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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浙江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

时间:2016-11-11

浙江省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停、缩、发”方针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对浙江提出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于1955年三四月间对全省农业合作社进行了整顿。

经过巩固和收缩,缓和了农村的紧张形势,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经过整顿,合作社的数量虽有所减少,但质量有了显著提高。二是贯彻自愿互利政策后,纠正了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农民消除了怕“归公”、怕“扯平”的思想顾虑,不安情绪开始稳定,农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的提高;破坏生产资料的现象得到了遏止,添修农具、增买牲畜、积肥、植树等又重新出现;粮食紧张的空气得到了缓和。中农反映,共产党这样的政策我们是满意的。三是经过整顿,不够条件的社转了组,不自愿入社的也退了社,农民的个体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迅速恢复。而留下来的社员们则齐心协力把社办好,搞好生产的积极性也显著提高。四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深入基层接触群众中,对合作化的认识水平和政策水平进一步提高。

但在收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有些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强迫命令,一哄而退,一部分不该收缩的合作社收缩了,可转可不转的社转退了,挫伤了一部分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的积极性。有的地区不根据具体情况,不尊重农民的“自愿”,为了完成自己主观的“计划”而硬性“动员”退社;有的地区将只有部分农民要求转组的社也一律不加区别地转掉,特别是没有通过骨干,而是依靠“退社积极分子”发动转组,造成了领导与贫雇农骨干关系的紧张,影响了农民合作生产的积极性。有的没有做好转退的善后工作,收缩草率,使部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生困难,造成一些基层干部、积极分子和贫农思想不通,对收缩不满。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从客观上看,一是与中央农村工作部325日向浙江省委建议巩固的数字有关,虽然这个数字只作为内部掌握,但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转退计划是逐级下达的;二是当时正值农业生产大忙季节,农业工作任务既多又重,时间紧迫,工作难免粗糙。从主观上看,则是各级干部在领会中央精神、严格掌握政策等方面的水平有待提高,在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真实想法等方面还做得不够。

工作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引起了中共浙江省委的重视。5月底6月初,省委召开第十八次扩大会议,对农业社的收缩工作做了基本总结:“一个月来的工作状况证明,收缩的方针肯定是正确的,四月会议的措施是有力的,实行的效果基本上是好的。”“秋收前农村工作总的

任务是:全力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加强对互助组的领导,帮助个体农民,开展农村增产节约运动,争取今年丰收。”合作社“在收缩已基本结束的地区要全力进行巩固,帮助已退社农民组织互助组,妥善处理转退后的经济问题,帮助贫农克服生产困难。对要求恢复办社的,一般劝说他们准备条件秋后再办,坚持要办的可以批准”。“未全面进行政策宣传的地区,要全面宣传自愿互利政策,处理互利问题,以稳定多数,坚持要求退社的应允许转退,要尊重社员自愿,不要勉强维持。”会议同时指出:在收缩过程中,由于个别地方工作方法简单粗糙、强迫命令,一哄而退,一部分不该收缩的合作社也收缩了,有的没有做好转退的善后工作,收缩草率,使部分农民在生产、生活中发生困难,伤害了他们的积极性。这种现象省委在5月份发现后,立即采取了措施,予以纠正。

19554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他沿途看到整顿合作社工作取得成效,认为大部分农民对生产并不消极;又听到有些地方干部反映春季农民喊缺粮并不都是真实的,许多农户是为了多留余粮;还有的反映说,整顿合作社中,许多本来可以办好的合作社被强行解散了。陪同毛泽东视察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还对毛泽东说,经过调查,在县、区、乡三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在这次视察过程中,毛泽东曾于410日至17日在浙江调研,他多次与浙江省委领导谈话,了解浙江农村合作化面临的形势,以及他们的真实想法。因为,在3 月份“下马风”之前,浙江省曾经是合作化运动中的先进。那么,现在的“坚决收缩”,究竟是从实际出发,还是出于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的考虑?这是毛泽东希望搞清楚的一个问题。这一路的所见所思,使毛泽东感到与在北京接触的材料有很大的不同,他改变了原来对农村形势的看法,认为前一阶段农村关系紧张,不能归咎于合作化搞快了。只要把粮食征购指标压一些,便可缓和同农民的关系,而不必放慢农业合作化的步骤。

517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问题。会上,毛泽东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重申了“停、缩、发”方针,但重点是放在“发”字上。本来被列为重点整顿的山东、浙江,这次都改为应当发展的地区。毛泽东还提议江苏要和浙江比赛,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都要放手发展。于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等省的书记,重新报上1956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对中央农村工作部发了些怨气,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的办社积极性。

这次会议后,毛泽东于68日再次离京南下,到各地考察农业合作化工作。其间,毛泽东于10日至18日,在浙江了解农业合作化形势,推进农业合作化发展。毛泽东这次南下视察,沿途召集各省负责人听取农业合作化进展情况的汇报,认为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在高涨。

1955731日至81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731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对浙江省委接受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全力巩固,坚决收缩”方针,提出了批评:“浙江由于采取所谓‘坚决收缩’的方针(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一下子就从五万三千个合作社中解散了一万五千个包括四十万农户的合作社,引起群众和干部的很大不满,这是很不妥当的。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一九五三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 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为了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浙江省委于8月和9月连续召开一系列会议,着重批判了“坚决收缩”的所谓错误。815日,浙江省委向党中央作了《省委讨论“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的情况报告》。报告肯定了4年来浙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报告对实行“坚决收缩”方针作了检查,并在总结检查的基础上,制定了农业合作社发展和巩固计划。报告的具体内容是:一、对浙江省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检查。浙江省4年来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19554月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是错误的。当时的错误思想是:(一) 认为“合作化发展太快了”,“这样快的发展,是超越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造成农村紧张形势的根源;如不赶快下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夸大了当时合作社内部存在的问题。(二)认为“发展这样快,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是无法巩固的。勉强维持下去要造成农业减产”,从而忽略了各级党委在试办中已取得的经验。(三) 把新、老中农的各阶层不加区别地混淆起来,笼统地强调中农(包括新中农)的动摇性。这种错误的分析,大大缩小了农业合作化的阶级基础。这些错误是唯心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表现,是富裕农民抵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在党内的具体反映。产生这一错误的原因,首先在于未能按照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调查、研究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治思想动态,因而心中无数,只看到现象,看不到本质。其次,是把中央主管部门的指示误认为就是中央的指示。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在组织上是不够严肃的。二、浙江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和巩固的计划:从1955年秋到1956年秋以前,发展到65000个社,入社农户数达到全省总农户数的40%左右;到1957年秋以前,发展到10万个社,入社农户达到70%左右;到1958年秋以前,采取以扩社为主、新建社为辅的原则,新建社约3000 5000 个,使入社农户数达到85%;到1960年秋以前,使入社农户达到90%以上,基本上完成对农业的半社会主义改造。报告说,实现农业合作化全面规划的关键,在于加强党的领导,尤其是整顿和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因此必须全党动员起来,从上而下,从内到外,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树立社会主义思想。

浙江省委的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98日,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向全国批转了这个报告。“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现将浙江省委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中央认为浙江省委的方针是正确的。浙江省委对于今春‘坚决收缩’的错误方针所做的批评也是正确的。因为这个错误方针是由中央农村工作部向浙江省委建议的,因此应由中央农村工作部负主要责任。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同志现在也已经认识了自己的这个错误,并且已经做了自我批评。”与此同时,毛泽东又以中央名义给浙江省委复电,对报告中的个别字句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同意将报告发到各个支部:“浙江省委:你们八月十五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已经收到,中央认为是正确的,并发给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参考。这里再说两点:(一)报告第六页第一行‘唯心主义’,应改为‘主观主义’;报告第九页第十一行‘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富裕农民的思想’一句,应改为‘深入地批判与克服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以及代表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思想’。(二)同意你们将这个报告发到支部。”

经中央批准,浙江省委将此报告发至全省乡支部讨论,实际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对以“坚决收缩”为主要内容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9月份以后,全省各地普遍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省、地、县原来框定的发展指标,一再被突破。1110日,国务院公布了《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又进一步促进了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到1955年底,全省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10.5万个,入社农户增加到301万户,占总农户的61%195512月召开的中共浙江省第五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要求1956年秋收后初级合作社发展到12.5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75%以上。会后,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562月,初级社的规模显著扩大,入社农户达到394.7万户,占全省总农户的80.01%。至此,浙江省基本上实现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

1952年至1955年也是浙江省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典型试办阶段。195248日,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集体农庄,在慈溪县岐山乡成立。此后,各地陆续开始试办高级社。试办的高级社基本上还是成功的。从1956年开始,高级社进入了大发展阶段,到年底,全省高级社发展到2.5万个,入社农户达到474.4万户,占总农户的95.2%。全省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