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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概况及主要特点

俞红霞
时间:2014-03-04

  一、浙江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史国史的基本分期与节点

  (一)分期与全国基本同步

  改革开放时期与别的时期最大的不同是没有明确的事件作为标志来划分阶段,并且新时期党史往往是多头并进,具有明显的连续性。所以对这种丰富的历史进行分期,其难度比以往更大。目前,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时期的分期有多种分法。就党史界来说,中央党史研究室出的书,如《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国改革开放史》等来看,其划分还是比较一致的,他们把改革开放时期的历史分成了四段:1978-1982年十二大前;1982年十二大-1991年底邓小平南方谈话前;1992-2000年;2001-至今。但最近听说后面的分期可能会有变化,从1992年划到2002年党的十六大,从十六大至今。但最后党史三卷会如何分,我们还得拭目以待。一般地说,地方党史的阶段划分应该与全国党史的阶段划分基本保持一致。但也可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期,但这个分期时间上不会相差太多。

  (二)发展有自身节点

  这可以从浙江省的历次党代会作出分析。

  ⒈改革开放前后浙江省历次党代会基本情况(改革开放前1次,改革开放后7次)

  中共浙江省第六次代表大会

  1978年5月25日至29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重新出发

  由于“文革”结束不久,会议还带有“左”的思想印记。

  这次会议对省情进行了再认识,大会认为,被“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是非问题已经基本澄清,社会秩序大为安定。调整充实了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县以上领导班子,增强了团结,提高了战斗力,党的领导权威树立起来了。全省国民经济已经扭转了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下降的局面。

  会议提出到1985年,把浙江建设成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高产稳产的农业基地和农、轻、重协调发展的、具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工业省。

  中共浙江省第七次代表大会

  1983年11月26日至12月1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改革开放

  这次大会是在基本完成全面拨乱反正,农村改革逐步深入,乡镇企业开始崛起,吹响全面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号角的形势下召开。

  大会认为,浙江在各条战线全面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的转移,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会议在分析省情,评述浙江发展面临的优势和劣势的前提下(浙江是个综合性的农业区域,集约经营水平较高,但人均耕地少;轻纺工业有一定优势,但能源缺乏;商品经济发展较早;劳动力资源丰富,能工巧匠较多,但劳动就业问题突出。),提出5年7项经济建设任务,争取全省工农业总产值到1990年比1980年翻一番,并为90年代的经济振兴打好基础。为此,必须继续把经济工作摆在首位。这次会议以后,全省在推动流通体制改革、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等方面,都迈出了新的步伐。

  中共浙江省第八次代表大会

  1988年12月21日至27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深化改革

  1983年到1988年,浙江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均成倍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大多数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在5年中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大会研究了如何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化改革,加速实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适应的新秩序。会议要求在全省范围内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深化改革开放。

  中共浙江省第九次代表大会

  1993年12月19日至24日在杭州召开。

  这次会议关键词:加快发展

  大会召开的背景。国际形势:出现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国内:党的十四大作出进一步开放长江三角洲等沿海地区的新的发展战略,浙江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大会提出到2000年浙江改革建设的7个主要目标:国内生产总值提前实现翻三番;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建立比较完善的外向型经济体系;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化方向转变;科技、教育事业逐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城乡精神文明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人民生活实现小康。具体目标是:到2000年,按1990年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300多亿元,人均5000元以上。

  中共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

  1998年12月21日至25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世纪展望

  这次会议全面回顾了浙江改革开放20年来的发展历程,总结了经验,描绘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蓝图。

  大会提出,到2005年,争取有近1/3的市县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10年,2/3的市县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20年,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

  中共浙江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

  2002年6月12日至16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这是进入新世纪后我省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

  大会提出,今后5年以全省人民过上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为目的,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维护稳定。并为浙江的进一步发展描绘了一个可量化的具体目标:到2005年,近1∕3市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争取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近2∕3市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到2020年,力争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超过6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全省基本实现现代化,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统一。

  2002年11月,中央决定,习近平任浙江省委书记(至2007年3月)。2003年7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重大决策和部署。当年12月召开的省委十一届五次全体(扩大)会议上,提出把贯彻落实“八八战略”作为此后一个时期工作的主线。

  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

  2007年6月12日至16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创业创新

  大会提出,未来5年要加快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坚持以又好又快发展、全面改善民生为主线,以改革开放、自主创新为动力,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为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打下坚实基础。提出要把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作为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的抓手。当年11月,在省委十二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上又提出了“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

  中共浙江省第十三次代表大会

  2012年6月6日至10日在杭州召开。

  会议关键词:物质富裕  精神富有

  这次党代会提出,今后五年浙江的主要目标是: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地区生产总值达到5万亿元以上,人均生产总值达到9万元左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50000元和22000元左右,城乡收入差距逐步缩小。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善,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提出了三个强省、三个浙江,即:经济强省、文化强省和科教人才强省,法治浙江、平安浙江和生态浙江。在当年12月召开的十三届二次全会上,通过《中共浙江省委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扎实推进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现代化浙江建设的决定》,省委明确提出了“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目标要求。

  改革开放期间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变更情况是:这一时期浙江省委书记(1983年前是第一书记)分别是:铁瑛、王芳、薛驹、李泽民、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夏宝龙,8位;省长分别是李丰平、薛驹、沈祖伦、葛洪升、万学远、柴松岳、习近平(代省长)、吕祖善、夏宝龙、李强,有10位。


  二、改革开放时期浙江历史发展的概况

  1、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1978年12月至1982年8月)

  这一阶段,其基本定位就是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起步。总的特点,是解决历史性问题和迈出探索性步伐相交织。最主要的成果是实现了三大转变: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从僵化半僵化到开始改革。

  1979年1月,省委召开六届二次全体(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会上,省委郑重宣布: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基本结束,各级党组织应当及时地、果断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此,浙江全面开展拨乱反正,并开始探索具有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

  为统一思想,全省各地普遍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和补课,在广大干部群众中重新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在全省开展了拨乱反正工作。平反和纠正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党的各方面政策,恢复并完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恢复省政府、法院、检察院、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等机构,整顿充实各级领导班子,集中开展打击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斗争。这些工作的开展,为浙江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振翅腾飞奠定了思想基础、组织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浙江的改革率先在农村起步。农业和农村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掠夺对象和积累源泉,也是最计划外的部分。因此,改革从农业和农村率先取得突破具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1979年长兴县点燃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星火,并迅速得到推广。同时政府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1979-1984年大约提高了49%,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带来了农业生产的连年丰收。为搞活经济,各级党委、政府从1979年开始恢复农村集贸市场,开放农副产品市场,农村商品经济开始萌动。同时,省委提出在确保全民所有制经济占国民经济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加快发展社队企业(乡镇企业的前身),允许社员个人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乡镇企业、个体私营企业在浙江大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在农村改革风生水起之时,浙江开始对国营企业进行全面整顿,并以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经济责任制、尝试利改税和改革流通体制为重点,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配合改革,浙江开启了对外对内开放的窗口。1978年宁波港的开放,标志着浙江对外开放进入起步阶段。1980年7月,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西湖藤器有限公司成立,意味着浙江在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对内开放方面,1979年,浙江成立“浙江省经济协作领导小组”,与兄弟省开展煤炭、木材、钢材、水泥等物资调度,加强与国家有关部委的经济协作,鼓励各种经济主体开展横向经济联合,初步建立省内外经济协作关系,有效弥补了国家计划分配物资的不足。同时,浙江产品的销售市场逐渐向全国市场拓展。

  经过系列整顿和探索,全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全面推进,国民经济迅速走上了恢复发展的道路。

  2、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和温饱问题的解决(1982年9月至1991年12月)

  这一阶段,其基本定位是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改革总体上是处于“摸着石头过河”阶段,也是增量改革亦称“体制外优先”改革阶段。

  党的十二大特别是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浙江农村改革在全面推行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开展以改变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和农村产业结构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步改革。农村第一步改革,带来了“六五”期间浙江农业的突破性进展,第二步改革,带来了二、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工业的迅猛发展。此时,由于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不争论、不压制、不张扬,尊重和保护群众的首创精神,乡镇企业、个体私营经济及股份合作制经济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县域经济初露端倪。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把农村商品经济推向了新的阶段。浙江培育了一大批活跃的市场主体,初步形成了“建一个市场,带一批产业,活一方经济,富一方百姓,兴一座城镇”的发展格局,涌现出了许多“全国第一”,浙江“小商品、大市场”模式为全国关注。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市场蓬勃兴起,成为浙江农村改革的主要特色。

  城市改革从改善企业外部条件发展到改革企业内部经营机制。对一些国有小企业和亏损企业实行“改、转、租”,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经营承包责任制和厂长负责制。并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给企业较大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为增强企业活力,1983年、1985年,浙江分别对国有企业实行了第一步和第二步利改税。同时在试行股份制、组建企业集团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索。

  浙江还积极探索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省撤消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管理体制,恢复乡镇基层政权组织。探索“省管县(市、区)”的体制,为做大做强县域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体制保证。

  不过,这个阶段在经济活动急速活跃起来的同时,体制改革和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问题和不稳定性也相当突出。

  体制改革的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对于体制改革的方向仍然存在着各种争议,在整个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浙江一些地方经常承受着由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所带来的种种压力,特别是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温州等地由于私营经济发展较快,被指责为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二是这个阶段浙江发展非国有经济绝大部分是兴办乡镇企业,而乡镇集体企业在乡镇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是传统国有企业微型化的复制和翻版,与产权清晰的微观企业制度存在很大的距离。三是增量改革导致“双轨制”的出现,已经搞活的“体制外”部分与仍受传统体制束缚的“体制内”部分之间难免发生磨擦和冲突,计划内外产品、原料、资金价格的悬殊差别,导致腐败现象日益严重。

  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经济工作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和短期行为;出现了经济过热、需求膨胀、物价上涨过快等问题。尤其是1988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进一步攀升,爆发了改革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为了有效解决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轨而出现的这些问题, 1988年第四季度,中央采取了“治理整顿”的“硬着陆”政策,并通过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对前期工作进行纠偏和完善。还采取了冻结物价、关闭市场、实行专营、加强集中等一系列行政性措施,这无疑使对市场调节依赖性强的浙江经济产生了较大冲击。1989年,全省GDP增长率成为改革以来唯一负增长的年份,1990年,经济增长率也只有3.9%。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全省人民的创业热情持续高涨。到1991年,浙江的市场个数和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市场大省初步形成。与此同时,工业化步伐继续加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全省乡镇工业产值占到工业总产值的“半壁江山”。个体私营经济迅猛发展,为后来民营经济的大发展赢得了先机。市场与产业互动的块状经济迅速兴起。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新体制正在建立。在对外开放方面,继1984年,宁波、温州被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后,浙江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范围,完成了从沿海向内地的推进。

  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开始显现出改革的先发优势,浙江人也较其他地方较早尝到了改革的“头口水”,经济呈现出高速增长的态势,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财政收入均成倍增长,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继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后,到1991年,欠发达地区人民生活加快改善,部分发达地区开始向小康迈进。

  3、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和总体小康的实现(1992年1月至2000年底)

  这一阶段的基本定位是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重点是着力于改革微观主体,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改革取向的主线是不断加大引入市场机制的力度,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后,浙江抓住契机,及时解决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十四大确立的目标,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真落实中央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总体部署,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

  率先探索乡镇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符合浙江经济发展路子的所有制结构不断完善。市场建设在与“块状经济”的相互促进中,量增质强,辐射突破地域界限,向省外甚至国外输出市场建设的经验,“市场大省”名扬中外;各种要素市场开始发育,投融资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基础设施得到极大改善,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大力发展“一优两高”农业,探索农业产业化经营,效益农业得到大力发展,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

  对外对内开放取得重大突破。浙江以外贸两轮承包经营和省级开发区设立为契机,在外经贸工作中提出了“四上、三抓、二转”的发展思路(即省级外贸专业公司、市县外贸公司、自营出口生产企业和三资企业“四路大军”并驾齐驱,扩大出口,外贸、外资、外经“三外”一起抓,转换企业经营机制,转变经贸行政管理部门职能。并率先在全国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工作。)到1996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外贸”。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实施“四个多元化”和“两个推动”战略(即贸易主体多元化、市场多元化、出口商品多元化和贸易方式多元化;推动省内专业市场创办境外分市场,推动省内企业赴境外投资创业),使外经贸逆势上扬。2000年,全省进出口增幅高于全国平均20.5%。浙江“外贸现象”引起了全国关注。在对内开放方面,浙江的经济技术协作由政府主导过渡到政府推动、企业为主,各类区域合作组织更趋完善,区域外投资贸易趋于活跃。

  通过这一阶段的迅速发展,浙江形成了富有活力的区域特色经济格局,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县域经济发达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色。提前3年实现翻三番,1999年,浙江提前实现总体小康。

  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浙江的社会、文化、政治建设的改革创新实践也日益增多,显示出了“走在前列”的态势。

  1992年,省委、省政府提出“科教兴省”发展战略,作出《关于大力推进科技进步加速经济发展的决定》。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经济的发展。全面加强基础教育,成为全国第三个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省份。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兴建六大高教园区,组建新的浙江大学等,高等教育跨入大众化阶段;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得到蓬勃发展。

  在前期发展中小城镇的基础上,省第十次党代会作出了不失时机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的重大决策。此后,浙江省积极稳妥地推进行政区划调整,大力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的培育,加强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努力推动大城市、中心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

  与此同时,浙江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就业制度、住房制度和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生育和失业保险等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在90年代中后期就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审批制度改革。在2000年提炼出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加强精神文明和民主法制建设;根据形势的发展,对党的建设不断提出新的目标和要求,为全省跨世纪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至此,浙江已从一个欠发达的农业省份、经济实力居全国的中游省份和人均GDP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一跃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大省、经济发展最快、发展活力最强和人均收入最高的省份之一。到了90年代中后期,浙江成为全国各地区竞相学习和效仿的对象,“浙江模式”、“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成为人们研究和思考的热门课题。

  4、统筹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2001年1月至今)

  这一阶段的基本定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改革总的特点大体可以概括为:“全面完善”、“加快发展”、“统筹和谐”、“五位一体”十六个字。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稳定性明显增强,是改革开放以来波动最小的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和党的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以“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开创浙江科学发展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后,十一届省委根据变化了的省情作出实施“八八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提出“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经济发展上强调坚持“好”的基础上推动“快”发展,提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的理念,坚持以“腾笼换鸟”的思路和“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精神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推进民营经济新飞跃,推进新型城市化,着力解决浙江发展中遇到的“成长的烦恼”,同时于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相继作出生态省建设和建设“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的决策部署,初步构建了“五位一体”的工作格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步入科学发展轨道。党的十七大以来,十二届省委深入实施“八八战略”,作出扎实推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战略部署,明确提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任务,2010年,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进一步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新的部署,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浙江“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又作出了“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战略部署,省委十三届二次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干好“一三五”、实现“四翻番”的目标。2007年底以来,在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实践中,省委、省政府坚持“标本兼治、保稳促调”,进一步明确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总体思路和主要任务,谋划推进“四大国家战略举措”(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舟山群岛新区、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四大建设”(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加快实施富民惠民十大工程,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不断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普惠性和抗风险能力。

  与此同时,浙江率先实施新型城市化,引领城乡统筹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一是积极推进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等长三角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支持省域中心城市加快发展,提高杭州湾城市群、温台城市群、浙中城市群发展水平。加快培育和发展中心镇。二是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为重点,以“美丽乡村”为载体,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三是在全国率先开始了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率先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大力实施“欠发达乡镇奔小康”、“百亿帮扶致富”、“山海协作”等工程,推进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四是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在统筹城乡就业、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户籍管理等方面迈出了新步伐。

  这一阶段,虽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浙江经济还是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的态势。2012年,全省实现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财政总收入、地方财政收入、进出口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在全国位居第4、第5位。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连续12年和连续28年居全国省区首位,收入差距为1︰2.37, 为全国最小的省份之一。全面小康实现度2010年达91%以上。人均GDP达到了上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平均水平。


  三、浙江改革开放时期的特点与亮点

  (一)总体发展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浙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

  浙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上赵洪祝所作的报告对浙江的总体发展情况作了概括。

  1、五大跨越。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和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等五大历史性跨越。

  2、十大特征:⑴率先推进市场化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相得益彰、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⑵率先推进农村工业化,形成了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⑶率先推进市场建设,形成了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⑷率先推进内外开放联动,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内外开放格局;⑸率先推进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形成了城乡区域协调的发展格局;⑹率先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初步形成了区域创新体系;⑺率先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走上了环境、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⑻率先推进文化综合体制改革,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⑼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民主政治和法治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⑽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建设,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政治保证。

  3、六个方面的主要经验: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是推动浙江加快发展的动力之源;始终坚持经济建设中心、努力赢得改革发展先机,是实现浙江跨越发展的主要途径;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加快促进城乡区域协调,是推动浙江和谐发展的根本方法;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推进富民强省,是加快浙江改革开放的目标追求;始终坚持弘扬“浙江精神”、努力增强文化软实力,是造就浙江经济社会勃勃生机的精神支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大力提高科学执政水平,是推动浙江走在发展前列的根本保证。

  (二)主要特色

  1、民营经济比较发达

  浙江是民营经济大省,也是我国民营经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浙江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省份发展为经济大省,一个主要的动力即来源于民营经济率先试验、率先突破、率先发展。在自然资源贫乏、国家投入极少等先天缺陷和后天不足面前,浙江人民特别是以浙江民营企业家为代表的浙江创业群体,凭着“敢为天下先”的创业勇气,依靠“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的“四千精神”,创造了一个个创业神话。浙江民营经济创造了无数个全国第1,如新中国第1个市场执照、第1本个体户执照、第1家私营企业、第1个股份合作社、第1家在外上市民营企业等等。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史,是一部老百姓为主角的创业富民史,是一部与时俱进逐步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创新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的生动实践。

  浙江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由一部分农民泥腿子创办民营企业以来,至今,有95%的经济总量是民营经济,60%的税收、70%的地区生产总值、80%的外贸出口、90%的新增就业人口靠民营企业。浙商已成为全国最活跃的企业家群体,约有600万浙商在全国各地投资创业,创办各类企业26万多家、各类市场2000多个,投资总额超过3万亿元,此外还有150万浙江人在世界各地创业经商。

  2、市场强省地位牢固

  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在浙江得到较快的恢复与发展。至2012年末,全省有实体商品交易市场4297家,全年有形市场成交额1.58万亿元。成交额超亿元的市场745家。其中,义乌中国小商品城、绍兴中国轻纺城市场成交额分别达到580亿元和557亿元。128家网上商品交易市场共实现交易额1.29万亿元。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全国百强商品交易市场”名单中,浙江共有不同类型的51家市场入选,在全国市场独占鳌头,成为全国商品市场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交易额最强的领先省份。

  3、城乡差距较小

  浙江通过推进城市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2012年,城市化率为达到63.2%;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2012年为2.37∶1;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健全,参保人数大幅增加,保障水平进一步提高。2011年浙江省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达96.9%。

  4、开放型经济发展较好

  1978—2012年,浙江外贸进出口总额由0.7亿美元增加到3122.3亿美元,由全国第15位上升到第5位;外贸出口总额由0.52亿美元增加到2246亿美元,由第14位上升到第3位。利用外资质量不断提高,世界500强企业已有90多家落户浙江。至2013年3月,全省有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7家,数量居全国第2位。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成效显著,截至2012年底,境外机构数和投资规模均居中国大陆省区市第1位。同内区域合作方面也是成绩斐然。作为资源小省和发展空间有限的浙江,随着浙江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日趋紧张和商务成本的不断提高,许多浙商纷纷到省外投资创业,加入到主动接轨上海,推进长江三角洲合作与交流,参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行列中。

  5、生态环境较好

  浙江的自然环境较好,境内有70%的山,有八大江河。

  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浙江是较早提出生态省建设的省份,生态建设起步较早。在李泽民当省委书记时,就提出“两年准备,五年消灭荒山,十年绿化浙江”的理念。2002年6月的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就把建设“绿色浙江”确定为全省在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2003年,浙江省成为全国第5个生态省建设试点省份。出台《关于建设生态省的决定》,并以“811”行动工程和 “811环境保护新三年行动”为抓手开展生态省建设。2010年6月,省委十二届七次全会全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重要举措。

  总的来说,浙江的生态建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第二阶段是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第三阶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另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海洋经济、重点领域的改革、县域经济比较发达等等也都是浙江的突出的特色。

  (三)主要典型与亮点

  改革开放以来,在浙江大地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有涉事的、有涉人的,这些典型使浙江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显得波澜壮阔、丰富生动。如:

  1、吴兴“桃树风波”:催生中央相关文件出台

  事情是这样的:湖州的吴兴县牟南公社潘店大队,有3个生产队,137户农户。1966年开始,社员陆续在自留地上种上了桃树,到1977年,有80%的农户都有了“自己的树”。1977年,牟南公社的一位负责人,提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在这年的12月公社派出农业学大寨工作组进驻潘店大队,4000株桃树被全部砍掉,100多户农户一年每户减少收入100多元,全大队每年桃子收入损失1万多元。

  一位读者向《浙江日报》和当时的吴兴县委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1978年4月19日,《浙江日报》在头版刊登了吴兴《砍掉四千株桃树的错误必须纠正》的读者来信及调查附纪,并配发了600多字的编者按。当天新华社立即向全国新闻单位转发了此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向全国人民广播了新华社的消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著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20多天后,《人民日报》在一版刊出《党的政策必须落实,自留地上桃树不能砍》的文章,全国许多省报也都纷纷刊用了新华社关于“潘店桃树风波”报道的通稿。“桃树风波”成为全国各地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左”的流毒的一个典型教材,成为众多学者参与“真理标准大讨论”时经常被引用的一个生动例证。这件事也直接催生了第一个中央关于农村改革文件的出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指出:“社队的多种经营是社会主义经济,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决不允许把它们当作资本主义经济来批判和取缔。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决不允许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原则来反对。”这一表述,就源于《人民日报》对潘店桃树风波的相关报道。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作为中央文件发到省、自治区、直辖市讨论和试行。

  2、“杨树标事件”

  在20世纪80年代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浙江发生了一件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污染事件”。即“杨树标事件”。

  当时,杭州大学的教授杨树标在国内率先开设了蒋介石研究这门专题课程,在社会上轰动不小,旁听者云集。这门课程中当时最引人瞩目一句话,是杨引用一个日本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说的。他说,在中国只有两个半中国人是懂得中国的,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而那半个是毛泽东。

  杨树标的这段引述随后便在学术圈内乃至坊间流传开来,越传越广,到后来传播成“杭州大学历史系一位老师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中国国情,一个是鲁迅,一个是蒋介石,半个是毛泽东”。

  开始,杨树标对这种误传不以为意,斥为“瞎传”!但没想到这个“瞎传”竟传得全国都知道,连他北京的朋友都打电话向他核实。当越来越多的熟人向他求证此事,曾以一笑了之的杨树标终于笑不起来,笑不出来了。因为这句话在后来引起了麻烦。1984年初,全国清除精神污染,浙江省纪委把杨树标作为典型上报给了中央。并专门派了调查组。

  “浙江省纪委认为杨树标在授课的时候散布错误言论。其中就有‘两个半评价’的问题,另外,杨树标在授课时提到,‘国民党是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传统的党’,纪委也认为是错误言论,对蒋介石的反动罪行有翻案之嫌。”

  1984年春,《杭州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对“两个半”问题提出批评。

  紧接着,一位省领导在几次会议上公开点名批评杨树标的错误言论。更有人将此定性为全国精神污染大案。

  杨树标事件被列为全国清除精神污染大案后,为调查杨树标的错误言论,浙江省委组成专门的调查组进驻杭州大学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是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副处长雷云。

  雷云是一个个性正直、作风正派的干部,又是一个学养丰厚、学风严谨的学者。他带领调查组进驻杭州大学,召开了一个个座谈会,广泛听取杭州大学领导、历史系领导和有关教师对杨树标的反映;同时,他把杨树标讲座的录音和其他有关材料调出来,整理成文细加研究,对省纪委整理的杨树标20多条“错误言论”逐条进行核实。

  调查组在做了大量外围调查工作后,又找杨树标面对面沟通。杨树标承认,他在讲课中不是没有错误,不是没有出轨的地方。他觉得面对广大听众,他需要营造适合听众听讲的氛围,演讲到一定程度时,激情上来了,语言如决堤的江水,刹不住了。有时为了达到良好的演讲效果,他连顾忌也忘了,有些不便在公开场合讲的出格的话,也就刹不住讲出去了。虽然此时已经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人们的言论已放松多了,但左的思想仍很有市场,“左”的意识还在许多人头脑中根深蒂固,具有“左”的意识的许多人还处在领导岗位上,许多人认定的不犯错误的办法就是宁左毋右。因此,当杨树标的言论出格时,他就被人抓住了。

  经过了先后近一个月的调查,事情完全搞清楚了,调查组将调查的结果形成调查报告。调查组再次约请杨树标见面,将调查报告的结论与杨树标见面。

  调查报告认为杨树标同志的讲课从总体上说是好的,他的问题,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治学态度问题,宣传纪律问题。

  时任省委副书记陈法文亲自主持会议听取了雷云代表调查组的汇报,陈法文副书记当场表态:“同意调查组的意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就此结束!”

  至此,沸沸扬扬波及全国的“杨树标事件”终于落下了帷幕。

  3、莫干山论战催生价格双轨制

  1982年,党的十二大召开,确立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改革目标,提出了以计划与市场对立统一规律指导价格改革的全新理念。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是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经济形式,引起了一场波及全国的“计划调节,还是市场调节”的大争论。

  价格改革理论探索大争论,萌发了国家高层征求经济学家意见的动因。1984年9月,数十名经济学家和中青年经济工作者汇聚莫干山,专题讨论价格改革问题。参加会议的许多人都是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人物,如王岐山、马凯、华生、田源等一大批中青年经济工作者。会议初期形成两种主要思路,即“调放结合,以调为主”和“调放结合,先放后调”。这就是所谓的“调派”和“放派”。价格改革论战呈现白热化,多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会议最后出现了第三派意见。第三派意见认为,应该通过价格改革使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逐步靠拢,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缩小生产资料的计划统配的物资部分,逐步扩大市场自由调节的部分,最后达到两种价格的统一。这就是双轨过渡的价格改革思路,简称“价格双轨制”。

  莫干山论战中经济学家的不同观点,完善了中国价格改革的基本方案,对价格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困难做了充分准备,达成了价格改革时机基本成熟的共识。1985年3月,国务院首次废除计划外生产资料价格控制,“双轨制”在实践层面上放开,最典型的是生产资料价格的“双轨制”。

  当然改革并不总是伴随着鲜花和掌声。由于计划与市场的结合存在着很大的难度,也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缝隙,“权力与买卖结合”不正之风的蔓延,加剧了当时市场的空前混乱,物价暴涨。关键时刻,国务院开始了为期3年的治理整顿,重拳打击利用“双轨制”政策缝隙投机的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等生产资料非法倒卖违法行为,并通过价格、税收、财政配套改革对“双轨制”进行纠偏和完善。

  但“双轨制”毕竟使中国从计划走向市场迈出了步伐。纵观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应该说这种渐进增量的改革是中国自上而下改革模式的比较成功的典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克利茨甚至说:“双轨制是计划价格向市场价格过渡中,中国人找到的天才解决办法,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不能埋没”。不管怎么样,莫干山价格论战,记录了中国价格改革双轨制的历史起跑,对中国价格改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4、“小鱼吃大鱼”——“娃哈哈”兼并“杭罐”

  1991年,校办工厂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简称“娃哈哈”厂)的主打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风靡全国,市场上供不应求。但是这只能让“娃哈哈”厂干着急,因为当时的娃哈哈仅有几百平方米的生产场地,职工只有100多人,生产的速度远低于产品的销售。而当时杭州罐头食品厂(简称“杭罐”厂)拥有厂房6万平方米,职工2000多人。却因为各种原因连续亏损3年,负债达到4000多万元,企业困难重重。 

  中共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大胆提出一个重大决策:由娃哈哈营养食品厂兼并杭州罐头厂!这种反常规举措立刻在全国引起轰动。不论是原娃哈哈营养食品厂的职工,还是原杭州罐头食品厂的职工也都有一定的看法。

  针对这一情况,“娃哈哈”厂采取多种措施来稳定人心、发展企业。

  通过兼并和扎实的工作,“娃哈哈”厂用了短短90天时间就使得杭州罐头厂扭亏为盈,原来4000多万的欠债还清一半,而且使原“娃哈哈”厂的生产能力扩大了一倍!第二年使“娃哈哈”厂销售收入、利税增长了一倍多。

  “百日兼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不仅对杭州、对浙江,乃至对全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小鱼”吃“大鱼”的成功,不仅救活了杭州罐头厂,“娃哈哈”厂也借此历史性的兼并跃上了新的发展平台。如今的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大、效益最好、最具发展潜力的食品饮料企业。被誉为中国饮料业界的“常青树”。2012年3月,北京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全球富豪榜”,宗庆后以105亿美元的财富成为“2012年中国内地首富”。

  5、陈金义拍得上海六家国家店铺

  1992年10月15日,上海市黄浦区公开拍卖国营商店,并允许私营企业参与,这在国内尚属首例。最后竞拍的结果是浙江私营企业家陈金义,击败了在场的50多位上海老板,以145.1万元的代价换来了总面积只有112.35平方米的6家店面。如此不可思议的竞拍,令在场者无不侧目而视,纷纷猜测这位神秘人物的真实身份。次日新闻媒体曝光,一时间,陈金义的名字轰动了上海滩,同时也传遍了浙江省乃至全国各地。

  陈金义成为改革大潮中第一位收购国有企业的民营企业家,被称为“陈金义现象”。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中央新闻媒体均进行了大篇幅报道,事后,他的故事还被诸多著作和教材作为重点分析的经典案例。

  借助这一事件获得的巨大知名度,陈金义创建了浙江金义集团并在一段时间里获得迅猛发展。到2002年,浙江金义集团跻身中国私营企业500强。2003年3月15日,金义集团旗下的杭州金义食品有限公司与新加坡上市公司EWOS公司合并,在新交所成功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新加坡借壳上市的企业。在建国50周年的盛大庆典上,陈金义作为浙江省私营企业的唯一代表,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庆典结束后,全国工商联又把象征着“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第28号彩车交由浙江金义集团永久保存。

  后来,由于主业转型失败,使企业资金链出现问题。2006年7月26日,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宣布陈金义与其金义集团破产。陈金义先赢后输,属于民营企业家中的特殊类型。然而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陈金义与其金义集团都在浙江经济起飞的过程中,留下深深的印痕。

  这样的事例还有许许多多。覆盖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等方面 。 

  这些事例,虽然很具体、很微观,但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形象生动地展示了浙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告诉我们,研究党的历史,不能只关注决策的形成,更要重视实践的发展过程,特别是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基层典型,应该在新时期给以充分的反映。

  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成果

  从全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看,可以关注的主要成果有:党的十二大以来历次党的代表大会尤其是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对改革开放历史的概括,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上的讲话,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国共产党新时期简史》、《中国改革开放史》、《中国共产党新时期历史大事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等书籍,都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编的。还应该关注的一份文件是,中宣部转发的,由中央党史研究室起草的《改革开放30年若干重大问题及提法》,其中列了61个名词解释,都是依据性的,遇到重大问题,就需要参照。浙江改革开放时期可以关注的主要成果有:我们自己编的《当代浙江简史》、《拨乱反正(浙江卷)》、《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浙江卷)》、《走进新世纪——中共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浙江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浙江改革开放史》、《过去?现在?未来——长江三角洲中的浙江》、《浙江潮——改革开放三十年大画卷》、《浙江改革开放30年大事纪要》、《光荣与艰辛》、《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中共浙江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风展红旗如画——新世纪科学发展中的浙江样本》以及《透析“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百年》,还有很多研究浙江农业、温州模式、义乌经验等的著作等。

 2013年7月9日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