双十条’的工作情况汇报。当天晚上,毛泽东命令专列开往上海。”这种说法得到了袁小荣《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的佐证,他在《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中坚持了这一说法,认为“1028日,专列离开南昌。29日,专列途经杭州。当天,专列抵达上海”。但《毛泽东年谱》写得更加清晰:“1029日,到达杭州,住汪庄。……111日,到达上海。”与《浙江人民公安志》的记载对照,应该是有说服力的。

  (十五)此前认定的“19631110日,毛泽东离开杭州”现校改为“1963119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天数减少1天。

  (十六)此前认定的“19651216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651215日,毛泽东从上海到达杭州”,天数增加1天。

  (十七)此前认定的“1969629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69630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减少1天。

  (十八)此前认定的“197528日,毛泽东到达杭州”现校改为“197526日,毛泽东到达杭州”,天数增加2天。此行“28日到达”说来源于当事人谭启龙、铁瑛的相关回忆。《毛泽东与浙江》、《浙江人民公安志》都采用了此说,《毛泽东传》也采用了这样的说法。但不同的回忆始终存在,袁小荣《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就认为“26日到413日杭州”,他在《毛泽东离京巡视纪实》中坚持了这一说法,认为“6日晨,毛主席的专列徐徐驶进艮山门车站”。《毛泽东年谱》采用了这样的说法:“26日,到达杭州,在专列上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铁瑛汇报工作。在谭、铁谈到全省的生产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时,毛泽东表情凝重。此后,几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并批准对造反派头头采取措施,把他们从占据的杭州饭店里赶了出去。8日,住汪庄。”这样,就给了两种说法各自的理由,26日到达杭州,28日入住汪庄。因此,虽然后面略留了一点漏洞,“28日至413日在杭州休养期间,……”但说清楚毛泽东最后一次浙江之行基本没有什么问题。

  这样,经对照校改,毛泽东在浙江不同次数中的天数同样有增有减,综合分析后,实际还增加了2天,目前基本可以认定毛泽东在浙江的天数大约为787天。

  三、仍然需要存疑的内容

  毕竟《毛泽东年谱》不是专门反映毛泽东视察各地的专门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看,毛泽东在浙江仍然存在一些需要开展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主要有:

  (一)19551225日,毛泽东有没有去过上海?

  《毛泽东年谱》记载“(1955年)1225日晨,到达杭州,住刘庄。”这里明确提到了入住刘庄的情况,并没有提及当天曾去过上海。而袁小荣认为,此次毛泽东的视察线路为“1225日,由南昌途经杭州到上海,1226日返回杭州”。这种说法得到了相关地方党史部门的认同:《毛泽东在上海》写道:“(1955年)1225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接见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写道:“(1955年)1225日,毛泽东由杭州赴上海,征求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第二天,毛泽东又从上海回到他所钟爱的‘第二故乡’——杭州”。若真如此,毛泽东在杭州的次数就得增加一次。但现在一时还无法得出最终的结论。

  (二)195611日,毛泽东有没有去过上海?

  《毛泽东年谱》只记录了195611日晚上:(毛泽东)“同陈毅、柯庆施、刘顺元、江华、曾希圣、陈伯达、廖鲁言等座谈,了解农业发展情况,商讨修改‘农业十七条’。”没有提及是否去过上海,也没有强调座谈是在上海,按照正常的语境,应该视为发生在浙江。而袁小荣认为:“195611日元旦,毛泽东到上海。在上海市委领导陪同下,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邀请陈望道等几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当晚,毛泽东返回杭州。”这种说法也得到了相关地方党史部门的认同:《毛泽东在上海》写道:“(1956年)11日,毛泽东由上海市委领导陪同,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邀请了陈望道等几倍著名人士共进午餐。席间,毛泽东称赞陈望道的著作《修辞学发凡》‘写得很好’,并且批评:‘现在许多人写文章就是不讲文法,不讲修辞,也不讲逻辑’。”《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写道:“毛泽东于195611日又去了趟上海,当天返回杭州”。这个内容也影响到毛泽东在浙江次数的统计。

  (三)1961131日,毛泽东有没有到过杭州?

  《毛泽东年谱》没有明确记载1961131日这一天毛泽东的活动,但对于这一天前后的活动都作了记录。前一天的情况是:“130日,(毛泽东)到达上海。晚上,在文化俱乐部同柯庆施、杨尚昆谈话。”后一天的情况是:“21日,到达杭州,住汪庄。”按照正常的理解,131日这一天,毛泽东应该还是留在上海的。但当年跟随毛泽东南下并参与了130日上海谈话的杨尚昆留下来的资料却显示,131日,毛泽东到过杭州。《杨尚昆日记》记载:“131日,在杭州。上午920分离上海去杭州。12时零6分到达。大家都住在汪庄。寒流将到杭州,较冷,小孩们下午去浏览,我同小平同去刘庄转了一下回。晚间看了电影后,920分上火车离杭。上车后不久即睡了。”杨尚昆在此提到邓小平这一天也参与了在杭州的活动。这得到了《邓小平年谱》的证实:“130日,到达上海。31日到达杭州。21日晚八时,到达福州”。《共和国命运的抉择与思考》也记载道:“(1961年)131日,毛泽东到达杭州。”按照当时的火车线路,如果毛泽东131日晚间前往福州,那么还是坐火车的话,21日无论如何都无法回到杭州的。这不仅影响到毛泽东在浙江的天数,也同样影响到在浙江的次数。但仍然需要存疑。

  当然,一本书,一个说法,一个时代的研究成果都不见得会没有缺陷,没有任何漏洞,这正是需要负责任的历史研究者长期的工作,这也正是历史研究者坚守的动力所在。

  “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科学的原则和态度。而要做到这些、做好这些,就必须深入地征集史料、研究史料。毛泽东在浙江史事研究工作必然会随着史料的深入发掘而深入下去。补正工作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而已。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