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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南游击根据地生活漫记

王 晋
时间:2014-11-02
  解放战争时期,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一大批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为了共产主义理想,毅然终止学(职)业,割舍亲情,告别热恋对象,冒着被国民党特务捕杀的危险,通过地下秘密交通线投奔浙南游击区。解放战争时期,包括浙南地区青年学生,一共有1000余人。

  

  1947520,上海、杭州等地大专院校6000学生聚集南京,举行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示威大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白色恐怖笼罩石头城。南京地下革命组织“新青”负责人遭到国民党特务搜捕,我和一批“新青”成员随即转移,打算前往解放区。

  周西是南京剧专“新青”小组负责人(抗日战争时期入党),毕业后在《南京人报》任职。他通过报社温籍编辑吴君习与浙南党组织取得联系,由浙南特委上海支部吴文达前往南京,商定第一批由我、王苇、吴疆3人先行,周西率剧专一批学生后走。

  我们抵达上海,吴文达代买船票,告知温州地下交通站地址,发出“运去棉纱三件”密语电报。到达温州后,住在陈田涛家张府基宅院里,其父曾任国民党永嘉县党部书记长,地下交通站设在他的家里,是敌特万万想不到的。由于国民党军队“清乡”,封锁交通要道,我们在温州住了十多天,地下党城区负责人陈雄和黄世寅前来看望,送来生活费和水果,后随交通员乘舴艋小舟前往游击区。经过两天三晚爬山越岭,先到永嘉县委,再到特委宣传部,最后到达浙南特委机关。

  1948年春节过后,周西率张丰、严子璇、朱葆新、刘慕琮等剧专学生和周显煜来到浙南特委机关,他们都是“新青”成员或与“新青”关系密切,同行的还有《南京人报》编辑吴君习夫妇。为掩护身份,张丰穿着黄色军装,女同学扮作时髦小姐。到温州后,由庆年坊17号地下交通站黄世寅接待,再由交通员带领进山。特委机关举行欢迎会,剧专学生表演文艺节目。

  以后,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刘国只身进山,满口四川话,生有络缌鬍,行为大大咧咧,他是学校水利系学生代表大会常设委员,著名的学运闯将,出刊《毁灭》壁报,以锐利的笔触,揭露和鞭挞国民党反动统治;在游行示威中,他站在前列,带头冲破警棍、水龙头和枪弹的阻挡,成为特务捕杀的主要目标。为了他的安全,学校地下党将其输送到游击区。接着,南京中央大学学生张建中、张亚中、陈干3人相偕进山。他们都是地下党员、学运骨干,通过华东局将党的组织关系转到浙南特委。

  在此前后,还有几批外地青年学生陆续进山。其中有上海同济、复旦、暨南、新专等大专院校的杨前坤、葛俊、蔡南星、张扩夫、曾启光、李元勋、王健民、陈文建、危建贤、贺亚西等人,还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林大夏,毕业于育才学校的彭英、冯鸿甲、赵建文,以及来自其他城市的赵叔铭(“新青”成员、苏州社会学院学生)、夏伊中、杨耐冬、褚子培、刘天时、玉平章等人。解放前夕,浙江大学有几名学生进山,其中多数人进山后又离开。

  杨前坤是学校学生自治会主席、又是排球健将,参加校外比赛时,每次都有一批同学保护,以防遭到特务的迫害;进山后,胃病严重,凭藉华侨身份前往香港治病,他动员两名医师到浙南游击区服务。直到温州解放,还滞留香港,后转道天津返回浙南。

  同一时期,乐清中心县委和有关县委也先后吸纳了一批来自上海等城市大专院校的徐立、陈赞鼎、周铣华、茅静芳等外地青年学生。

  中共浙南特委上海支部江钊、吴文达、陈宣崇、周申生,还有南京中央大学地下党员陈秀兰,温州地区地下党员陈雄、黄世寅、陈田涛和负责接待外地青年的有关同志,不畏风险,为建立一条秘密交通线,吸纳和输送外地青年进入浙南游击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外地知识青年进山,给浙南游击区增添了新的力量。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考察,他们都走上工作和战斗岗位,一部分人留在特委机关,大多数人分配到各个县委和部队,从事文职类工作,有的人则参加武装斗争。

  我和刘国等人分配到永嘉县委,起先编组在青年班,班长是陈宣崇和吴文达,成员先后有20余人,大多数是外地人。刘国名气大,受到大家的尊敬。张丰在校是学编剧的,每天捧着厚本《列宁主义问题》,喜欢引经据典。严子璇,抗战时期入党,多才多艺,因扮演“珍妃”而轰动全校。湖北籍青年彭英,毕业于育才学校和中央海军训练团一期,是由上海地下党输送进山的。陈干当过学生会主席,一心想当红色画家。

  青年班主要任务是学习,过去在白区要冒很大风险才能看到一些进步报刊,现在可以直接读到毛泽东著作及党内文件,大家学习兴致很高,积极发言,在学习讨论中争论十分激烈,双方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又大。县委机关警卫战士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反映说:“青年班天天吵架”。

  其实,当时大家都比较幼稚,认识也比较片面。例如,陈干崇拜国际著名画家华卡索,称其所画《和平鸽》是反对战争、促进世界和平的伟大作品。该作品创作于1940年,曾被世界保卫和平大会采用。可是,当时在争论中却被人指责《和平鸽》起了麻痹人民斗志的坏作用。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大家提高了革命觉悟,加深了对革命形势和党的政策的了解,增强了革命胜利的信心。

  当时敌强我弱,敌人不断进山围剿,为了防备敌人,三天两头要转移驻地,在永嘉、瑞安、青田三县边界地区游动,每次夜行军三五十里,背着全副家当,在崎岖险峻的小道上摸黑行走,眼睛近视的人跌下梯坡、溪坑则是常有的事,永嘉县委机关一名干部在夜行军中摔死。游击区非常艰苦,长年吃芥菜、竹笋、马铃薯、臭腌菜,缺少换洗衣裤,没有地方洗澡,身上虱子较多。但是没有人气馁,更没有怨言,大家都努力把自己磨练成够格的游击队员。

  1948年整风,查家庭出身、查个人历史、查社会关系。外地青年被列为重点进行审查,经过几个人交待、众人查问、反复多次,直到没有质疑,才由组织作出书面结论。由于“左”倾错误思潮的影响,在整风审查中误杀了吴君习同志。

  整风审查结束,县委青年班成员都走上工作岗位,严子璇等人调回特委机关,刘国、彭英分到部队担任文化指导员,我和张丰、褚子培等人分配在县委宣传股工作。当时宣传工作的任务,一是分发和翻印特委《浙南周报》,二是自行编印宣传资料,三是编印部队战士文化教材,四是用大幅布料绘制《解放战争形势图》。

  解放战争进展神速,捷报频传。从事宣传工作的人员日夜忙碌,用最快的速度,把新华社发布的每一个胜利捷报,编印传送出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顾不上休息,睡眠很少。夜晚别人进入梦乡,唯有宣传部门还亮着灯光。

  国民党崩溃的速度,比人们预料的还要快。新华社评论:只需一年左右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眼看革命即将胜利,大家都沉浸在无比的激动和兴奋之中。

  我们绘制的大幅解放战争形势图,几乎要天天修改。插着红旗的城市愈来愈多,涂着红色颜料的区域迅速扩大,小块变大块,块块相连,东北一片红,华北一片红,长江以北一片红。这幅一目了然的解放战争形势图,每到一个驻地,都悬挂起来,干部、战士和群众围着观看,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败局己定。但是,敌人是不甘心先败的,还要作垂死挣扎。1949年春节过后,县委机关在田塘头驻地遭到敌军600余人的袭击,牺牲了7名战士。不久,解放大军渡过长江,国民党反动政权土崩瓦解,温州和平解放。

  

  进入城市后,熟悉城市生活,具有大专、中等学历,又经过白区斗争和游击战争锻炼的外地青年干部,成为接管城市的骨干力量。此后,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岗位上担负着重要职责,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解放后,葛俊(又名许敖西)任军管会下属接管委员会副主任,负责城市接管工作,市政府成立后任工商科长,后重返学校读书,毕业后曾任上海江南造船厂副厂长、总工程师。蔡南星出任官僚资本接管组组长,负责接管海关、招商局。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冒险冲破国民党海上封锁线,到上海向华东财委汇报,从杭州首运人民币来温,取代旧币。后又在温州专区支前委员会任职,负责组织船只和民工,支援部队解放沿海岛屿。此后,一直从事财政经济工作,曾任市计委副主任、省建材局党委书记、省府驻厦门办事处主任等职。刘国率部进城时任政治教导员,市政府成立时任秘书科副科长,后任市委调研室负责人、市财委办公室主任、市府统计科长。1953年到人民大学深造,毕业后调到东北参加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另一四川籍干部王健民,长期做统战工作,曾任中央统战部办公室主任、新疆自治区革委会办公厅主任。陈文建进城后不久,返回同济大学继续学业,后在某大学担任领导职务。林大夏擅长地理学,进城不久调到杭州大学担任教授。张建中、张亚中、陈干、张扩夫、杨前坤、周西、严子璇、刘慕琮、周显煜等人较早调到省级单位或其他地区担任重要职责。彭英、王苇进城时是政治教导员,长期在部队任职。与我一同来温的吴疆,曾任泰顺人民银行首任行长。

  

  时光流逝,转眼过了60多年。在这漫长的历史征途中,他们经历过多少次政治运动,多少次经济建设高潮,有成功的喜悦,有遭受挫折的伤痛。“文化大革命”中则有更多的人受到诬陷和迫害。他们蒙冤受辱,在逆境中生存,仍然坚守年青时树立的理想和信念。获得平反昭雪后,无怨无悔,不计个人得失,继续为党的事业拼搏,展现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他们豁达、乐观,谈起不愉快的往事一笑置之。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亮芸芸众生。“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帖最强力的清醒剂,使人们认清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及所造成的严重危害。粉碎“四人帮”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终于迎来了中华盛世。如今他们都已进入耄耋之年,不少人已经作古,但峥嵘往事没有被时光磨灭,在人们的记忆中依然闪闪发光。

   

来源:《温州史志》 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