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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浙江“红暴”应以联合为原则

时间:2017-12-13

196651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这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正式发动。此后,以青年学生为主的红卫兵组织迅速在全国建立起来。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出于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热爱,出于对革命理想的热烈追求,按照自己对“反修防修”的理解,同时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造反”精神,走上街头,破除“四旧”①,将城市中表现所谓“封、资、修”内容的街道、商店、医院、学校的名称、标记、老字号等统统取缔或砸掉,换上被认为是体现“四新”内容的新名称、新牌号。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其斗争矛头很快就指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与此同时,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建立,造反夺权的高潮迭起,全国局势一片混乱。浙江也不例外。1966年底和1967年初,浙江造反派两次组织千人以上队伍冲击浙江省军区,惊动了中共中央。中共中央把浙江的造反派召集到北京开会解决问题。周恩来总理在接见造反派部分代表时,肯定了浙江省委的工作,并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是井冈山的老同志,又是少数民族,毛泽东主席再三说要保。19672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京接见浙江大学学生时,也讲毛泽东主席要保江华,对江华是一批二保。此后,围绕“江华要不要打倒”的问题,造反派加速了分裂。2月中旬,“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会”,后称“红暴派”)在杭州成立,与1966年底成立的“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省联总”)相对立。从此,浙江的两大造反派正式形成,大规模的武斗事件频繁爆发。“造反”引起的社会混乱、动荡,给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为了制止武斗,稳定形势,19677月,毛泽东离开北京,亲自到比较混乱的中南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沿途经过华北、华东。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话,试图在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基础上,对某些极端的做法加以限制,使全国局面得以控制。916日,毛泽东由南昌抵达杭州,在进一步了解浙江的情况后,也感觉到“过于混乱”,不利于实现“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目标。为此他着重讲了革命大联合和干部问题。毛泽东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干部问题时,他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他还强调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现革命的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在谈到怎样正确对待浙江的干部时,毛泽东强调指出:“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

196710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毛泽东在视察浙江时也曾强调要实现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因此,浙江开始酝酿实现各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但在怎样进行联合的问题上,浙江省军管会内部发生了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也很快反映到了中央。1967 11月,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第5510期上登载了一份《南萍和陈励耘同志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材料上说,1116日,浙江省军管会讨论革命大联合问题时,二十军政委南萍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在是否联合“红暴”(浙江大学群众组织)问题上发生分歧。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1121日,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姚文元将这篇材料报送毛泽东,并写道:“我觉得两种意见中,似以南萍一方的意见较为符合主席的路线与政策;对‘红暴’派采取一概排斥、拒绝联合的方针,则是不利的。”

毛泽东看了浙江的材料后,即于1122日作出批示:“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①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

1967 12 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传达了毛泽东对浙江“红暴派”问题的批示。129日,浙江省军管会发出《关于坚决执行〈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的意见》,指出“对红暴要采取帮助,批评,联合的原则,这是毛主席对浙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大最大的关怀和促进,也是对我们最好最好的教育和鞭策”。 

“文化大革命”是在我们党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严重失误。“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破坏,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惨重损失。毛泽东的这个批示,也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作出的。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组织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同所谓“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造“走资派”的反,实质上都贯彻执行了“左”的一套,都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