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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时间:2020-11-05

▲邹韬奋在上海(1920年)

 

邹韬奋,原名邹思润,祖籍江西余江,1895年出生于福建长乐一个破落的旧式官僚家庭。他5岁时就在家读私塾。1909年春,在父亲“实业救国”观念的推动和影响下,邹思润考取了福州工业学校;两年后进上海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附小,在此上学并一直读至大学电机工程科二年级。父亲希望他“将来能做一个工程师”,但邹思润认为,他的天性“实在不配做工程师”。他在南洋公学虽然学习刻苦,成绩优异,但终因对数学、物理一类的科目不感兴趣,未能遂父心愿,并于1919年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开始了他人生之路的一大转折。

1921年大学毕业后,邹思润到工商企业任职,在几年时间获得了宝贵的经营知识。1926年,他在上海接手一个叫《生活》的小刊物,这是他正式从事新闻出版工作的开始。这个刊物连他自己在内,只有两个半职员(三人中有一个还在外面兼职),其销量不过2000份。因付稿费太低,难以对外约稿,主要由邹思润轮换用六七个笔名撰文。此时的他超越党派、远离政治,站在正义和大众的立场上,尽心尽力办《生活》周刊。受胡适改良主义思想的影响,邹思润大力倡导“政治的清明”和“实业的振兴”,期望国民政府能改良社会、改善民生。

 

▲《生活》周刊第八卷第十期

 

1928年开始,邹思润正式用“韬奋”这个笔名发表文章。他说,韬是韬光养晦的韬,奋是奋斗的奋。一方面要韬光养晦,另一方面要奋斗。在无边的黑夜里,邹韬奋这个名字,连同《生活》周刊一起,在千万读者中广为流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充满一腔爱国热情的邹韬奋,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懑和悲痛,接连在《生活》杂志上发表文章,痛陈国事,号召全国未死尽人心的人“组织起来,扩充起来,共同奋斗,共同制裁已死尽人心的人之行为”。他积极支持各地的爱国运动,并以实际行动为第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集资金,奔走呼喊。此外,他还以犀利的笔锋,对国民党当局的妥协退让政策及卖国行径进行猛烈抨击。《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成为以宣传团结抗战、谴责投降卖国为中心内容的舆论阵地,订户扩大到15万,远销海内外,创造了当时中国杂志发行的最高纪录。这一杂志的稿费,又成为在国民党反动派文化“围剿”的环境下许多革命文人维持生活的主要来源。

1932年7月生活书店成立,邹韬奋任总经理,在杂志上大量发表鲁迅的文章。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作者,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物,以及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余种图书。隐蔽在上海的中共领导人瞿秋白也对杂志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1933年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龄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邹韬奋也名列“黑名单”,不得不于7月流亡国外。在国外,邹韬奋先后写了《萍踪寄语》《萍踪忆语》4本游记随笔。这是20世纪30年代新闻性散文中少有的佳作。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旗帜鲜明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他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年11月,上海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事件,七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因宣传抗日救亡而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怒。这就是有名的“七君子事件”,邹韬奋就是“七君子”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全国人民强烈呼吁下,国民党当局才把邹韬奋等人从苏州监狱里释放出来。出狱后,邹韬奋奔走于港、沪之间,积极鼓动抗日,在1937年年底又遭逮捕。再次出狱后,上海沦陷,他前往武汉继续参加救国活动。国民党政府聘他为国民参政员。他把《抗战》和《全民》周刊合并改为《全民抗战》三日刊。

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将所剩的6家生活书店查封了5家,留下的重庆一家店也岌岌可危。邹韬奋为表示抗议,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一职,摆脱监视,化装出走香港,在中共南方工委的支持下复刊了《大众生活》。

香港沦陷后,邹韬奋原打算回重庆,却得知国民党特务机关已下密令,只要发现他就“就地惩办,格杀勿论”,于是暂留粤东游击区与战士们一起住草棚,在山间密林中行军转战。后来,周恩来考虑到邹韬奋的安全,电示当地中共党组织将他转移到华东新四军处。

1942年9月,邹韬奋化装成商人,步行千里,通过国民党军和日军的重重哨卡,经武汉到上海,再由交通员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同新四军一起行动,考察抗日政权的活动,并在千人大会上讲演。他还打算北上遍访各抗日根据地,一直行至延安,再写一本《民主在中国》。然而,邹韬奋的耳病日益严重,有时疼得打滚,经诊断是耳癌。当时,抗日根据地没有治疗条件,只好秘密将他送往上海。毛泽东对此事也非常重视,中共中央专门致电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要赠送给邹韬奋足够的医疗费。

在日伪统治下的上海,邹韬奋就医一年间用过四个假名,调换过五家医院,但仍在病床上强撑着写下《患难余生记》(可惜,后一部分未及完成)。邹韬奋在弥留之际的遗嘱里写道:“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励,为我伟大的祖国与伟大的人民继续奋斗。请中共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的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亲人,离开了他心爱的新闻出版工作,离开了他毕生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享年50岁。邹韬奋逝世的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哀痛。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纷纷举行追悼大会,隆重悼念这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根据他生前的请求,中共中央追认他为正式党员。毛泽东亲题挽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来源:人民出版社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