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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音乐界举办聂耳、冼星海音乐会

时间:2020-01-23

1975 年 10 月 25 日,首都音乐界举办了一次盛况空前、激动人心的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形势下,这样的音乐会怎么能够举办起来呢?实际上,这个纪念音乐会的举办与成功,发端于冼星海的夫人钱韵玲,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 的支持,得到了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的实际帮助,也受到了 “四人帮”的阻挠、破坏。

钱韵玲是浙江杭州人,出生在湖北咸宁,从小随身为中共地下党 员的父亲钱亦石在上海读书,并和母亲经常为地下党传送信函,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是广东番禺人,出生在一个贫苦渔民家 庭。冼星海从小酷爱音乐,并得到一位留德音乐教授亲授,17岁便登 台独奏单簧管而崭露头角,被人誉为“南国箫手”。他后来到北京、上海音乐学院深造,在田汉等左翼进步文艺工作者的影响下,参加“南 国社”。他以现实斗争生活为题材,创作了许多音乐作品,被称为“时 代的镜子”。1929 年秋,冼星海赴法国勤工俭学。初到巴黎,为了生 存和发展,为了自己钟爱的艺术事业,冼星海什么活都干:到饭店做 工、当堂倌,在浴池替人修指甲,帮人家带孩子,在咖啡店里拉琴乞 讨……经过6年的苦斗与煎熬,冼星海于1935年学成回国。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抗日烽火燃遍全国。由冼星海和许多革命文艺工作者组成、并由郭沫若亲自题写队名的“上海话 剧界救亡协会战时移动演剧第二队”成立,当年8月从上海出发,先后到苏州、南京、洛阳、郑州等地,一路进行抗日宣传歌咏活动,同年 10月抵达武汉。而在此时,钱韵玲也毅然离开父母来到湖北,在武汉第六小学任音乐教师,她积极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加入了冼星海创建的“海星歌咏队”。1938 年 7 月 20 日,33 岁的冼星海和 24 岁的钱韵玲在田汉等人的主持下正式订了婚。1938 年 9 月,冼星海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体师生的邀请电报。于是,他高兴地对钱韵玲说:“我们到延安去吧。”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他们以旅行结婚为名义,甩开国民党特务盯梢,前往西安。11月,两人携手去延安,并在途中结成伴侣。到达延安后,他们受到党中央有关领导和“鲁 艺”全体师生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还参加了特地为他们举行的欢迎晚会。从此,他们开始了革命的新生活。

冼星海到了延安后,创作的激情更加旺盛,他以惊人的才华和超人的技艺,仅半年多的时间,便创作出近百首体裁多样、风格各异、结构多变的优秀音乐作品。冼星海工作起来可以连续几天几夜不休息直至作品完成。1939 年 3 月 26 日至 31 日,冼星海在 6 天 6 夜内,不眠不休、不间断地完成了《黄河大合唱》的8首合唱、齐唱、独唱、对唱、轮唱作品的谱曲。由于《黄河大合唱》充满民族抗战的时代精神,又气势磅礴,演出后震动延安。1939年5月,在欢庆“鲁艺”成立周年晚会上,毛泽东听了由冼星海亲自指挥的《黄河大合唱》,热情鼓掌,并连声称赞道:“好!好!好!”不久,冼星海又以此歌欢迎周恩来回到延安。周恩来听完后非常高兴,还亲笔题词书赠冼星海:“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出呼声!”1939 年 6 月 14 日,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 年 7 月,冼星海正式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1940 年 5 月,冼星海受组织派遣,去苏联执行任务。行前,毛泽东亲切接见冼星海和钱韵玲,鼓励他们共同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同年 12 月冼星海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音乐界的热烈欢迎。在莫斯科和乌兰巴托、哈拉木图之间奔波数次,冼星海的身体垮了。1941 年 6 月,苏德战争爆发,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在当时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冼星海仍然坚持从事音乐活动,创作了各类音乐作品60余部,其中有2部交响乐,4部组曲,1部狂想曲等。歌曲都是表现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主题。由于环境恶劣,他染上了肺结核,又患有心脏病、腹膜炎、肝病等多种疾病,但又得不到及时治疗,直到 1945 年战争结束前夕,才被送往莫斯科医院治疗。病中,他还创作完成了《中国狂想曲》,表达了他对祖国和亲人的怀念。1945 年 10 月 30 日,冼星海在莫斯科医院不幸与世长辞,年仅40岁。冼星海逝世的噩耗传到延安,许多同志失声恸哭。毛泽东亲笔为他题写挽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

“文化大革命”中,在江青等人的控制下,文化事业受到严重摧残,百花凋零,一片萧条。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拍摄的650多部故事片被打成“毒草”,禁止发行放映;以前的歌曲都不准唱,连聂耳、冼星海的歌曲都基本上不能唱了。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只能奏曲,不能唱词。冼星海的歌只有《救国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允许唱,但也都被改了歌词,《救国军歌》的题目也被改为《抗日战歌》。

1975 年,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开始主持国务院工作,继而又同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全面整顿,对文艺政策也进行了调整。1975 年 7 月初,毛泽东在和邓小平谈话时提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在邓小平谈到现在文艺不活跃时,毛泽东说: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 月 14日,毛泽东又亲自找江青谈话,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7 月 25 日,毛泽东又对影片《创业》①编剧的来信作出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②毛泽东的一系列谈话和批示,为邓小平整顿文艺工作创造了条件,也使长期受到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欣喜异常,奔走相告。在这个形势下,9 月中旬,全国文艺调演在北京举行。当时在浙江省文化厅工作的钱韵玲,带着浙江参加文艺调演的节目前往北京。

正在研究冼星海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陈莲,得知钱韵玲到了北京,便前去探望,并请教有关冼星海的问题。钱韵玲在讲述冼星海的往事时感慨道:星海去世已整整 30 年了,骨灰还在莫斯科呢。陈莲听闻此言,觉得应该为冼星海搞些纪念活动,而且现在也正是好时机。她建议钱韵玲就纪念冼星海一事给毛泽东写信。陈莲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胆的想法呢?原来,陈莲在中央音乐学院读书时,曾 于1964年9月1日给毛泽东写过信,对实行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提出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陈莲的信上写下著名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陈莲坚信,在文艺调整正在展开的背景下,毛主席一定会支持这件事的。

陈莲同钱韵玲谈妥以后,又立即找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和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商量,他们也十分赞成。他们议论道,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已经过去了,国内没有任何活动,日本倒开了纪念会;10月30日,冼星海逝世 30 周年即将到来,如国内再无表示,到时苏联借此做文章,对我们不利。他们几个人觉得,从这点着笔,上书毛泽东,提出希望在 10 月 30 日冼星海逝世 30 周年时,开展纪念活动,最为合适。他们将酝酿的情况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①于光远谈了,于光远也很支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从于光远那里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即约陈莲到家里见面。胡乔木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表示赞成举行纪念音乐会。经过多次酝酿成熟后,陈莲代钱韵玲草拟了致毛泽东的信。

钱韵玲也十分渴望能为冼星海举办纪念音乐会,她于 9 月 27 日将写成的信寄给毛泽东。信件开头部分深情地回忆了30年前在延安时毛泽东“对星海和我们全家的亲切关怀”:“那时候您曾多次同星海谈话,给了他深刻的教育。记得1939年5月11日,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的晚会上,您亲自去听星海指挥演唱《黄河大合唱》,演出完了,您站起来连声说‘好’,星海在当晚的日记里记下了这件事,并写道:‘我永不忘记今天晚上的情形。’星海是在党的培养下成长的”,“星海同志逝世后,您亲自题词‘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钱韵玲在信中表示,要“继承星海同志的遗志”,继续前进。钱韵玲还在信中向毛泽东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待冼星海歌曲的情况:“文化大革命”9 年以来,星海的作品除两首经过修改的歌曲,即《抗日战歌》(原 名《救国军歌》)和《到敌人后方去》还可演唱外,其余基本没有演出,也没有广播、出版,甚至连《黄河大合唱》也不能唱了。钱韵玲向毛泽东提出在冼星海逝世30周年之际开展纪念活动的愿望。她写道:“今 年10月30日是星海逝世30周年。解放以后,星海逝世10周年、20周 年,聂耳逝世20周年、30周年都曾隆重纪念。但今年7月17日,聂耳逝世40周年,日本藤泽市民都召开了纪念大会,而我们国内却没有表示。想到星海的骨灰现在还放在莫斯科顿斯柯依古教堂附近的火葬场里,当他逝世 30 周年之际,我们若再没有表示,就很可能使苏修利用来反华。我希望今年能够演出、广播、出版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及其他作品,集会或发表文章,以示纪念。”

这封信通过邮局寄往中南海。因为胡乔木、于光远事先已经知道此信,收到后立即转交邓小平送毛泽东。毛泽东于 10 月 3 日读到此信后,立即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①这个批示,表示毛泽东同意钱韵玲信中的建议,赞成演出,进行纪念。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向所有在京中央委员们通报,让他们都知道这件事。

毛泽东赞成开展聂耳、冼星海纪念活动,举行纪念音乐会的批示下达后,李德伦等便积极组织纪念音乐会的排练。中央各音乐团体争相参加,北京市专业音乐工作者和业余音乐爱好者也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大家都要求参加演出,单是民族乐队的人数就有 100 多人。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邓力群参与了整个音乐会和纪念活动的准备工作。

纪念聂耳、冼星海音乐会确定在 10 月 25 日举行。那时,周恩来总理已经病重,音乐界希望邓颖超大姐出席。于是推举李德伦出面给邓颖超写信。李德伦立即同胡乔木联系此事。胡乔木马上让李德伦带着信到中南海找他。晚上 9 点,李德伦赶到中南海西北门。此 时,胡乔木已经派人在此等候,并直接把李德伦领到西四院办公室。胡乔木询问了音乐会的准备情况,答应信立即由他转交。为便于联系,胡乔木把自己家的住址、电话告诉了李德伦。

当晚 12 点,邓颖超就直接给李德伦回了电话。邓颖超告诉李德伦,总理因身体不好,音乐会不能到场了,但她同总理要一起通过电视看演出实况。并说,聂耳、冼星海是人民音乐家,要好好准备,把音乐会开好。

但是,纪念音乐会的举办却遭到了江青、张春桥等人的百般刁难。他们作出所谓“不提纪念”、“不要请人”的指示,企图缩小音乐会的影响。文化部的于会泳、刘庆棠等执行他们的旨意,给纪念音乐会设置了重重障碍。

演出地点原来为人民大会堂,刘庆棠不同意,地点被迫改为民族文化宫;还不准请中央领导和音乐家生前好友,连钱韵玲也只有一张票,而且在很不显眼的位置,《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张光年在演出前几小时还没有拿到票;已经印好了的音乐会节目单,上面印有毛泽东的题词手迹“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同志致哀”,文化部负责人竟下令全部废弃,另换一张没有题词的节目单。

演唱歌曲是否按原词也经过一番争执。“文化大革命”当中,江青以词作者有问题为由,提出留曲不留词,搞过所谓革命歌曲配新词,对《黄河大合唱》也曾这样处理。录音带送到中央政治局审查时,周恩来说,这是历史,全世界都唱这个词,不能改。这次纪念音乐会,他们又提出这个问题,但这时已经有了毛泽东 7 月的几次指示,江青等人再也无法强词夺理了。

无论“四人帮”怎样刁难、阻挠,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的音乐会还是如期于 1975 年 10 月 25 日晚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隆重举行了。

10 月 25 日晚上,民族文化宫一派节日景象,宋任穷、王震、陈丕显、周建人等出席,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胡乔木等 7 位负责人也都出席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音乐界人士几乎全部出席,听众爆满。在纪念音乐会上,中央乐团、中央歌舞团、中国歌舞团、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分别演唱、演奏了聂耳的《大路歌》、《毕业歌》、《码头工人歌》等,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选段、《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歌曲和器乐曲。演出大受欢迎。新华社当晚就发了消息,说“两位音乐家充满激情的作品在演出中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赞扬“他们的作品继承和发扬了民族音乐的传统,有着强烈的战斗性,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当年,这些作品曾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今天,它们仍将激励着我国人民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反帝反霸而英勇战斗”。并通告:“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将在北京举行5天。”

演出才进行两天,要求观看演出的人已数不胜数。民族文化宫剧场实在容纳不下各界观众。因此,演出的场地移到了首都体育馆,在那里又演了3天,盛况空前。 从 10 月 30 日起,上海也举办了纪念音乐会,演出的曲目与格局同北京一样,演出地点在人民广场,连彩排在内,一共演出了7场。广 州、沈阳、天津也都举行了纪念音乐会。

“人民音乐家聂耳、冼星海音乐会”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音乐界的一次盛会,也是1975年文艺调整的一个巨大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