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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亮新青年的前行路

——在茅盾纪念馆寻访茅盾的红色故事
时间:2016-07-04

听闻记者前来寻访茅盾的红色故事,茅盾纪念馆首任馆长汪家荣毫不犹豫地放弃午休,匆匆赶来。  
    暴雨前的午后,异常闷热。从熙熙攘攘的游人中,挤入馆内,78岁的汪家荣未等呼吸平复,便在抄手游廊中坐定,迫不及待地讲起茅盾往事。 

“纪念馆隔壁就是茅盾故居,是他出生的地方。茅盾之墓在乌镇西栅,离这里很近。”位于桐乡乌镇观前街17号的这座清代民居,见证了一代文学巨匠与水乡的桑梓之情,而纪念馆展板上茅盾遗书的内容,则诉尽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赤子情怀。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和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这是茅盾写给党中央最后的话,也是弥留之际的肺腑之言。  
    将被追认为共产党员视作一生最大荣耀,足见信仰的伟大力量。这份力量,正是从这座130余岁“高龄”的小院中破土而出的。  
    少年茅盾没有埋首故纸堆中,而是一直致力于在时代变革中,积极找寻能点亮国家发展前路的思想之光。  
    “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要有“担当宇宙之志”,“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细细品读茅盾留在作文本中的语句,忧国忧民的炽热情怀跃然纸上。  
    如今,当年书院的讲堂已变为明亮的展厅,一尊汉白玉雕像矗立其间。“这是茅盾18岁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形象。”汪家荣介绍,因家境贫困,1916年预科毕业后,茅盾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在上海,他结识了陈独秀、李汉俊等人,思想进一步倾向共产主义,并逐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1920年,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成立,茅盾成为其中一员。1921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因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人流量大、便于掩护,所以茅盾成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络员。”汪家荣告诉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几乎天天都有好几封写着“沈雁冰先生转钟英小姐台展”的来信,寄至上海商务印书馆。不解内情的同事,以为“钟英小姐”是茅盾的红颜知己,还曾闹过误会。其实,钟英是“中央”的谐音。只要外地的共产党员来到上海,一般会先来茅盾这里接头,然后再由他介绍到其他中央机关。  
    通讯联络员,并非茅盾的唯一身份。身为中国茅盾研究会骨干会员,汪家荣与多数研究者一样,习惯称茅盾为“革命文学家”。因为文学作品是茅盾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研究茅盾的基础材料。  
    循着茅盾的人生道路,依次浏览展厅中的展板,可见丰富的文学作品影印资料。1920年,《新青年》迁沪出版,茅盾应邀为基本撰稿人。在他的领航下,《新青年》令更多青年作别未经省思的庸碌人生,走出小我,把自己的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此外,他还与郑振铎、孙伏园等人组织发起“文学研究会”,改革了《小说月报》;担任《民国日报》副刊《社会写真》主笔,在5个月中写下127篇短评。而后,《子夜》、《蚀》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等小说作品陆续诞生。  
    执笔亦从戎。文学,成为他为革命而战的武器。字里行间,那些对故国的凝视,对启蒙的深思,在历史中折射出明亮之光,照亮新青年们的前行之路。  
    1939年,应时任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的邀请,茅盾前往新疆任教。1940年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他前往延安。在延安鲁迅艺术学校任教半年后,转去重庆,担任文化工作委员会常委,复刊《文艺阵地》。1941年皖南事变后,他再度转移香港,创办《笔谈》。随后,他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桂林前往重庆,在特务监视下度过3年。 
    因时局动荡,茅盾一度与党失去联系。1940年,他曾向毛泽东提出恢复党员身份的请求。“你的身份特殊,留在党外对革命事业更有帮助。”毛泽东这样答复。于是,茅盾一直以非共产党员的身份,活跃于文坛。直到临终前,他才在遗书中,再次提出请求。  
    1981年,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恢复茅盾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家国与时代所呼唤的青年品质,是精神的状态,是意志的性情,是勇气对于怯懦的战胜,是冒险欲对安逸生活的压倒。这些,都是茅盾走过的道路,赠与我们的启示。

来源:浙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