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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经历的黄岩农村人民公社从建立到解体情况的回忆

叶明照
时间:2014-10-12

19589月,在党中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 原黄岩县农村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面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组织。 虽然这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尝试。 但由于其指导方针从根本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这一性质的规律。 因此,人民公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党中央觉察后,对人民公社的体制与经济政策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整,1961年又继续进行调整,1983年又把政社分开,解除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摘除了人民公社的牌子,恢复了乡人民政府,建立了村委会组织。

 

一、建立农村人民公社

 

19588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820日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写道: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因此,它成了当年农村的“新生事物”。

9月,中共黄岩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按一乡或数乡一社的指导思想进行成立农村人民公社的试点。 当时进行试点的有西江和潮济乡2个公社。 西江人民公社由孝友、焦坑2个乡、2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98日召开隆重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 《人民公社的章程》,选举了公社领导班子,还进行了大游行。潮济人民公社于91日开始筹备,12日建成。 这个社属半山区,有34个行政村,65个自然村, 9个高级社合并,方圆十余华里,共2315户,9319 人,12050 地,1800多亩山林。

西江人民公社成立后不到一个星期和潮济人民公社成立后的第3天,915日,县委又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以及每个公社六、七千户,2万户左“右也不反对”的精神,又作出以区为单位建立大公社的决定。 规划全县共建立10个人民公社。 其中三甲区、金清区、新桥区、头陀区、院桥区、乌岩区、宁溪区各办一个公社,桐屿区同路桥镇合并,洪家区同海门区合并,澄江区同城关镇合并(包括西江人民公社)。

919日,县委召开有2000多人参加的县、区、乡、社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 会议中心是解决所谓共产主义思想问题, 并宣布了县委大办人民公社的 (规划)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会后,全县组织共5万多人的宣传队伍, 对大办人民公社及其前景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经过宣传发动, 广大干部社员群众对办人民公社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远远超过了合作化运动。 当时的口号 “共产主义是天堂,办好公社就能上。”到处是一片口号声、欢呼声。 澄江人民公社焦坑大队的社员写道:

公社好似红太阳,照得人人心更亮,锣鼓喧天冲九宵,社员干劲比天高,全民实行军事化,吓死美国狗强盗,号角吹响社员到,工农并举齐飞跃,松兴(地名)土炉遍地立,流出铁水象洪暴,斗大桔果满树挂,密植晚稻似高梁,男女老少齐欢笑,幸福生活胜天堂,饮水思源共产党,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由于当时全县各级对大办人民公社的好处和前景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宣传, 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他们完全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组织人民公社更会给他们带来好处。 经过宣传发动, 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办人民公社的决心书, 在短短的几天中,全县共写有20多万份。 平田乡广大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跑山路来回60多里路, 到区里送申请书

要求办人民公社。 929日,全县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总农户180112 户全部加入了人民公社。 最大的澄江人民公社规模32366户, 最小的宁溪 公社8525户,其余都在1万至2万户。

当时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 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 而且实行 四社合一”,即“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 并将国家在当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统统下放给公社管理。 因此,公社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不仅要管党、管政权、管工农业生产,还要直接管理社员的生活。

人民公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如路桥人民公社,从1958年冬季成立时就搞了“一平二调”,全公社共平调土地2166亩,房屋3790间,劳动力173万工,现金1708万元,粮食9万斤,耕牛864头,生猪4354头,抽水机47台,农具50230件,家具24820多件。 这个社的金洋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记载, 这个队自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几年时间中, “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该队共刮了六阵,带来了6次的大破坏。 广大社员反映:“共产风刮到房屋要拆倒,刮到田里长青草,刮到山上树砍光,刮到牧场猪死光,刮到分配收入少,刮到‘三包’都拉倒,刮得群众心死掉”。 全队640只鸡鸭,3天就杀了610只。 后由于生活困难,80%的社员拆屋料卖,家家户户劈桌凳当柴烧,共破坏了家具4500多件,全队3065件大小农具,损失1859件,饿死耕牛一头,21亩耕地 “三统三放”, 荒了三四个月, 以上几项每户经济损失近百元,粮食亩产从1957年的792斤,降到1960年亩产只有540斤。

这六阵风是:第一阵风,人民公社成立后,1958年大办钢铁,建小高炉,每户献砖50块,为此,全队376只锅灶一夜拆光,还拆了三座砖墙,挖掉160座坟墓。 该队被无代价调去劳动力1650工;6匹马力抽水机、烘干机各一台。 钢铁炼不出来,结果要每户献铁5斤。 为此又敲破铁锅92口, 拔窗户铁栅的62户, 敲碎铜壶腊器500多件,铜火炉110个,银镯子60付。 第二阵风, 公社成立初期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 无代价平调劳动力2095工,统去资金8000元,拆去房屋5间,稻草5万斤,生猪156头。 第三阵风,1959年大搞工具改革,又统去劳动力300工,水车2部,稻船5只,房屋7间,其它物资210件。 第四阵风,大办食堂,抽去劳动力20个,统去房屋4间,生猪7头,稻桶5口,豆腐桶1只,木桶7只,淘锅3口,砻二台,俱桌11张,碗、锹、秤等200多件,21亩自留地连地带菜全部归食堂。第五阵风,1960年夏收翻晒稻谷大集中, 生产队把各小队的工具全部统去,减少120多件。 第六阵风,1960年底,生产队造大楼,拆掉民房4间,祠堂7间,砍大树15株,花去劳动力900多工,社员称它是“败家楼”。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劳动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 实行供给制就是指“吃饭不要钱”。 工资制就是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每月发给工资 (全县各公社仅发过几个月)。 县委合作部19581229日在路桥公社马铺大队搞过八级工资制的试点。 14岁—65岁的男女社员搞了工资等级的评议,全队323个劳动力评定的结果是:一级的占2%;二级占8%;三级占13.5%;四级占15%;五级占11%;六级占17.5%;七级占12.9%;八级占10.5%

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1958年秋收以后,由生产队统一办食堂,粮食由生产队统一贮藏,一律不分到户,食堂供应饭菜,这样的食堂被称为“共产主义食堂”。 全面号召社员毁灶打锅,在粮食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当时全县共办公共食堂4982个, 被认为体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 乌岩人民公社就伙食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发动社员群众大辩论, 全公社贴出6000多张大字报。 当时大家认为“吃饭不要钱,好处说不完”,办公共食堂有六大优越性: ①能保证每个人的吃饭问题,个人永远不会愁;②调动劳动积极性,保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的实现;③彻底斩断资本主义道路, 消灭粮食黑市交易; ④促进家庭和睦团结;⑤消灭超支欠款;⑥分配手续简便。 他们的讨论,县农工部向全县各地发了通报。

由于生产没有搞好, 食堂管理不善,用粮无计划,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广大社员意见纷纷,导致食堂难以维持。 1959年春天,县委发动对公共食堂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 社员群众用粮办法也作了改变,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买饭,节约归己”的原则。 但不管怎样整顿和改变用粮办法, 广大社员尤其是一些老年社员,一直持反对态度。

1960318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下达后,县委研究于51418日召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食堂主任、保管员、供销部书记和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1833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会上组织澄江、宁溪、乌岩等10个人民公社中的药山、 康山等12个生产队党支部就“办好公共食堂”向全县各公共食堂发出倡议书。 然后县委又在会上作出 《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决定》,发给公社、大队, 上报地、 省委。 决定的内容大体是: 一是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食堂的领导;二是公社、大队和县级机关干部下乡, 一律参加食堂用膳;三是食堂应建立蔬菜基地;四是实行炊具机械化, 提高劳动效率; 五是食堂管理人员要廉洁奉公;六是建立食堂管理制度,实行单独核算;七是实行计划用粮;八是做到饭菜多样化, 全县除粮食供给制外, 要求扩大供给制部份的,应在“七一”、“八一”前实行伙食供给制;九是食堂讲究卫生,消灭“四害”;十是以公共食堂为中心,建立好洗衣组、妇产院等集体服务事业。 此外,县委还对农村公共食堂严禁贪污、多占,不准克扣社员饭票, 食堂工作人员应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 国家供应的物资一律到食堂, 干部和社员同等享受等制定了八项守则, 并在会上作了宣布。 会后即521日,县委将《办好农村公共食堂十项决定》和《公共食堂的八项守则》向公社、大队下达了正式文件,上报地、省委。

虽然县委对办好公共食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缺粮、缺钱,不少食堂自动垮台。

人民公社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 大小劳动力归集体,被编成“三军”, 即专搞协作的野战军,专搞田间管理的地方军和专搞生产、生活的后勤军,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 全县办起托儿所2560个,幼儿园1578个,让广大妇女一起落田, 3万多人投入大办工业、大办钢铁。 仅一个半月,全县就建起土法炼钢的小高炉313个。

 

二、 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的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

党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滋长着各种错误倾向已有觉察。 1959227日至35日, 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纠正这个问题。 毛泽东作了讲话,并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 (草案)》, 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3月中旬,县委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派出工作组去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行 调整公社体制“下放权力”的试点。 经过干部社员的民主讨论, 孝友管理区16个生产队,1个专业队, 调整合并为16个生产队; 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搞公社统一核算,深受社员群众拥护。 322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的万余人大会,大张旗鼓地学习贯彻郑州会议精神,介绍了孝友乡的试点经验,然后根据中央粮食和孝友管理区的试点经验,结合黄岩的实际,县委就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达了意见。 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一般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单位为宜; 现有的生产队也尽量不要变动; 在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后, 进行定领导人员、定劳动组织、定生产任务、定分配计划,定劳动报酬形式。

经过整顿, 全县的公社体制作了一次初步调整, 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后为 636 个,164036户,每队平均258户。

426日,为了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 加强对人民公社清账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报请地委批准,成立了算账领导小组。53日,县委又印发《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区算账经验总结》材料,要求各地参照他们的经验,认认真真地做好算账工作, 同时指出: 算账的重点应放在各级机关“单位的平调、 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和食堂账目上”。 孝友管理区经过算账公布于众。 管理区应付给生产队现金4080元, 应退还房屋85间,租用25间。 管理区算账后召开干部社员会,又着重解决生产队干部经济问题,297个生产队以上干部,有贪污行为的59人,贪污1610 元, 支挪用的154 人,计3200元。 并同时核实了收入产量。全管理区14个生产队并有12个生产队搞了补充分配, 计现金2.9万元。 汇江生产队每户分27元,退还社员房屋320间,家具510件,损坏赔款1.9万元。

68日,县委根据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关于 《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县委发出了《关于加强生产小队经营管理的意见》。 生产小队规模不宜过大,一般以29户左右和2030个劳动力,小队下面可设临时作业组;把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实行“四固定”, 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生产队对小队进行包产, 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除10%作为生产队积累外,其余归小队自己分配;生产队安排种植面积,留出35%给小队自行安排, 包成本有节余也归小队所有; 小队有权经营副业生产等作了8条规定。

618日,县委公布了全县国家、公社、生产队之间的算账工作情况。 全县724个生产队,已结束的419个,基本结束的266个,正在进行的239个。 全县共应兑现的资金8053876元,其中属于1959年应分而未分给社员的133万元,算出粮食347万斤, 都进行了补充分配,各级无代价平调的房屋、家俱等物资也都作了兑现。 实物归还的106851件, 折价和租用的268342件。从而初步纠正了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

7月, 县委根据429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关于纠正包产指标过高,合理密植和讲真话等指示精神, 就如何解决农民积极性问题, 在路桥人民公社松塘生产队进行了调查研究。 然后遵照毛泽东要讲真话的指示, 以县委名义起草写了 《关于农民积极性问题的调查报告》, 上报地委、省委、上海局,发至全县各公社党委、县委常委、各部长。 调查报告的中心内容, 是反映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及其原因。 根据社员群众反映:办人民公社以后,增产没增收,增产没多吃,生产没有自主权,合作化步步高,社员收入年年少,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

19598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 8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八次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的两个文件下达后,上海局认为:中共黄岩县委写的《关于农民积极性的调查报告》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错误材料,应加以批判。 因此,中共浙江省委要求黄岩县委作检讨。 于是,县委于825日写出书面检讨报告,并请求给以处分。 同时,县委主要负责人在扩大会议上作了公开检讨,并收回了原发的文件。 接着全县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和批判“人民公社办糟了”的错误说法。 通过“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和开展对“落后队”的改造,又造成了对一批干部的错误处理,同时,再一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使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减产减收,加上自然灾害,导致 “三年困难时期”。 黄岩全县出现了一大批病、饿、逃荒之人。 1960年底统计,全县患浮肿病的近万人, 妇女闭经万余人, 小儿营养不良症状达3000人。 1961人全县粮食亩产由1958 年的802 斤减产到只有 654斤,总产减1330万斤;社员口粮由1958459斤降到361斤; 经济收入也大大减少, 社员群众的生活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也有的社员为了维持生活, 拆屋卖家俱。 如:新桥人民公社,1958年办人民公社这年粮食亩产818斤,1959 年亩产下降到 777 1960年只有700斤;社员口粮1958年人均450斤,1959331斤,1960337斤;社员经济收入1957年每户 196 1958122 1959 114元, 1960年下降到只有107元。 这个社的洪湖大队,原是省畜牧劳模队,1957年全队养猪 5932头, 196011月养猪只有1854头,下降3倍以上。 新桥大队的金大田生产队,由于生产没搞好,社员生活极度困难,全队有80%的社员拆屋料出卖, 出卖和当柴烧的家俱有72879件, 占总数1/4以上。

竹箩等农具损失63667件,占总数1/3以上,全队饿成重病的80人。 贫农罗中汉一家5口, 3人饿病死去。

 

第二次调整——

在面临困难的关键时刻,从1960年下半年起, 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有关政策实行调整。 98日,中共中央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 “农村保证留足基本口粮,节约备荒,包产指标必须落实,留足自留地”等10项政策。

黄岩县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调整的决定,努力消除“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 从适应农业生产力出发调整生产关系, 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加强农业第一线。 因此,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031日,联系黄岩的实际,县委对农村人民公社也相应作出“坚持队为基础,公社三级所有”的决定;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部分最多不超过社员分配总数的40%;粮食产量要根据过秤入库的实际产量安排三者关系;加强计划管理,合理使用劳动力;严格执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等10项具体政策。

1961120日,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进行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 一切从实际出发”。 3月,又下达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

黄岩县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围绕“八字方针”进行了认真的整改,一项一项抓好落实。

第一, 解散了公共食堂。 1961年春天, 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已经垮台停办, 就怕上级不允许而没有公开宣布解散, 但实际只留下个空架子。 有许多善后的工作,包括帐目尚未结算,干部社员在等待观望上级的态度。 但仍有一部分食堂在勉强地维持。 县委对此进行了认真的调查, 广泛听取干部社员群众的意见,于56日写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报地、省委。 鉴于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 对已经停办的公共食堂做好善后工作,处理好有关政策,算清账目公布于众。 目前尚在办的,是否继续办与不办,由社员群众讨论作主。 5月,全县2980个公共食堂全部解散。

第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 为了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县委根据1960619日中共中央下达的12条指示精神及公社工作条例60条, 经认真研究后,于1961614日下达了《关于当前算账退赔意见的通知》,提出了6条具体意见。 据路桥公社在算账退赔中的调查, 这个公社从1958年至1960年比较大的平调搞过6次。 全社平调土地2166亩,房屋3790间,劳动力17.3万工,现金17.6万元,粮食9万斤,耕牛864头,生猪4354头, 抽水机47台,农具50230件,家具24820件,均作了退赔。

第三,调整公社体制和政策。到1962年底,全县77个公社,1089个大队,10450个生产队, 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有976个大队9395个生产队,还有113个生产大队1055 个生产队仍属大队核算,大队对生产队实行 “三包一奖”的办法。 新体制落实后,对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实行“四固定”,规定至少30年不变的政策,明确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各级都不得无偿调用。 生产队在生产和分配上享有自主权, 大队对生产队进行定包产量, 定完成国家任务和上交积累, 超产超收归队所有, 鼓励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 社员重新按土地比例(57%左右)分得自留地、自留桔、自留山。 社员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外, 还能经营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其它副业生产, 因此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 不少生产队还发动社员制订兴家立业计划。

第四, 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15月,通过清理,共清理出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31561人, 其中县属工业951人,社办工业10333人,交通建筑871人,财贸系统2990人,文教卫生系统2283 人,干部职工家属1617人,五类分子1946人, 其它1511人,加上工业、商业等战线搞了精简下放, 全县共有6000人被精简下放农村。 同时,从生产队内部调剂搞农业的劳力12439人,共增加农业劳动力4.4万人,全县参加搞农业的劳动力共236119人,占总劳动力的80.7%,其中从事搞粮食生产的有85023人,占总劳动力的63.2%,恢复到了1957年的水平。

第五,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发放社会救济, 帮助社员群众解决困难。 由于“五风”和三年自然灾害, 严重挫伤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 给工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严重的减产减收, 给人民群众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1960年底, 全县拨出救济款36.45万元和5万元疾病治疗费;19617月,国家又减免粮食征购1561万斤,拨出粮食830万斤,发动群众上山下乡采集数百万斤的代食品, 又发放社会救济39.8万元,抚优补助9.5万元, 帮助社员群众渡过了困难,到年底,社员群众害的浮肿病、妇女闭经、儿童营养不良症已基本治愈。

此外, 县委还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确定了农轻重的顺序,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 稳定农村形势, 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 农村各行业在曲折徘徊中恢复与发展。1961年全县粮食亩产由1958802斤减到654斤,到1964年亩产达1042斤,3年中亩产增加450斤;农业总产值由1961年的5767万元,1964年达7957万元,增长44%以上,社员群众的人均口粮由1961年的361斤提高到478斤,经济收入也有增加。 特别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1961年全县生猪饲养量16.11万头,1964年全县饲养量达到51.97万头,年终存栏量31.97万头,比1961年增加一倍以上。 如: 澄江的红旗公社雅林大队过去受“左”的影响,县、公社在该大队“一平二调”,生产上搞瞎指挥, 使这个队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到1965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1534斤, 生猪饲养量414头,每户平均养猪2.5头,经济总收入16.1万元, 社员人均收入128.6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三、农村人民公社解体

 

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曾两次作了调整,虽然对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它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整。 因此,对纠正“左”的错误是不够彻底的,从而造成在“文革” 的十年竟使农村工作发展到“左”上加“左”。

林彪与以江青为首的 “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农村全面夺权后,掀起大批“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大批“三自大批一包”和“工分挂帅”,推行“政治评分”, 搞“大寨式记工” 等运动。 同时也由于人民公社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为核算单位,仍然保留着过渡的具体形式,导致“文革”中一再发生“穷过渡”的错误。 在当时人们头脑中误认为只有搞逐步的过渡, 才是搞社会主义。

此外,还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 限制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全县各区、乡、村的集市均被取消,全县统一改为“510”逢市。 这样,全县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处在一片沉闷的局面之中, 农业生产也处于徘徊不前。1966年全县粮食亩产1117斤,经过“文革”十年,至1976年,粮食亩产仍是1118斤, 1966年亩产仅增1斤,其中1968年至1969年这2年每年亩产都减200斤以上。 社员群众的经济收入,1966年人均64.38 元,1976 年人均收入66.23元,10年之后,每人只增2元。 社员人均口粮1976年反比1966年每人要减45斤。 因此,“文革”的十年, 是中国政治大动乱的十年, 是经济大倒退的十年, 也是给人民带来灾难的十年。

197610月,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从此人心得到安定。 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 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粮食生产连续几年获得丰收。 1977年全县粮食亩产达1328斤, 1976年亩产增加210斤,1978年亩 1632斤,比1977年亩产又增加304斤,社员的经济收入每人也增加30多元。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认真贯彻执行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 的错误方针, 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并全面进行拨乱反正。在农村, 按照中央指示抓住生产责任制作为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冲破了许多框框, 实行一系列切合实际、顺乎民心的政策,加强了农业的发展, 使农村各项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979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提出了 “可以定额记分, 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 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作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 受到社员们的拥护。

1980年秋, 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的几个问题》 75号文件, 全县农村逐步推行了联产到组责任制。 1981年以后,又普遍实行了社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社员劳动报酬与生产成果相脱节的矛盾, 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 积极性更高了。 过去出工是“老婆拖老公”,现在“老婆催老公,出工满堂红,前面小孩跟,后面还有老公公”。 社员们说,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 “革了平均主义的命,鼓了勤劳人的劲,治了懒惰人的病”。

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198310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决定下达了《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县委遵照中央的批示,对乡、村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革。 乡建立乡党委,村建立党的支部;乡建立乡政府,村建立村民委员会,也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回顾人民公社所走过的20多年的曲折历程, 也反映了我们党由于缺乏经验, 在认识上有主观偏面, 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特别忽视了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情, 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在发展生产力上盲目求快, 急于求成; 在变革生产关系上盲目求公、急于过渡。 再加上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 更使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造成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 因此,它的提出和实行,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农村工作受到了一次严重的折腾, 给农业生产力带来了一次极大的破坏。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和曲折历程已经证明,虽然这是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 但它最终是由我们党自己来认识, 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来作纠正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 我们党历来有自我批评的传统, 不向人民群众隐瞒事实真相, 敢于公开揭露和批评自己的错误。 这样不但促使自己迅速改正错误, 而且密切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 当人民群众由于受折腾遇到了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命运,共呼吸,不搞任何特殊, 所以人民群众始终同党站在一起。 经过几次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收到的成效也是显著的, 不仅很快克服了困难, 又使农村经济有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新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 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 要认清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 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任何企图超越时代,超越阶段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会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不能违背的。 一旦违背了,就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作者单位:中共台州市黄岩区委党史研究室)

 

来源:《足迹》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