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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

时间:2017-01-16

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乡位于浙东沿海三北平原。解放以前,五洞闸乡92%的土地被57户地主富农占有。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每年要交纳高额地租,还要向国民党政府上缴苛捐杂税。解放以后,经过土地改革,五洞闸农民平均每人分到了2亩土地。然而,不少贫雇农缺资金、少农具,劳力又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19519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同年冬天,慈溪县岐山乡五洞闸村村民罗祥根出席了全省劳动模范会议,会上,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政府主席谭震林说:农民要搞好生产,今后要使用机器,农民只有组织起来,发展生产支援建设,才能逐步使用机器生产。罗祥根听后很受启发,觉得农业走合作化道路是一个方向,当时全国别的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合作社,他也想在自己的家乡组织农业合作社。1952418日,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集体农庄,在慈溪县岐山乡成立。农庄共有14户、社员48人,社员除少量自留地外,有149.91亩地入社。农庄建立以后,取消了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农庄集体所有制,土地由农庄统一经营,耕牛、农具折价归社,产品进行统一生产分配,社员实行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7月,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批准该农庄成立,并作为全省第一批农业合作社试点单位。

但农庄成立之后,由于庄员们没有树立起主人翁态度,单纯依靠政府的思想很严重,加上经营不善,出现了农庄负债、个别庄员断炊、不断丢失农具等现象,这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11月的一天,华东局农委书记刘瑞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吴植椽和宁波地委书记王起、专员朱之光等领导到农庄检查工作。大家聚在破草棚里开会。

农庄管理委员会主席罗祥根首先提出问题:“我们第一年办农庄就碰到困难,摆在面前的有三条路:动手、饿煞、散伙。看我们走哪条路?”庄员们都不吭气。

这时,刘瑞龙启发大家:“这个集体农庄是啥人的?”

一位庄员回答:“农庄是阿拉自己的。”

“对!对!对!”刘瑞龙马上接过话头,引导大家:“你们办农庄这条路走对了,是条光明路、幸福路,越走越富裕。但是方法不对头。农庄是农民自己的,就要靠大家自力更生,不能光依赖国家。”他还形象地说:“社会主义像一座宝塔,不能从天上掉下来,也不能用金钱买到,而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建造。”

接着,王起、朱之光等用他们当年在浙东四明山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艰苦斗争经历激励大家,并鼓励说:“办农庄是有困难的,但前途是光明的。”

领导同志的话,深深打动了庄员们的心。这次会议基本扭转了干部和庄员的依赖思想,使他们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明确了勤俭办社的方针。紧接着,省委、地委共抽调7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到农庄帮助工作。

五洞闸集体农庄在上级部门的帮助下,根据浙江省委提出的“办好农业合作社必须依靠社员积极性,战胜一切困难,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紧缩开支,解决剩余劳力出路,发展副业,并适当注意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增加社员收入”的方针,想方设法渡过难关。数九寒冬,北风呼啸,庄员们坚持挖河泥。苦战一冬春,全庄537.4亩土地,每亩都铺上了150担河泥,为农业丰收打下了基础。这在当时,是任何个体农民不可能做到的。为了渡过当时生活上的难关,他们抽出劳力上山

打柴,下海捕鱼,发展畜牧。辛勤的汗水结出了丰硕的成果。1953年,农庄扩大到55户,农业生产获得全面丰收。大麦亩产125公斤,比庄外农民增产一倍半,蚕豆增产30%,棉花亩产皮棉38.7公斤(籽棉104.5公斤),比建庄前亩产18.5公斤(籽棉50公斤)增长一倍以上。全年获得副业收入5429元,占全庄总收入的14.8%。庄员人均收入达到160.70元,比上年的84.80元增长89%

1954年春,该集体农庄改称为五洞闸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5年,五洞闸高级社扩大到181户,亩产皮棉50.5公斤,户均收入692元,随着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有了改善。是年,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获农业部“棉花丰收奖”,社主任罗祥根获“全国农业增产模范”称号,并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51023日,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把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办社的事迹写成《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长》一文,上报中央。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毛泽东主持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1227日,毛泽东在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时,对关于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情况的简报作了批示:“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岐山乡,有百分之九十二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毛泽东还把文章的题目改为《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成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