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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定海“农业学大寨”的日子

张文亚
时间:2015-09-12

   20世纪60年代中期,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国农村开展了一场长达15年之久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地处海岛的定海农村也不例外,“学大寨”的浪潮,如农历8月15的东海潮,一浪高过一浪,涌现出一批“学大寨” 先进典型。我的家乡———定海县皋泄公社爱国大队(2014年隶属临城街道管辖,改称毛竹山社区爱国经济合作社),就是当时的先进典型之一。

  什么叫“农业学大寨”?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大队,原本是一个贫穷的小山村。农业合作化后,社员们开山凿坡,修造梯田,使粮食亩产“增长了7倍”。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记者通讯报道《大寨之路》,介绍大寨的先进事迹,并发表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得到毛泽东的好评。为些,党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尤其是农业战线要学习大寨人的革命精神。从这一年起,全国农村兴起了“农业学大寨”运动,大寨成为中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1968年上半年,我没读完初中就回乡参加农业劳动。那时,农村正处于“学大寨”运动的高潮, 让我亲历了这一特殊时代。

  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那热火朝天兴修水利、农田基本建设的情景,乡亲们过春节不去拜年而是去造大寨田的往事,公社大队干部拔掉社员自留地上种的西瓜、甘蔗苗的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行为,都给我留下了不可忘却的记忆。

  建造点灯湾水库

  毛竹山村位于舟山本岛腹地,旧称皋泄岙,1957年建立爱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时称爱国大队, 有22个生产队, 耕田1300多亩,分布在8个山岙、20多个山坡上,都是一些“有雨水成灾,无雨田开裂”的“靠天田”,1967年前仅有总蓄水量7.6万立方米的几座小水塘,农业水利条件差,粮食产量低,乡亲们连做梦都想修一座大水库。1966年10月,当时的皋泄公社管委会通过向北蝉公社林场大队进行土地山林调换手续,选择林场大队点灯湾岙动工建造点灯湾水库。

  此地为什么叫点灯湾?据老农说, 由于点灯湾岙位于深山坳,左有黄杨尖大山,右有尖峰岗大山,两山夹峙,形成峡谷,遮蔽了晨曦与夕照, 显得十分昏暗, 村民早晚干活必得点灯才行,故此得名。这座点灯湾水库开始时,本来由公社负责组织全社人力物力修建,但是到了1967年春节后,正遇“文革”,造反派夺了公社“走资派”(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的权,忙于抓“革命大事”的造反派们自然不会去顾及修水库这样的“小事”。但这个水库并没有成为无管理单位的“烂尾工程”,一心想早日改变农业生产水利条件的爱国大队广大干部社员,义无反顾地接管了修水库的活。此后5年间,不管是烈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北风凛冽的严冬,水库工地上每天都有乡亲们劳动的身影。

  在整个大队所有的生产队中, 距离水库工地最近的7个生产队也有三四里路程,还有10多个生产队距水库有五六里远,社员们为了省时间, 少赶路多干活,大部分社员的中饭都在工地吃, 有的由生产队派专人送饭,有的社员早上自带中饭上工地。

  吃罢中饭稍微休息一下接着就干, 冬天一直干到下午四五点钟,夏天干到六七点钟才歇工回家, 一年四季没有农闲休息时间。当时周边一些大队的社员,正响应伟大领袖的另一个新号召,扯起造反有理大旗,拉起一个个名字响亮的战斗队,或集会游行、或开会批斗公社大队内“走资派”, 几乎放弃了农业生产,“学大寨” 的运动自然也搁一边。当时有一首顺口溜形容爱国大队社员的辛劳:“要吃苦,看爱国,凉帽篷一顶,点灯湾钻进;做得腰骨弯,肩胛烂,脚底无皮,米缸无米。”

  当初我不清楚是什么动力让社员全力投入这样繁重的水库劳动,后来才知道是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支撑着家乡的父老乡亲们,能够在这样动乱的年代, 排除各种干扰,坚持不懈全身心投入到兴修水利事业中,数年如一日,直至1972年4月,历经5年多时间,累计投入劳力30多万工(日),完成土石方近20万立方米, 在海拔150米的点灯湾修建成一座坝顶长136米,坝底宽140米,高30米,集雨面积1郾35平方公里, 蓄水量84.7万立方米的水库,使家乡农业生产水利条件得到根本改善。

  修建引水渠

  1970年8月,连续1个多月没有下雨,深坑畈70多亩地势相对较高的水田因缺水无法种晚稻。

  当时点灯湾水库虽未最后竣工,但库底已经蓄水40多万立方米,如果想要利用这些库水解决深坑畈旱情,得通过10多道水车翻水才能解决。大队党支部同意几个生产队长建议,组织劳力从塔岭到深坑挖了一条1000余米长的临时渠道引水,最终深坑畈终于得以种下晚稻。干部从中得到启发,决定从点灯湾到深坑劈山造一条永久性的引水渠道,实现高墩田水自流灌溉。于是从地区水利管理部门请来专业测量队进行实地勘测设计,得出造盘山渠道可行性结论报告。

  结论虽然有了,但是具体做起来却面临许多困难。从点灯湾到深坑岭, 要经过27条山冲,26条山岙,长达7000余米距离。这是一项颇为不易的大工程。工程开工前夕,大队党支部书记还组织放映了一场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红旗渠》的纪录片, 开阔了干部群众的视野,增强了大家修渠道的信心。

  1970年9月11日,一支由210名基干民兵组成的“战天斗地突击队”,打响了劈山修渠的硬仗。我当时为爱国大队基干民兵营三连副指导员,也是突击队员之一。大概因为我是回乡知青,身材又瘦弱矮小的缘故,突击队领导安排分配我当工地宣传员,或写些“农业学大寨”、“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等口号标语,或用土广播朗读毛泽东语录,或播报各连每天工程进度、好人好事等等。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里,这项工作要比抡大锤劈山开渠的队员还重要。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当突击队员在陡崖峭壁上打通一段500余米长的渠道进行试通水时,那水顺着水渠流不到200米全漏光了。施工技术员马上召开现场分析会,找到了漏水原因,并提出了确保渠道不漏水的施工方案,即根据不同地段的地质状况,采取不同的施工方法。岩石地段,用水泥沙浆嵌缝; 沙土层地段,用黄泥铺底,加宽渠墙并用砂灰填缝;悬崖险要地段,用水泥浆砌石。

  漏水问题解决后,突击队员鼓足劲头, 加快挖渠进度。至1971年5月, 已完成总工程量的90%。为赶在“七一”前全面完工向党的生日献礼,队员们夜以继日奋战。在开劈箱子岩和屋橱岩渠道时,石工组的队员身系绳索,悬吊半空操作施工。80多名队员赤手搬运石块,双手磨出鲜血,还坚持在工地劳动。

  1971年6月21日, 全长7000余米的南绕山渠道(南渠)竣工,大队党支部举行隆重的通水典礼。当清澈的库水沿着绕山渠道缓缓翻过小泄岭、大横山、塔岭、深坑岭等山岭,流入绿茵茵的水稻田时,社员们高兴得放起了炮仗。

  南渠建成后,大队党支部又一鼓作气组织劳力修建北渠,这时我已离开了“战天斗地突击队”,被调到点灯湾水库工地工作,有关北渠修建的具体情景就不甚了解。听说修建北渠要比修南渠顺利得多,因为有了修南渠的经验可供借鉴。全长6000多米的北盘山渠道工程仅用7个多月时间就竣工了,从此,村里的农田灌溉基本上实现了自流化。

  水库工地上的那些事1971年7月, 我离开修渠工地被派到点灯湾水库成为工程施工管理人员之一。那时,水库工程已经接近扫尾阶段,大部分青壮年劳力投入到挖掘北渠、改溪造田等农田基本建设项目,在工地上劳动的是一支“386170”

  部队(指妇女、少年和老年社员)和10来个施工管理人员,负责人是大队支委唐善智,他的年纪比我的父亲还大,我就一直呼他“老唐伯”。老唐伯没读过书,只能歪歪斜斜写出自己的名字,所以他特别看重那些“识字识算”的文化人,将我当成一个得力助手,把自己比为“海蜇”,把我比作“虾”,他常说“海蜇靠虾当眼”,让我担当丈量土石方工作。当时水库采用“定额计分,量方结算”的方法,土石方的丈量是否准确,既关系到社员个人利益,又关系到工地的集体利益,量方人员必须做到公平负责,双方兼顾,实事求是,公正计酬。开始,一些小青年看我是新手,在堆方时常常采用一些小手段,如垒石方时,四周是实垒,中间搭空架子;插杆丈量土方高度时,故意在土方下面挖个小坑并指定你往这个位置上插。结果丈量计算出的土石方与实际不符,不但使集体利益受到损失,而且对大多数没使假的社员也不公正。于是我就下功夫琢磨出解决这些弊端方法。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量方的能力和水平明显增强,准确度大有提高,受到工地领导和社员们的好评。年底,我获得了“兴修水利先进个人”称号。

  我在点灯湾水库工地待了近一年时间。跟所有施工管理人员一样,一直住宿在水库工地的工棚里, 连春节也没有回过家。

  我们的报酬除了按出勤天数记工分外,每天还补贴两角钱(可买1斤半大米或1斤鲜带鱼)。工棚是用毛竹搭建的,顶与四壁用稻草扇围遮, 冬天里还暖和,到了夏天不但十分闷热且蚊子成群让人睡不好觉。还有吃饭问题,如果哪天有家人来工地做水库的话, 就可以与家人一道吃,否则只能在水库食堂吃,由食堂人员在一只铝锅内放上番薯干和大米蒸熟吃,小菜以咸菜鲓头为主,一天三餐,餐餐如此,条件艰苦可想而知。

  期间发生的两件大事,让我至今难以忘怀。一是抗台防台。1971年9月16日和21日, 定海连遭两次台风袭击,台风带来的暴雨使点灯湾水库蓄水量猛增,由于当时水库大坝尚未结顶,溢洪道也未挖通,如果水位过高就会危及正在修建的大坝安全,一旦溃坝,整个爱国大队及驻毛竹山部队营房就会被淹没,后果不堪设想。驻军部队首长获悉险情后当即派出官兵驰援工地,还把电话线拉到工地大坝上以便及时与外界联系。在那个狂风暴雨的台风之夜,数十名官兵与民兵小

  分队一起,通宵达旦地守卫在大坝上,直至台风离境,部队官兵才撤离。事后我用“学军”为笔名在《舟山日报》上发了一条《军民同心守护大坝》的小通讯。

  另外一件事是在繁忙的夏收夏种季节,这天,大部分劳动力正忙于队里“双抢”,上水库工地劳动社员不多。接近中午时分, 第七生产队2名朱姓小青年挑起装满泥土的土箕担准备离开挖土现场时, 突然轰的一声,数米高的土方崩塌下来,将他们连人带工具一道掩埋在土中。附近几名妇女见到后立即大声呼救,工地上所有人员闻声急忙赶来施救,有用工具扒泥,也有用手扒泥, 大家只有一个想法,尽快将人救出来,由于塌方的泥土实在太多,扒了两个小时才将两人扒出,但是两条鲜活的生命还是陨灭了。

  成为先进典型

  6年时间, 爱国大队终于完成了一座蓄水量84郾7万立方米的水库和2条长10公里的盘山渠道,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水利条件,1972年全大队粮食总产量达816吨, 比1967年增长58郾5%,亩产达到1257斤,创历史最高纪录。因此,爱国大队由此成为舟山地区和定海县“农业学大寨”典型加以推广。当时的口号是“渔业学岱山南峰,农业学定海爱国”。1973年3月,爱国大队党支部书记在县委三级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学大寨”的经验。6月,参加舟山地区“学大寨” 经验交流会的1300余名与会者到爱国大队参观,之后前来参观的人络绎不绝。由于此前我常为电台和广播站投寄新闻稿,所以自然也成了前去爱国大队采访记者的联系人和向导员,让我认识了一批新闻记者。那时,定海到毛竹山还没通公交车,记者们到爱国大队采访只能在皋泄站下车, 然后步行近1个小时才能到达,由于行程不便,后来编辑部一旦需要报导我们大队的新闻时,就会直接打电话到大队,指名通知我代为采写。由于爱国大队是“学大寨” 先进典型,我所写的报导稿子录用率就很高, 我成了电台的骨干通讯员。不久,我们大队的事迹搬上了地区文化馆举办的舟山地区“学大寨”先进事迹展览,挂了图片,制作了沙盘,一时名声远播。大队是先进典型,党支部书记贺圣海自然也成了名人,不但经常到舟山地区各县、公社作报告,在1974年11月还参加了由省委组织的“农业学大寨” 参观团, 与100多名成员一道途经13个省市与全国多个“学大寨”先进单位进行经验交流。

  建造“三八”水电站1973年春,按舟山地委工作组要求,爱国大队制定了三年规划八年设想的“雄伟宏图”,提出“田翻新,渠成套,电发光,山添装”的“学大寨新目标”。其中“电发光”指的是建一座40千瓦水力发电站。

  时值“文革”后期,国民经济凋敝,基础设施滞后导致电力严重不足。我们农村的电力非但电压低,且三日两头断电。

  为应急,大队曾购置了一台柴油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点灯湾水库建成之后, 农业用水是绰绰有余了,大队就考虑利用这座水库建个水电站,以缓解供电紧张的矛盾。报告一级级送到省里,省里相关部门派了几位专家赴实地考察论证后,该项目很快被批准上马,还指派了一名技术员前来指导。

  水电站厂房选择在离水库2000多米的山脚下,在水库北盘山渠道入口处的龙潭上方筑了一道拦水坝,将库水和山涧水引入水渠,积聚到发电站的蓄水调节池内。需要发电时,开启闸门,蓄水池内的水流自上而下顺着管子冲下来,推动水轮机带动发电机发电。水电站于1973年冬动工兴建,当时工程的基建任务由青年突击队和妇女突击队共50多人承担。我是青年突击队员之一, 但主要工作还是搞宣传,所以两个突击队里我都需要了解、走动、收集稿件素材,以便出版不定期的油印小报《工地战报》。

  为确保工程按计划在第二年3月初完成,突击队员们在隆冬季节冒严寒顶风雪,加班加点劳动,经常挑灯夜战,我这个搞宣传的就不得不白天黑夜待在工地上,千方百计去挖掘新闻亮点,做好宣传鼓动工作。在山石上打地基建造厂房,先要进行爆破,由于工程时间紧,男性石工少,妇女突击队里的一些姑娘便自告奋勇当起了女石工,她们通过虚心求教,刻苦练习,很快地掌握了掌钎、抡锤、填药、引爆技术, 与工地上的男石工并肩作战,工程进度大大加快。后来根据这 一素材,我还与人合作创作了一个相声作品,发表在县、省的刊物上。

  1974年2月底,水电站竣工,取名为“三八电站”。是年3月8日,大队召开庆祝大会,会场就设在这座水电站跟前,县广播站记者专门进行录音报导。这天晚上,水电站正式开闸发电,由2名经过培训的本地姑娘操作。储满水的坝闸一打开,水流的冲力带动水轮机,旋转的水轮机又带动一台40瓦的发电机,几个仪表上的指针开始晃动,说明已经有电流了。安装好的灯泡也便亮起来,引起观看的人群一阵欢呼。但是, 以后的问题来了,发电就得放水, 水的损耗量非常大,舟山没有流之不竭的大江大河,一个点灯湾的水库库容量有限, 所蓄之水是非常珍贵的,发电后的水就白白流掉了,以后碰到旱天怎么办?所以只能在丰水期或电网停电时每晚发电2小时左右供村民照明用电。一般情况下都停机。三四年后,一是由于水源不足,另一方面发电机的功率也难以满足整个村的用电量,加之国家电网供电情况也有所好转, 这个小水电站一直停办,从此再也没有恢复发电。现在看起来,干部对于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分析研究原本估计不足。40年后的今天,我撰写此文时,这个水电站破败不堪的废弃厂房犹在,成为见证那个年代历史的遗迹。但不管如何,这是我们舟山群岛农村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小水电站,也是我村“农业学大寨”的一个尝试。

  造“大寨田”

  1973年7月,舟山地区“农业学大寨”经验交流会后,为把“学大寨”运动推向深入,大队党支部要求造“大寨田”,也就是要把那些七零八落、东一块西一块的“山弄田”改造成方方正正、路渠配套的标准“大寨田”,于是一场以平整土地为重点的农田基本建设高潮掀起,一进入农闲季节,男女劳力全部投入修大寨田工程中。

  根据计划方案,从严家和杨家两个自然村开始,用“挖高填低”“小块并大块”原则,把一些高墩田的土挑到低田上,使之联成一块面积更大的田; 至于“小块并大块”, 就是把面积小的田块挖掉田塍,联成大田。这些工作说说简单,做起来不容易。因为所要联的小田块高低不一,首先得测出每块田的高低差异,做好水平标记,将所有田块上的表土层(能栽种庄稼的肥土)挖起来堆放到一起,然后平整田块的“基底层”,高处的填到低处,有的田块土薄,挖掉表土后

  仅为砂石质,为防止漏水还得再用黄泥填上夯实。“基底层”全部完成后,再将堆于一旁的表土覆上,灌上水测试一下水平度和是否有漏水现象,如果水平度达不到要求或者漏水,还得重新平整一番,最后才算完成。

  新造“大寨田”图的是外表好看,所谓“岙连片、田成方、路渠配套”,把一些并不是平原型的田地硬是花费大量人力物力统一搞成“小平原”。1975年上半年,全大队完成了严杨、沈林、张洪3个自然村的“大寨田”工程。根据这3个村

  造田经验,支部提出要求“苦干两年提前建成‘大寨式大队’”, 于当年11月份,在全大队内掀起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大寨田”运动,成立一支由100余名基干民兵组成的“农田基建专业队”, 我所承担的工作除宣传工作老本行外,还得负责日常的管理工作。每天早上几乎会在同一时间里有成千上百的劳动大军涌入工地,得由管理人员在最短的时间里安排分配到指定的劳动地点上去;傍晚收工时,要在同一时间内结算每个生产队当天劳动工程量。这是一项既紧张又受瘟气,而且吃力又不讨好的活。

  “大寨田”共造了5年,投入劳动力10多万工, 这种只图形式、机械照搬照套的“学大寨”方式,非但没有任何成效,而且还破坏了乡村原有的地理风貌,扰乱了生态平衡,造成耕地结构的失调,影响了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除了看上去土地整齐一些,总面积没有增加一分。更为想不到的是,到80年代中期土地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由于本村人均水田面积不到0.5亩,每户只能分到1至2亩水田。前后才不到几年工夫,那些被“小块联成大块”的“大寨田”,重新又 不得不被分割成无数的小块分给每一户。实在是劳民伤财。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县委召开的“农业学大寨”誓师大会上,除了要求在农田、水利设施上大动干戈搞形式主义外,其中还有一个需要狠抓的措施是在社员当中“割资本主义尾巴”,保证“农业学大寨”有个正确的政治目标。这也是“学大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共产主义是个“一大二公”的社会,任何个人拥有的私有财产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为“资本主义”。不割除资本主义,就难以实现共产主义,那怕资本主义只是一个“尾巴”,也得照割不误。所以不但在思想上教育,形式上坚持, 还要从物质上消灭。

  家庭副业、劳力外流、自由贸易都受到极其严格的限制。队里规定:泥水、木匠、竹匠等“五匠”外出干活, 须经生产队批准,并且要向生产队上交工钱再记工,每付1.2元记10分,叫“买工”。

  每月买工的天数,不管你外出几天都不得少于26天。这样一来,如果这个月外出的天数不能保证在26天以上的,工匠们干脆不敢外出揽活了,只能在生产队里混, 这样就牢牢控制了外出搞“资本主义”的人群,“煞住”了资本主义的歪风。我父亲有一手“劁猪阉鸡”的技术,常走门串户为个人所养的禽畜做些阉割手艺,以补充家里的收入。为应付生产队的买工规定,父亲就会先在生产队干满26天,然后利用尚有的几天外出施展手艺,碰到邻居要请我父亲劁猪阉鸡,就只

  能利用早晚出工前进行。所以为了确保出勤天数,父亲不管刮风下雨还是身体不适都得坚持出勤。

  为了限制有小板车的家庭外出搞运输私人赚钱,队里把所有的板车全部收归集体。若有运输活计, 由集体安排劳力去完成,所得收入归队里,个人只记工分。凡个人的自留地上种植经济作物的,只能自食,不准拿到市场上去卖。干部们对社员在自留地上成片种植的西瓜、甘蔗等经济作物特别注意,一旦发现有在市场上出卖的,就会被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和破坏“农业学大寨”对象遭到打击。为有效遏制这种资本主义苗头的出现,1976年初夏,公社、大队干部,分头到各农户的自留地里进行“大检查”, 发现种有西瓜甘蔗等作物,除每户只能留几株自食外, 其余一律拔除。还说这是“拔除资本义复辟的苗”。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大范围内控制劳力外流,保证“学大寨”运动有足够的人力投入。

  (作者单位:舟山市定海区史志办公室)

来源:《足迹》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