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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书同行的一生

时间:2017-07-20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评价的那样:“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的坚定信念、高尚品德、深厚修养,他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活动,都与他勤奋好学,“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的读书是密不可分的。周恩来与书同行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读书经验。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立志是事业的大门。周恩来在立大志及为实现大志的奋斗中,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自觉地把“立大志”与读书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周恩来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读书时,就立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这一志向在《奉天东关模范学校第二周年纪念日感言》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在文章中写道:“吾全校之诸同学乎!吾人何人,非即负将来国家责任之国民耶?此地何地,非即造就吾完全国民之学校耶?圣贤书籍,各种科学,何为为吾深究而悉讨?师之口讲指画,友之朝观夕摩,何为为吾相切而相劘?非即欲吾受完全教育,成伟大人物,克负乎国家将来艰巨之责任耶?以将来如许之重负,基础于小学校三四年中,同学,同学,宜如何奋勉,始对之而不愧哉!”从此,一种为国家、民族的将来而奋斗的志向,开始深深地植根于少年周恩来的心中。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对志向的认识进一步深入和系统,提出个人应该立大志,拯救中华。首先对于立志的重要性,他说:“故凡同一人类,无论为何种事业,当其动作之始,必筹画其全局,预计其将来,抱无穷之希望。然后按此希望之路径以前进,则其结果不致与此希望相径庭。”其次对于什么是志向,他说:“希望者何?志是也。志与希望,实一而二,二而一也。”最后对于立什么样的志,他说:“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在《敬业》学报的创刊词中直接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在东渡日本前,给小学同学赠言“愿相会中华腾飞世界时”,并写了一首七绝诗“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赠言与诗相辉映,表达了他为拯救中华而奋斗的誓言与决心。在日本时,他在日记中也写道:“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正是这种拯救中华的远大志向,驱使周恩来“大江歌罢”东渡日本,“远航三万里”赴欧求学,在日本和欧洲读书学习期间,他思想开始转变并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让人民生活幸福美好,是周恩来的理想。他在许多场合提出现代化的问题,1954年他在一届全国人大报告中,就首次提出了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国防的“四化”要求。19631月,他再次提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在1975年的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响亮地发出了“向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前进”的伟大号召。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大量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著作,而且看得很认真、很仔细,对一些重要的段落、实质的内容,还经常用笔画上着重线,圈上重点,反复阅读,深入研究。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担任财经秘书的吴群敢回忆,总理办公室的书柜中,放满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选集》等经典著作,还有一些辞书工具书。因为总理经常需要查证核对一些文件、资料、日期、数字,这样便于他随时取用。同时吴群敢还回忆说,总理看书是极其认真细致的,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第二节,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那一节,总理在书上逐句逐字圈点画线,还密密麻麻写了很多批注。通过读经典著作,周恩来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较深的认识。

“思之思之,神鬼通之”

周恩来读书并非人云亦云,而是善于把书本知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思考,主张:“思之思之,神鬼通之”,赞同“慎思明辨”,反对“浅尝辄止”。他强调:“遇事要仔细想,分析研究,看是属于哪一类性质,其后果如何,分析好的一方面,同时也要分析坏的一方面。要培养思考的能力,头脑不但要记忆,并且要想,必须要多思考、多分析研究。”周恩来读了许多中西方思想家的著作,但并没有盲从,而是对各种观点进行思考,找出各自合理的因素,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或多难以固邦国论》《共和欧体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于人论》《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我之人格观》《试论奢靡二说》等,都体现了他“慎思明辨”的特点。

在《子舆氏不言利,司密氏好言利,二说孰是,能折衷言之欤》一文中,周恩来首先列出了拯救中国的两种对立主张,一是主张“必自正人心始”,赞同“子舆氏之言义不言利”;一是主张“国富则民必强,民强则国斯兴”,赞同“司密氏之言利不及义”。接着分析了二者各自所产生的历史背景:孟子所处的战国时期,一方面是“人心涣散之日,不有言义者以正之,则鲜不为大奸慝”;另一方面是“民富廩足,固无庸再为之筹谋利之方矣”。亚当·斯密所处的时代,一方面是“食少民众之世,英伦穷困之日,欲求补救之方,则舍谋利不为功”;另一方面是“时际文化方兴之日,民德增长之期”。通过分析,周恩来认为,两种学说都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二氏之说尽善矣,法之者尽美矣。”最后他又联系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环境,认为在“中国之今日,财尽矣,德衰矣”的条件下,必须把二者结合起来,“民德民生,双峰并峙,两利皆举”;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分而行之,适足以促吾国之亡。”

在《老子主退让,赫胥黎主竞争,二说孰是,试言之》一文中,周恩来经过思考认为,老子的“退让”与赫胥黎的“竞争”,二者之间并非“冰炭不同炉”,他们有共同点,都认识到“新陈代谢物质循环而演成日新月异之物质文明世界”这一“常道”。并认为,二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退让中包含着竞争,竞争中包含着退让,即“所持之道,实一而二,二而一也”。最后他提出:“莽莽大地,其有倡老赫二氏退让竞争主义者,吾虽为之执鞭亦欣慕焉。”

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善于思考的良好习惯对帮助周恩来辩证地分析与解决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比如,在对旧教育的认识上,他现身说法,以自己为例,认为“资产阶级教育总给了我们一些知识,也使我们获得了一些组织能力,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但同时他又强调“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应该加以批判”。在对历史的认识上,他主张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分析历史”,“继承历史上有利于人民的传统,否定有害于人民的东西。”

“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

周恩来读书范围十分广泛,从马列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著作,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古代到近代,从中国到外国,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文学、历史、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他都有所涉猎或深有研究。周恩来从四岁起就开始认字和背诗,五岁上私塾,到1924年回国,这22年间,他先后在淮安、东北、天津、日本和欧洲求学读书。周恩来幼时读过古典经书、古典小说、古典史书,尤其喜欢读历史小说,他曾用自己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一本《史记》,并熟读后讲给同学听;青年时对时事新闻、国家的前途产生极大的兴趣,先后读过资产阶级改良派、西方启蒙思想家以及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杂志,总之当时能找到的书他都找来读。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重庆主持南方局工作,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中有一个读书会,周恩来常去参加,与知识分子畅所欲言,探讨问题,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知识分子也深深地为他的学术所折服。侯外庐曾回忆说,周恩来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是一种完全以平等身份发表意见、探讨问题的发言。事实上,周恩来同志的意见只要一经提出,总被大家接受、采纳,奉为原则。他的意见能有这样的力量,并不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而是由他在大量的学术问题上,就如同在政治问题上一样,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透彻的分析力、准确的判断力所决定的”。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虽然政务繁忙,但仍坚持广泛读书,拓宽知识面,他秉承既通晓马克思主义,又通晓其他领域科学知识的读书理念,并将这一思想落实到具体工作中。“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煽动极左思潮,使文教、科技和出版工作受到严重破坏,周恩来坚决抵制这种极左错误,提出了一些关于读书学习的正确思想。在谈到英语翻译时,他认为,要把英语翻译得恰当,就必须要学习和懂得多方面的知识,“不懂这些知识,做翻译时就译不出来。”因此他指出:“现在有的中学英语课本,只有政治词汇,没有生活词汇,实在不适用,应当修改。政治语言和生活语言可以一并学,实际上也不能分。”“外语教学有个基本功问题。不光是要掌握外语的语音、词汇、语法,做好听、说、读、写、译五个字,还要懂得历史、地理。不仅要读中国地理、历史,还要读世界地理、历史。自然科学也要懂一些。”在谈到书籍的出版工作时,他批评说:“现在书店里中国和外国的历史书都没有。不出历史、地理书籍,是个大缺点。”为此他提出:“现在要出一批书,要广幵言路。读马克思、列宁的书和毛主席的书是主要的,但也要读历史、地理,读哲学。有些青年连世界地理位置、重大历史事件都搞不清楚,知识面越来越狭窄,这不行。”

“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周恩来在其与书同行的读书生涯中,始终坚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这是他读书的一大特点,其中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读书要有持之以恒的精神,即“学到老”。学有所成,必是读有所得,读书是学习的主要形式和途径。周恩来出身书香门第,从小就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学习成绩也一直优秀。四岁起就在嗣母的教育下识字,五岁入私塾,八岁到十岁就开始读小说,如《西游记》《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12岁到东北读小学时各门功课都学得很好,一位老师赞许道:“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学生!”15岁到天津读南开中学四年,并以优良的成绩毕业,他的毕业证书上写着:“中学部学生周恩来,年十九岁,浙江省绍(兴)县人,于中华民国六年六月业将功课肄习完毕,计得毕业分数八十九分七二。”19岁东渡日本求学而后又旅学欧洲,直到1924年回国,周恩来一直在读书,读书的内容和范围也逐步地扩大,正是由于读书,他才找到了解决中国命运的工具和武器,由一个爱国者走上了革命者的道路。在戎马倥偬的革命时期,周恩来也坚持读书,19426月底,他因小肠疝气发炎住进重庆歌乐山龙洞湾中央医院动手术,在住院期间,他还不忘看书,在写给邓颖超的信中说:“星期四来,望带《唐诗三百首》及《白香词谱》来。”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他,深知知识无穷尽,学无止境的道理,1964年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搞了15年经济建设,老实说,我作为总理还没有学会呢!学了一些,但是没有学好。我们都在学习。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极其复杂的。我们有了些经验,还要取得更多的经验。我们认识了些规律,还有更多的未被认识的经济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他坚持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著作,从中汲取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理论。

其二是读书要与世界观改造紧密结合起来,即“改造到老”。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而修身的一个直接、有效的方法就是读书。周恩来把读书与加强世界观改造紧密联系起来,从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2岁周恩来离家去东北读书,正如他后来回忆的那样,“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为什么说这是他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呢?他说:“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的确,周恩来在这期间开始关心国事,读了许多革命进步书刊,如《盛京时报》《革命军》《猛回头》《民权报》等,也就是在这时他开始走上革命道路。1917年南开中学毕业后,为了继续寻求救国救民真理,他毅然东渡日本。当时日本思想界十分活跃,出现了大量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而在国内,那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没有一本被完整地译成中文,列宁的作品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周恩来利用身处日本又懂日语这一得天独厚的优势,读了《震动环球十日》《贫乏物语》《社会主义精髓》《我的社会主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思想上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1920年周恩来旅学欧洲,欧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乡,是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此时的欧洲思想界异常活跃,除了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各种不同的思潮并存着,“社会主义的派别也很多,在欧洲这个发源地上,更是五花八门。”周恩来将“研究主义”放在第一位,“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他读了大量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例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等,通过对欧洲流行的各种思潮和政治派别的深入研究,他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转变成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实现了世界观的改造。当然一个人的世界观的改造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客观世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作为对客观世界总的看法和观点的世界观也必然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周恩来把思想改造比作是空气,強调:“要把思想改造看成像空气一样,非有不可。不然,你的思想就会生锈,就会受到腐蚀。”要求:“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还没有加入党的朋友,凡是参加革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也应该这样。”周恩来把“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作为人生格言,并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一生,为我们树立了楷模。

来源:百年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