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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几点思考

周元刚
时间:2014-05-30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向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宏伟目标阔步前进。”这是党中央紧扣时代脉搏、顺应人民期待,综合考虑未来发展趋势和条件,用鼓舞人心而求真务实的笔触,勾勒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辉煌前景。因此,准确把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内涵及其实现途径,意义显得十分重要。

  一、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含义解读

  20世纪90年代,社会学家费孝通最早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他对这一命题的论述有着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意义。要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必须了解什么是文化自觉,进而又要寻根究底地了解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1921年,梁漱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去年将放暑假的时候,北京大学的蔡刁民先生还有几位教授都要到欧美去,教职员开欢送会。那时候我记得几位演说,他们所说的话大半都带一点希望各位先生将中国的文化带到欧美而将西洋文化带回来的意思。我当时听到他们几位都有此种言论,于是我就问大家:“你们方才对于蔡先生同别位先生的希望是大家所同的,但是我想知道大家所谓将中国文化带到西方去是带什么东西呢?西方文化我姑且不问———而所谓中国文化究竟何所指呢?”当时的人却都没有话回答,及至散会后,陶孟和先生同胡适之先生笑着对我说:“你所提出的问题很好,但是天气很热,大家不好用思想。”

  梁漱溟认为陶、胡的搪塞做法很不可取,“非常无味,非常要不得”。那么文化是什么呢?关于其定义,古今中外数以百计,鉴于本文主旨所涉和篇幅之囿,在此不做深入地探讨,暂使用梁漱溟的说法: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确切地说包括精神生活、社会生活和物质生活。或者如钱穆言“文化只是‘人生’,只是人类的‘生活’”。要认识文化自觉关键是理解“自觉”的含义,用费孝通的话说自觉是有“自知之明”;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说,自觉就是要做到“有意识”。费孝通说的“文化自觉”实际上就是告诫国人应该了解自我,不要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的民族文化。

  当人们看到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时可能很不以为然,认为整天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自然清楚自己的文化。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当人们长时间生活在一定的“样法”中时,往往会对自己的文化视而不见,就像对每日呼吸的空气并不知觉一样。费孝通说:“文化,我叫它是个人造的人文世界。这个人文世界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造出来。造得怎么样呢?我们自己生活在里边,可是并不清楚这个问题,从来也没有人对我们讲过。”

  那么什么时候才需要“自觉”并且能够“自觉”呢?文化自觉有其独特的语境,即与“他者”文化的碰撞中发现“自我”,如果自身文化一直处于较稳定独立的状态就难“自觉”了。人类文化的碰撞自古有之,当异质文化影响到本土文化的内在时“自觉”便会出现。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关系并不是线性和因果必然的,文化自觉后也可能发展为文化的不自信。尽管文化本身无优劣之分,但对于政治军事上等处弱势的民族而言,在碰撞交融中往往会产生文化自卑感。如20世纪初我国的新文化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就主张“打倒孔家店”、实行西化。当然,对此也不能一概而论,即使政治军事上占劣势,文化上仍可能在自觉之后走向自信。这从19世纪晚期徐桐等顽固派的言论中可见一斑,当然这种自信是有些盲目的。从这一角度看,文化自觉的结果,即“自知之明”可能与文化本身有巨大的偏差,人们需要通过各种途径尽量地去接近文化的本来面目。

  文化自觉在实现途径上可以通过民间个人和社会团体的言论宣传实现,也可以通过政府的政策推动。为有效实现文化自觉,政府应该在政策制度层面提供优质公共文化资源和产品,新闻媒体等为舆论宣传提供良好的平台,学术团体等应重视文化自觉问题的研讨,个人也应在新形势下关注时事国情。同时,只有科学合理适当的政策、积极向上的宣传、民族文化的自觉转换才能导向文化自信。

  二、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问题的前世今生

  文化自觉作为概念文本是由费孝通提出的,但其背后指涉的事实却是古已有之,只是未能上升到学理探讨的层面,“任何学说都比根据事实,不能强迫事实俯就学理”。当本国文化受到外来文化冲击时人们便会反思检讨自我文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我国拥有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曾领先世界。这值得肯定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先人思想中的“天下观”、文化中心主义,他们以“华夷之辨”看待汉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关系。这种情势下,先人自然很难有文化自觉的观念,因为在他们眼中中国文化便是“天下文化”。对此,冯友兰先生有精彩的论述:

  在传统上,中国人与外人即“夷狄”的区别,其意义着重在文化上,不在种族上。中国人民族主义意识的发展,历来是重在文化上,不重在政治上。中国人作为古老文明的继承者,在地理上与其他任何同等的文明古国相距遥远,他们很难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人,怎么会是有文化的人。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一接触到不同的文化,总是倾向于蔑视它、拒绝它。他们不是把它们当作不同的东西,而径直是认为它们是低劣的、错误的东西。惟有当真正有力量的“他者”文化出现并冲击本土文化时,中国人才会真正地思考本身文化的优劣特质等。

  我国历史上本土文化首次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是在魏晋南北朝时,佛教在中国的盛行威胁到传统儒家思想的地位,这导致了一定时期的灭佛运动和后来宋明理学的兴起。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新儒家的兴起使中国自身文化的体统得以维护,但是其思想中已不自觉地浸染了佛教文化的元素,它与本土的道教促成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正如冯友兰所言,“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的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明清时基督教也曾在一定时期得到传播,但后来还是在士大夫的反对下被皇帝传诏禁止了;传道士有影响的行为倒是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但自然科学领域的爆炸性影响还要等到晚清。另外,不得不提的另外一个文化现象是汉族文化的同化能力,我国古代曾有两次非汉人统治全国的情形,但无论蒙古人还是满人,结果都发生了文化上的“征服者被征服”的现象。“在这一意义上,古中国的‘华夷之辨’并没有给华夏———汉人造成真正的文化危机,因而其‘内夏外夷’、‘以尊临卑’的心态一以贯之。”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各方面都开始受到巨大的冲击,文化中心主义也慢慢开始瓦解。林则徐在同英国人交涉时翻译西方书籍、了解西方风土人情,潜移默化中认识到“他者”文化的独立性、平等性,不过这时的文化认知仍还是以优越者自居,这种文化自觉也是强者心理的自觉。自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国人受到的欺辱与日俱增,对外国人的认识也逐渐增多,这从对外国人的称呼上可见一斑,原来称“夷”,后来称“洋”。此间,民族心理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文化优越感逐渐萎缩,出现了办新式学堂派留学生出国的新气象,此亦可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而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借助了基督教的一些教义树旗反清,可见外来文化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之大。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国人颜面尽失,加上此后几年兴起的瓜分狂潮,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摆在国人面前。如何救国图存成为仁人志士关注的焦点,而同为东方人的日本的崛起给了国人以极大的启示,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赴日留学上演了。在这种中外文化碰撞频繁的时期,国人的文化自觉空前强烈,但文化自信却逐渐消失。

  民国初年,对历史的反思检讨中,思想界将文化自觉的视域重点转向国民性方面。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认为要解决中国的贫弱必须将努力的方向对准伦理思想———人生哲学,“伦理的觉悟,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他认为中国伦理政治的根本是礼教,故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反对纲常名教。当然,那时思想界对文化的认识远非仅此一派,人们对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识有着巨大分歧。分歧既存在于未曾留洋的知识分子中,也存在于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知识分子中。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在对比中西文化后认为要独立富强就要大补西方文化,而文化保守主义者如梁漱溟等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自有其西方文化所不逮的优点。当然这时的文化保守主义不同于以前的文化中心主义,因此前者谈论的传统文化是承认“他者”文化的平等身份的,而后者是以优越者自居。不管当时知识分子争论得如何激烈,这一现象背后说明了文化自觉问题走进了每个知识分子的视野,客观上也极大地推动了国民对中西文化的认知。作为调和论者,李大钊指出:

  讲东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点,即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一个动,一个静。……一为自然地,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尽管如此,当时的文化自觉总体上并没有导出文化自信,反而引发对自身文化的自卑感甚至是虚无感。除文化保守主义者外,当时学界将东西文化的差别看作是新旧之别、进步与落后之别。按照当时已流行的进化论理路,西方文化自然要取代东方文化。吴稚晖主张把线装书扔进茅坑30年,钱玄同等主张废除汉字使用字母文字,这些具有深刻时代烙印的文化现象至今令人深思。

  然而,也正是在文化自觉的激烈震荡和阵痛中,中国文化不断摸索、重建起自身的文化体系,其中的重要一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华民族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惊涛骇浪中艰苦搏击,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如火如荼,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并给予正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人民以巨大鼓舞。”文化自信也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求民主的不断胜利中逐步建立起来。

  新中国成立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立起来。冷战时代,意识形态对抗激烈。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自己有明确的、比较独立的文化体系,与其他国家的文化交往很少,相互影响也不大。这时的文化自觉虽然带有很强的阶级性、对抗性,但是自我认可度高、思路清晰。同时,国人对自身文化抱有极高的自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体制发生了重大变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论农村还是城市,人们生存生活的方式也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同时对外开放向国人展现了外部世界的光怪陆离,人们既有的知识和观念经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吃穿住行都迥异于前,一是向多元化发展,二是跟国外潮流看齐,穿喇叭裤、吃面包、跳迪斯科一时蔚为风尚。在这种转变中,人们对传统文化以及改革开放前的阶级斗争文化等进行了舍弃,导致了对自身文化的“集体无意识”。

  文化的转变并不仅限于表面的吃穿住行,更关键的是国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知识构成等都在悄然地发生转变。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存在的重要合法性依据,如果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根基会随之动摇。费孝通先生说:“充满‘东方学’偏见的西方现代化理论,常成为非西方政治的指导思想,使作为东方‘异文化’的西方,成为想象中东方文化发展的前景,因而跌入了以欧美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陷阱。”针对当时社会出现的文化危机,费孝通先生提出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观点,可谓正合其时。

  三、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实现路径

  要实现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我们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其中必须积极构建自身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将认识和实践高度统一。

  第一,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文化,从自身文化中寻求自觉与自信的源泉。苏格拉底告诉人们:认识你自己。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碰撞汇融,彼此影响的速度和深度等都是前所未有。在这种语境中,发掘盘点自己文化的内容和特点等都十分必要的。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优秀的文化元素值得清点挖掘。近年来,国外文化强势进入中国的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在文化碰撞中审视中国文化。20世纪80年代曾兴起“国学热”,新世纪到来后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更成为国际文化的一道风景,儒学重新受到推崇。有比较才能对自身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外来文化的传入不仅给我们提供了认识自身文化的镜子,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血液”。

  中华文化的灿烂不只表现为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的价值也正逐渐被人们认识并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就是和谐,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道家、阴阳家的一些优秀思想元素可以拿来为今人所用,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可喜的是,在医药保健、休闲养生、生态环保、建筑设计等诸多领域我们越来越多地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与现代化文明的融会对接日益密切。

  和谐精神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就需要到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融会贯通。否则,脱离母体文化去单纯地接轨全球化,那样只会导致我们自身文化的迷失和衰竭。正如乐黛云所言:“主动自觉地维护一种文化的历史和传统,使之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这是文化自觉的第一层意思。”

  不过,发扬传统文化并不等于搞“文艺复兴”,传统文化的积极元素需要根据新时期的需求进行整理过滤,所谓“古为今用”。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地复古的话那就是对进步的反动,对以前历史教训的无视。

  第二,我们要关注外在的环境。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密切联系、息息相关的整体,要想生存立命就不得不融入全球化。

  就像自觉不等于复古一样,自觉也不能“全盘西化”。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同西方人的接触日盛,在中西文化问题上先后出现了很多论争,如“夷夏之辨”、“体用之争”、“中西文化论战”、“科玄之争”等等。在碰撞中,人们对西方的科学、哲学、文学等有了越来越多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很多时候是被动的、“功利的”(救国、求富的需要)。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文化的的确确已经影响了中国,很多文化基因也已经移植到中国。不用说衣食住行了,我们的文学作品、思想意识等无不受其浸染,从徐志摩、戴望舒的诗歌西化现象到进化论、社会主义等思潮的风行概莫能外。改革开放以来,外来文化更如潮涌般进入我国,文化交流更加频繁深入。从历史上观察,“全盘西化”思潮其实并没有完全变为现实,传统文化有其自身的独立性和适应性。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即使是西化论者主张的西方优秀思想也不可能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整理吸收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互联网时代的全球化进程更加迅猛,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与世界的接触愈加密切。对外来文化我们须做两面观:一方面,我们可以近距离地接轨世界,及时吸收优秀的文化元素,同时也把我们自己的优秀文化奉献给世界。众所周知,在国际上文化创意产业正成为未来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我国在这方面与发达国家还相去甚远,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有利于我们发展自己、把握未来。另一方面,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外来文化倚重并且有无意识的认同,这种趋势蔓延的话不利于民族文化自觉的实现,更难建立民族文化的自信。

  第三,政府需要体制创新提供更好更多的文化政策。政府的政策决策对国家文化走向和风气等影响巨大。十七届六中全会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政策正合其时,这对于促进全民族正视文化问题和文化自觉意义重大。

  第四,作为社会民众,每个公民都应该有审视自身文化言语和行为的责任。正如前文所说,民众在消受文化的时候实际上往往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们对于自己具体“生活的样法”并没有清晰的认识。

  一百年前,面对民族危机,仁人志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大多把目光投向西方或日本,他们的言行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深刻的影响。以行文为例,语法习惯等受到巨大冲击,如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的/结着愁怨的姑娘……”,余光中先生认为其使用的形容词过多,而使用“意象”的能力欠佳。这种定语扎堆的思维及用法即受西方的影响。当时的西学东渐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尽管从学理的角度我们并不赞成过度的西化,但救国的紧迫性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启蒙,这些做法又是可以理解的。

  今天的中国已迥异于一百年前的中国,人们不需要再为国家存亡而急于输入西学,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本来可以是有意识地、舒缓地。但实际状况却并非如此,无论人们的吃穿住行还是举止言谈、思维习惯都受到外来文化巨大浸染。放眼中国的城市街道,千篇一律的楼房、时髦的玻璃幕墙、极似KFC(肯德基)的中式快餐店比比皆是,我们自己文化创意少之又少。更为可怕是人们的“拿来主义”思维,试看今天的报纸、网络等,言语表达极为单调、贫瘠,所谓“最牛×××”、“最美×××”、“××哥”、“××门”之类铺天盖地。这不仅使人审美疲劳,更让人担忧国人的文化创造力。“一些人言行必以西方为时尚、为高雅,满街都是洋招牌,课堂多为洋教条,可以说当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文化贫弱症’和‘精神空洞症’。”我们要建立文化自信,工作之一就是要在新形势下建立和完善自己的话语体系,而不是在遣词造句上也要到英文中寻找前缀后缀。杜维明先生说:“Civi-lizations do not clash.Only ignorancedoes.”笔者认为愚昧无知不仅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无知,也表现在对自我文化的蒙昧。

  总之,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已经不只是停留在象牙塔里的学术问题,它更是真实地存在于我们国家和每个人中间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一边追求民族复兴,一边却又在搞“自我殖民”,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吸收众家之长、发掘本土文化、转换话语体系,从而建立适合于当前社会的新文化体系。也惟其如此,中华文化“才可以重新赢得文化的原始性动力,创造出无愧于古人、无愧于现代世界的新文化”。

  最后,笔者引用国学大师钱穆的一句简单又晦涩的话结束本次思考,也希望他的话能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与实践,“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

  (作者单位: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足迹》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