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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浙江的读书活动

金延锋
时间:2014-02-08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 51次到浙江。酷爱读书的他每次来,不仅自己带了许多书,而且还让浙江的同志帮忙从当地图书馆借了许多书。他在浙江最集中的两次读书活动,一次是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而读古今中外宪法,另一次是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透过毛泽东在浙江的读书活动,我们可以领略到毛泽东是怎样读书的,他的读书特点、精神和原则对后人有什么启发。

    一、博览群书,是毛泽东读书的显著特点

    毛泽东读书十分广博,而且喜欢每到一处,尽可能地收集这个地区的地方志、诗文集、名人传记等,以便工作之余广为浏览。可以说,这是他了解当地历史沿革、文物掌故、社会状况和风土人情的一种方法,也是他随时随地充实学问的一种途径。

    杭州刘庄有个书房,所藏之书,不仅种类齐全,而且还有许多碑帖字画、金石印谱、扇面册页等。但这些书还是不能满足毛泽东读书的需要。因此,毛泽东每次到浙江,工作人员都会根据他的需要到浙江图书馆或杭州图书馆去借一批书,所借之书包括《史记》、《晋书》、《魏书》、《汉书》、《明史》、《古文观止》、《中国通史简编》、《赛金花》、《佩文韵府》、《天演论》、《观堂集林》、《观堂别集》、《小小十年》、《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兰亭序帖》、《林和靖先生诗集》、《于忠肃集》、《于忠肃旌功词志》、《于少保萃忠全传》以及古人写的西湖诗词等,不一而足。1975年,毛泽东身患重病,特别是有严重的眼疾,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终日手不释卷了,医生也禁止他再看书。但是,阅读已经成为毛泽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没有书读,对他而言,是难以想象的。这次到杭州后,他就又借了《辛弃疾集》、《全宋词》、《全唐诗》、《创业史》、《飘》、《红与黑》、《基督山恩仇记》等书籍。据工作人员讲,毛泽东借这些书是为了给身边工作人员讲解中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之用。

    毛泽东学识渊博,但他总认为自己的知识还不够。为了满足工作需要,他总是孜孜不倦地读书学习。1953年 12月,他率领宪法起草小组,带着两箱子有关世界各国宪法的书和法学理论著作到达浙江,准备在杭州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4年 1月 15日,毛泽东在杭州致电刘少奇并中央各领导人,通报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为了便于中央政治局 2月间讨论他们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毛泽东在电报中还亲自开列了一批中外宪法文献,共十种,“望各政治局委员及在京各中央委员从现在起即抽暇阅看”。

    在起草宪法的过程中,毛泽东系统地阅读、研究、比较了古今中外各类宪法。其中既有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宪法译本,主要包括 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宪法(根本法)》,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斯大林宪法”,以及斯大林《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其中,毛泽东比较看重 1949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认为它代表了比较进步、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清末民国时期的几部宪法,毛泽东也看得相当仔细,包括清末的“十九信条”、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国民党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等。经过深入研读中外宪法,毛泽东逐步明晰了新中国宪法的指导方针和内容框架,为宪法起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可以说,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层第一次系统地学习宪法知识,对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958年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事与愿违的局面,使人们感到困惑。毛泽东深感各级干部非常缺乏经济学知识,他自己也觉得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学习和思考。他多次对浙江和其他省的领导同志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的、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为了帮助各级干部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经济理论,纠正错误认识,毛泽东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率先垂范,率领由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组成的读书小组,在杭州认真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对读书抓得很紧,在杭州前后 25天,除去 3个星期日和 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时间是21天。1959年 12月 19日,毛泽东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说:“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 637页。)信中显示了毛泽东读书的精神和毅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提倡读苏联威廉斯的《土壤学》,要大家多学点科学知识。

    二、独立思考,是毛泽东读书的基本精神

    毛泽东读书从不盲从、迷信书本,而是坚持独立思考。他常引用孟子“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认为读书同做其他事情一样,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当然也不能盲目和武断。毛泽东在浙江研读古今中外宪法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两次读书活动中,充分体现了他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读书精神。

    毛泽东在研读古今中外宪法时,从不盲目迷信这些宪法,而是边思考,边研读,从中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不能不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近代史上有过的宪法。人家好的东西,可以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在毛泽东看来,新中国宪法应属社会主义类型。因此,他研读和借鉴的重点仍是“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的好东西”。据当时为宪法起草小组做资料工作的史敬棠回忆:“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毛主席看了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一九三六年苏联宪法、东欧国家的宪法。一九一八年苏俄宪法,把列宁写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放在前面,作为第一篇。毛主席从中受到启发,决定在宪法总纲的前面写一段序言。”(《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318—319页。)

    对清末民国时期的几部宪法,毛泽东在研读后,也给予了点评:“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其余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整个说来都是反动的。”(《毛泽东文集》第 6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25—326页。)

    在研读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宪法和资产阶级民主有着独到看法,他说:“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的。我们对资产阶级民主不能一笔抹杀,说他们的宪法在历史上没有地位。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毛泽东文集》第 6卷,第 326页。)

    正是在充分研读和思考的基础上,毛泽东为起草宪法提炼出一个适合国情的指导方针:“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年版,第 501页。)总结的经验包括无产阶级领导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革命的经验,和新中国成立五年以来社会变革和经济建设的经验。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灵活性则主要体现为在一段时期内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逐步实行多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

    关于宪法要不要有纲领性的内容,即将来要完成的任务,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的讨论中,也曾有过不同的意见。对此,毛泽东有自己的深思熟虑。后来他谈起这个问题时说:“一般地说,法律是在事实之后,但在事实之前也有纲领性的。一九一八年苏维埃俄罗斯宪法就有纲领性的。后头一九三六年斯大林说,宪法只能承认事实,而不能搞纲领。我们起草宪法那个时候,乔木称赞斯大林,我就不赞成,我就赞成列宁。我们这个宪法有两部分,就是纲领性的。国家机构那些部分是事实,有些东西是将来的,比如三大改造之类。”(《毛泽东传(1949—1976)》(上),第 322页。) 参照 1918年苏俄宪法,毛泽东决定在宪法总纲前面写一段“序言”。“序言”这个形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个特点,一直保持到现在。

    1959年 12月至 1960年 2月,毛泽东率领读书小组在杭州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更体现出他独立思考的读书精神。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分上、下两册,上册 19章,主要讲资本主义部分;下册从第20章起,到第 36章,共 17章,连同结束语,讲社会主义部分。这次主要是读下册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进行安排,每天下午读书,要求大家轮流诵念,边读边议。

  毛泽东读书很认真,边听朗读,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画横道,或者在旁边画竖道、打问号。有的段落,毛泽东画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有的段落,毛泽东没有发表议论,只是说了“对”、“好”、“正确”、“赞成”、“同意”,或者“不对”、“不正确”、“不赞成”、“不同意”,或者一两句话;有的段落画了以后,毛泽东既没有发表议论,也没有说对与不对。毛泽东发表的议论中,批评的多一些,肯定的少一些;在那些简单的几个字的评论中,

    肯定的多一些,否定的少一些。例如,毛泽东批评教科书没有运用对立统一的法则来分析事物。他认为它的最大缺点,就是缺少辩证法。他认为它不从分析矛盾出发,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是最大的缺点。他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又如,毛泽东对教科书中引用恩格斯关于“随着生产资料成为社会财产,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话表示赞同,他肯定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他说,资本主义社会里国民经济的平衡,是经济危机达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有可能经过计划经济来实现平衡。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源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比例是通过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自发地达到的。但毛泽东对教科书里说的“自发性同自流性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不相容的”观点不赞同,认为不能说社会主义社会就没有自发性和自流性。我们对于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很完善。

    在一定时期内,一定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就不合乎规律或基本上不合乎规律。在这次读书活动中,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体现了他在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进行的独立思考。

    三、联系实际,是毛泽东读书的根本原则

    毛泽东在读书过程中,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1958年 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各级领导干部读两本书,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先后几次阅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他认为读了之后,有助于澄清混乱思想。毛泽东在信中说:“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他还建议:“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书,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毛泽东文集》第 7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432—433页。)

   毛泽东在杭州研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在边读边议中,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探索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理论问题和经济观点。

    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回顾了“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过程,指出:这两年,我们做了个大试验。全国解放后的初期,还没有管理全国经济的经验。第一个五年计划照抄苏联的办法,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到 1956年春,找三十几个部长谈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凑,提出了《论十大关系》。看了斯大林 1946年选举演说,苏联在 1921年产钢 400多万吨,1940年增加到 1800多万吨,20年增加了 1400多万吨,当时就想,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两种方法,但没有提其他的具体措施。到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才正式通过总路线,提出一系列两条腿走路方针。

    在谈话中,毛泽东还进一步完善和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四个现代化的形成有一个历史过程。早在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就提出中国工人阶级要“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又多次提及现代化问题。如 1954年 9月,周恩来总理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1957年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及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决议中,对四个现代化的表述又略有改变,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读教科书时,毛泽东又重新提出了现代化的国防问题。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毛泽东文集》第 8卷,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第 116页。)毛泽东在读书时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思想,在后来的三届人大、四届人大上,都被确定为我国在 20世纪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四个现代化也依然是我国在新时期的伟大任务。

    毛泽东的这次读书活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次读书活动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纠正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差,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想,并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和措施。当然,自 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党在工作指导方针上的“左”的倾向不断发展,毛泽东在读教科书时的谈话,自然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左”的观点。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分强调“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具有客观必然性;割裂价值规律与计划需要的关系;片面追求工业化高速度;急于推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夸大主观能动性和政治挂帅,等等。但是,毛泽东在读书活动中提出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思想和观点,对现在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需要认真地进行研究、继承和发展。例如:关于怎样掌握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关于如何认识规律的问题;关于如何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关于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而不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之前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种所有制的问题;关于劳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关系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对待物质利益原则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问题;关于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提法问题;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关于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要创造新的理论的问题,等等。毛泽东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准备。

    毛泽东在浙江的读书生活,从一个侧面向我们展示了毛泽东读什么书、为何读书以及怎样读书。他对读书的喜好和倡导,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优良传统,这就是把读书学习当作党员领导干部思想理论建设和增强工作本领的必需而且重要的途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 3月1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提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就要求我们在今天的世情、国情、党情下,像毛泽东那样,不仅要博览群书,而且要学会独立思考,将读书与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工作本领结合起来。我想,这就是毛泽东在浙江的读书生活带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浙江省委文献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