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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斯诺访问陕北和目击红军大会师

黄 华
时间:2015-06-12

冒险到陕北

 

    19366月中旬,我已是燕京大学四年级学生,正在准备毕业考试。我很注意红军长征北上的消息,从天津《大公报》范长江的报道中获悉中央红军193510月已到达陕北。进步学生都很高兴。我的室友新西兰研究生詹姆士·贝特兰后来写的文章中曾说到我常告诉他红军北上的消息。我的心头很自然地闪过到陕北去参加红军的遐想。恰巧这时我的老朋友、热情支持和报道一二九运动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答应他的请求,同意他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访问。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他做翻译工作。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加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四年的大学生活,以及同进步同学的交流,使我受益匪浅。当时的问题是时间上有冲突,去陕北就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就拿不到毕业文凭了。但是有机会去陕北参加革命队伍,那张大学文凭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斯诺同我简单地计划了旅程。他先去西安,办好有关包括我这名翻译在内的去苏区的手续后,即按约定的秘语,电告他留在北平的妻子海伦·斯诺,然后我就可以动身,到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同他见面。海伦也是一位才华出众、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作家。

    斯诺很快坐火车离开北平。

    我不露声色,还应付了一堂考试。我请燕京大学的秘书蔡一谔先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张学良将军,证明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来西北考察银行事业,希望各方予以关照。这时我发现手里的钱不足以保证西北之行路费的需要,便找海伦借了30块银元。为避免走漏风声,我直接向中共北平市委的黄敬同志汇报了同斯诺作上述约定的情况。他表示同意。

    斯诺离开北平几天后,海伦通知我说,收到斯诺的电报,您可以动身了。我提了一个小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宿舍内的一切原封未动,也未告诉任何同学和亲友。

    我上了平汉路火车,到郑州转陇海路到达西安,住进鼓楼大街西北大旅社,这是一家中等水平的旅馆。逛书店时,我买到一本刚出版的进步杂志,其中刊登着鲁迅先生193669日写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鲁迅赞扬毛泽东的“各派联合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说:“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

    我如约找到斯诺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这是当时西安唯一的一家较现代化的高级饭店。我敲门后走进房间一看,除了斯诺外还有一位外国人。经斯诺介绍,得知他是美国人乔治·海德姆医生,也是和斯诺一样,经宋庆龄推荐去陕北的。海德姆就是后来因献身苏区和新中国卫生事业而举世闻名的马海德大夫,也是我的终身挚友。斯诺、海德姆和我都是第一次到西安,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刘鼎同志陪同,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当时陕西和西安的政治情况很复杂。这里有张学良统领的东北军和杨虎城领导的西北军部队,也有国民党中央军的特务系统和康泽的别动队。当时张学良是“剿匪”总司令部的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的职权。193510,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同东北军进行过两次交战,东北军损失惨重。经过同中共代表周恩来、李克农的深入交谈,张学良和东北军将领深感中共和红军关于抗日的主张和相关政策十分正确,态度真诚,光明磊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中国的希望,因而佩服之至。从1935年底起,双方前线部队已约定,两军实际停火,互不侵犯。共产党派了叶剑英、邓发等高级军官秘密驻在西安东北军司令部,负责沟通联络工作,穿东北军军服,佩带军衔领章,以便往来于西安和保安之间。

    斯诺一行出发北上后,我一个人留在西安等候。这时,遇到一次政治麻烦。我在西北大旅社住的房间在二楼。一天,有两名自称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人上楼,要强行进入我的房间,看来是要盘问或搜查我。我站在房门口不许他们进来,引用《六法全书》的有关章节说,未经本人同意或不出示官方授权的执行公务的正式文书,他们无权进入我的临时住所,无权搜查。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燕京大学毕业生,此行任务是来考察西北的银行事业。他们问我要见什么人,我说首先要拜见张学良副总司令。谈话中我听口音知道他们都是陕西人,就提到陕西省的有名将军高桂滋,说他的千金是我燕京大学的同学,她这个暑假就要同南京军校的某某先生结婚等等,问他们知道么?他们忙说:“啊!知道知道,原来是自己人,误会,误会,有所冒犯,请原谅。”这时我说,既然是朋友,现在我请你们进来坐,我的衣箱就放在床底下,你们如要搜,请便吧。他们很尴尬地说,不必了,真对不起,请原谅。然后他们就急忙告辞下楼,同守在旅馆门口的两个便衣一起走了。

    刚到西安时,我曾到我认识的一位东北著名的爱国教育家车向忱老先生家拜访,不巧他不在,我给他夫人留下了旅馆的地址。国民党特务来查找我的第二天下午,车老来旅馆看我,我把前一天发生的事告诉了他。他说:“这里很复杂,你不便在西安久留。”他说他会及时把发生的情况转告刘鼎。此后两天,刘鼎和刘向三先后到旅馆来看我,说北上的安排业已就绪。我当晚同旅馆的老板结了账,佯称约了朋友第二天一早去临潼旅游。

    次日清晨,刘向三和东北军一位上校开了一部军车来到旅馆,接我上车。在车上我看到已有王林、徐行和另一位较年长的同志,都穿着东北军军装。我也在出城门之前,在车上换上东北军军装。从西安到延安有300多公里路,我们的车走了两天多。过三原、宜君和洛川时,有军事检查人员问话,由护送我们的东北军上校出面应对。在旅馆住宿时,上校有时找卖唱的歌女进屋点唱歌曲,付费也不寒酸。第三天中午,军车开到肤施(延安)城内的东北军办事处。前面没有公路了,我们同上校握手告别,走出延安北门。刘向三担任向导和指挥。我当时又渴又饿,问他是否可以停下来吃点东西。他说,不行,这里是三不管地段,常有土匪、民团出没袭击。我们沿城外土路北行,赤脚蹚过延河,直奔杨家岭坡上。这时,我们侧后河边有东北军的哨兵喊话:“谁?口令!我要开枪啦!”接着就听见哨兵拉枪栓的响声,但没有射击。刘向三叮嘱我们:“别理他,走我们的,快走。”我们在茂盛的草丛中弯下腰快速爬过山梁。这天下午和夜里,我们走了约30公里路,直奔安塞方向。在进入一条比较开阔的平川后,步伐可以放慢了。我们从延安步行的当天夜里到达了红军的防守地区。此时,我们的心情是多么舒畅啊!我们可以自由地呼吸和大声说话了!

    大概是720日晚上,我们一行到达陕北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白家坪。当晚,李克农和边章五在灯光下询问了我的个人经历和党的组织关系。我很高兴地把一切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我见到了自己早就心怀崇敬的周恩来,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和苏区人民都称呼他周副主席。他蓄着黑里透亮的浓密的络腮胡子,穿着灰布军服,笑着伸手欢迎我们,问我们北平的情况。我简单介绍了平津学生一二九运动和斯诺的情况,把那本紧紧揣在怀里的文学杂志交给他,说里面有鲁迅先生最近发表的那封充满激情和正气的信,请他阅转毛主席。

 

斯诺在陕北苏区的采访

 

    经过一天的行程,到了保安,我兴奋地与斯诺和海德姆重逢,并被安排同他们住在一起。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主席。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写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和王林按约定时间去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对我说,他收到了周恩来转给他的那本杂志,很高兴鲁迅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红军的斗争。他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他在一二九运动之后好久才知道。他说北京的年轻人干得好哇。他当即给我指示,让我在陪斯诺到前线采访的同时,作为白区学生代表,向战士和群众宣传国民党地区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我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访问十五军团的一次联欢会上,我讲了北平学生运动和全国各界人民群众要求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和反对出卖华北五省投降妥协的斗争等情况,说明全国人民的心是站在共产党和红军一边的。

    在保安,斯诺采访毛主席之后,又采访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定了采访计划。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三位老革命是名列前茅的采访对象。在采访洛甫(张闻天)和陆定一时,他们往往直接用英语交谈。洛甫用了4个多小时介绍了我党的理论、政治路线和当前的政策。斯诺同苏区政府外交部负责人李克农和刘晓等几位同志几乎天天见面,斯诺一有事就找克农同志商量。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向斯诺提供了有关红军的各种重要数据,增加了斯诺采访报告的说服力。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男女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在陕北吴起镇即苏区的后勤工厂区和兵工厂所在地,在红军的后勤基地河连湾,斯诺不放过任何机会,采访工人、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了解包括女工待遇和产假等问题,勤奋地做记录。斯诺关于农民和土地革命的问题也一一得到答复。

    8月下旬,斯诺在陕北的采访计划已大体完成,就要出发去红军在宁夏的前线,那里有国民党包括马鸿逵的20多万大军同红军对峙着,战斗频繁。我们去向毛主席告别。斯诺提议给毛主席照一张像。我们走出窑洞,在明亮的阳光下看到毛主席穿的衣服还挺整齐,就是头发比较乱。斯诺就把自己头上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请毛主席戴上。这张照片成为斯诺最得意的作品,后来更是成为中国人民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的毛主席像片。1971年冬,斯诺重病,他的好友玛丽·戴蒙德夫人到他瑞士的家中探望,拍下了他凝视这张照片的镜头。透过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深深地沉浸在对那段往事的回忆中。

    离开保安前,毛主席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毛主席)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的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主席。这样工作三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离开保安去宁夏前线的行军途中,我和斯诺、海德姆三人由一个班的红军骑兵护送。出发前,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给两个外国人各一匹马,给我的是一匹六岁口的温顺的母骡子。它很机警,不喜欢队里的公骡骚扰它,总是紧紧地跟着前面的马队走。一次,我骑在这匹骡子上,正悠闲地观看四周的风景和地貌,忽然前面的骑兵看见一大群黄羊,急忙纵马飞奔,追捕黄羊。我的骡子也紧跟着窜上去,一下子它的肚带给崩断了,我没有提防,还未来得及拉紧缰绳和踏好马蹬,早就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顺着草坡滑了几公尺远,制服胸前五只扣子全都蹭飞了。海德姆连忙过来给我检查,发现我很侥幸一点也没有受伤。由于红军非常珍惜为数很少的子弹,没有人开枪打黄羊,追了一阵就都遗憾地归队了。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红一军团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军团一师师长陈赓、中央军委骑兵团政委兼代团长张爱萍、红一军团一师政委杨成武、二师师长杨得志和二师政委肖华等同志和许多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看到了红军骑兵上千匹体健膘肥的马队阅兵式和表演。最令人感到壮观的是伪装表演,指挥员一声令下,人、马都披上预先做好的用绿叶树枝做成的伪装,一下子人、马都变成一片绿色的田野。斯诺用他的摄影机把这些场面照了下来。斯诺详细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军事战略策略、统一战线方针和措施、俘虏政策、少数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土地革命、婚姻制度、工商业政策和给养情况等等。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他直接了解和面对面采访了近百位红军高中级干部,他们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感受和生动活泼的印象。他看到中国红军的领导人是知识丰富、举止文明、懂得革命理论和政策、善于组织领导和爱护人民群众的英才,完全不是蒋介石所咒骂的“土匪”。红军战士个个都是坚强、团结、守纪律和好学的工农子弟,是满怀革命抗日斗志和乐观精神的年轻人。而最重要的是,他从多方面证实了红军士兵的高昂士气和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真心实意的拥护。

    帮斯诺做翻译,使我有机会接触所有他采访过的领导干部和战士,了解他们苦难的身世,艰险的战斗经历……由于红军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们经常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转危为安。红军指战员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对战胜蒋介石反动集团充满信心;他们胸襟广阔,不只关心当前的斗争,还关心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如西班牙共和派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和埃塞俄比亚塞拉西皇帝反意大利侵略的斗争等;他们有勇有谋,无难不克,他们对中国会打败日本充满信心;他们把人民视同亲人,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而得到人民的热爱拥护。真是军民鱼水情啊!在苏区人民中、在红军战士身上,我的确发现了另一个中国,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我太幸福太高兴了!我更加坚定了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斯诺在采访中非常注重眼见为实的原则,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同时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直到西安事变和1937年初国共关系有所变化,我才改变上述做法。斯诺是一位十分重友情和诚实的人,他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并且忠实履行自己的诺言。他的书在新中国成立后再版时才提到我的参与。顺便提一下,这时,经组织批准,我已不再使用原来王汝梅的名字,而改称黄华。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9月初,在预旺堡地区,斯诺用了近一周的时间随彭德怀和其他首长到前线采访,访问了许多战士、农民和回民。

    有一天晚上,我被安排同左权同志挤住在一个炕上休息。左权是红一方面军的十分优秀的指挥员。他的枕旁总是放着一部电话,随时同彭德怀或陈赓联系,报告敌情和下达命令。他一说完话,放下听筒又能马上入睡。一晚上有四五次这种情况。我赞叹他随时能醒来又能入睡的本领,这必然是身经百战才能锻炼出来的。

    我也从心眼里佩服徐海东和陈赓那样的革命者。他们的传奇故事现在已是广为人知。

    19368月底,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关于我军行动方针的通报,指示一方面军第一军团和第十五军团开赴甘肃南部打下一两个城市,以便迎接朱德总司令带领的四方面军和贺龙、任弼时带领的二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合。此时又得知蒋军嫡系胡宗南部队已经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宝贵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了。

    得知二、四方面军即将到达甘南同一方面军会合,我和马海德当然很想跟随部队去亲眼观看红军三个方面军胜利会师的伟大场面。97,在预旺堡,斯诺要动身回保安了。他同前敌总指挥部的同志们一一道谢握别。现在一起度过十分不寻常的马背生活的三个“赤匪”——斯诺、马海德和我就要分手了。马已备好,随行人员都在等候着。我们3个人相互热烈拥抱,6只手紧紧地叠在一起,像庄严地宣誓:为了新的中国,我们将坚决奋斗!

    要离别了,我对斯诺说,我非常感激他使我有别人无法得到的机会,参与了这次对红军和苏区的采访。我亲自听到中共许多革命领导人、红军干部和战士讲述他们在长征中的英雄事迹,体会他们那种同甘共苦、殊死搏斗的伟大精神。这一切使我看到中华民族的精髓,受到巨大的震动,得到最深刻的教育。斯诺说他很幸运被邀请到红军来采访,他的许多问题得到了解释和答复,他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他感谢我给他的帮助,希望我在红军中快速成长,不要太久再见面。这时,我们都十分激动,眼眶都湿了。终于,斯诺骑上了马。马队出发了,不久就消失在飞扬的尘土中。

    斯诺回到北平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发报道给英美各大报刊,宣传红军的事迹和主张,让全世界知道中国有这样一支思想先进、作风优良、朝气蓬勃、坚决主张反对法西斯和抗日救国的力量。这些报道是当时最轰动的新闻。接着他全身心地投入写书,废寝忘食,对照着笔记、照片和电影片,把在苏区的新鲜见闻整理、构思并打字成书。他感到遗憾的是没能见到还在长征路上率领四方面军北上的红军总司令朱德。这个任务由他的妻子海伦在1937年到延安采访时完成了。

    在北平,欣喜若狂的海伦帮助从陕北归来的丈夫把几十个胶卷交照相馆冲印出来,进行分类,注上日期、地点和人物。斯诺的陕甘宁之行的介绍会和图片展览吸引了许多燕大师生,他们多么想早一点知道关于红军、苏区、毛泽东等等的情况啊!他们认真地听斯诺的介绍,争着看他拍的照片,兴高采烈地展开议论。这时有人提议组织北平学生陕北访问团,去实地亲眼看看。不久,这个访问团真的组成了,共有12位同学参加,其中就有后来担任驻英国大使的柯华同志。他们于19375月到达延安,在那里看到了生活艰苦但朝气蓬勃的红军和群众,所见所闻完全证实了斯诺的采访,他们的革命决心更加坚定了。他们也很意外地在延安看到了一年前在燕京大学失踪的老同学王汝梅,大家十分高兴。

    斯诺的书在1938年被几位留在上海外国租界里的地下党同志译成中文,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如大家所知,为规避国民党政府的新闻检查,书名改为游记式的《西行漫记》。此书在进步知识分子中广泛地秘密传阅,成为一本为读者开拓视野、认识革命,引导人们追求光明的书。成千上万爱国青年读了它以后投笔从戎,不远千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在国外,《红星照耀中国》是第一本由外国记者根据现场采访和照片,以第一手材料写就的关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红军以及苏区人民真实情况的书。这本书在英国出版后一个月内就再版了5,震惊了世界。

 

见证红军三大主力会师

 

    同斯诺分手后,我和马海德骑着骡马跟着陈赓的部队向甘肃南部行军。一路上战士们士气高昂,一天就走了近50公里。北国的深秋将至,陕北吴起镇的被服厂加班加点为艰苦征战而衣衫单薄的二、四方面军战士赶制棉衣裤和鞋帽。受命出迎二、四方面军的战士个个兴奋喜悦,利用休息时间把褪色和打了补丁的军服洗得干干净净,压得平平展展。他们说:“朱总司令要检阅我们了,我们要让他看到我们人人都是那么整洁,那么精神。”

    红军战士都是20岁左右年轻的小伙子,他们平常除了作战、军训以外,就是学习革命理论和上文化课,晚饭后或打球、学唱革命歌曲,或下棋、洗衣服等。个别战士也喜欢养如小猴子、小白鼠之类的宠物。一天,一个战士送给我一只小松鼠,说他要上前线打仗,顾不上照料它了,真舍不得它呀。常言道,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位战士的善良和爱心使我很受感动。

    我们向甘肃南部行军时,一路沿着黄河的一条支流清水河走,它的浅水河沟特别多,往往不到二三百公尺便是一道小河,我们刚脱鞋蹚水过河,没走多远,又得再脱鞋过河。后来我们干脆不穿鞋了。真像当地人所说的,“六十里路脚不干”。

    我们走过甘肃最贫穷的固原地区,有些地方根本不适合人的生存,人烟稀少。那一带河沟里的水是苦涩不堪入口的。我们正渴得难忍的时候,一位红军参谋早已体察我们这些外来人的苦处,掏出一小块糖,我们才勉强喝下了一杯水。

    103,前方传来捷报。原本驻扎在宁夏同心城的一方面军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用两夜的时间疾驰150公里到达甘肃东南部,胜利奇袭会宁城,全歼县城守敌,卓越地完成为迎接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会师创造条件的光荣任务。

    1936109,朱德率领的四方面军同一方面军陈赓率领的部队会师了。陪伴他的有张国焘、徐向前和陈昌浩等领导。朱德骑在马上,穿过红一方面军为欢迎红四方面军搭起的彩门。当他进入红旗招展的会宁城时,站在道路两边的一方面军指战员列队呼喊欢迎口号和鼓掌,尽力抒发他们的欢欣鼓舞的感情。首长进屋后,一、四方面军的同志们一下子疾跑向对方,同战友们热情握手拥抱,互相交换小礼物——自己织的毛衣、袜子、毛手套等等。我和马海德无比兴奋地看着这个热烈、伟大、震撼人心的场面。欢笑声和欢呼声响彻天空,有些战士则大声呼唤某某人的名字,在人群中焦急地寻找老战友。一方面军送给四方面军大量粮食、牛羊、皮张、冬衣……这和大会餐又是十分欢乐的场面。

    当晚,我们被一方面军的参谋带着去见朱总司令。被会师的喜悦环绕着,总司令的心情十分舒畅开朗。他微笑着同我们握手,饶有兴趣地听我俩简单介绍自己的经历和革命志愿。总司令说话和蔼,表示很欢迎我们参加革命。张国焘也在屋子里坐着,似乎在看一份电报,对我们不太经心。

    第二天傍晚在会宁城的文庙前举行的庆祝大会上,陈赓师长代表一方面军致欢迎词,然后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朱德总司令讲话。他宣读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通电并讲话。他的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大意是:红军的胜利会师有力地说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组成的军队,是不怕吃苦、不怕困难、坚持革命到底的部队。红军的长征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锻炼了自己,而且扩大了党的影响,沿途撒下了革命的种子。他特别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指出只有加强全体红军的团结,才能克服一切困难,争取革命的胜利。每个红军战士要顾全大局,要讲革命,要讲团结。一、二、四方面军的同志都是一家人,都是共产党的军队,都是党中央和军委统一领导下的工农红军,都要相互学习,亲密团结,完成革命给我们的一切任务。他的讲话赢得热烈的掌声。在同张国焘分裂中央的错误路线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朱总司令极精彩地总结了这场斗争胜利的要领。毛主席高度评价朱总司令对张国焘的斗争,说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是对朱总司令革命品德最恰当的 概括。

    张国焘也在庆祝大会上讲了话。可是他的表情很不自然,说的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他讲完之后,没有几个人鼓掌。因为四方面军的同志深受张国焘错误的军事指挥之苦,对他自立中央分裂红军的行径日益反感;一方面军的同志们对张的错误早有所闻,自然对他的态度比较冷淡。只是因为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关于坚持原则和团结同志的教导,红军指战员才勉强地称呼这位总政治委员。正如大家知道的,张国焘最终在1938年离开革命队伍,成了一名可耻的逃兵。

    会宁是一个很小的回民聚居的县城,城内没有多少间房。红军一向重视民族团结,严格尊重民族风俗习惯,规定有严格的纪律,官兵都认真执行。会师后,一、四方面军的几千指战员到会宁城外的旷野里露宿。我注意到四方面军的战士衣衫单薄,在陕北赶制的棉衣还不够分配。战士们就背靠背取暖。第二天早上,他们的头发和胡须上都结了一层白霜。但他们说,这比在雪山草地时好过多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大会后,朱总司令、张国焘等转移到彭德怀指挥红军刚打下来的打拉池同彭德怀会面。之后朱总司令即向陕北方向进发。我们都明白,红军还有许多严峻的任务需要完成,而总司令更是急于要见到毛主席。我和马海德跟着红一师的部队离开会宁城向东行进,准备到另一个刚被红军攻占的城镇迎接二方面军。

    一天,我和马海德骑着马,跟在红军队伍后面行军,那时天色已晚,我们忽然发现自己掉队了,原来一起奔跑的人马不见了踪影。前面是三岔路口,我们下马察看,三条岔路的人马脚印都差不多。我们想,糟了,找不着队伍怎么办呢?我们又觉得肚子很饿,就到路旁的一个大宅院敲门进去,里面一个人也没有。我们进到厨房,看见缸里有一点面粉。我又找到水,拿着水和面请马海德生火烧水。但他是个洋博士,哪会生中国西北的土灶啊。我很快把灶生着,煮了面疙瘩汤。我们吃罢,骑上马也不知朝哪里走才好。正发愁时,前面传来急速的马蹄声,原来是走在前面的红军参谋发现我们没有跟上,生怕马海德这个洋人出事,赶忙回来找。他们严肃地说,你们千万要跟上队伍,不要出危险,周围都是敌人的部队!

    1022,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及二军团到达将台堡,与一方面军一军团及二师在将台堡胜利会师。至此,红军的三个方面军全部胜利会合,红军的总兵力达3万多人。红一军团代军团长左权、政委聂荣臻、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一师师长陈赓、二师师长杨得志和政委肖华同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刘伯承、萧克和关向应以及第六军团政委王震热烈握手,两个方面军的战士尽情欢呼,高声谈笑,召开了盛大的联欢会,再次宣读了党中央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的通电。一方面军赠送二方面军以十分丰厚的礼物:大量的粮食、牛羊、冬衣、皮张,还有几架缝纫机。将台堡这个小镇沉浸在无比兴奋之中。根据红军领导的指示,我和马海德随二方面军司令部向陕北保安方向行进。

    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意味着红军的力量因会合统一而极大地增强;意味着红军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进入了抗日的前沿阵地;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国民党改变内战和不抗日的政策有了更强的实力基础。大会师的伟大场面,对我心灵的震撼是如此强烈和巨大,使我始终怀念,永生 不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使蒋介石大为恐慌。他下令集中五个军共十几个师的兵力由西、南方向向红军进击。红军三个方面军的部队也在中央的统一指挥下向陕北苏区靠拢,准备寻找战机,打击来势汹汹的胡宗南军队。

    蒋介石每天派许多架次飞机到红军部队上空侦察、投弹和扫射。离开将台堡后,我们跟随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的部队向东行进,晚上在一个村子里休息。行军一天的战士们已很疲劳,在吃了粥之后,躺下睡觉。还不到一小时的功夫,一名东北军的侦察员跨过警戒线到二方面军司令部送来情报说,胡宗南部集结五六个师准备拂晓进攻。参谋长李达为了让战士们多休息一会儿,舍不得立刻叫醒。几分钟后,总指挥贺龙得知此报告,大发雷霆,命令部队紧急集合,立即出发。

    果然,我们走出一个多小时,天刚亮些,几架敌机就对我军狂轰滥炸。后面枪声大作。听得出来是我方已大规模地狙击进攻的敌军主力了。由于我们有了准备,进行了隐蔽,只损失了少数人员和马匹。我和马海德把我们的牲口让给伤员骑坐。当天傍晚听说率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人员行军的中央军委参谋长刘伯承臀部被弹片击伤,正被担架抬往宿营地。

    在敌机轰炸后,我和马海德沿着一条浅沟快步行进。在一个较隐蔽的拐弯处看见任弼时坐在一块石头上,他的马受了伤,肚皮上滋出一滴滴的鲜血。我们再向前走了一段路,看到一名受伤的炊事员,背上背着一口铁锅,嘴里一阵阵吐出黄水,还在挣扎着吃力地行走。我们赶忙帮他把锅卸下,发现铁锅上被炸弹片打穿了一个小洞,弹片穿过铁锅,击到了他的胃部,他受了伤。他说,他不能没有锅,到宿营地还要给一班人做饭哩。我们劝他先坐下来休息,一会有收容队来带他回队。老炊事员忠于职责的崇高精神使我肃然起敬,心里又十分酸楚。这就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啊!这时又遇到一个年轻军人,是个连长,他的膝部受了重伤,血流如注,走不了路。我马上把牲口牵来,让勤务兵扶他上马,带他去医疗站。那天晚上我走到宿营地时,发现马搭子里的被子染上了不少鲜血,还没有干。马海德的马也给另外一名伤员骑过。

    在行军途中,红军布置阵地,准备打个漂亮的歼灭战,重创胡宗南部。我们同廖承志、刘绍文、朱光和一位由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电报译电员组成一个小组,随二方面军行动。那位报务员的名字我忘了,因为他非常熟悉新闻和商务电报密码,译电报时根本不用核查,因此大家喊他“本子”,从来不叫他的名字。

    有一天大清早,我到屋外的空旷地锻炼,看到约5公里地以外远处的运输部队遭到敌人飞机投炸弹空袭。我站了一会儿,正要回屋,忽然注意到一架敌机向我这边飞来。当时我的头上带着一顶航空员的风镜帽,是不久前聂荣臻政委给我的。可能是皮帽上那对玻璃眼镜在清晨阳光下发出强烈反光,使敌机认为这是红军的重要人物,便俯冲下来向我扫射。我早已卧倒在一堵两尺高的矮土墙后面,没有受伤。不料,敌机飞过去后立刻又掉头飞了回来,继续扫射,我急忙跳到矮墙的另一面躺下,敌机又打了一梭子弹。这样周旋两次后,我趁敌机刚飞过去,飞快地跑到二十公尺以外一个住宅院子的门洞里,紧靠厚厚的砖墙同敌机玩起了捉迷藏。敌机来回扫射好几趟,但没有投炸弹,可能因刚才轰炸运输队用光了。因为找不到目标,敌机没趣地飞走了。我回到屋子里,廖承志同志抓住我的手臂说:“好险呀!吓得够呛吧?”我说:“不,要是我有支步枪,准能把它打下来。它飞得太低了,那个王八蛋飞得那么低,我连他的脸孔都看得清清楚楚,真欺负人呐!

    为粉碎胡宗南部队企图消灭红军的阴谋,1118,三个方面军的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联名发出动员令,号召红军指战员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作为三个方面军会师和西北苏区向全苏区人民的献礼。周恩来已由保安赶来前线,代表中央热烈欢迎二、四方面军,并在山城堡同彭德怀、任弼时、林育英等共同制定山城堡战役部署。

1121日至22,在朱德、周恩来和彭德怀的共同指挥下,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二方面军第二军团、第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团等部队,在距离保安以西三百公里的甘肃环县山城堡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精锐团。胡宗南部溃退,陕甘宁苏区得以巩固下来。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由此胜利结束。

    大约在11月中旬,我和马海德随一部分部队到达了党中央和红军总部所在地保安。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卫生部顾问,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红军总部下属的后方司令部,任英文翻译。这时我得知斯诺已平安回到北平,开始他的写作,我心里十分欣慰,期待着他的书早日问世。

    西安事变后不久,东北军集中到西安一带,准备抵抗胡宗南部队的进攻,红军也南下到西安附近准备支援东北军。东北军主动撤出陕北地区,由红军接防。中共中央和军委总部于1937113日从保安移至延安,我随中央机关到了延安,住在城东门内教堂对面传教士住过的房子里。

    延安在两千年前的秦朝即已设制,是陕北屏蔽关中、防御北方游牧民族侵扰的军事重镇,交通较发达,东邻晋西,西联宁甘。矗立在城东南的唐代九级古塔是延安的标志性建筑。中共中央和红军司令部的进驻,使延安成为中国革命力量的中央所在地、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首府。它像一颗红星,引导千千万万爱国青年奔向抗日前线,走上革命道路。

 

来源:《中国共产党口述史料丛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