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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社队办企业

时间:2019-12-24

1958年,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深入,浙江在手工业作坊和家庭手工业的基础上,兴起了大办社队企业的高潮。社队企业主要指公社、大队、生产队等农村三级组织兴办的小型工厂。由于初步发展阶

段正好处在“大跃进”时期,这使社队企业的发展有了“大起大落”的突出特点。

1957 年,毛泽东根据“一五”以后我国工业化水平虽然有了很大提高,但主要分布在城市的状况,强调:“我国有一特点,人口有六亿之多,耕地十六亿亩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别办法,国家恐怕搞不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958 年,中共中央提出要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

中共浙江省委积极贯彻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着手发展社队企业。1958323日,省委发出《关于发动县、乡、镇办工业的六项规定的通知》,要求提高全党和全体人民办工业的积极性,踊跃地参加工业建设的投资,在全省范围内实行“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和“多、快、好、省”的勤俭建国方针。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逐步推开,各地纷纷着手大办工业,据统计,温州地区从195861日至8日办起10413个工厂,平均每天办1302个厂,很快实现了乡乡社社有工厂的目标。嘉兴地委分析认为全区3700个农业社至少可以办5万个工厂,到612日,共办起20148个,平均每天办厂1500个。

公社工业也伴随着“大跃进”的浪潮在浙江迅速兴起。据1958210六十二、关心社队办企业12月统计,全省人民公社办工厂(场)1.8万多个。195913日,浙江省委、省人委在省工业展览馆举办浙江省人民公社办工业展览会,重点介绍了绍兴漓渚人民公社、富阳里山人民公社、杭州笕桥人民公社办工业的成绩和工业生产远景规划。

1959年,结合工业整顿,浙江对人民公社办企业也进行了相应的整顿。到年底,全省社办工厂共有1.16万多个,减少了36.3%,职工50多万人,年产值7.6亿元,占全省工业产值的14%

1960 年,公社办企业在浙江又有所发展。3 月,浙江省委在六级干部会议上明确要求:在发展社办企业过程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土洋并举,以土为主,以洋为辅,能洋则洋,不能洋则土;要勤俭办社,精打细算,综合利用,多种经营,依靠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边建设、边生产、边积累、边发展。

5 月,浙江省委又下达《关于积极发展公社工业的指示》,明确农村人民公社工业的任务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技术改造服务,同时,为社员生产需要服务,为国家大工业和社会主义市场服务。《指示》提出了正确处理公社工业的若干政策问题。同时,《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学会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既会办农业,又会办工业,把城乡人民公社工业推向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19603月底止,全省已经办了农村公社工矿企业8564个,职工 43.1 万人。到 1960 年底,全省办起砖瓦、石灰、水泥窑 4500 多座,竹木器加工厂 2.2 万余家,畜牧场 8600 多个,建筑队 5600 多个,农机具修理站1.6万余个,基本达到了社社有工业,队队有副业,形成了与城市工业相呼应、以加工农用物资为主体的小型工业群体。①但是,随着国民经济困难局面的加剧,到 1960 年底,公社工业基本上难以为继,很快落入低谷。这一时期,社队企业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加上企业规模过小,经营粗放,工艺落后等因素,经济效益十分低下,这也是无法再办下去的主要原因。

1964423日,毛泽东到达浙江杭州。28日,毛泽东听取了浙江省委领导江华、霍士廉、林乎加的汇报。其中,浙江省委领导专门汇报了社办企业的发展问题。林乎加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六十条”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如果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生产力终究会突破的。霍士廉说,群众赞成生产队核算,但大队可以办点企业,搞点积累。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发展社办企业、大队企业是支持的。

1970 年以后,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大力发展“五小工业”(即小钢铁厂、小煤矿、小农机厂、小化肥厂、小水泥厂)、促进农业机械化的推动下,浙江省的社队企业又逐渐发展起来。从1975年起,浙江省各级党委、革命委员会为解决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现状,加大了对社队企业的扶持力度,银行、信用社用56%的贷款支持发展社队企业。

1975 9 5 日,浙江省永康县银行干部周长庚给毛泽东、党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浙江省社队企业的情况,并随信附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华国锋于19741228日写给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的一封信,以及《河南日报》19741215日登载的《光明灿烂的希望—巩县回郭镇公社围绕农业办工业、办好工业促农业的调查》。周长庚在信中说,目前我省广大农村的社(队)办企业,如灿烂的山花,冲破种种阻力,到处开放。但省内一些党政领导同志对这一新生事物态度暧昧,不敢大胆支持和领导,致使一些地方的社(队)办企业自流发展,偏离社会主义方向,走了弯路。在实际工作中,有一些社办企业搞得好,省、地、县有的领导部门就千方百计要它们转变体制,收归他们自己管辖的企业范围,并说“社办企业转大集体专业社、厂,大集体专业社、厂转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工厂,是社会主义大方向”,如不转变体制就不分配原材料,不安排产品销路。这种说法和做法受到基层党组织和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反对。最近中央即将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我们建议改变“人民公社 60 ”的社队一般不办企业的规定,积极发展农村工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恳请党中央对这方面作些新的指示,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条战线,学习、推广一些先进省、市的典型经验。

周长庚的信引起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的重视。毛泽东于1975年927日将周长庚的信批给了邓小平同志:“小平同志:请考虑,此三件(两封信及一篇报导)可否印发在京各中央同志。”①

上述两封信和一篇报道,作为中共中央1975923日至1021日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会议文件印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