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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和党性锻炼

——浙江党史上的人和事
曾林平
时间:201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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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向大家汇报我的一点学习体会。当前,各地正在深入开展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加强党性锻炼,提高每个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只有这样,才能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可以说,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前提。所以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一下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如何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的话题。但我今天不想谈理论问题,主要想从党史的角度,通过讲故事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一些我们党的历史上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党性锻炼的典型事例。习近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来,多次号召全党要学习党史、国史和革命史,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他在西柏坡考察时还指出:“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多重温这些伟大历史,心中就会增加很多正能量”。所以我们今天就来重温一下党的历史,从党史特别是浙江党史的角度给大家讲讲我们党的历史上贯彻群众路线、加强党性锻炼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党性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的领袖、党章和理论工作者都已经作了大量论述,我不想再重复。我想从几个具体的例子说起,从小说《红岩》说起。小说《红岩》反映了关押在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的革命者英勇斗争的故事。如果我们到过重庆,参观过白公馆和渣滓洞,都会被他们的故事所感动。在这里,我想举三个与党性有关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许晓轩烈士临刑时的遗言。许晓轩就是小说《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被捕后先关押在贵州息烽集中营,后关押在白公馆,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我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个日子,这个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建立,但重庆还没有解放。许晓轩烈士在临刑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请转告党,我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在生命的最后几分钟,仍将这样。希望组织上经常注意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保持党的纯洁”。第二个例子是“狱中八条意见”1949年11月,关押在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监狱的党员们在牺牲前,通过脱险的同志向党组织提出了一份意见和建议,一共有八条,这八条意见是:第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第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第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第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第五,切勿轻视敌人;第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第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第八,惩办叛徒特务。这八条意见可以说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总结出来的,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第三个例子是刘国鋕烈士面对敌人劝降时说的话。刘国鋕是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出身于一个富豪家庭。被捕后,家里人通过各种关系想营救他。国民党当局表示,只要他有自首的意愿,就可以释放他。但面对敌人的劝降,他说:“有党在,我等于没有死!如果我出卖组织,活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我想,看到这些画面,不用多说,我们就会明白什么是党性。像这样的一些例子,在我们浙江党的历史上也有很多。下面我想从四个方面来给大家介绍一些典型事例。

  一、群众路线和党性体现在共产党员坚定的理想信念上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定理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就能经受任何艰难险阻的考验,这样的例子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以说比比皆是。这一部分我想给大家讲四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浙江先进分子的故事。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宣告成立(党的诞生日和建党纪念日的关系)。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全国一共有50多名党员,在这50多个人中,就有7个浙江人,在湖南(16人)、湖北(12人)之后位列全国第三。他们是:俞秀松(诸暨人)、施存统(金华人)、陈望道(义乌人)、邵力子(绍兴人)、沈玄庐(萧山人),沈雁冰(著名作家茅盾)和沈泽民(他们是俩兄弟,桐乡人)。我们来看这7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较高的地位,生活条件都比较优越,如沈玄庐是萧山衙前的一个大地主,曾经担任过清朝的知县,也担任过军阀政府的浙江省议会议长,在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典型的土豪);邵力子是清朝末年的举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当时是上海《民国日报》社的总编,还兼任复旦大学的国文教员;俞秀松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家庭条件也比较好;如果我们到过桐乡乌镇,参观过茅盾故居,就会知道沈雁冰和沈泽民家的条件也很好,沈雁冰当时已经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收入也不错。其他几个人的家境和生活条件也都不错,他们都根本无需为生活发愁。但他们当时参加创建共产党,是要冒杀头风险的。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个人谋出路,完全是为了理想信念,为了给处在黑暗中的中国人民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为了理想信念,他们义无返顾地地投入到建党活动中去,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举几个例子,如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翻译《共产党宣言》的来历),1920年2月至4月在家乡义乌翻译,同年8月在上海出版(习近平关于信仰的味道的故事)。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当年鲁迅看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就说,陈望道为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毛泽东后来在陕北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回忆说,有三本书对他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周恩来解放后也曾经当面对陈望道说:陈望道先生,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可见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对毛泽东、周恩来等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是很大的;沈玄庐领导发动了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全国农民运动——萧山衙前农民运动,他还参加创建了上海和广州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中国参加创建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人是为数不多的;邵力子最早把十月革命的消息传播到中国。毛泽东曾经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爆发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所以称为十月革命),邵力子在十月革命爆发的三天之后,也就是11月10日,就在自己所主编的《民国日报》上就向中国人民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使中国人民了解到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俞秀松和施存统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5个创始人之一。前面讲过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全国共有50多名党员,这50多个党员再往前追塑,最早的就是成立于1920年6月的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共有5个人发起人,这5个人是陈独秀、李汉俊、陈公培和俞秀松、施存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今天的8000多万党员都是从这5个人发展而来的。这5个人里面就有两个浙江人,作为浙江人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沈雁冰、沈泽民两兄弟也为建党作了大量工作。可以说,他们7个人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信念走到一起来的。但是,有了理想信念还不够,这个理想信念还必须坚定。由于理想信念的坚定程度不同,他们7个人后来又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些人为革命牺牲了,有些人离开了革命队伍,有些人甚至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俞秀松在上海参加建党活动后,后来又参加了创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以后根据党中央的安排,曾经两次到苏联学习和工作,可惜的是1939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给他平反昭雪。沈泽民后来也曾经到苏联学习,回国后担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1933年在反“围剿”中牺牲。陈望道在中共一大的时候据他自己回忆,曾经被推选为上海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中共一大,但因为在一大召开前为了经费的问题与陈独秀发生争吵,一气之下就没有去参加一大。1923年中共三大后,陈望道因为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自行退党,但他在退党的时候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生不变。所以他退党后仍为党作了大量工作。全国解放后,他曾经担任过复旦大学校长,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提出要重新入党,毛泽东知道后说:陈望道先生想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到党内。1957年6月,陈望道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沈雁冰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国民党通缉,流亡日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抗日战争时期,他来到延安,提出要恢复党组织生活,但中央认为他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留在党外对党更有利。直到1981年临终的时候,他再次提出要求在他去世后追认他为党员。在他逝世4天以后,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所以在他的遗体告别方式上,是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的。邵力子于1926年由于工作的需要,根据党组织的安排脱党。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就是老资格的国民党党员,脱党后长期在国民党方面担任重要职务,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党政府甘肃省政府主席、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等职务。但在解放前夕出任国民党和谈代表时就留在了北京。施存统(著名音乐家施光南的父亲)在上海参加建党活动后,到日本留学,根据陈独秀的指示,联络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建立了旅日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并担任负责人。中共一大召开时,作为日本共产党组织的负责人,本来应该是他回国参加一大的。但由于他在日本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无法脱身回国,所以就派了周佛海作为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共一大。1922年施存统被从日本驱逐回国,回国后担任了团中央第一任书记。但在大革命失败后,施存统由于对党的前途悲观失望,自动脱党,走了一段弯路,后来成为著名的民主人士,参加过创建民建的活动。解放后担任过劳动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席。在他们7个人中,沈玄庐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由于他反对国共合作,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被开除出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担任了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成为屠杀共产党的刽子手。1928年,他在家乡萧山衙前被刺身亡,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迹,有人说是共产党刺杀的,有人说是蒋介石刺杀的(他后来和蒋介石也发生了很大的矛盾)。我讲这7个人的故事是想说明,理想信念对一个人是何其重要。

  第二个故事是邵飘萍的故事。邵飘萍是东阳人,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是近现代中国著名报纸《京报》的创始人,从事新闻工作的人都知道邵飘萍。他还曾经担任过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导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当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曾经听过他的课,毛泽东后来曾经回忆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作为一个著名的报人和学者,邵飘萍有着崇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是衣食无忧。但是他的志向是救国救民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早在1915年,当袁世凯政府和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时候,就是当时在日本的邵飘萍第一个向国内报道了这个消息。他也是五四运动的发起人,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就是在他的号召下走向天安门广场,发动了一场轰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他帮助李大钊创建了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25年,邵飘萍在李大钊和罗章龙的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利用《京报》作为阵地,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报纸上刊登马克思的头像,他自己也写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他这支笔在当时是很厉害的。他的好朋友冯玉祥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为了追求真理,邵飘萍一生曾经四次被捕,两次流亡日本,但他志向不改。军阀张作霖害怕邵飘萍这支笔,拿出30万大洋收买他。但邵飘萍不为所动,他说:军阀倒行逆施,我不讲,没人敢讲;就是枪毙我,我也要讲!在这种情况下,张作霖就逮捕了邵飘萍。1926年4月,邵飘萍在北京天桥被张作霖杀害。临刑的时候他很从容,对监刑官说:“诸位免送”,然后放声大笑。邵飘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牺牲的共产党员,我们应该记住这位浙江老乡。

  第三个故事是浙江陆军监狱斗争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杭州西湖边的望湖宾馆,但大家知不知道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恐怕知道的人不多。这里原来是国民党浙江陆军监狱的原址,1927年以前是关押军事犯和刑事犯的地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里就成了关押和屠杀共产党员的地狱。从1927年4月到1937年12月,这里一共关押过1505名所谓的“政治犯”,其中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在这10年中,陆军监狱共有145人被杀害,其中担任过省委书记、代理书记的有4 人。其中最惨烈的一次是1930年8月27日,八二七大屠杀,国民党一次就集体屠杀了19名共产党员。就是在这样一个经常可以听到枪声、经常有人被杀的情况下,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仍然拥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狱中斗争。他们在监狱里成立了特别支部,虽然有些支部成员牺牲,有些支部成员被移押到别的监狱,但狱中支部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从1930年春天到1936年,共建立了四届狱中特别支部。在狱中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度和集体生活制度,开展包括绝食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甚至还组织过越狱斗争,但最后没有成功。他们还在狱中创作了一首《囚徒歌》,有几句歌词是这样的:“铁窗和镣铐,坚壁和重门,锁得住自由的身,锁不住革命的精神”,“总有一天的红旗,随着太阳照遍全球”。这首《囚徒歌》不仅在整个浙江陆军监狱唱响,而且随着一些难友被转押到其他监狱,也传到了江苏、上海、安徽等地的监狱中。如果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是不可能坚持狱中斗争的。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杭州沦陷,浙江陆军监狱被迫解散。但遗憾的是,如今在这里没有留下任何标记。(黄仁柯写作纪实文学《陆军监狱》)

  第四个故事是钱壮飞的故事。钱壮飞是湖州人,出生在一个做丝绸生意的商人家庭,家境富裕。他从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就在北京行医。除了精通医术外,他还擅长书法、绘画,还能写剧本和当演员,可以说是多才多艺。从他个人的角度出发,这样的生活已经是很优越了。但为了理想信念,他于1926年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钱壮飞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凭他当时的职业,完全可以生活的很好,但就是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他还千方百计寻找党组织。从北京一直到上海,终于在1928年接上了党组织关系。后来他受中央特科的委派,利用和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是湖州同乡的关系,打入国民党中统特务最高机关,当上了徐恩曾的机要秘书,为党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绝密情况(受周恩来单线领导)。1931年4月,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有被国民党一网打尽的危险(顾顺章的基本情况。因为中央特科就是中央最高情报机关,顾顺章就是专门负责这方面工作的,他知道所有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的地址、知道所有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联络方法、知道所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的住址)。钱壮飞及时把这一情报报告了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采取了断然措施,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关系和线索统统掐断,把顾顺章知道的所有联系暗号和接头方法全部作废,中央和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全部撤退,中央领导全部转移。可以说,没有钱壮飞,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能要改写,钱壮飞为党建立了奇功。周恩来后来也多次说:要不是钱壮飞,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国民党手里。这次事件后,钱壮飞已经没有办法再隐蔽下去,就撤离到中央苏区,后来担任过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等职务,1935年3月长征途中在贵州牺牲。

  二、群众路线和党性体现在共产党员无私奉献的崇高品质中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应有的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甚至不惜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部分讲三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九个省委书记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了解不了解民主革命时期有多少人担任过浙江省委书记?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20多年时间里,浙江一共建立过两届省委,第一届省委是1927年6月建立,1929年4月撤销,共一年零十个月。撤销的主要原因是省委机关多次遭破坏,省委书记多人被捕牺牲,为了减少损失,中央决定暂时撤销浙江省委建制。第二届省委是1938年5月建立,1942年2月由于叛徒出卖省委遭破坏,将近四年时间。此后直到1949年5月浙江解放才重建省委。两届浙江省委不到6年时间,共有11个人担任过省委书记或代理书记,其中有9个人都牺牲了。仅仅从1927年6月到1929年4月的那一届省委,不到两年的时间,就有10个人担任过省委书记(最短的只担任过一天的省委书记),10个人中先后有8个人牺牲。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牺牲的9个省委书记中,有5个是外省人,4个是浙江人。他们都有很感人的故事。我想今天重点介绍两个省委书记的故事。一个是张秋人。张秋人是诸暨人,1922年初加入共产党,曾经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政治教员,和恽代英、萧楚女一起被称为“广州三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张秋人被国民党通缉,隐蔽在上海。1927年9月,中央决定派他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当时,张秋人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而且在杭州熟人又多,回到浙江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但当中央把正式决定通知他的时候,他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在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和同志们告别的时候说:“看来,我的头要砍在杭州了”。1927年9月28日,张秋人在杭州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可是只当了一天的省委书记,第二天就在杭州被黄埔军校的两个反动学生发现而被捕,关押在陆军监狱。张秋人被捕以后,在监狱里每天都要坚持学习五六个小时。有一天读完书后,他叹了一口气说:“怎么还不枪毙我”。这时,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有一位年青的共产党员,名字叫薛暮桥,薛暮桥就问他:“你既然准备死,为什么还要天天读书呢?”张秋人说:“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在外面是天天闹革命,在牢里就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就哪天学完”。在张秋人的影响下,薛幕桥也开始发奋读书,以后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有人问薛暮桥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他总是说自己是“陆军大学”的毕业生。1928年2月8日,看守来提审张秋人,他知道自己就要走向刑场,就对难友们说:“今天要和你们永别了,你们要继续努力啊!”到了刑场上,法官要对他“验明正身”,就问他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张秋人大叫一声:老子张秋人,今年30大寿,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砚台就向法官的头上砸过去。张秋人牺牲后,毛泽东曾经说过:张秋人是一个好同志,好党员,很有能力,很会宣传,很有群众基础,可惜他牺牲得太早了。

  另一个是刘英。刘英是江西瑞金人,他虽然不是浙江人,但长期在浙江战斗,从1935年率领红军挺进师进入浙江到1942年牺牲,长达7年时间。他先后担任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书记、浙江临时省委书记、浙江省委书记等职务,是民主革命时期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间最长的一位。1942年2月,由于叛徒的告密,刘英在温州被捕。刘英被捕后,国民党当局非常高兴,他们说:抓住刘英一人,胜过俘敌十万。国民党温州专员、国民党浙江省中统特务头子等都到监狱来劝降,他们还派了叛徒来劝降,结果都没有成功。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刘英虽然自己被捕了,但他心里还想着其他被捕的同志。当他知道和自己一起被捕的省委秘书顾春林伤势很重的时候(顾春林在被捕的时候中了一枪),就专门去看望顾春林,鼓励顾春林要坚定,他还要求国民党当局要给顾春林治疗,还凭着自己在温州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请同监狱的那些所谓“犯人”好好照顾顾春林,使顾春林深受感动(顾春林亲口所讲)。后来刘英被押到了永康方岩关押,敌人又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并加以严刑拷打。但刘英始终不屈服,他说:“头可断,志不可屈”。他还咬破自己的手指头,蘸着鲜血在监狱的墙上写下“共产主义万岁”这6个字。1942年5月18日,刘英在永康方岩被国民党杀害,牺牲的时候只有37岁(当时他牺牲的时候他的儿子刘锡荣还没有出生)。陈毅在延安参加七大的时候曾经说过:刘英到最后一分钟,都是和国民党斗争,非常英勇,始终没有向敌人屈服。他还说,如果刘英同志还活着,我一定力保他为中央委员。

  第二个故事是叶天底的故事。叶天底是上虞人,毕业于浙江省立“一师”(今天杭高的前身,省立一师为我们党培养了大批革命人才,前面讲到的俞秀松、施存统都是省立一师学生,陈望道是省立一师的语文老师),他是李叔同的学生、丰子恺的同学,很有才气。他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8位发起人之一,1923年由瞿秋白、恽代英介绍加入共产党,曾经担任过苏州独立支部书记,也是上虞党组织的创始人。1927年底,叶天底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时被捕,当时他生了重病,是被抬进浙江陆军监狱的。当时国民党当局为了软化他,就让他出狱到杭州亲戚家“养病”。叶天底知道,他随时都可能重新被关进监狱,但他一点也不害怕。他说:“我既然被抓,就不免一死,我早就预备好,天为棺材盖,地为棺材底,为共产主义而死是光荣的。”他还对亲戚说:“谁要是说一句劝我自首的话,就是对我的侮辱,我也坚决不认这个亲戚”。没过多久,叶天底又被重新关进监狱,他知道自己剩下来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就留下了一封遗书,他在遗书中说:“大丈夫生而不力,死又何惜!先烈之血,主义之花......我决不愿跪着生,情愿立着死!......忠实的同志不要以我死而灰心,继续奋斗!”1928年2月8日,也就是张秋人牺牲的这一天,已经病得不能动弹的叶天底被用门板抬上了刑场,牺牲的时候也只有30岁。

  第三个故事是梁柏台的故事。梁柏台是新昌人,他曾经担任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人民委员(相当于司法部长)、内务部长和检察长等职务,是我们国家红色法制的开拓者,中华苏维共和国的宪法、婚姻法、组织法、选举法都是他起草的。梁柏台也是省立一师的毕业生。1921年他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一起到苏联留学,家里人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待世界大同之日再回家团聚”,但他再也没有回来过。梁柏台在苏联学习、工作了10年,在这期间曾经接到家里的来信,告诉他父亲去世了。但因为工作的需要,他不能回家。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信里说:“国家事大,家庭事小”,“虽然父亲逝世,心中虽然十二分痛苦,还是只好忍痛执行自己的职务,家中事务只好请母亲费心”。1931年,由于国内工作的需要,中央决定调梁柏台和他的妻子周月林回国工作。他们回国的时候,在苏联已经有一儿一女,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只好忍痛把一对儿女留在苏联。梁柏台回国后,全身心投入了红色法制建设,他的妻子周月林担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梁柏台和项英、陈毅等人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当时陈毅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梁柏台是副主任,可见梁柏台当时的地位。1935年3月,梁柏台在江西大余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在这里我想再顺便说说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的命运。周月林在主力红军长征后不久,根据组织安排,与瞿秋白、何叔衡等人一起从中央苏区突围,但在突围途中,何叔衡当场牺牲,周月林和瞿秋白等人一起被捕(瞿秋白被捕后不久即被杀害)。周月林被捕后,一直被国民党关押到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释放政治犯才出狱。但这时候她已经失去了组织关系,她先后到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寻找党组织,甚至找到梁柏台的老家新昌,但一直没有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好不容易到了全国解放,但是1955年,周月林被怀疑出卖了瞿秋白,被判刑12年,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被平反,恢复她1925年参加革命的历史,享受红军干部待遇。周月林平反后,怀着对梁柏台的深切怀念之情,决定到梁柏台老家新昌定居。在新昌人民的关心下,她幸福地生活到90多岁。在新昌定居后,她还通过外交部、驻苏联大使馆等途径寻找留在苏联的一对儿女,但一直没有找到。

  以上所讲的故事,只是浙江无数为革命事业而英勇牺牲的几个典型代表,因为时间关系不可能介绍很多,象这样的人物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象浙东刘胡兰李敏、浙南刘胡兰郑明德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浙江牺牲的革命烈士有名有姓的有7000多人,无名烈士更是不计其数。

  三、群众路线和党性体现在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同舟共济的历史。这部分我先讲两个小故事。

  一个故事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回收抗币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浙东建立了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范围包括了今天的宁波、绍兴、金华、杭州、舟山、台州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地区。浙东抗日根据地除了建立党政军机构外,还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在根据地范围内发行了抗币,作为法定的流通货币,当时在根据地范围内都使用抗币。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浙东新四军要北撤到苏北。新四军北撤以后,老百姓手中的抗币就变成了一堆废纸,没有用了。为了不让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失,在准备北撤的很忙乱的情况下,浙东区党委专门作出了一个决定,用粮食或实物把老百姓手中的抗币全部换回来,并组织了专门人员来落实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举措深得民心,虽然新四军走了,但党的影响永远留在人民群众中,为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浙东重新建立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个是解放军进杭州城的故事。看过电影《建国大业》的同志可能都会记得这么一个镜头,在上海解放的第二天,宋庆龄从家中出来,看到马路上和屋檐下躺满了解放军战士,使她深受感动。这样的镜头其实在杭州也发生过。1949年5月3日下午,人民解放军解放了杭州,当天晚上,解放军战士就是在屋檐下度过的,连二十三军军长陶勇也是在西湖边的石头椅子上过夜的。除了睡在屋檐下,部队刚进杭州城的时候,由于解放区的新币和国民党的旧币的比值还没有最后确定,上级规定部队一律不能在街上买东西。部队每餐吃饭都是咸菜过饭,有些部队甚至是盐水拌饭。老百姓知道后,给部队送来了很多肉、蛋、蔬菜等,结果都被拒绝了。二十一军的一个连进城后,奉命接管了一个很大的食品仓库,里面有很多的香烟、饼干和其他食品,特别是还有一大缸的咸鸭蛋。可是没有一个战士动手。全连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不拿一个蛋、一块饼干、一支香烟,保证完整无损地移交给兄弟部队”。他们就这样守着咸鸭蛋缸,仍然过着咸菜下饭。

  这两个故事虽然小,但说明了我们党事事处处都为群众的利益着想,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是由于这样,人民群众也全心全意支持我们党的革命事业,甚至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下面我再讲几个这方面的小故事。

  第一个是“一门六英烈”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文成县金星乡,说的是一户人家6个兄弟为支援红军斗争而先后牺牲的故事。这6个兄弟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参加过红十三军和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先后被国民党当局和当地土豪杀害。他们牺牲的时候老大45岁,老六才19岁,这六兄弟的合葬墓现在还在文成,是我们浙江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是“断肠革”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泰顺一个叫百步峻的山村,是发生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故事。有一户人家是地下党的联络站,父亲是游击队员,母亲是地下党的联络员,但儿子却好吃懒做,为了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奖赏,他先是出卖了自己的父亲。在他父亲死后,这个儿子还一再威胁母亲要出卖红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护地下党和红军,母亲最后狠心用祖传的断肠草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当儿子奄奄一息的时候,这位母亲抱着儿子痛哭,她对儿子说:你不要怪妈妈狠心,妈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第三个是为了保守机密剪断自己舌头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平阳一个叫半山村的地方。有一户人家也是地下交通站,丈夫是游击队长,妻子是地下党的联络员。在一次战斗中,丈夫牺牲了,妻子被捕了。由于他们家是地下交通站,敌人想从这位妻子的口中了解我们党的秘密。为了保守秘密,她毅然用剪刀剪断了自己的舌头。

  上面所讲的几个故事,都不是虚构的,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中讲到的这些人物都是有名有姓的。

  四、群众路线和党性体现在共产党员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上

  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必须坚持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党性锻炼的核心内容。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无数的共产党人为我们树立了清正廉洁的光辉榜样。这部分我想讲几个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故事。这次为了配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我们省委党史研究室正在编写一本书,书名叫做《历届省委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历史回顾》,其中选编了我省已故的省委书记、省长廉洁奉公的故事。我想今天就选几个故事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谭震林的故事。谭震林是我们浙江省解放后第一任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后来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杭州刚刚解放的时候,谭震林的四弟就来找他。他的四弟解放前被国民党抓壮丁,后来在国民党部队中当到尉级军官,杭州解放时随部队起义。他听说自己的哥哥当了浙江省委书记后,就跑到省委机关找谭震林,希望给自己安排一份好的工作。谭震林问了情况后,提出让他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可弟弟不愿意,说想到公安局去当干部。谭震林对他说:“老弟,共产党不同于国民党,我这个省委书记,是为全省老百姓服务的,不是为你一个人服务的。你在旧军队干了那么多年,难免沾染了一些坏习惯,去工厂当工人,要通过劳动好好改造自己的旧思想,当干部肯定不行,当公安干部更加不行。”弟弟很不高兴地离开了省委大院。回去以后,他和军管会的同志闹起了情绪。军管会向谭震林作了汇报。谭震林听后拍着桌子说:“无法无天,你们把他给我关起来!”最后他的弟弟还是被安排到一家工厂当了工人,并一直工作到退休。没多久,谭震林的六弟也从湖南老家来到杭州找谭震林,希望谭震林帮助从省政府搞点钱给他在家乡开矿。谭震林听后马上拉下了脸,他对六弟说“省政府的钱是公家的,我怎么能用公家的钱来办私事呢?你现在生活有困难,还是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想办法克服困难,不能老想着依靠别人。”他劝六弟说:“你要明白,我是浙江省人民政府的主席,不是谭家祠堂的主席。我要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不能只为自己的小家,自己的兄弟。现在家乡也解放了,没有了压迫和剥削,只要勤奋做事,日子肯定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在谭震林的耐心说服下,他的六弟回了老家,在商业部门当了一名营业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谭震林的七弟因为没有路费到杭州来,在老家给谭震林写了一封求助信,谭震林给他写回信说:“希望你和全家人听从当地政府的安排,积极参加减租反霸斗争,为彻底铲除农村的封建势力而努力。”按照谭震林的要求,他的七弟积极参加了家乡的土改,并在土改中成了积极分子,后来因为工作出色当了乡党委书记。几十年来,谭谭林七弟全家一直在农村,6个孩子除了通过学习走上工作岗位和退休顶职的以外,他的妻子和大儿子的一家一直都是农村户口。

  第二个是谭启龙的故事。谭启龙是浙江解放后接替谭震林的第二任省委书记,当时谭震林被称为“大谭”,谭启龙被称为“小谭”,他后来还担任过山东省委书记、福建省委书记、青海省委书记和四川省委书记。浙江刚刚解放的时候,谭启龙是省委副书记,分管统战工作,与一些文化人有比较多的接触,和著名国画大师黄宾虹成了知心朋友。黄宾虹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教书,全国有许多书画爱好者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求画,但是谭启龙从来没有向他要过一幅画。黄宾虹有一天对家里人说:“我很想为谭启龙画一幅画,但是他从来也没向我要过画,又怕他不喜欢我的画。”过了不久,这件事被谭启龙知道了。他专门到黄宾虹家里向他解释说:“我不是不想求画,而是不愿借工作之便来向你索画,党的纪律我们都要遵守啊。”黄宾虹听后十分敬佩。1954年4月谭启龙调到山东工作后,和黄宾虹还有书信来往。1955年3月黄宾虹去世的时候,谭启龙因工作忙走不开,就专门叫自己的夫人严永洁到杭州看望黄宾虹的夫人。在回山东的前一天,黄宾虹的夫人拿出一个精致的盒子交给严永洁,里面装着黄宾虹专门为谭启龙画的一幅画。她对严永洁说:“老黄对谭书记非常敬仰,视谭书记为知己,他这幅画是专门为谭书记作的,一直给他留着,在病床上嘱咐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他。这是老黄的遗愿,请你务必收下。”严永洁知道收下后回去没法向谭启龙交代,不收又怕黄宾虹的夫人生气。想了很长时间,决定还是先拿回去再说。回到山东后,谭启龙就批评严永洁说:“你是知道我的原则的,怎么能收黄老的画呢?”但是把画退回去也不妥当,因为这是黄宾虹生前的愿望。他最后决定还是把这幅画捐献给国家,后来这幅画被送到了北京一个著名的文化艺术品收藏中心。

  第三个是周建人的故事。周建人是绍兴人(鲁迅的弟弟),他既是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发起人,也是共产党员,后来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1958年1月,周建人担任浙江省省长。他当浙江省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搬家,把家从北京搬到杭州。按照规定,他不一定要搬家,完全可以在北京留一套房子。但他一定不肯,他说不搬家心里就不安,认为不搬家就是占了公家的便宜。所以他坚决退掉了在北京的房子,把家搬到了杭州。同时,他还让自己的夫人王蕴如辞职,跟他一起到杭州。当时他的夫人在高教部工作,如果不辞职跟周建人到杭州照顾他的起居,也是符合当时政策的。退一万步讲,即使政策不允许,按照周建人当时的地位,稍微变通一下,把他夫人调到杭州来也是可以的,完全没必要辞职。但周建人一定要让夫人辞职。结果,他的夫人从此就失去了公职,成了一个家庭妇女,没有任何待遇,连退休金也没有。1984年周建人去世后,根据国家规定,他的夫人每月只能拿部分生活补助。

  第四个是李丰平的故事。李丰平是改革开放后浙江省第一任省长。他从浙江解放开始就在浙江工作,先后担任过省公安厅厅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1962年他曾经调到安徽工作,1965年调回浙江。他调到安徽工作的时候,一个女儿跟他到了安徽。但李丰平调回浙江后,他的女儿就留在安徽的出版系统工作。1980年,李丰平已经担任浙江省省长。他的女儿通过出版系统内部的关系,调回浙江出版系统工作。当李丰平知道后,坚决反对。他对女儿说,现在正是知青返城、一些下放到农村的工人返城的时候,城里一下子很难安排这么多人,你作为省长的女儿,如果通过关系调回来,别人会怎么看?我怎么去做别人的工作?要求女儿顾全大局。女儿说调令都已经下来了,她把安徽那边的家具也都已经处理掉了。但李丰平就是不同意。女儿哭了一场后只好回到安徽。后来还是在好多年以后,她随着丈夫工作的调动才回到浙江(李丰平女儿亲口所说)。李丰平对子女的要求都是非常严格的,他曾经对子女们约法三章:一不做官,二不经商,三不做外国人。所以他们家的几个子女都没有出国、做生意和当领导干部,他的儿子退休的时候还是一个工人。

  我的故事讲完了。最后,我想用一位烈士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交流。这位烈士叫裘古怀,奉化人,曾经担任过团省委代理书记,1932年8月在杭州陆军监狱牺牲。他在遗书中说:“同志们,胜利的时候请你们不要忘了我们”。是的,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先烈。想想这些革命先烈,我们还有什么想不通的。我们要以革命先烈和先辈为榜样,不断加强党性锻炼,提高党性修养,自觉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就讲这些,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2014年3月6日在平阳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