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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中华》:“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

时间:2017-04-20

《红色中华》创刊号 资料图片

 

19271937年,在中国轰轰烈烈开展的10年苏维埃运动,尽管艰难坎坷,但取得了重大成果:成功探索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新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新篇章。这场运动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党领导的苏区三四十种报纸的积极宣传和舆情引领。而《红色中华》是这些报纸中最为重要的报纸,发行量最高达到4万份,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同时,因为这场运动随着红军长征扩展至10余个省,所以,该报堪称“运动中的中国苏维埃运动喉舌”。在纪念十月革命100周年和中国苏维埃运动开启90周年之际,进一步深入研究《红色中华》报,总结其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启迪。

瑞金版《红色中华》(193112月—193410月),存在了近3年时间。它最初是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的性质问世的,铅印41张。第149期为周刊,自第50期起,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合办的中央机关报,3日刊,第148期以后再改为双日刊。1934103日出版第240期后,因红军长征被迫停刊。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全国领导了南昌起义等100多次武装斗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城市向乡村转移,苏维埃运动由此揭开序幕。1931117日,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会议闭幕仅20余天,即1211日,由王观澜任主编的《红色中华》报就和读者见面了。其创刊的宗旨非常明确:“要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通过对苏维埃根据地政权建设、发展大规模的红军和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等动员宣传,以及民主监督工作,最终“使本报成为苏维埃运动的指针”。

瑞金版《红色中华》报,刊发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是其首要的任务。据统计,这期间共刊发了至少473则党和各级政府的公文,平均每期刊发2则,成为发布领导文件和政策指导的重要渠道。例如,创刊号在显著位置刊发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号公告,公布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的中央委员会名单,以及临时中央政府的外交、军事、劳动、财政、教育、内务、司法、工农检察院等部门人民委员会的名单。

《红色中华》专门设置《苏维埃建设》《苏维埃法庭》等栏目,刊发大量关于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卫等苏维埃政权建设的新闻、社论、典型的人物和事件报道等。

关于政治建设,特别引人瞩目的是反腐倡廉的宣传报道。193232日,发表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项英的《反对浪费严惩贪污》一文,强调指出:“贪污是苏维埃政权下,绝不准许有的事,如若发生,即是苏维埃政府的羞耻。”19331215日,又发表了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明确规定“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为苏区严厉打击贪污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19342月,第151期《红色中华》对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基建工程所主任左祥云贪污公款246.7元,以及其他问题被“处以枪决”一案的公审情况,并对有关人员分别处以监禁、罚苦役等情况进行了重点报道。同年327日,发表了中央工农检查委员会《关于中央一级反贪污斗争的总结》,统计了反贪污斗争的成果:共查出贪污钱款2053元,送交法庭制裁的29人,3人被开除公职。这些充分彰显了苏维埃政府令行禁止,严惩贪污腐败和建设廉洁政治的目标追求。

关于经济建设,《红色中华》重点刊发了许多大张旗鼓开展农业生产情形的文件、文章和通讯稿。例如,在宏观层面,19337月,中央政府通告指出:“革命战争的猛烈发展,要求苏维埃采取坚决的政策,去发展苏区的国民经济。”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南部17个县的经济建设大会上作了《粉碎五次“围剿”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的报告,认为经济建设的目的是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也是为了改善群众的生活,尖锐批评了因为战争忙,“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完结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观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就是这个报告的一部分。在微观层面,积极报道了各地查田、春耕、秋收等农业生产活动,设置《红板》栏目表彰先进,《突击队》栏目批评落后。文风朴实,文字简练,深受群众喜爱。19333月,刊发了《春耕运动的实际材料》,表扬了红军政治部全体教员支援春耕和武阳区春耕取得的成绩。当然,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突击队》专栏后来更名《铁棍》《铁锤》和《无产阶级的铁锤》,有的批评性报道与事实不符,火药味过浓,妨碍了团结。

关于军事斗争,《红色中华》则通过重点报道红军战争和战役的胜利、人民群众无私支援革命武装斗争,以及国民党军队的不断失败,来振奋士气,鼓舞民心,最终传递苏维埃红色政权是完全可以存在和发展的胜利信念。为了真实生动,亲切感人,有许多报道是前线将士通讯员撰写的,群众语言味道浓烈。例如,19337月,《赤色战士通讯》栏目发表了《占领湖子里的经过》短文,幽默风趣,可读性极强。同时,还发表了《溪口乡二个李同志》的短讯,称:“福建长汀县四都区溪口乡中有两个顶呱呱的女同志李生连、李连清”,在党团支部大会和各群众团体联席会上,鼓动大家“报名去参加红军,把自己所做的草鞋、干粮袋,送给报名的新战士,并愿意帮助他家中的一切困难,看呵,这两个妇女同志真是好极了!”

193410月,红军长征后,瑞金版《红色中华》停刊。赣南版《红色中华》在中共中央分局宣传部长瞿秋白的主编下,至少出版了24期。而跟随党和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的长征后,《红色中华》于193511月在陕北瓦窑堡复刊。毛泽东十分重视它的复刊,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刊发了题为《毛泽东同志斥蒋介石荒唐无耻的卖国辩》的文章,指出蒋介石在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关于外交方针的演说,是“全力为日本帝国主义辩护”。

陕北版《红色中华》(193511月—19371月),仍沿用原来的期码,继承和发扬了瑞金版《红色中华》办报的党性原则和群众办报的风格,努力宣传党和政府关于苏维埃运动政策的新变化,不仅在地理位置方面实现了由南向北运动的转变,而且在宣传内容方面实现了由“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由“反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等运动的转变,努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6127日,为了积极宣传瓦窑堡会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明确指出:党的“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动员“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最后“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同时“要在群众中解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及苏维埃各种政策的改变”。《红色中华》根据中央的宣传要求,运用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了有效的宣传。不管是反蒋还是抗日,党都必须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19361月至7月,《红色中华》配合各级政府发动的“扩红”运动及发展地方武装运动,刊发了100多篇文章,起到了很好的组织和动员作用。同年9月,随着中共中央提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的新变化,《红色中华》刊发的文章也一律停止了对蒋介石“卖国贼”等斥骂。

值得一提的是,《红色中华》广泛采用各种形式来加强宣传效果,运用歌曲的形式,就是其中之一。《红色中华》第294期发表了一首《欢迎二、四方面军歌》,其中有“二、四方面军好英勇,北上抗日下决心。胜利向前进”“红军团结万万岁……抗日胜利万万岁!”等铿锵有力的歌词,并在歌曲旁加按语:要求每一个苏区民众,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要把它唱熟,为团结抗日而奋斗!两个月后,《红色中华》第306期又发表了一首《民主共和国进行曲》,核心意思是“三个一”:“全国的人,一条心,我们要争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平等!全国的嘴,喊着一个声音,我们要打倒,打倒卖国汉奸和强盗日本!全国的眼睛向着一个目标前进。我们要实现,实现中国民主共和,创造人民的新生。”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这些歌曲发出救亡图存的时代最强音,收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使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获得广泛的认可。

上述事实表明,陕北版《红色中华》比瑞金版《红色中华》在践行党报“姓党”,特别是对办报必须走群众路线等,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19369月,《红色中华》第300期纪念特刊刊发了《要使〈红色中华〉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宣传者与组织者》等一组4篇文章。文章自信地说:希望在《红色中华》“举行400期纪念时,她将能随着我们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展与胜利,而成为印刷精良的风行全国的群众化报纸”,真正“成为了全苏区人民一个喉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文章提议在苏区内建立一个由省、县、区通讯员组成的通讯网,在军队各级政治部中设立通讯员,在地方建立由35人组成的读者会,由读者会向群众解释报纸的宣传内容。总之,《红色中华》有效地传播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事业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苏维埃运动的星星之火最终在中华大地燎原,成功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作出了重要贡献。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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