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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示解决浙江问题

时间:2019-07-31

浙江省革委会成立后,全省本应出现一个相对安定的局面,但由于省革委会的成立不是建立在消除造反派之间的矛盾根源基础之上,相反却因其主要负责人支持全省两大造反派之一——“省联总”,引起了“红暴派”的不满,从而引起了全省第二次大规模的武斗。

浙江的混乱形势再次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196914日,毛泽东就解决浙江省驻军在“三支两军”中闹派性的问题,约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谈话,随后要汪东兴转告周恩来和康生,让他们晚上再约许世友谈话,落实解决浙江问题的具体办法。周恩来当晚给毛泽东的报告中说,已经和许世友拟订了一份11人名单,准备5日或6日接他们来京开会,解决浙江问题。毛泽东批示:“照办”。

实际上,在196812月,许世友就向中央提出,要到北京向中央报告浙江的情况。1229日,毛泽东就许世友要求赴京报告浙江乱批、乱斗、乱点名等严重情况一事,指示周恩来起草复电,同意许世友赴京汇报。

19691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队二十军、空五军南萍、陈励耘等人的对立问题,以及在浙江引起的群众组织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防,离开浙江。”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的检讨,我怎么没有看到?”对此,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辩解。对浙江省军区提出的南萍、陈励耘等在浙江拉一派打一派,支持、纵容造反派在温州、诸暨、萧山等地大搞武斗的问题,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也进行了偏袒。

1969 1 8 日至29 日,中央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会议前期由中央军委办事组主持,后期由中央文革碰头会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军区负责人许世友、杜平、钱钧,浙江省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南萍、陈励耘、熊应堂,浙江省军区领导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南京军区派到浙江省军区、二十军调查组组长陈德先等共10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远、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12 人出席了会议。

1月下旬,毛泽东阅看周恩来报送的许世友准备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和赴京参加解决浙江问题人员的全体会上的发言稿,批示:“已阅。能如此,很好”。

但是,会议期间,黄永胜、吴法宪3次找陈励耘等人密谈,一再表示:“我们是支持你们的”,“在会上不好讲……我们的插话是有意思的”,“你们要团结一致,不要被他们各个击破”。江青等人还极力诬陷南京军区、浙江省军区,指责他们“搞多中心”、“独立王国”,“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康生大批阮贤榜、李国厚等同志不承认改组后的省军区和省军管会的领导,是夺权、翻案、复辟,分裂军队,是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毛泽东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129日会议结束后,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罗晴涛等被留在北京作检查,后被送往五七干校劳动。2月,浙江省革委会下达“一月会议”传达提纲,从军队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上到下,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根本不传达毛泽东的讲话,而是按照康生、江青等人的旨意进行传达贯彻。他们诬陷阮、李、罗3同志是“十足的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是“浙江掀起一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逆流的总后台”,是“浙江刮起翻案复辟邪风的总代表”,是“浙江分裂军队、毁我长城的总根子”。南萍等为了便于控制省军区,利用贯彻“一月会议”精神,在省军区内部成立了取代党委领导的所谓“党委办公室”、“学习办公室”、“考干办公室”、“工作办公室”,凌驾于党委和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机关之上,并在军区系统层层揪斗所谓“阮、李、罗”的代理人,把军内外大批干部打成“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黑干将”、“老保”。南萍、陈励耘等人控制了浙江省大权,直至九一三事件后才被免职。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