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邮箱  
首页 > 党史学习 > 口述历史

陈云之子忆父亲: 公家钱一分都不能动 早晚都要查

时间:2016-06-16

 

 

陈云之子:他一直在我们身边,从未离去

 

  “父亲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他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也都在这15个字中,而要真正把这15个字弄明白搞透彻,里面的东西挺深的,需要我不断地去学习去理解。”

  头发花白,腰杆笔直,说起话来声音洪亮。65岁的陈方在约定的采访时间、一分不差地出现在记者面前。白衬衫、灰裤子、黑布鞋,穿着朴素,如同邻家伯伯。

  “我和哥哥姐姐们从来没什么优越感,在我们家里,也感受不到特殊化的氛围。记得我小时候父亲常对我说:‘借父母的光行事是靠不住的,人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这句话,我受用一辈子。当我的女儿开始识字懂事时,我便把这句话转送给了她。”

  打开记忆之闸,陈方深情回忆起和父亲共同生活时的那些往事。一代伟人陈云身为慈父的画面,鲜活如昨;而他严师般对子女的家训家规,更令人肃然起敬。

 

一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细节

  我在家排行最小,小孩子难免因顽皮而闯祸,而父亲从来没大声训斥过我,我也没挨过打。

  “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这是父亲的教诲。对我们几个子女的教育,父亲向来是抓大放小,牢牢把握大方向。他不干涉孩子的兴趣爱好,不以家长设定的目标来影响孩子的个性发展。在我的记忆里,他从来没问过我考试得了多少分,学习成绩排名班级第几,连择业这种大事,父亲也尊重我的意见,所以我常说,自己是被“散养”着长大的。

  建国初期,我们家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那时父亲一领到工资,他就坚持按月从中取出一些钱,寄给商务印书馆的老朋友、舅母、青浦乡下的姑姑,还有生活有困难的一些老战友们。

  原来我的大哥大姐都在育英小学读书,那是为干部子弟办的住宿学校,学费比较贵。后来,父亲跟母亲交待,如果我和姐姐们也去育英小学上学,家里交学费便成了问题。于是,我和姐姐只能去家附近的北长街小学读书,那是所普通学校,学费便宜。

  学校里大多数是普通群众的孩子,不少同学都是我的街坊邻居。小朋友们在一处玩儿,闹个别扭拌个嘴红脸完了很快就和好了,那个时候,人际关系简单。老师和同学也不会因为你是领导人家里的孩子,就对你另眼相看。

  下课回到家里,我基本都是去找母亲念叨些当天学校里发生的事,很少能见到父亲。他平时也不爱和我们“黏”在一起,以至于有一次他对我格外“上心”,让我铭记至今。那天天气突变,我因上学时衣服穿少了而受了风寒,一回家就发起了高烧。父亲很晚才回来,当他得知我发高烧了,便走进来坐在床边,边摸着我的额头边说:“赶紧多喝水,水喝多了排尿多,热度就退得快,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第二天,他又问了母亲好几次,“小方的烧退了吗?”我听了,心里特别暖和。这个看似寻常的生活细节,为何令我念念难忘?因为在日常生活中,父亲不大如此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疼爱。他对我们几个孩子真正的爱与关心,更多地体现在素日严格的家教中。

 

父亲立下“三不准”

  父亲对我们的教导宽严相济。在公私分明这一点上,他的标准十分严苛:要求家里所有的人都不折不扣地做到,绝对不能打擦边球。

  不准搭乘他的公务车;不准翻看、接触他看的文件;不准随便进出他的办公室。这是父亲给我们立下的“三不准”规矩。

  我们家1949年从东北进京,就住在北长街的一个院子里,直到1978年才搬进中南海。院子里有间屋子便是父亲在家批阅文件、思考问题的地方。对于我们几个孩子来说,父亲工作的时候,那里就如同“军事禁地”。

  父亲曾明确说过,“红旗牌轿车是国家配给我的公务车,家中任何人不能乘用”。虽然母亲上班的路线是和父亲同一个方向的,但我从来没见她搭过一次“顺风车”。母亲总是骑着那辆天津自行车厂生产的“红旗”牌自行车,她还曾开玩笑说:“瞧,我和你爸的车一样,都是红旗牌的。”现在,这辆车身已锈迹斑斑的自行车,安静地停在上海的陈云纪念馆里。作为代步工具,它的使命早已完成;而从中折射出父亲严格要求家属,不搞一丝特殊化的精神,却仍触动并影响着后人。

  上个世纪50年代和70年代的一段时期,由于父亲身体患病和下放,母亲和我的大姐陈伟力分别请假陪在父亲身边照料。在父亲的坚持下,母亲和姐姐最后都悉数退回了各自单位在那段期间所发的工资。父亲的理由很简单:“领工资就要给单位做事,你们在照顾我没有上班,就不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工资,占公家的便宜。”

  公私分明,身为党内高级领导人,父亲不仅对家属提出这样的要求,更体现在对自身言行的严格约束中——“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有一次,父亲的家乡人送来一套精美的文房四宝,请他为正在审批等待开业的一家公司题词。父亲当面拒绝了:这个词不能题,一题词,等于强迫主管部门批准了。父亲不但退回了文房四宝,还嘱咐秘书向上海市委通报此事。

  我还记得家里原来的录音机,都是老式的。后来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觉得实在太陈旧了,便买了一台新录音机给他用。父亲问新录音机从哪儿来的?工作人员回答:是机关的,您先用着。父亲坚决不肯,当即让工作人员将新录音机拿回去。后来我哥哥陈元参加工作后,用自己的工资给父亲买了台录音机,这回,他二话不说,乐呵呵地收下了。

  有一段话,是父亲对返乡工作的警卫员的临别赠言,我听了特别震撼,铭记在心。他说: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

  粗茶淡饭,轻车简从。工作中生活上,父亲这辈子将物质需求放在最不起眼的那个角落,生活俭朴得令人吃惊。

  1946年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实现了我军在东北战场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历史性转折,为我军取得辽沈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父亲在那场战役中,运筹帷幄,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当时的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唐凯,给日夜操劳的父亲送上了一件棉坎肩以御风寒,父亲珍视战友深情,常年将坎肩带在身边。1984年的一天,母亲数了数这件棉坎肩上的补丁,足足有32块。父亲这才不得已告别了陪伴他38年的“老伙计”。如今,这件棉坎肩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内。

  母亲1951年从北京东安市场地摊上买的一套银质餐具,父亲看了很喜欢,一用就是40多年。上个世纪80年代,因使用时间过长,餐具表面发生氧化变得通体发乌,厨师便用去污粉将勺子擦得锃亮,父亲看到后心疼了:“以后不要这么使劲擦了,会影响勺子寿命的,表面的氧化层没有害处,只要每次擦干净就行了。”去外地参加会议、调查研究,他也总随身带着这套餐具,不愿意换新的。

  我一直和父母住在一起,平时接触的较多。感觉父亲的节约与俭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每次吃完饭,他的碗底总是干干净净,盘底的剩汤也会喝掉。给他做饭的厨师有点“埋怨”:首长一年到头就吃那几样家常菜,从来不给我提要求,这烹饪技术总也提不高。

  到外地出差,当地人要给父亲做些好菜吃,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父亲多次在上海过春节。有一次,上海的同志为父亲准备了鱼翅,他特意将负责人找来商量:“我上了年纪,再好的东西也吃不出什么味道,别去做鱼翅这么贵的菜,浪费了。”他还叮嘱,以后就是节日里用餐,也不用搞那么多花头。

  父亲在吃上面没有要求,穿也是一样。他平时就穿布衣、布鞋。深蓝色与深灰色两套毛料中山制服都是50年代由公家按照出国规定给做的礼服。父亲一般只在每年的元旦、春节、“五一”、“十一”或重要场合时才穿。过后就脱下,仍换上家常衣裳。后来,两套毛料中山服穿旧了,胳膊下及膝盖等部位的毛料被磨得很薄。工作人员提出给他重新做一套新的衣服,父亲却说:“衣服最重要的是整洁,破了补一补还可以穿,不用急着做新的。”

  有一年他利用到上海出差的机会,将毛料中山服和穿出破洞的毛衣带给洗染店里有经验的老师傅织补。当老师傅得知这是陈云的衣服后,连声感叹:“那么大的领导干部,过日子格能巴结(沪语节约的意思),没想到!”

  记得17岁那年的初夏,我陪父亲坐着说话,他说:“天热,出汗衣服湿了,小方你给我到屋里拿件干净衬衫换。”我取来后,递给他,站在一边。父亲把身上的衬衣一脱,里面打底的汗衫上全是洞,一个个对着我龇牙咧嘴的。

  我心里一酸,和他说:“爸!我明儿就给您去买件新的,这件别穿了,太破了。”

  父亲冲我笑笑,“没事儿,汗衫穿在里头,别人又看不见。”

  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给父亲买一样像样的礼物。我在北京一家工厂的翻砂车间干了3年活儿,暗暗地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当我将特意为父亲买的几十元的皮表带递到他眼前时,他很意外,连夸大方好看。可问起价格,父亲心疼地直呼:你怎么下得了手啊,太贵了,太贵了!

  这根表带,父亲换上后一直用着,应该是喜欢的。但直到很久后,他一提起这件事,还是摇头:太贵了!

 

老老实实做小学生

  解放后,每次填写个人履历时,在“文化程度”一栏里,父亲总是写上“小学”二字。

  他常常说:“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求知求真。” 

   在1930924日召开的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父亲被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那时他才25岁。肩负重任,催他发奋苦学,无论斗争环境多么险恶,工作多么繁忙,他都坚持读书学习。父亲十分推崇毛主席的 《矛盾论》等一系列哲学著作,不仅理解透彻,在工作中也运用自如。

  在工作中,父亲之所以对事务的判断与理解大多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这与他善于读书、善于学习息息相关。在重要问题的判断和决策上,他从不套用别人的东西,而是认真、反复、全面地花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和学习,从而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头上没有一顶经济学家的帽子,但他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是公认的经济调控和理财能手。

  父亲“老老实实做小学生”的精神,贯穿一生。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下放到江西,行李里装的最多的,还是书籍。从北京到江西,再从江西回到北京,他阅读了 《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世界知识年鉴》《美国农业》等不同题材的书籍,默默地吸收着各类书籍中的精华养分,动脑子分析、判断和比较,思考并找出其中的关联。

  1981年,中央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小平同志来家里探望父亲。当时父亲建议,在决议稿上加一段话,提倡全党学习哲学,也学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央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的思想高度,正是来自他对国内外形势不停地分析、判断和比较。立于当下来回望,当初他的建议,是十分必要和正确的。

  父亲的好学与勤勉,造就并带动了我们全家浓浓的学习氛围。哥哥陈元告诉我,父亲对他从小爱看《参考消息》、爱读报纸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多读报,主动地思考文章中提出的问题和观点,对提高自己对事物的判断及预测,颇有裨益。我们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都养成了读书看报的好习惯,有的时候还聚在一起就一个话题开个小型读书学习会,其乐融融。

  正如父亲所说的那样,世界再怎么变化,只要自己能主动积极地学习,善于读书,便不会落伍。

 

他的这15个字是我的精神富矿

  父亲生前大量的精力花在工作上,家里很少看到他人影。父亲退下来后,我才和他有了深聊的机会。他去世之后,报上有大量的报道,许多跟他共事过的老战友都写了回忆录,读了这些文章,我慢慢地回味和琢磨他从前和我说过的那些话,对父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是他一生做人做事的思想方法和哲学方法。他这一生的经验总结也都在这15个字中,而要真正把这15个字弄明白搞透彻,里面的东西挺深的,需要我不断地去学习去理解。

  作为他的孩子,我们看到更多的是他慈父的一面,他在工作中处理事情的智慧与方法,我们无法像那些在他身边工作的同仁那样得以亲耳聆听、得到具体的指导。所以我有时去上海出差,会情不自禁地去父亲的纪念馆走走,看到那些被父亲几乎翻破的书稿、用到快握不住才作罢的铅笔、用纱布缝补了多处的白色睡衣……就感觉他还在我们身边,从未曾离开。

  他的风范、智慧、深邃,一点都没有随着他生命的逝去而黯淡,而是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指导着我们。

  我现在常常会看他的书,选集和回忆录都在看,琢磨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揣摩他那时说话的心境……越看越着迷,越看越佩服他老人家。

  父亲的这一生,可谓波澜壮阔。他提出的很多方案,解决的都是党和国家彼时急需解决的要害问题。他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每次推动,事前都经过了缜密的调研,观点的提炼都经过深思熟虑,而且从来都是以平等的口吻、以商量事情的态度提出来,摆出理由和大家一起讨论,允许别人提不同意见。经过民主集中,优选出最佳方案。历史证明,不同时期父亲参与制定的相关国家政策,经得起时间的推敲。

  父亲去世后,每一年他的生日和祭日,很自然地成了我们五个兄弟姐妹聚首的“法定日”。提起父亲,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我心目中,父亲身上的闪光点,这辈子也学不完。他离开我越久,我反而觉得离他越近。

 

言犹在耳

  借父母的光行事是靠不住的,人要靠真本领吃饭,靠讲诚信立身。

  诚实本分、勤于学习、诚信待人、为人切忌张扬。

  不收礼、不吃请;不居功,不自恃。

  无论去哪里工作,都要记住一条,公家的钱一分都不能动。国家今天不查,明天不查,早晚都要查的。

  像我们这样没有文化底子,各种知识都很缺乏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做小学生,一辈子都要有小学生般的心态,求知求真。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