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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注释评析

王祖强
时间:2012-04-13

  [摘要]注释是党史论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反映作者学风和专业素养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注释工作中体现了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专业的史学素养。评析《党史》二卷的注释工作,对于深化对注释工作的规律和要求的认识,推动地方党史著述乃至整个党史工作规范化、科学化的进程,都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历史;注释;评析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12)01-0053-7  

  注释是书刊中编著者对作品的某些内容、文字或引文出处等所作的简要说明。它是党史基本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其科学性、学术性、权威性的重要标志,而且也是反映编著者学风、修养和学术道德的重要指标。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在注释工作中,体现了严谨的治学作风和专业的史学素养,注释本身也成为这部全面记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的党史基本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意在通过评析《党史》二卷的注释,探讨注释工作的规律与要求,用以指导地方党史二卷的写作,以期逐步提高整个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  

  一、《党史》二卷注释概说  

  注释一般分为三类:一是“脚注”,位于书刊版面下端地脚处;二是“括注”,紧接被注对象以括号夹于正文内;三是“文后注”,集中置于正文(或其中某个部分)之后。为了方便阅读、叙史流畅,《党史》二卷的注释以脚注为主,并有限度地适当采用括注,而没有采用文后注。  

  《党史》二卷注释的大概情况是:全书98.8万字中,注释1091条,注文约6.2万字,占全书内容的6.28%;脚注835条,注文约5.9万字,占全部注文的95.16%;括注256条,注文约0.3万字,占全部注文的4.84%。  

  在835条脚注中,说明引文出处的注释有571条,占总脚注条数的68.38%;说明各种内容的注释有234条,占总脚注条数的28.02%;参见有关资料的注释有18条,占总脚注条数的2.16%;既注明出处又说明相关内容的注释有8条,占总脚注条数的0.96%;既说明相关内容又参见有关资料的注释有4条,占总脚注条数的0.48%。  

  在说明引文出处的注释中,引用的书籍至少有110余种;文献至少有160余件;报刊至少有5种[2]。其中所涉及到的书籍,最早的出版于1954年[3],最新的出版于2010年[4]。  

  在说明各种内容的注释中,涉及到的事件至少有50余件,涉及到的人物至少有220余人,其中直接在脚注中说明的人物就有98人。  

  在256条括注中,随文说明情况的一般性括注有247条,占总括注条数的96.48%;引文中说明情况的特殊性括注(即引者注)有9条,占总括注条数的3.52%。  

  注文布局的大概情况是:脚注在四编中的条数、注文、占总脚注条数及占总脚注文字的比例,分别为261条、约1.97万字、31.26%、33.39%;318条、约2.16万字、38.08%、36.61%;202条、约1.46万字、24.19%、24.75%;54条、约0.31万字、6.47%、5.25%。括注在四编中的条数、注文、占总括注条数及占总括注文字的比例,分别为91条、约984字、35.55%、30.87%;111条、约1474字、43.36%、46.88%;48条、约646字、18.75%、20.26%;6条、约84字、2.34%、2.63%。  

  这些情况与《党史》二卷第一至四编正文占全书文字的比例[5],大致相当。如果平均起来计算,每编、每章、每节、每目分别有脚注208.75条、26.94条、7.95条、3.49条;有括注64条、8.26条、2.44条、1.07条。基本满足了写作内容必须的说明需要。  

  二、《党史》二卷注释中三种常见注法的举例分析  

  (一)说明引文出处的脚注  

  对于在正文中没有或者不便写明引用资料出处的情况,《党史》二卷采用脚注予以说明。  

  在引用书籍时,按编著者(编著单位名称)、书名、卷次、版本、页码的顺序注明出处,如《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2卷上[6];编著者为个人时,如果姓名已经包含在书名之内(如《彭德怀自述》),其姓名则免注[7];编者为集体、著者为个人且其姓名也包含在书名之内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编者名须注出,著者名则省略[8];由权威机构编辑的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综合性著作选集,如《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等,可以免注编者名称,同时免注著者名称[9]。  

  在引用文章、文件(未收在某著作中的)时,按著者、文章或文件名、成文时间的顺序注明出处[10];引用刊物所载文章时,按著者、文章名、所载刊物名称、期次的顺序注明出处[11];引用文件选集所载文件时,按作者、文件名、选集编者、文件选集名称、版本、页码的顺序注明出处[12]。  

  在引用各种报纸注出处时,先注文章或通讯、报道的标题(重要的文章还注明作者),然后注报名和日期、版次[13];引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时,先注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的标题,再注报名、日期,然后紧跟“社论”或“评论员文章”、“编辑部文章”字样[14]。  

  在引用人物讲话时,先注讲话人姓名,接着依次注讲话的地点、对象(讲话的地点、对象有时可以省略)、内容、时间等[15];引用人物通信时,先注写信人姓名,接着依次注写信的对象及时间[16];引用某一级组织或某位领导人的指示或批示时,先注作指示或批示者的名称,接着注指示或批示的名称,然后注指示或批示的作出时间[17];引用电报时,先注发报者名称(人名或组织名),接着注发报事由和发报对象(发报事由也可省略)、发报时间[18];引用未公开发表的档案文献和内部出版物时,注释的格式一般为:有关著作者的名称,有关文章或资料的标题,写作、成文或发表的时间[19]。  

  《党史》二卷坚持一条引文一个注释的原则。同一页中有几处引文时,如果出自同一本书、同一篇文章,不管页码相不相同,所引的段句多少,都按有一条引文加一条注释的办法进行处理。引文在原书上如果跨页,在注页码时用连接号“—”,如“第25—26页”。如果原文散见两页,页码用顿号“、”,如“第25、26页”。  

  《党史》二卷的注释,没有采用“同一部书籍重复引用时,不再注明版本”等减少要素的简单注法,而是始终坚持要素完备,并保持在全书使用中的统一规范,坚持同一注释的内容“注前不注后”,并保持注释体例上的一致,十分注意注释内容不致出现自相矛盾,同时避免重复注释。这些规范性的工作,保证了《党史》二卷注释内容上的准确性与视觉上的庄重感。 

  (二)说明各种内容的脚注  

  为了尽量减少读者的阅读障碍,《党史》二卷运用了各种可以说明情况的脚注,其类型主要有:  

  一是事件注释。如第407页,关于“永嘉包产到户试验”,加注说明:1956年春天,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在一个合作社开始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同年秋后,县委在全县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全县637个合作社有255个实行了包产到户。永嘉县的大规模试验引起争议。这位书记据理力争,分别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地委,他的做法得到省委负责人的肯定。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试验遭到批判。  

  二是人物注释。如第387页,关于“米丘林学说”,加注说明:米丘林(1855—1935),苏联植物育种家、生物学家,在果树培育方面作出杰出贡献。他提出遗传性是生物基本特征之一,在个体发育过程中遗传性也在变化和发展;人类可通过控制生活条件或进行杂交、驯化等手段,改变植物遗传性,实现定向培育,创造人类所需新物种。  

  三是会议注释。如第466页,关于“八大二次会议”,加注说明:1958年5月3日举行了党的八届四中全会,为八大二次会议的召开作了准备。  

  四是地名注释。如第36页,关于“康”,加注说明:原西康省的简称,1955年撤销省建制。  

  五是缩略注释。如第517页,关于“三风五气”,加注说明:“三风”,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五气”,即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  

  六是机构注释。如第105页,关于“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加注说明:即全国妇联,1957年9月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联合会,1978年9月改名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七是内容注释。如第498页,关于“十六包”,加注说明:以“十六包”为例,指在分配上实行供给制,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育、学、乐、理发、洗澡、缝纫、电费都由公社包下来,公社因此负担很重。  

  八是结果注释。如第294页,关于“会议通过决议,将高岗、饶漱石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加注说明:高岗于1954年8月17日自杀身亡。饶漱石因被怀疑有包庇反革命等问题,于1955年4月1日被逮捕审查。  

  九是依据注释。如第524页,关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并没有马上被一些同志接受”,加注说明:据1959年3月4日王任重日记记载:“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到了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去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主席的谈话像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一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十是其他有关需要说明的注释。如涉及方言的,第620页,关于“反乌拉”,加注说明:乌拉,藏语音译,意为徭役、差役;涉及校正的,第488页,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注说明:资产阶级法权,现译为“资产阶级权利”;涉及差异的,第102页,关于“封建把头”,加注说明:封建把头在各地的称呼各有不同,如武汉叫“头佬”,上海叫“拿摩温”,北方地区称作“把头”或“把持”。涉及典故隐语的,第465页,关于“寻寻觅觅,冷泠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加注说明:此句出自李清照词《声声慢》,见《李清照集校注》,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  

  (三)随文说明情况的一般性括注  

  为了增强注释的说明功能,《党史》二卷还利用简洁的文字,对需要说明、又能简单说明的内容随文括注加以说明。其主要类型有:  

  一是限定性注释。如第184页,就“全国工业”内容,加括注“不包括手工业”。  

  二是缩略性注释。如第163页,就“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内容,加括注“通称‘五毒’”。  

  三是复原性注释。如第557页,就“七查”内容,加括注“查计划、查工效、查设计、查质量、查效益、查安全、查生活”。  

  四是举例性注释。如第279页,就“文艺创作”内容,加括注“包括文学、戏剧、电影、美术、音乐等”。  

  五是强调性注释。如第296页,就“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内容,加括注“经中央批准”。  

  六是渊源性注释。如第735页,就“旧北京电视台”内容,加括注“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又如第623页,就“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于1947年5月1日”内容,加括注“1949年12月,内蒙古自治政府改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  

  七是校正性注释。如第602页,就“需要由国家财政核销、退还和补发的共约348亿元”内容,加括注“后来实际处理结果是370亿元”。  

  八是其他有关需要说明的注释。如涉及别称的,第5页,就“北平”内容,加括注“今北京”;如涉及对比的,第484页,就“全年(指1958年——引者注)粮食估计总产量,竟高达8000多亿斤”内容,加括注“1957年是3900.9亿斤”。  

  三、《党史》二卷注释的特点分析  

  (一)坚持原则,保证了二卷注释的科学性  

  《党史》二卷注释工作遵循两条根本原则:  

  一是坚持实事求是。无论是史事或者人物的注释,都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原则。表述尽量客观、从容,不使用带有感情色彩的词汇。  

  如第66页,就“联合国军”内容,加注说明:“在朝鲜战争期间,先后派兵参加‘联合国军’侵朝行动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土耳其、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卢森堡共16个国家。在‘联合国军’中,美军占90%以上,大多数国家只是象征性地出兵。”  

  又如第74页,就“苏联空军不入朝掩护志愿军作战”内容,加注说明:“1950年10月底,苏联空军开始在鸭绿江上空执行掩护任务,1951年第二季度开始出动到朝鲜清川江以北地区上空作战。在朝鲜战争中,苏联空军的任务最初限于保卫中国领空,后来扩大到朝鲜北部的交通线,但始终没有承担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的任务。”  

  再如第270页,就“使落后的民族跻于先进民族的行列”内容,加注说明材料来源于:《关于过去几年内党在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的主要经验总结》(1954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50—651页。同时,特别补充说明:这里讲“落后的民族”,是当时的提法,系指有的民族还处在“落后的发展阶段”。  

  二是坚持党性原则。对党负责,对人民负责。对重大历史问题的评价,严格以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为依据。  

  如第294页,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内容,加注说明:“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高岗、饶漱石事件不再称‘反党联盟’。《决议》指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又如第850页,就“揭发林彪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活动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内容,加注说明:“这些文件主要有:《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至之三),毛泽东1971年八九月间在外地巡视的重要讲话和《关于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反革命历史罪行的审查报告》等等。” 


  (二)资料翔实,保证了二卷注释的权威性  

  《党史》二卷所引用的资料都是权威的、严肃可靠的,资料运用上尽量采用综合的、第一手的资料。如大量运用权威机构所编辑的《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的资料;大量运用权威机构所编辑的《毛泽东选集》、《周恩来选集》、《刘少奇选集》、《董必武选集》、《张闻天选集》、《李维汉选集》、《叶剑英选集》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综合性著作选集的资料;大量运用权威机构所编辑的《毛泽东文集》、《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书信选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教育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集》、《陈云文选》、《李先念文选》、《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张闻天文集》、《彭真文选(1941—1990)》、《万里文选》、《邓子恢文集》等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文选、文集、文稿等资料;大量运用第一手的党及其重要领导人的文件、报告、文章、讲话、谈话、电报、信件、批示、指示、批语、批注等资料。  

  《党史》二卷所引用的资料吸收借鉴和合理利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学界研究所取得的新成果。在版本的使用上尽可能地使用最新版本,如引用《毛泽东选集》、《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一律以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新版本为准;引用《毛泽东论文艺》、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朱德年谱(1886—1976)》等著作分别使用了增订本、修订本和新编本。在资料的使用上尽可能地使用最新公布或最近整理的历史档案,如俄罗斯总统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档案;统计和社会科学研究部门新近出版的有关资料。在研究成果的使用上尽可能地使用最新的研究成果,如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房维中、金冲及主编的《李富春传》,《李先念传》编写组编的《李先念传(1949—199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陈云年谱(1905—1995)》、《周恩来年谱(1949—1976)》、《邓小平年谱(1975—1997)》、《刘少奇年谱(1898—1969)》、《朱德年谱(1886—1976)》、《邓小平年谱(1904—1974)》等成果。  

  为了保证《党史》二卷引用的权威性,全书没有采用转引的方法,凡是引用,均为直引;说明性注释尽量采取权威的说法、权威的版式。  

  (三)注意分寸,保证了二卷注释的准确性  

  《党史》二卷的注释,文字平实、精炼而顺畅,遣词造句比较考究,且十分注意分寸。  

  如第275页,关于“共同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加注说明:西藏地区因特殊历史情况,于1960年完成民主改革之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  

  又如第771页,关于“四旧”,加注说明:“四旧”,即“十六条”中所说的“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  

  再如第819页,关于“赤脚医生”,加注说明:“赤脚医生”,指农村不脱产的、“半农半医”的初级卫生人员。  

  这样的注释,能够用概括而准确的语言补充讲述历史,翔实而不烦琐,用尽可能小的篇幅表达了最大容量的内容。  

  (四)正确总结,保证了二卷注释的导向性  

  在这29年党的历史中,党经历过失误和曲折,这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但必须清楚地认识到:错误与成就相比,成就是主要的;发生失误和曲折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密切相关;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党是注重从经验教训的总结中开辟未来的。为此,《党史》二卷注释安排了大量这样的内容,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引导读者正确认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流和本质。如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大错案”的注释[20];关于“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深刻记取”的注释[21];关于“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多人”的注释[22];关于“李云仲一封信”的注释[23];关于“1958年以后我国建设事业所付出的代价”的注释[24];关于“国民经济的剧烈动荡和发展缓慢”的注释[25];等。  

  在这29年中,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努力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育和形成了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精神。《党史》二卷注释运用具体鲜活的事例进一步表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集体和英雄模范人物,培育和形成了具有特定内涵、影响巨大而深远的时代精神。如关于毛岸英、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马恒昌、苏长有、赵桂兰、郝建秀英雄模范的注释[26],以及“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的“两弹一星”精神的注释[27]等。从而使人们能够直接触摸到那个时代跳动的脉搏,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看到了这些精神所折射出的伟大光芒。  

  四、《党史》二卷注释对地方党史二卷编写特别是注释工作的指导意义  

  (一)能使地方党史二卷编写工作拓宽新的视野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和全国党史工作会议把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随着《党史》二卷的出版,地方党史二卷的编写工作势必成为一个时期中党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任务。《党史》二卷如此大容量的注释内容,突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最新研究成果,突出了党史研究学术上的最新动态,突出了地方党史在全国党史中的最新定位,由此使得地方党史二卷编写工作拓宽了新的视野。  

  (二)能使地方党史二卷注释方法获得新的参照  

  地方党史二卷承担着引领读者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本质和主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成果要达到这样的效果,锲而不舍、精益求精地做好注释工作就势在必然。《党史》二卷如此大容量的注释内容,在采不采用注释,用什么方法注释,什么地方注释,怎样来进行注释等方面都有了新的进展与突破,由此使得地方党史二卷注释方法获得了新的参照。  

  (三)能使地方党史二卷注文内容赢得新的扩充  

  《党史》二卷在注释的分类处理、规范运用等方面,事前谋划、明确要求,不断探索、大胆实践,狠下功夫、知难而上,化费了很大的心血。对相关注释,开展专题研究,深入分析,反复推敲,优中选好,使得《党史》二卷的注释,很好地完成了引导读者、消除阅读障碍、解释作品、深化与拓展史实与史识等任务,大量这一时期历史事件的评价性注文、历史事实的知识性注文、历史人物的介绍性注文、历史成果的出处性注文等都能为地方党史二卷注释所学习借鉴,由此使得地方党史二卷注文内容赢得了新的扩充。  

  (四)能使地方党史二卷注释规范得到新的提高  

  地方党史二卷必须符合史学的范式,必须具有可以评估的学术价值。加强规范,势所必然。不仅正文需要严格的规范,注释同样需要严格的规范。从各地党史二卷的写作实践看,同样的史料基础与写作水平,规范掌握、运用得好,书稿的质量就要好得多。随着《党史》二卷的出版,认真研讨其注释,从中发现具有规范性意义的内容,比如:注释的种类及运用;注释的要素及顺序;注释的要求及落实;等等,从而及时修改调整各地党史二卷原有的规范性要求,由此就使得地方党史二卷注释规范得到了新的提高。  

  虽然,认真仔细地加以推敲比较,《党史》二卷的注释工作难免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丝毫也不影响这项工作的成效与积极影响。对于承担了地方党史二卷编写任务的党史工作者来说,以《党史》二卷为范本,以注释工作为切入点,反复比照,学习借鉴,必将有助于提高地方党史二卷注释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有助于提高地方党史二卷工作成果的学术水平与史学价值。这就是《党史》二卷注释对于做好地方党史二卷编写特别是注释工作的意义所在。  

  (本文作者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 )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    

     [1] 即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本文简称《党史》二卷。

    [2] 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新华社新闻稿》和《光明日报》。  

   [3] 即指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辑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和[美]马克?克拉克的《从多瑙河到鸭绿江》(哈普公司,伦敦1954年版)。  

   [4] 即指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编辑的《新中国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年版)。  

   [5] 第一至四编正文占全书文字的比例分别为:34.52%、35.27%、21.80%、8.04%。  

   [6]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67页脚注。  

   [7]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77页脚注①。  

   [8]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70页脚注③。  

   [9]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5页脚注②、第15页脚注。  

   [10]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314页脚注。  

   [1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814页脚注②。  

   [12]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5页脚注①。  

   [13]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1015页脚注②。  

   [14]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782页脚注②。  

   [15]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427页脚注①。  

   [16]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505页脚注。  

   [17]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140页脚注。  

   [18]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119页脚注。  

   [19]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402页脚注。  

   [20]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299页脚注①。  

   [21]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342页脚注①。  

   [22]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457页脚注②。  

   [23]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548页注脚①。  

   [24]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742页脚注①②③④。  

   [25]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969页脚注①②。  

   [26]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80页脚注①、第87页脚注①②③④、第151页脚注①②③④。  

   [27] 参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第684页脚注①。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