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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这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时间:2019-05-05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优良作风,是净化党员干部思想、解决党内矛盾、推进党内民主的有效途径。毛泽东曾形象地将其比作“扫灰尘”“照镜子”“洗脸”。毛泽东参加革命以来,始终秉持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留下了许多感人往事,彰显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严于律己的作风。

借农民咒骂之事反思自己

194163日下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的县长联席会议在杨家岭参议会小礼堂举行。期间,突然发生雷击礼堂事件,参会的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被雷击身亡。祸不单行,当天固临县有位农民在赶集时,帮他拉货的一头毛驴也遭雷劈死,他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为甚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偏要打死李县长、打死我的毛驴!”

当地干部闻言后,说:“这还了得,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吗?必须予以严惩。”并很快抓起那位骂毛泽东的农民,要送中央保卫部门处理。

毛泽东知晓后,并没像一般人那样怒发冲冠,而是冷静地说:“骂人又不犯法,骂人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方式嘛!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查清改正。”并一再强调:要想想我们做了什么错事引起了群众的反感。

毛泽东当即指示有关人员将骂他的农民放掉。后经调查,原来是当地征粮太重了,这位农民心里有冤气,偏偏毛驴又死了,所以才借骂“雷”出气。

无独有偶,时隔不久陕甘宁边区清涧县农妇伍兰花的丈夫在山上犁地时突遇雷毙命。她一边痛哭一边辱骂共产党,诅咒毛泽东。当地干部同样将她抓起来并报告中央社会部。当时的中央社会部接报后派人把她拘押到延安。保卫部门建议判处死刑,呈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和中央审批。

毛泽东从社会部送呈的《情况汇报》中阅知后陷入深思:为什么这几个遭雷击的群众都骂我毛泽东和共产党?雷击是因为天不好,在陕甘宁边区共产党就是老百姓头上的天,我毛泽东又是共产党的主席,这说明我们党的有些政策不好,我这个主席也没当好。他当即对社会部负责人说:“你们如果不做调查,就这样随便抓人、杀人,那跟国民党有什么两样?我不同意你们这样做!”

毛泽东立即让中央军委总部保卫部部长钱益民把伍兰花带来详细询问其中原因。经过交谈才了解到,她家70岁的婆婆是个瘫痪病人,3个孩子最大的才10岁,全家6口人仅靠丈夫一人养着。中央红军来陕北后给她家分了5亩地,起初还过了几年好日子。但这几年因公粮任务太重,又逢三年旱灾,不少百姓交不起公粮,尤其是她家,除了种子已无颗粒存粮。可当地干部不止多要公粮,自己还多吃多占。她丈夫这一死,家里的生活更没指望了,她一时气急就将怨气撒到了毛主席和共产党身上。

毛泽东听后不仅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说:“我们共产党跟老百姓是一家人,你家里有困难我们会帮助你克服,你以后有意见还可以提,我叫他们放了你。”自以为会被枪毙的伍兰花听后热泪盈眶,要跪下来请罪,毛泽东将她扶起并叫钱益民马上放掉她,派专人护送回家,并带公文向当地政府讲清楚,她没什么罪过,是个敢讲真话的老实人,当地政府要帮助她克服困难。对于当地群众交公粮负担过重的问题,边区政府要认真调查研究,该免的要免,该减的要减,决不能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临行前,毛泽东还把自己的口粮送给她,以解她家的燃眉之急。她回村后逢人就讲:“毛主席胸怀坦荡,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是个不怕雷轰的英明领袖。”

党中央在以上数例的基础上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后发现,由于征粮过多,农民负担太重,已引起了农民的不满情绪与意见。党中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及时纠正错误: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军民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扭转缺衣少食的困难。根据地老百姓的生活随即有了明显好转。

几年以后,毛泽东还一直记着此事。仅19454月至5月一个多月时间,毛泽东就趁党的“七大”召开的机会,从不同的角度4次“检讨”了这个问题,自省的同时更教育了全党干部。

第一次是1945420日,毛泽东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作说明,在讲到领导干部要乐于听“闲话”以便从中发现和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时说:“1941年边区老百姓中有人说雷公咋不打死毛泽东,这就引起我的警觉,分析原因,发现是征粮太重了,于是就发展大生产运动。”第二次是1945424日,在党的“七大”作口头政治报告时,毛泽东又为这件事讲了一段话。第三次是1945531日,在党的“七大”上所作结论中,他说:我有个经验,即许多话就是从闲话中听到的。例如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毛泽东?当时我听到这个话是很吃惊的。说这个话的时间是1941年,地方是边区,那年边区公粮征收20万石,还要运公盐6万驮,这一下把老百姓搞得相当苦,怨声载道,天怒人怨,这些事还不是毛泽东搞的?这就迫使我们研究财政经济问题,下决心搞大生产运动,1942年、1943年公粮减少了,这就解决了问题。第四次是在同一个报告中,在讲到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时,毛泽东又再次表示歉意:“说雷公为什么不打死我,我不怪说这个话的人,而怪我们自己征了20万石公粮,因此我们是有责任的。于是,我们就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只有从这方面才能解决问题,不然有一天雷公就真会打死我了。”

共产党人正是有了这样“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至上、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善于纠错的正确态度,才有了革命胜利的那一天。

告诫全党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怎样才能跳出历史的周期律、防止执政后的腐败,使党“赶考”考出好成绩?毛泽东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还是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第一次写进了《党章》:“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掩盖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中国共产党应该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经常检讨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与缺点,来教育自己的党员和干部,并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

距新中国成立不到200天的1950419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中央又郑重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我们的党已经领导着全国的政权,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在党内党外拒绝批评,压制批评。”为此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了确保这种公开批评不受压制并取得成效,还明确规定,“凡在报纸刊物上公布的批评,都由报纸刊物的记者和编辑负独立的责任。”并指出:“只要报纸刊物确认这种批评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即令并未征求或并未征得被批评者的同意,仍然应当负责加以发表。”“批评在报纸刊物发表后,如完全属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声明接受并公布改正错误的结果。如有部分失实,被批评者应即在同一报纸刊物上作出实事求是的更正,而接受批评的正确部分。如被批评者拒绝表示态度,或对批评者加以打击,即应由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予以处理。上述情事触犯行政纪律和法律的部分,应由国家监察机关司法机关予以处理。”

虽然这一《决定》全文仅1800余字,可是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到报刊批评与自我批评报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方式方法和具体要求等方方面面。这一《决定》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在报刊上进行公开批评一时间蔚然成风。

同样,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极为重视人民监督,扩大群众参与,注重公开揭露问题。他提出,扩大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就是公开批评。他认为,公开批评比私下批评更有力量,更有利于执政党保持自身肌体的健康,更有利于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在刘青山、张子善因巨额贪污被处决的一个月前,一些党员群众就投书《人民日报》,批评河北省委、省政府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他们质问道:“刘、张小集团进行贪污行贿已有一年之久,而天津地委同志和李克才等亦不断有过检举、报告……河北省委为什么长期没有发现这件事情?”“像他们这样大规模地贪污、盗窃国家财物,在天津专区闹得风声很大,为什么河北省政府竟长期没有发觉?”

在党内外的公开批评下,中共河北省委副书记马国瑞、河北省政府主席杨秀峰分别代表省委、省政府在《人民日报》上作了公开检讨。195211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河北省委书记的妻子弓彤轩对自己接受刘青山、张子善礼物的错误的检讨。因检讨不彻底,中共保定市委办公室李春、谷雨投书《人民日报》,要求“弓彤轩应重新作检讨”。195226日《人民日报》为这封来信加了“编者按”予以支持。

这种公开批评尽管涉及高级别领导干部,但是党内外并未感到有什么特别和不妥之处,也未给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倒给广大干部群众一种振奋、一股力量,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信任党,拥护党的领导。

鉴于这种实践效果,毛泽东在1953年进一步提出:“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

从毛泽东倡导公开批评的实践中,能够深刻感受到,公开批评显示的是人民的力量、真理的力量,以及一种更重要的力量:党的强大生命力和自信与睿智。

对李达的客观质疑最终认了错

毛泽东与李达均为党的“一大”代表。作为大会的主要组织者和主持者的李达,与湖南党小组代表的毛泽东在会上由相识到相知,并在以后的革命岁月中,逐步结成互相信赖甚至是诤友的革命情谊。在新中国成后的十多年中,李达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当中。1951年和1952年,李达给毛泽东发表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部哲学著作写了解说,出版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在写作过程中,李达每写完一章都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对李达的解说深表满意,称赞“这解说极好。”李达后来还在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亲自主持武汉大学哲学系毛泽东思想研究室的工作,对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与李达之间却发生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几近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1958年秋,李达从学生的汇报中了解到,湖北各地到处流传这样两句标语口号:“宁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

深思熟虑后,李达敏锐而理性地感到,若这样发展下去,会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当时,毛泽东正好在武汉视察。这年他往返武汉最密集,他深入各地调研视察,主持会议听汇报,到长江中游泳,徜徉东湖边上,走访武汉大街小巷和百姓交谈。在武汉东湖宾馆他共接见了64个国家的94批客人。他在东湖的日子紧张忙碌,生活异常简朴,通常的食谱也只是一碟红辣椒、两个青菜、八钱米饭。

李达立即找到时任湖北省委副秘书长、省委书记处办公室主任梅白说:“小梅,对这两个口号,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第一个口号是表示决心的,有些问题,但害处不大。这第二个口号,是唯心主义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害人的。你带我去见润之(润之,即毛泽东的字——作者注)。”

李达见到老朋友毛泽东后,开门见山地问:“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话通不通?”毛泽东说:“我以为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这个口号不过是反映了人民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而已。鹤鸣(鹤鸣,即李达的号——作者注)兄,你是搞哲学的,这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主观能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做到,那就不科学了。”李达继续对毛泽东阐述自己的看法说:“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有点不高兴地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你脑子发热,高烧39度,那么下面就会发烧到40度、41度、甚至42度……”沉吟片刻,李达还是忍不住将自己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完全和盘托出:“再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受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

在回家的路上,李达似乎意识到自己今天太情绪化了,便对梅白说:“小梅,今天也许我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在你们面前没有给润之面子。我这是心里急呀!润之他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写得何等好啊!想不到他现在把主客观颠倒到如此程度!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了。”

梅白返回东湖宾馆后,一字不漏地把李达的那番话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开始冷静下来。沉思了一会儿后,他对秘书说:“看来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了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还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就逆耳了,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秘书通知李达约个时间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

李达听了毛泽东秘书转述的上述意见后,十分感慨地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

寻机倡导批评与自我批评

针对1958年以来在中央和地方工作中间“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并且产生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需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检讨错误、统一思想认识,19621月至2月,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人,共7000多人,故也称作“七千人大会”。这是党成立以来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工作会议。

会议开了多天,有些代表反映,心里要讲的话还未说尽,不怎么痛快;有的代表还说,会上有人压制民主,不让讲话。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让代表们在北京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把“气”出完,以利开展新的工作。因而会议延期。大会已经开了18天,毛泽东除了在会上作了插话外还未进行大会讲话。与会代表急于想听一听毛泽东的讲话,希望他的话能让大家吃颗“定心丸”。

130日,毛泽东终于在大会上讲话了。他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抓过麦克风,围绕民主集中制的问题,言简意赅总共讲了6点意见。他在讲话中借历史上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羽及“霸王别姬”的故事,来批评地方各级领导干部。他指出,有这样的情况:一切事情,第一书记一个人说了就算数。这是很错误的。哪有一个人说了就算数的道理呢?我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决议之后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体讨论,认真地听取不同的意见,认真地对于复杂的情况和不同的意见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几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如果不是这样,就是一人称霸。这样的第一书记,应当叫作霸王,不是民主集中制的“班长”。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我们现在有些第一书记,连封建时代的刘邦都不如,倒有点像项羽。这些同志如果不改,最后是要垮台的。不是有一出戏叫《霸王别姬》吗?这些同志如果总是不改,难免有一天要“别姬”就是了。我为什么要讲得这样厉害呢?是想讲得挖苦一点,对一些同志戳得痛一点,让这些同志好好地想一想,最好有两天睡不着觉。他们如果睡得着觉,我就不高兴,因为他们还没有被戳痛。

最后,身为党中央主席的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地承担了责任,他指出:“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去年6 12 号,在中央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我讲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我说,请同志们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似乎我的错误就可以隐瞒,而且应当隐瞒。同志们,不能隐瞒。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我们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直到区委书记,企业党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既然做了第一书记,对于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就要担起责任。不负责任,怕负责任,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人家总是要讲的,你老虎屁股真是摸不得吗?偏要摸!”结果,这次会议让很多人“出了气”,也推动了全国批评与自我批评之风。

在这方面,毛泽东还常借史鉴今教育大家。他很欣赏从谏如流的唐太宗李世民。痴爱读书的他在阅看《旧唐书·李百药传》时,于李百药上书给李世民的《封建论》一页上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旁,批注道:“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这四大工作方法便是:

退思进省,凝神动虑;不藉万古之英声,以存一时之茂实。

心切忧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

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

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

李百药概括的李世民这四个特点,是说他的决策风格和他每天的几大主要工作安排。具体直白来说,即:退朝则反省自己的行为,考虑是否劳累了百姓;不希求留下万古的英名,只希望留存真正的成就。避免外出游玩,上朝时听取群臣意见不知疲倦,心中考虑大事,道德普及天下。下朝后和重臣们继续讨论是非,推心置腹,以诚相待。晚上和有才学之士论事,听取他们的闲话,高谈阔论,议论典籍,即便到了深夜也不知疲倦。

这四大工作方法,颇受毛泽东的重视;他以“工作方法”称之,自是政治家读史的旨趣所在。从这里也反映出毛泽东在领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上的考虑和特点。显然,这四大工作方法与毛泽东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上是一致的。

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19581月,毛泽东专门写了一篇《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其中说到:“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这年11月,他又专门给县级以上的各级党委写信,提出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信中还希望领导干部“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因此,“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这里所谓“冷一下”,从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要挤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冷静回味及深刻反省,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利于及时思考、总结与研究工作,从而改进和高效发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能够顺利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重要政治保障。正如毛泽东在著作《论联合政府》中说指出的,“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我们曾经说过,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毛泽东通过在党内带头并倡导作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解决了关乎我党未来发展和前途命运的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作为党员干部,我们应该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习,通过虚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坚定理想信念,在思想上、行动上进一步统一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来源:史志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