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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浙江“双突”问题

时间:2019-11-29

“批林批孔”运动中,浙江造反派头目张永生、翁森鹤等人在江青、王洪文等的支持下,由王洪文直接出面指定张永生等人列席省委常委会,控制了运动的领导权,从而为造反派肆无忌惮地大搞突击发展党员、突击提拔干部(简称“双突”)创造了条件。在1974年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共发展党员40590名,突击入党达38005人,占同期入党总人数的93.6%。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党组织的考察,有的甚至头天经支部大会通过,第二天上级党委批准入党,第三天就当上了领导干部。全省突击提干1万多人,上至省委常委,下至厂矿、街道,都有一定数量的“双突”人员执掌大权。

“双突”造成了极其严重和恶劣的后果:一是造成党的思想、组织和作风的严重不纯,助长了歪风,有的单位甚至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二是造成工农业生产快速滑坡,凡是搞“双突”的单位生产都大幅下降,“双突”的典型单位杭丝联,大批“唯生产力论”,工厂停工8个月,经济损失1200万元;三是破坏了党的领导,助长了派性和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导致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采取有力措施遏制派性、恢复和发展生产、整顿党的组织迫在眉睫。为了解决浙江造反派揪批浙江省委领导、对抗中央统一部署等问题,周恩来曾于1974年二三月间,在有关材料上几次批告王洪文、张春桥,要求抓紧处理。但他们仍在暗中怂恿派头头继续挑起事端,破坏生产和社会秩序,导致“双突”持续蔓延,浙江成为全国最乱的省份之一。

浙江问题又一次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1974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通知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书记铁瑛、副书记赖可可等12人(后增至16人)到北京办学习班解决浙江问题。在学习班上,中央严肃批评了浙江两派头头的一系列错误做法。学习班磋商形成《中央负责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指示要点》(简称“八条指示”)强调:两派必须无条件停止武斗,释放被抓人员;不准抢枪、发枪,不准跨地区、跨行业搞串联、拉队伍;对“双突”问题要慎重处理等。但是,12月初,王洪文在听取学习班成员汇报时,违背学习班的主旨,大批谭启龙、铁瑛犯了严重错误,指责省委“批林批孔”走偏了方向,致使“一派受压”,还将“双突”的污水泼向省委。同时,继续支持张永生等人“反潮流”,迫使谭启龙、铁瑛多次检讨。学习班形成的“八条指示”也根本无法执行。

在王洪文向省委施加压力的同时,浙江帮派势力则在下面制造动乱,为攫取更大利益提供砝码。为此,张永生、翁森鹤等派头头在北京遥控指挥,制造事端。12月2日,杭州电缆厂民兵在杭州市民兵指挥部的指使下,焚烧办公大楼,阻止灭火,酿成一场大火灾。对于金华地区长时间的武斗,张永生也暗中怂恿支持,致使武斗难以遏制。同时,造反派还占领省政府会议室,向省委施压。

中共中央设想通过遏制“双突”,力图协调、统一思想,化解矛盾的努力,在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下成为泡影。

1975年新年伊始,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相继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等职。四届全国人大结束后,2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邓小平主持全局工作以后,明确坚定地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动乱、扭转混乱局面的方针、政策,开始全面整顿。

1975年1月开始,浙江激烈的派性斗争有增无减。随后,中央在〔1975〕2号文件《关于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中点名批评浙江:“毛主席最近指示:‘凡有两派的地方,民兵不要搞进去。’但目前,浙江、云南的个别地区、单位,资产阶级派性严重,两派对立,把民兵组织搞了进去,坏人乘机挑动,分裂民兵,抢夺武器,进行武斗,破坏革命生产秩序,危害人民生命安全。”《通知》明令禁止“以任何借口抢夺武器,利用民兵组织搞武斗”。

为此,1月29日至2月6日,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全国四届人大会议精神,要求停止派性活动,解散“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但遭到造反派的激烈反对。派头头张永生一方面公开与省委叫板,另一方面聚众闹事,冲击会场,甚至乘混乱之机强行绑架省委主要领导谭启龙、铁瑛。幸好警卫人员及时赶到,将两位领导抢了回来。在这种情况下,谭启龙在省委工作会议结束时依然强调:要坚决贯彻中央〔1975〕2号文件,一律撤销各地(市)县“民兵指挥部”一类组织,两派不得另打旗号继续活动。会后,省委又发出紧急通知,宣布撤销、解散武斗组织,两派民兵组织立即停止活动;同时,决定撤销省委“批林批孔小组”及其办公室。

2月6日,毛泽东到达浙江杭州治疗眼疾。毛泽东在专列上听取了谭启龙、铁瑛的工作汇报。在谭、铁谈到全省的生产受到“批林批孔”运动和派性斗争的严重干扰时,毛泽东表情凝重。此后,毛泽东又几次听取谭、铁等省委领导人关于“批林批孔”运动和全省工农业生产情况的汇报,并批准对造反派头头采取措施,把他们从占据的杭州饭店里赶了出去。4月13日,毛泽东在杭州调养治疗眼疾两个多月后,离杭返京。回京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决定派王洪文、纪登奎带郭玉峰、袁木等到浙江,调查研究和协助中共浙江省委落实整顿措施,解决浙江派性和“双突”问题①。

6月下旬,王洪文、纪登奎等带领工作组到达浙江,立即参加了已于6月20日开始的省委工作会议。会上,谭启龙着重从领导角度检查、分析问题的根源,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怎样整顿和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怎么慎重处理好突击提干、突击入党问题?怎样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怎样把国民经济尽快搞上去?”等8个需要重点思考的问题,要求大家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拿出切实有效的措施,真正解决问题。

7月9日上午,省委召开常委会,逐字逐句讨论谭启龙代表省委常委的自我批评稿。纪登奎逐个征询与会同志的意见,要求大家无保留地把话讲完。下午,省委工作会议征求各地委书记对谭启龙自我批评稿的意见。晚上,省委召开召集人会议,谭启龙代表省委作了诚恳和深入的自我批评,分析了错误的原因,承担了主要责任。王洪文、纪登奎先后讲话。纪登奎充分肯定省委常委会开得不错,旗帜鲜明地支持谭启龙和省委的工作。

省委经研究讨论,初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以下简称《请示报告》),于7月13日以中共浙江省委的名义,报送中央。

《请示报告》简要阐述了“双突”的情况和错误,指出了“双突”造成的恶劣影响和严重危害,具体分析了“双突”的不同情况,提出了“双突”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的原则和妥善处理的意见。《请示报告》认为:“双突”的错误必须纠正。但是对于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建议对“双突”问题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给突击发展的党员和提拔的干部以1年左右的培养、教育、考察时间,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分别情况,给予处理。7月14日,王洪文、纪登奎、谭启龙、铁瑛乘专机飞抵北京。15日,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省委工作会议情况汇报,讨论浙江的《请示报告》和浙江省委、杭州市委领导干部任免决定。17日,经毛泽东圈阅批准的《请示报告》和《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即以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下发。中央批语说:发展党员、提拔干部,必须坚持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和干部路线,严格按照党章办事,坚持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而决不可草率从事,采取突击的方法,更不允许适应某些资产阶级派性头头的需要而突击发展党员。凡有两派的地方,在资产阶级派性还没有得到克服,群众仍然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当暂缓发展党员和提拔干部。一切共产党员,决不容许参加任何资产阶级的派别活动。《中央对浙江省委报告的批示》直接指导着浙江的整顿。《批示》肯定“浙江省委提出的问题带有普遍性,在全国范围对党组织从思想上、组织上进行一次整顿是十分必要的”。《批示》提出处理“双突”的原则是:抓紧教育“双突”人员,坚决清除混进党内的坏人。同意对“双突”问题作为特殊情况处理,给有关人员1年左右的培养、教育、考察时间,然后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分别情况,妥善处理。《批示》明确提出整顿党组织的过程中,要划清两个界限:一个是敌我界限,一个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一般“反潮流”分子、造反派分子的界限,以及处理“双突”问题的意见,规定了今后入党、提干的政策要求。

1975年7月19日下午,中共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纪登奎在会上简要传达中央两个文件精神,一个是毛主席批阅的关于浙江解决思想政治路线方面问题的文件,还有一个是解决组织问题的文件,即关于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领导干部任免的通知。参加省委工作会议的省、地、县三级干部,认真学习消化中央文件精神,在省委书记带头作自我批评、勇敢承担责任的影响下,各地(市)、县委书记,也根据“自我批评,鼓掌欢迎”的精神,开展谈心交心和自我批评,总结了经验,统一了认识,加强了团结,增强了党性,认清了派性和“双突”的错误和严重后果,明确了处理的方针政策。会议至8月4日结束,铁瑛在会议总结时要求,紧密联系浙江实际,认真学习传达贯彻好中央〔1975〕16号文件;要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大多数,集中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处理“双突”问题中,要做好干部群众的思想工作,耐心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端正态度;要在全省揭发批判翁森鹤的罪行,坚决批判资产阶级派性,肃清影响。要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全面完成年度国民经济计划。

省委工作会议后,在中央工作组的指导下,全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批判派性、纠正“双突”、增强团结、发展生产的高潮。整顿采用以点带面的方式,逐步深入,取得了明显成效。全省形成了加强党的领导,打压派性,掀起一轮生产高潮的新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