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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

创建若干问题的商榷

曾林平
时间:2014-03-11

  “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近年来,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浙江及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关系问题愈益受到重视。但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中,仍有涉及浙江或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若干问题说法不一。现根据有关资料,对这些存疑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和学者。

  一、关于施存统、俞秀松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问题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关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一是1920年8月成立,此说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①、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②为代表,此前的党史著作几乎都持此说;二是1920年6月成立,此说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上海史》(1920—1949)③为代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共浙江党史》(第一卷)④也持此说;三是1920年6月决定成立、1920年8月正式成立,此说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⑤为代表,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⑥仍持此说。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说法中,1920年8月成立说是党史学界长期流传的传统说法,但在1991年发现了俞秀松日记残篇(1920年6月17日至7月25日)后,此一说法即被推翻;1920年6月决定成立、1920年8月正式成立的说法只是对1920年6月成立说和1920年8月成立说的一种调和,尚缺乏确切的史料根据,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当事人回忆,至今尚未见先决定成立、再正式成立分两步走的记载。因此,此说也是不成立的。排除了上述两种说法,只有1920年6月成立说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主要依据是施存统、俞秀松回忆和俞秀松日记。

  第一,施存统的回忆。施存统(1899——1970),曾用名方国昌、光亮等,后改名施复亮,浙江金华人。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下半年在“一师”组织“全国书报贩卖部”,推销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和书籍。同年11月7日,在《浙江新潮》第二期上发表《非孝》一文,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军阀政府下令查封了《浙江新潮》。在此情况下,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的实验。1920年初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来到上海《星期评论》社。在此期间,经戴季陶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是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的五名成员之一。他回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经过时说:“党的上海小组成立于一九二0年六月间”,一开始就叫“共产党”。“上海小组成立经过:一九二0年六月间,陈独秀、李汉俊、沈仲九、刘大白、陈公培、施存统、俞秀松,还有一个女的(名字已忘),在陈独秀家里集会,沈玄庐拉戴季陶去,戴到时声明不参加共产党,大家不欢而散,没有开成会。第二次,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施存统、陈公培五人,开会筹备成立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并由上述五人起草党纲。不久,我和陈公培出国。陈公培抄了一份党纲去法国,我抄了一份去日本。”①施存统作为参加五人建党会议的成员之一,明确认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于1920年6月。虽然这是上世纪50年代的回忆,但其内容如成立时的成员、起草党纲等都准确无误,应该说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他在回忆中提到参加建党会议后不久即赴日留学这一事实,说明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只能是他还在上海的1920年6月以前发生的事,而不可能是他赴日后的8月。

  第二,俞秀松的回忆。俞秀松(1899——1939),原名寿松,字柏青,俄文名那利曼诺夫,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公开宣称“相信社会主义”,成为杭州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19年11月1日,参与创办《浙江新潮》并任主编。《浙江新潮》被查封后,于同年年底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于1920年3月到达上海,先在《星期评论》社工作,后到厚生铁工厂做工,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也是参加建党会议的五名成员之一。关于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成立经过,他1930年在莫斯科写的自传中说:“1920年春,我们曾想成立中国共产党,但在第一次会议上我们之间未达成一致意见。这第一次努力未能成功。过了一段时间,在第二次会议上,我们宣布了党的存在(当然我们党正式存在是在1920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的事情),并选举陈独秀为临时书记。”①俞秀松回忆建党时间虽然比较含糊,但他和施存统两人对建党过程的回忆基本上是一致的,都说曾经举行过两次会议,在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党组织,而且也都说选举陈独秀为书记。因此,他的回忆也证实了施存统的回忆是可信的。

  第三,施存统、陈公培的回忆与俞秀松的日记相互印证。如前所述,施存统在回忆中曾说自己在参加建党会议后不久即赴日本。而另一位当事人陈公培回忆施存统是在会议的当晚去日本,他说:“这次会议是1920年夏举行的”,开过会的“当晚,施存统去日本......由李汉俊、戴季陶把施介绍给宫崎寅藏的儿子宫崎龙介”①。施存统留学日本,确实是在戴季陶和宫崎父子的帮助下才实现的,可见陈公培的回忆是十分可信的。由此看来,弄清施存统赴日时间对考察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何时成立有重大意义。那么,施存统是何日赴日本的呢?在上世纪50年代的同一次回忆中,施存统明确说:“我于一九二0年六月二十日去东京”②。而据前述1991年发现的俞秀松日记残篇记载,证实参加五人会议之一的施存统于6月19日晚登上赴日本的轮船,与施存统所说6月20日启程赴日本基本一致,很可能是6月19日晚登船,6月20日轮船离港。俞秀松在7月10日的日记中还记载:“前回我们所组织底社会共产党以后......”③。这里所说的“社会共产党”,即是施存统回忆中所说的“党的上海小组”,也即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综上所述,根据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的回忆以及俞秀松日记的记载,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1920年6月(20日之前)——而非通常所认为的1920年8月,就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

  二、关于施存统、陈望道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原因问题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共13人,这是党史学界的一致定论。这13个代表中,没有一个浙江籍人士。为什么浙江先进分子对创建党的早期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而没有人能出席中共一大呢?笔者认为有必要考察一下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夕,有没有浙江籍人士被推选为会议代表的问题。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浙江先后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浙江义乌人)、邵力子(浙江绍兴人)、沈玄庐(浙江萧山人)、沈雁冰(浙江桐乡人)、沈泽民(浙江桐乡人)等7位先进分子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他们7人中,俞秀松已于1921年3月离开上海赴苏俄出席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沈玄庐此时正在家乡萧山衙前发动农民运动;沈雁冰、沈泽民兄弟1921年上半年才加入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相对来说资历较浅;邵力子加入党组织后,由于特殊的身份,本来就很少参加党组织的活动,加上工作繁忙,如他自己所说:“一九二一年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嘉兴南湖开会,我因不能离开《民国日报》,未参加。”①除上述5人外,施存统和陈望道本来是有机会参加中共一大的。

  施存统作为旅日党组织的负责人,完全有资格出席中共一大,但最后代表日本方面参加中共一大的却是周佛海。其中原因,一位当事人周佛海说:“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间要开代表大会了。凑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②。另一位当事人施存统说:“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③笔者以为,周佛海与施存统的说法都比较牵强,也与事实不符。一方面,同为留日学生,周佛海有暑假,施存统也有暑假,所以“凑巧是暑假期中”并不是周佛海作为中共一大代表的理由。另一方面,周佛海也并非施存统回忆中所说的“已多年未回国”,他在上一年即1920年暑期就回过国,并在上海加入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这一年的11月才重回日本,而施存统是1920年6月到日本,离国时间比周佛海更长,所以照顾周佛海回国的理由也不存在。

  那么施存统未能作为旅日党组织代表回国参加中共一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施存统此时已被日本警方严密监视,不适宜回国参加中共一大。据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所著《中国共产党成立史》①记载,施存统自1920年6月离沪赴日后,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组织的堺利彦、高津正道等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并根据陈独秀的指示建立旅日共产党组织。由于施存统在日本从事建党活动,并与日本社会主义者频繁发生联系,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受到严密监视。他在1921年5月8日写给邵力子的信中就说:“我近来每天都遭到日本警察骚扰,真可恶”②。6月17日,日本警视厅外事科科员找到他,并进行了讯问。此后,日方对他的监视越加严密,所有的来往信件几乎都要被警方检查。正如施存统自己所说:“最近警察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受到很大束缚”③。施存统接受日本警视厅外事科讯问并受到严密监视的1921年6月中旬,正是中共上海发起组向各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发出通知,要求他们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施存统已无法脱身回国,只能派周佛海作为代表回国参加会议,这正是施存统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真正原因。

  同施存统一样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的还有陈望道。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字任重,浙江义乌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积极投入留日学生组织的爱国活动。十月革命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回国,在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继续研究马克思主义,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2月至4月,在家乡义乌分水塘村翻译了中国最早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同年4月底,应《星期评论》社之邀赴上海,5月接受陈独秀的邀请,担任《新青年》编辑,并参与创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12月陈独秀离沪赴广东后,又担任《新年青》主编。据陈望道研究专家邓明以所著《陈望道传》①记载,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有一定的可信之处。陈望道是《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的首译者,作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负责人之一,又是《新青年》主编,在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具有较大的影响。鉴于他的作用和影响,被推选为一大代表是有可能的,上海党组织作为中共的发起组,有三位代表参加一大也是可能的。

  陈望道最终未能出席中共一大的主要原因,据《陈望道传》所载,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而这一争执又涉及到了陈望道。陈独秀到处散发书信,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当时还在日本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和陈望道大骂了一通。陈望道本来脾气就比较急躁,有“红头火柴”之称,见到施存统的信后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加上平时就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因此未去出席一大。

  但是,关于陈望道当选为中共一大代表而未出席会议的说法,目前的根据仅是解放后陈望道的自述,未见文献资料记载和其他当事人回忆,可靠性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对此问题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三、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开会日期问题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的研究中,争议最大的是会议在南湖闭幕的日期问题。南湖会议在上海的会场遭到搜查之后不久召开,这一点是清楚的。但具体的日期目前有7月31日、8月1日、8月2日、8月5日等几种说法并存。

  7月31日说,以邵维正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一期)等为代表,主要根据是: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①;刘仁静1979年的回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②;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③;周佛海1942年的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到了嘉兴”④。根据以上回忆,7月30日晚上海会场出事后,第二天到嘉兴南湖开会,当是7月31日。

  8月1日说,以李玲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载《党史研究》1983年第5期)和沈海波的《中共“一大”八月一日闭幕考》(载《上海党史》1990年第7期)等为代表,主要根据是: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引者注)船上,将会开完。”①;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我们为了避开警察的视线,决定第二天停会”。第二天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②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的,都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天到南湖开会,因此南湖会议的日期是8月1日。

  8月2日说,以王国荣的《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载《浙江学刊》1984年第3期)和王相箴的《中共一大闭幕日期考》(载《纪念建党七十九周年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为代表,主要根据是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浙江桐乡人)的回忆,她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一大会议“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③。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她一直坚持这一说法。持此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南湖会议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她的回忆应该更为可信,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就是8月2日。

  8月5日说,以曹仲彬的《党的一大八月五日嘉兴闭幕考辨》(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和曾长秋的《对中共一大目前尚有争议的几个问题的考证》(载《纪念建党七十九周年全国党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为代表,主要根据是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其中明确写道:“从7月23日到8月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①研究者认为,此信是1921年10月13日写成的,距一大闭幕仅60多天。从信件内容看,它对一大开幕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对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的记述,也比较接近事实。这封信作为研究一大南湖会议日期唯一的文献资料,其可信度应该比各种回忆更可靠,所以8月5日在南湖开会更符合实际。

  上述关于南湖会议日期的4种说法,各有依据,也各有漏洞。除8月5日说有明确的文献依据外,其余3种说法都是根据后来的回忆推断出来的。这些回忆的时间离一大最近的也有8年,最远的达58年,对于特别不容易记忆的日期,这些回忆的准确性自然要打一个问号。更何况一些回忆互相矛盾,甚至同一个人的回忆在不同时间的说法也自相矛盾,如董必武在1929年的回忆中说南湖会议日期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天”,1971年的回忆中说是“第二天”。所以仅凭回忆来确定会议日期有一定的难度。

  具体来说,从一大代表7月30日晚撤离上海会址后的行踪来看,当时13名代表至少分散在5个或5个以上的地方,在代表分散、密探跟踪、时已深夜的情况下,要作出第二天(7月31日)开会的决定是不可能的。且根据王会悟的回忆,决定到嘉兴开会后,她还事先到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列车时刻,7月30日当晚更加不可能做到。因此,7月31日到南湖开会似无可能。

  那么8月1日或2日的可能性又如何呢?据上海《申报》1921年8月3日报道,8月1日下午5时许,嘉兴阴云密布,狂风大作, “南湖中之避署游船,于风起时不及傍岸,被风吹覆者四五艘。一般游客因不谙水性,而溺毙者竟有三人。狂风约一小时始止”①8月4日《申报》继续报道说,在1日的风灾中,嘉兴裕嘉缫丝厂新建成的38间厂房被吹倒36间,北丽桥上的桥石被风吹去两方,“此次狂风,实属罕见”②。可见这场大风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会议是8月1日在南湖召开,肯定会有代表谈到这次风灾,但事实是许多代表回忆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没有任何人谈到这次风灾,8月1日说应该可以排除。 

  而持8月2日说的研究者认为,王会悟于8月1日带董必武、陈潭秋、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先行出发,到嘉兴安排会务,并到烟雨楼先玩了一回,这些先行到嘉兴的代表(包括王会悟)肯定也应该会对风灾有印象,但他们中也没有任何人谈起这场风灾,所以8月2日说也值得怀疑。

  排除了上述3种说法,那8月5日说是不是就无懈可击了呢?也不是。一是从常理上来说,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急于想快点结束会议,一直拖到8月5日才去南湖开会似乎说不过去;二是根据陈公博的回忆,他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即带新婚妻子到杭州游玩,玩了两三天后回到上海,周佛海告诉他会议已经在嘉兴南湖结束,由此推论南湖会议结束当在8月5日之前。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南湖会议的日期还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还有待深入研究。

来源:《观察与思考》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