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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

——记浙江军民的抗日斗争
包晓峰
时间:2014-03-03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了重大牺牲,作出了巨大贡献。卢沟桥事变后,浙江是全国较早沦陷的省份之一,也是受日军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范围最大、最深的省份之一。八年抗战中,浙江全省77个市县中,有1市(杭州市)37县被日军长期占领,31县的县城一次或数次遭受日军的蹂躏和窜扰。日军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给浙江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灾难。有侵略必然有反抗,浙江也是抗击日军侵略的重要战场。浙江军民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下,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全国人民一道,筑成了反侵略战争的钢铁长城,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形成

  西安事变后,为了促成国共两党团结抗日,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建议实现国共合作,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3月下旬,周恩来同志由中共联络代表潘汉年陪同,到达浙江,先后在杭州及莫干山与蒋介石进行谈判。七七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只有全民族动员起来,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中国共产党积极倡议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形势下,国民党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不得不改弦更张,接受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的主张,停止内战,实现合作抗日。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当局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宣告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浙江境内的国共和谈产生了重要影响。早在1937年3月,浙江境内的国共谈判就已经开始。当时,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五项要求、四项保证”的电文,即致电浙江省国民党军政当局,呼吁捐弃前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速派代表举行和谈,得到国民党闽浙皖赣边区主任公署主任刘建绪的响应。但是,这次在平阳县举行的和谈,由于国民党方面企图单方面收编浙南红军,导致和谈破裂。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和国共两党中央进行的和平谈判,加速了浙江国共和谈的进程。9月1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方面刘建绪再次派出代表举行和谈,终于达成5条和平协议,即闽浙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红军集中地点在平阳县北港;红军军需与给养由国民党政府根据任务发给补充;无条件释放政治犯;一切问题由双方中央解决。9月19日,红军挺进师师长、中共闽浙边军区司令粟裕,在浙西南遂昌也与当地国民党政府达成停战协议。和谈的成功,标志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的正式形成。

二、淞沪保卫战及日军在浙北的暴行

  七七事变后,日本迅速扩大侵略战争的规模,将战火从华北直接烧到江南的京沪杭地区。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遭到中国守军的奋勇抵抗。14日,日本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9架飞机偷袭杭州笕桥机场,妄图一举歼灭中国空军主力。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在大队长高志航的率领下,奋起迎战,在杭州湾上空进行了激烈的空战。中国空军将士同仇敌忾,奋勇搏击,取得了击落日机2架、重伤2架,而自己无一损伤的辉煌战绩。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充分显示了中华儿女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不畏强暴的英勇气概。为纪念“八一四”空战的胜利,中国政府把这一天定为空军节。到9月底,中国空军在杭州地区上空共击落日机25架、击伤几十架,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日军进攻上海的战略行动,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进展不顺。日军不断增兵,直至增加到20万人,但到10月中旬,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11月5日,日军改变进攻策略,由陆军第十集团军与海军协同,在江浙交界的全公亭、金山卫、曹泾镇一线沿海同时登陆,企图从背后包抄守卫上海的中国军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原先在这里部署的杭州湾北岸守备区,因上海战事紧张,其兵力大部份已调往上海,只有2个连在沿海担任警戒,无力阻挡日军的进攻,但守军与当地民众仍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经过激烈的战斗,驻守全公亭的1个加强连全部阵亡,盐民领袖陈新民率领守望队参战,也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一部从西南方向包抄上海,其主力向沪杭铁路推进。当日军向我省平湖县城进犯时,国民党守军七十九师在平湖广陈镇一线英勇阻击。该师在师长陈安宝亲自率领下,打退了日军一次次进攻,坚守阵地达10天之久。一路日军占领松江后,向沪杭线上的重镇嘉善县发起进攻。国民党一二八师接报,奔赴嘉善阻击进犯之敌,11月8日,先头部队200余人首先在枫泾与日军展开激战,击伤日军少将于冢正三。次日,日军集结大队人马向枫泾反扑,200余名中国官兵弹尽援绝,全部壮烈牺牲。国民党一二八师在嘉善地区与日军血战7昼夜,打退日军多次进攻,击毙击伤日军数千人。该师自己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伤亡官兵2600余人,但为淞沪战场我军的撤退赢得了宝贵时间。11月15日,嘉善失守。不久,平湖城关、乍浦、嘉兴也相继沦陷。

  另一部在杭州湾登陆的日军,向桐乡、吴兴等地进犯,锋芒直指南京。为此,蒋介石命令第二十一、二十三集团军在吴兴、安吉、广德之间阻击。11月21日,日军重兵猛攻吴兴升山,国民党桂军一七○师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少将副师长夏国璋亲自督师,不幸壮烈牺牲。24日,吴兴沦陷。25日,长兴沦陷。此后,中国军队又在朱家巷、泗安、广德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日军死伤惨重,中国军队亦付出沉重代价,川军一四五师中将师长饶国华在阻击日军向广德进犯时,壮烈殉国。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而后,又兵分3路,进攻杭州,。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样,日军仅用1个半月时间,就占领了钱塘江以北杭嘉湖地区包括杭州在内的1市13县的大片土地。从此,杭嘉湖地区人民陷入了长达八年的苦难深渊。

  日军在杭嘉湖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仅日军登陆的平湖全公亭沿海,被屠杀的群众就有500余人,被焚毁的房屋3000余幢,受侮辱至死的妇女被暴尸街头。日军攻入嘉兴城时,用硫磺枪弹向四周民房、店铺乱射,弹到之处,火光四起,房屋塌毁,致使从北丽桥到建国路乐园馆长500米、宽100米左右的嘉兴最繁华地段,尽成断壁残垣,一片焦土。在嘉兴县新篁镇,有2000余户农民的房屋被日军烧毁。在海宁县斜桥民生丝厂,43名挑蚕的农民被日军集体枪杀。11月19日,日军攻陷江南名镇南浔,见人就杀,一次就杀害居民400余人,沿街电线杆上挂满了被杀害群众的人头;日军还大肆纵火,全镇被烧房屋4993间,其中南浔中学、浔溪中学等7所学校被彻底烧毁。在长兴县城,日军纵火7天7夜,90%的房屋被烧毁。日军攻入杭州后,下令“放假3天”,纵容官兵烧杀奸淫、胡作非为。当时繁华的延龄路(今延安路)上房屋尽被焚毁,有4000多名杭州平民被日军枪杀或残害,其中700多名妇女是被日军奸淫致死。杭州市人口从原有的59万,降至仅约10万人。

  日军在浙北的暴行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惨案,一是乔司大屠杀,一是龙溪大焚烧。余杭乔司是杭州北部的重镇。日军攻下杭州后,为镇压浙北人民的反抗,在乔司进行了疯狂大屠杀。1938年2月18日一早,驻扎在临平、长安、笕桥、杭州的部分日军就赶到乔司镇,封锁住各个路口,然后一边施放硫磺枪弹焚烧房子,一边用步、机枪扫射惊慌外逃的群众。霎时,整个乔司镇火光冲天,哭声震地,仅约一个小时,日军就杀死无辜百姓数百人。9时许,日军把未逃脱的和躲藏起来的群众搜出来,共有三四百人,用刺刀逼押到保庆桥,关在汽车站里,然后进行集体枪杀,仅四五人幸免于难。次日,日军又从笕桥赶来,在保庆桥架起机枪,见人就扫,把出逃在外、刚回来看看的老百姓又射杀了好几百。日军在乔司和邻近十里的农村连续烧杀三天,使乔司镇周围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几千间房屋化为灰烬。据事后统计,这次大屠杀,被杀害的同胞达1300余人,被烧房屋7000余间。龙溪是浙北的一条水道,其南端在余杭塘栖附近与京杭运河相接,北段经菱湖通往吴兴。日军占领杭州后,龙溪成为日军在杭州与吴兴及其邻县之间运送军火物资的重要通道。为确保这一水路的安全,防止共产党发动群众对日军运输线进行打击和袭扰,日军对龙溪沿岸的村镇进行了有预谋的焚烧。1938年3月26日拂晓,1000多名日军在日机配合下,乘坐数十艘汽艇,兵分两路,一路由菱湖沿龙溪南下,一路从塘栖沿龙溪北上,见到村镇就靠岸纵火焚烧,步兵不能到达的村庄,则由飞机投掷燃烧弹。一天工夫,北起吴兴菱湖查家簖、南至杭县王家庄,120里长的龙溪两岸成为一片火海,熊熊大火映红了整条龙溪水面,沿岸150个村庄中有110个村庄、7799间房屋被焚毁, 2045户农民流离失所。

  杭州沦陷前夕,国民党省政府各机关陆续迁往金华,临时省会设在永康方岩。各学校和文化单位也纷纷搬迁。浙江大学初迁西天目山,继迁江西、广西,最后迁至贵州遵义、湄潭等地,后又在本省龙泉设立分校。浙江图书馆将文澜阁《四库全书》和大批善本书籍迁往龙泉,后再迁往贵阳。在杭州的工厂,由于战事紧急,搬迁到金华的仅十分之一。为阻滞日军南侵,国民党军队于1937年12月23日忍痛炸毁刚建成通车仅3个月的钱塘江大桥。从这以后,至1940年春,日军与中国军队在浙江境内形成了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

三、浙南红军编入新四军和浙江党组织的大发展

  根据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国民党刘建绪的和谈协议,1937年10月中旬,分散在浙南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陆续汇集到平阳县山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粟裕任总队长、刘英任政委,共约300余人。

  1937年底,蒋介石委任黄绍竑为浙江省政府主席,这是黄绍竑第二次主政浙江。黄是国民党桂系主要人物,早在山西抗日时就曾与共产党有过接触,主张合作抗日,具有较开明的政治思想。黄的任职,使抗战初期浙江的国共合作有过一个良好的局面。

  1938年3月初,中共东南分局副书记曾山到达平阳,向刘英、粟裕传达了长江局和东南分局的指示:(一)浙江红军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七团队,集中地点为皖南泾县章家渡,部队应及早出发;(二)浙江地理位置重要,原来的游击根据地不能放弃,要留下一些人在浙江继续坚持斗争;(三)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撤销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待中央批准后转为正式省委。经曾山和刘英、粟裕等同志研究,决定由粟裕率部队去皖南,刘英留浙江主持党的工作。3月18日,粟裕率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共400余人从平阳山门出发,奔赴皖南。4月18日,部队到达安徽歙县,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三营。粟裕任第二支队副司令员。

  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下,为切实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加强对分属不同系统的浙江各地党组织的领导,成立统一的中共浙江省委已是十分必要。1938年5月,根据东南分局的的指示,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和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同时撤销,成立了全省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临时省委,由刘英任书记,汪光焕、谢文清、赖大超、顾玉良任常委,龙跃、林辉山、张麒麟、陈昌会为委员。临时省委成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加强了党的组织发展工作,要求各级党组织“大量地、十百倍地发展党员”,尤其要重视“大量吸收先进的知识分子进党”。在临时省委领导下,这一期间,全省党的组织和党员有了很大的发展。

  1938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浙江临时省委改为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仍为刘英。省委下辖浙南、处属(丽水)、台属(台州)、宁绍、金衢等5个特委和55个县(工)委。省委机关也离开山区,开始设在温州(后迁丽水)。省委的重新成立,标志着抗战以来浙江党组织的重建工作基本完成。这为加强浙江党的各项工作、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提供了根本保证。


四、浙西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浙西地区沦陷后,抗日游击武装风起云涌,国民政府军第62师、63师、192师配置于杭嘉湖及萧绍地区从事游击活动。1938年2月6日余杭一度被克复;17日,国民政府军奇袭乔司镇,歼日军40余人;3月,日军为巩固对杭州的占领,向安吉、孝丰一带“扫荡”,遭国民政府军痛击,被歼1000余人;3月28日,国民政府军突入杭州城内,袭击日军领事馆;1938年1月,李泉生在吴兴县长超乡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义勇军(又称长超部队),部队发展到1000人,1938年2月6日,在长兴县罗田漾与日军血战,毙日军66名,俘5人;2月20日,在塘南乡新兴港伏击日军,毙日军9人,俘1人;3月21日,联合国民政府军攻打吴兴东门外日伪军升山据点,歼日伪军近300人;1939年2月25日,配合国民党军袭击桐乡乌镇,毙日军50余人;3月12日,袭击德清新市日军据点,毙日军近30人。朱希领导的吴兴军游击队人数发展到4000余人,部队不但进驻练市,还攻占日军据点乌镇,在严墓数次击退日军的进攻,该部于1938年8月17日袭击南浔镇,毙日军40余人,此后又夺占武康、德清边界的广大地区。

  1938年8月,苏浙皖三省的国民政府军发起“八一三”纪念日全线总反攻,右翼猛攻富阳,夺取富阳城;中路攻克闲林埠,直扑留下;左翼占领凤凰山,向余杭镇突进。均予日军以重创。国民政府军62师是杭嘉湖地区一支重要的抗日游击力量,在德清、桐油乡、崇德等地屡屡重挫日军,1939年5月20日,围攻桐乡石门,击毙日军70余人;5月24日,在桐乡灵安打死日军20余人。该师还曾攻打崇德县城,进攻杭州市区。

五、日军入侵浙东和在浙东的暴行

  继杭嘉湖地区沦陷后, 1939年5、6月间,日军又相继侵占了舟山的岱山、定海等地,切断了宁波等港口的对外交往。1940年1月22日,驻杭日军土桥师团1000余人,身穿白衣,乘漫天大雪偷渡钱塘江,侵入萧山县城。这打破了抗战以来日军在浙江与中国守军隔钱塘江对峙的局面,萧山成为日军随时可以窜扰浙东的据点。

  为尽快结束对华战争,1940年11月13日,日本天皇御前会议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决定“把切断援蒋通道作为解决中国事变的主要手段”,而封锁国民党政府争取外援的东南沿海宁波、海门(椒江)、温州、福州等港口,夺取宁波、温州等港口贮存的军需物资,成为日军的主要目标。

  早在当年7月,日军大本营即决定攻占镇海要塞。16日,日舰轮番向镇海各要塞炮台炮击,日军陆战队乘装甲汽艇偷袭登陆,中国守军一九四师一部竭力抵抗,终因力量薄弱、伤亡过重,镇海沦陷。19日,中国军队猛攻镇海,以求收复失地。尽管日军动用了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员、40余艘军舰、30余架飞机抵抗,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毙日军400余人,伤日军600余人,中国军队阵亡600余人,最后取得克复镇海的胜利。

  1941年2月,日军接到大本营全面封锁中国东南沿海的命令后,即调集两个师团、一个旅团、一个支队共4万多兵力,在海空军配合下,从4月16日至5月下旬,发动了旨在控制浙江沿海的宁(波)绍(兴)战役。在东线,日军陆军第五师团主力会同海军陆战队于4月19日再次攻陷镇海;20日,占领宁波;随后,溪口、奉化、上虞、象山相继沦陷。日本海军陆战队另一部于4月19日在海门(今椒江)、三江口登陆,侵占黄岩。国民党台州守备指挥部少将指挥官蒋志英率部阻击,壮烈牺牲。日军第五师团一部还在温州飞云江口登陆,侵占瑞安城,并于20日晨占领温州。日军在温州掠夺大量军需物资后,撤离温州。在西线,日军于4月20日侵占诸暨,前锋到达浦江、义乌、东阳等县境。5月16日,日军北撤,中国军队于21日收复诸暨。宁绍战役,使浙东及沿海的广大地区遭受了一场浩劫,杭甬线两侧、杭州湾以南的广大地区被日军占领。

  日军发动宁绍战役前,在宁波进行了细菌战。1940年10月27日,日机在宁波上空撒下大批面粉、麦粒,开明街上空顿时一片黄色云雾。日机过后,当地居民发觉跳蚤骤增,后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29日,就有人染疫发病。这次鼠疫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从10月29日到12月6日,在医院隔离诊治的61人中仅2人幸免于难;另有未隔离前就外逃的38人均先后死去,内有9户全家死绝。据后来的调查证实,此次因染疫而死的平民共有117人。

  日军占领浙东后,更是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在镇海,从4月19日到23日,由于日军的暴行,居民死伤104人,780间民房被烧毁。日军占领余姚后,大开杀戒,仅在小皇山和候青门外火车站边的树林里,被日寇刺刀活活刺死或活埋的就有300多人。在海门,日军从码头到海(门)葭(芷)公路沿路屠杀,仅西门到乃庵岭一段就留下200多具平民尸体。日军在窜扰温岭的4天中,在松门、淋川等地烧毁民房3250间,杀害平民45人。在诸暨,10万余间房屋被日军烧毁,1100多人被日军杀害。日军还在浙东进行疯狂的抢掠。在宁波,仅慈溪一县所蒙受的物资损失至少在600万元以上;日军还通过大量发行储备券、靠刺刀和严刑取缔并廉价收兑法币,在浙东搜括巨额资金;在象山茅洋开矿,挖走重要战略军工物资砩石数以万吨,在矿山中丧生的中国劳工约2700余人。在绍兴,日军从交通银行掠去饰银1300余公两、银块200公两,从中国银行掠去法币200余万元。日军在浙东犯下了累累罪行。

六、日军侵犯浙赣线和在浙中、浙西南的暴行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国第七舰队,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荷等国先后对日宣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特别是东方战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为了打击日本的气焰,制订了对日本本土进行空袭的计划。1942年4月18日,从美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的16架B—25型轰炸机出其不意地对日本东京、名古屋、神户等大城市实施空袭,尔后按预定计划到浙江的衢州机场降落。但由于遇到恶劣天气,与地面失去联系,飞机油尽,杜利特尔等80名机组人员被迫跳伞或迫降,除一架降落在原苏联的海参崴外,其余都在浙江、安徽、江西境内着陆,其中大部分降落在浙江的天目山、三门、遂昌等地,飞行员被浙江军民营救后送到后方。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其本土第一次遭到空袭,引起日本全国震惊。

  为解除对日本本土的空中威胁,1942年5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对浙赣铁路沿线的所有军用机场实施破坏和控制。是役,日军动用了14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在东起奉化西至富阳约150公里宽的战线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国民党军队投入27个师、20万兵力进行抵抗。日军左路军以陆军第七十师团、第二十二师团为主力,其中七十师团于5月14日从奉化出发,沿奉新公路向中国暂编第九军发起攻击,先后占领东阳、永康、武义,准备会攻金华;二十二师团从上虞、绍兴沿曹娥江南下,经嵊县、东阳,直逼金华。日军中路军为陆军第十五师团,于5月15日由萧山南下,经临浦,攻占诸暨、义乌,向金华逼近。日军右路军以陆军第一一六师团、第三十二师团为主力,其中一一六师团于5月15日从富阳、余杭出发,向新登、桐庐进犯;三十二师团沿富春江西进,23日,猛攻建德。三路日军在金华、兰溪合围,大有与国民党军队在金、兰决战之势。25日拂晓,三路日军强攻金华,中国守军奋勇抵抗,与日军激战三日三夜。在金华、兰溪保卫战中,中国守军击毙日军1000余人,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中将在兰溪附近被中国军队埋设的地雷炸死,成为日本自建立新式陆军后第一个在中国战场丧命的现任陆军师团长。金华、兰溪沦陷后,日军分路包抄衢州,与中国守军在衢州外围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军队动用5个军的兵力,准备与日军决战,拟采用分段截击的战术,给日军以决定性打击。就在中国军队调兵谴将之际,5月31日,南昌日军渡过抚河,向东北方向进攻,与衢州日军东西呼应,企图打通浙赣铁路。面对大军压境的形势,蒋介石于6月3日下令放弃衢州决战的计划。6月7日,衢州失守。衢州保卫战,中国守军共击毙击伤日军18000余人,显示了中国广大爱国将士不怕牺牲,为民族解放而战的英勇气概。

  日军攻陷衢州后,第二十二师团、三十二师团继续西犯,于7月1日与赣东进犯之敌会攻横峰,浙赣线被打通。日军为巩固后方,同时企图破坏丽水机场,并夺取得瓯江一带的战略物资,6月16日,日军小菌江旅团及奈良支队又从龙游出发,分路进攻丽水。19日,再陷永康、武义;24日晚,丽水失守。7月7日,日军小菌江旅团约5000人又从丽水出发,沿瓯江水陆两路进犯温州。11日,温州沦陷。日军攻打温州时,在温州海面的数十艘日舰协助千余名海军陆战队官兵登陆作战。

  日军在侵陷浙赣线沿线地区的过程中,对我浙中、浙西南同胞进行了血腥镇压和报复,情形极为悲惨。在金华地区,被日军杀害的平民总计达17204人,致残36569人,被烧民房104318间。1942年5月19日,日军一进入东阳,就沿途烧杀,当日就烧毁民房1700余间,杀死平民125人,打伤24人。日军占据东阳期间,共窜扰城乡98次,烧毁官署、民房7177间、学校6所,杀害平民504人(其中全家被杀绝的16户39人),伤294人,强奸妇女101人;窜扰磐安三次,共烧毁民房3900余间,其中29个村变成一片废墟。日军侵占义乌后,在佛堂烧毁民房600余间;在华溪、宗办等村烧毁民房2000余间,烧死杀死平民100余人;在畈田村,日军将28名村民关进一间房屋,然后将他们全部活活烧死;在长富、里美山等9个村“扫荡”时,一上午就烧毁1200多户村民的房屋,刚从地里收获的粮食也随之烧毁殆尽。日军攻陷金华城后,仅6月15日这一天,就烧毁房屋2075间;占领金华县期间,被杀害的平民3631人。武义沦陷期间,日军烧毁和拆除民房13800余间,杀害平民3000余人,抢掠、烧毁粮食24600余吨;日军还将童庐村的12个住宅点和360多亩土地用铁丝网围起来,作为杀人场,在此被残害的中国军民达数千人。日军占领汤溪县期间,杀死、炸死平民722人,伤3000余人,强奸妇女1805人,毁民房7768间。有一次,日军诬指10名青年为游击队员,将他们押往城北充当苦役,然后全部活埋。

  日军戕害百姓、奸淫妇女的手段极其残酷。有一次,驻扎在金华县长山乡石门村倪氏宗祠的日军,把抓来的5个平民说是“中国兵”,绑在柱子上供日军练刺杀。每次由5个日军在“一、二、三”的口令下一齐猛刺,轮番进行,直至被活活刺死,宗祠成了日军练习杀人的场所。为破坏浙赣铁路,日军从上海、杭州和本地抓来3000余平民,强迫他们到金华沙溪村一带拆铁路,晚上点起三四十盏大汽灯,夜以继日地干。由于过度劳累又得不到足够的食物,致使人员大量死亡,房内、村外到处都是尸体,后来仅在农户俞仕品的半亩田中,捡起的尸骨就有7担。因不服奴役,沙溪村村民有三分之一被活活打死。日军奸淫妇女,不分老幼,不分场合,有的妇女遭轮奸后当场被杀,甚至割乳、剖腹、分尸。仅金华县被日军强奸的妇女就有1370人,汤溪县被强奸的妇女有1805人。日军不但到处奸淫妇女,还在金华城内设立多处随军妓院,虏掠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慰安妇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的凌辱和痛苦,终生难以泯灭。

  在衢州地区,日军同样罪恶累累。日军占领龙游期间,全县6个区42个乡镇被日军杀害的平民854人,被强奸的妇女1820人(其中23人被强奸致死),烧毁民房6509间,劫杀耕牛488头、家禽12834只,掠夺粮食3308万余斤。日军侵占常山后,共盘踞40余天,全县24个乡镇有22个乡镇遭到劫难,有29820人被屠杀,8337间民房被烧毁。在衢县,一次日军突然包围了石塘背村,来不及逃难的90多个村民惨遭杀害的有84人,幸存的有数人被刺成重伤。日军还把残杀孩子当儿戏。日军一部为庆祝占领衢州,召开“祝捷”宴会,由于盛夏炎热,抓来一批孩子为他们打扇。打扇的孩子个个汗流浃背,日军还嫌他们不卖力,一个日军小头目当场用马刀向一个孩子头上劈去,孩子一惊,头一低,向后一退,没有劈着;日军接着又是一刀,孩子又是机灵地一退躲过;当第三刀劈来时,孩子躲闪不及,脑壳被劈开,血流一地。一个无辜的孩子就这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之下。1942年8月9日,日军侵占开化县华埠镇,至11日凌晨退出,把整个华埠镇洗劫、焚烧一空。撤退当日,日军把国民党政府经济部存放在华埠天妃宫的数百箱桐油,统统浇泼在华埠镇前街后巷的房屋上,然后纵火焚烧。霎时,整个华埠镇烈焰腾空,全镇2700多间房屋尽行焚毁,华埠周围10里以内近20个村庄的房屋亦焚毁殆尽,平民死亡96人。在丽水松阳县,日军盘踞28天,共烧毁民房1446间,被杀害的平民有姓名可查者就有1571人,俘走壮丁1954人。

  日军对衢州机场、丽水机场实施了彻底的破坏。日军驱使被俘的中国士兵和百姓7000余人在皮鞭、刺刀下劳作,稍有懈怠疏忽即被杀死。日军还对浙赣铁路实施了破坏,从江西玉山县以东开始拆除,一直拆到兰溪,把拆下的铁轨、枕木运到沈阳制造武器。为了掠夺武义、东阳、诸暨、新昌等地的砩石矿,日军驱使大批中国劳工为其采掘,对劳工的奴役和虐待掺无人道,仅武义一地被枪杀或饿死、病死的矿工就达2000余人。

  浙赣战役前后,日军还在浙赣线沿线使用细菌武器,衢州、义乌等地群众深受其害。最惨的义乌县崇山村,日军于1942年9月21日在该村投下鼠疫毒菌,不到3个月,全村发病391人,死亡386人,有19户家庭全部死绝。衢县于1940年、1942年、1944年三次遭日军细菌武器袭击,此后几乎年年爆发疫情,到1948年时,累计发病30万余人,死亡5万余人。日军在浙中、浙西南的罪行罄竹难书。


七、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

  皖南事变后,1941年2月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战略部署作了新的安排,作出了在浙东增辟基本战略区的重大决策。中央指出:“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区域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这是中共中央一个新的战略决策。

  华中局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决定将开辟浙东、浙西两地工作的任务交给新四军第六师师长兼政委、中共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负责。谭震林和中共江南区党委决定,以浦东为基地,伺机派部队逐步南渡杭州湾,发展浙东的游击战争。为加强浦东地区党组织的建设,1941年5月,成立了以顾德欢为书记的中共路南特委,下辖浦东工委。当时,中共浦东工委领导或掌握的有两支武装,一支是公开坚持浦东抗日斗争的“第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由连柏生任支队长;另一支是汪伪第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中由中共地下党员掌握的一部分力量。从1941年5月至9月,这两支武装共900余人分7批先后乘船渡过杭州湾,到达浙东“三北”(慈溪、余姚、镇海三县姚江以北地区),并取得了国民党“宗德指挥部第三大队”(简称“宗德三大”)、“淞沪五支队第四大队”(简称“五支四大”)和“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简称“暂三纵”)等番号。浦东南渡武装成为开辟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一支重要力量,揭开了创建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序幕。

  为加强对南渡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根据谭震林的指示,中共路南特委决定成立路南特委军事委员会浙东军分会,以吕炳奎为书记,并在“暂三纵”、“五支四大”设立工作委员会。浦东武装到达三北地区后,与中共浙江省委所属的浙东地方党组织绍属特委、宁属特委取得了联系。双方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积极主动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1年6月18日,“五支四大”在“宗德三大”的配合下,在慈溪相公殿西南伏击日军,击毙击伤日军各8人。25日,驻慈溪庵东日军30余人再次到相公殿抢掠,“五支四大”和“宗德三大”再度出击,日军狼狈逃回庵东。接着,游击队各部转战三北,相互配合,相互呼应,又在长溪岭、施公山等战斗中连歼日寇。10月10日,“暂三纵”在余姚登州街以西袭击从周巷出扰的日军,激战一个多小时,迫使日军逃回据点。10月22日,“宗德三大”在姚北横河与日军血战,打死打伤日军多名,但我大队长姜文光、大队附姚镜人以下29人光荣牺牲。11月,“宗德三大”在梅园丘与日军遭遇,经激战后,迫使日军退回五夫据点,但我大队长陆阳等16人英勇牺牲。浦东南渡武装在开展抗日游击战的同时,还先后在慈北、镇北和姚北建立了古窑浦、海甸戎家、龙头场、蟹埔觉渡寺、沈师桥、邱王、逍路头、长河市、临山等办事处。办事处和武装部队一起,宣传抗日,组织和武装群众,发展抗日力量,征收抗日捐税,解决部队给养。办事处开始部分地执行政权机关的任务,成为后来抗日民主政权的雏型。至此,浦东南渡部队已在三北地区站住了脚跟,初步开辟了三北抗日游击根据地,并陆续派出部队,深入慈溪、余姚南部的山区活动。

  浙赣战役后,沿浙赣线两侧的浙中地区和杭甬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均落入日寇手中。不甘做亡国奴的浙江人民,在我党领导下纷纷在当地建立游击队实行武装自卫。诸暨沦陷后,由中共地下党员何文隆组织了泌湖乡抗日自卫队,后扩大为八乡抗日自卫大队。义乌沦陷后,在中共金属地区特派员陈雨笠和义乌县特派员江征帆等领导下,在金(华)义(乌)西组织了一些游击小组,后通过关系取得“钱南军别动队第一支队第八大队”的番号(简称“八大队”,群众称为“吴山民部队”)。此外,陈流等人在建德组织了一支称为“建德部队”又称“严州部队”的抗日武装。为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牵制日寇南进,并发展会稽地区的武装斗争,浙东三北我军也派出200余人组成“南进支队”,在中共路南特委浙东军分会委员蔡群帆等率领下,从余姚出发,挺进会稽,并在诸暨枫桥建立了第一个办事处。“南进支队”转战诸暨、义乌、东阳、浦江、嵊县等地,英勇抗击敌军。一次,与出扰龙山、凤山的日寇激战,毙伤日军尉官柳泽春夫以下30余人。浙东各县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也更加活跃。在“凇沪三支”的支持下,镇北成立了龙山自卫队;在鄞县县委的领导下,鄞县组建了林一新抗日武装;在嵊县,建立了嵊东抗日自卫独立大队。这些抗日人民武装,在中共组织的领导下,频频伏击、袭扰敌军,给了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和浙赣战役爆发后浙东地区的新形势,确定了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1942年5月31日,陈毅、曾山电令闽浙皖赣四省联络站负责人谭启龙“立即去浦东转浙东主持”工作。6月,谭启龙到达浙东后,根据华中局的指示,成立了中共浙东行动委员会。谭启龙通过对当时情况的初步了解,认为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条件已经具备。7月上中旬,新四军军部及一师师部所派的一批干部何克希、张文碧、刘亨云等陆续到达浙东。为了统一浙东地区党和抗日武装的领导,1942年7月,中共浙东区党委成立,由谭启龙任书记,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任委员(后调整为谭任书记,何克希、张文碧为委员,后又增补杨思一为委员)。浙东区党委的成立,使浙东人民的抗日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坚持和发展,并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

  浙东区党委成立后,对宁波、绍兴地方党组织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4个地区级的党的工作委员会,即三北工委、四明工委、三东(镇海、奉化、鄞县三县东部及舟山群岛)工委和会稽工委。三北地委书记王仲良,四明地委书记王文祥(后为陈洪)、副书记罗白桦,会稽地委书记杨思一、副书记马青,三东地委书记吕炳奎、副书记王起。地委以下建立县委、区委、支部。为了灰色隐蔽,浙东区党委在慈(溪)北成立了“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委,连柏生任副司令员,刘亨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政治部主任,并统一整编浙东主力部队为第三、四、五3个支队和特务大队、海防中队。整编后的主力部队共有1510人,拥有轻重机枪36挺,长短枪878支。这是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骨干力量。

  三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对日军在浙东的存在构成了严重威胁。1942年10月,日军动员上千兵力分三路对三北地区进行“扫荡”,遍设据点,到处骚扰,反复搜索,企图消灭三北抗日武装。我军在三北游击司令部指挥下,英勇反击,经过蜀山渡、杨葛殿、竹山岙三次伏击战,三战三捷,毙伤日伪军一百多人,其中击毙日军30多人,重挫了日寇气焰,大大增强了三北地区军民的抗日信心。11月下旬,我军又在慈北宓家埭伏击了由慈城出扰的伪十师1个营,将其全部歼灭,生俘伪营长以下200余人。至此,日伪军对我三北根据地的“扫荡”被彻底粉碎。三北游击司令部于10月11日进入四明山区,先后解放了陆家埠、杜徐、袁马、芝林和翁岩等地,初步完成了挺进四明山区的任务。浙东区党委考虑到浦东地邻上海,地理位置特殊,于是派朱亚民等组成精干短枪队,返回浦东。他们在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给日伪军和汉奸以有力的打击。

  浙江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同样遭到国民党顽军的仇视。1942年10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为阻止三北游击司令部南进,指派在钱塘江以北的“忠义救国军”第一支队,并纠集一批土匪武装,共计2900余人,于10月下旬自金平湖、乍浦一带南渡杭州湾,向三北地区发起“进剿”。我三北游击司令部集中金萧地区、四明地区的部队展开反击。从11月28日开始,到12月15日止,我军在地方党和广大群众的支持配合下,经周家路、登州街、黄家埠、谢家塘、小越等大小29次战斗,共歼顽军2000余人,伪军4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反顽自卫战的完全胜利。三北游击司令部所辖各部也迅速发展到2000余人,并乘胜再度挺进四明山,于1943年4月拔除余姚梁弄的伪军据点,毙伤伪军40余人,生俘4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梁弄是四明山的心脏,是向发展的重要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攻克了梁弄,就控制了整个四明山区,这对于建立和发展以四明山为中心的浙东抗日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梁弄的攻克,迅速推动了姚江两岸和四明山地区的政权建设。浙东区党委在梁弄成立了四明山总办事处,区党委机关和三北游击司令部也先后进驻梁弄和横坎头。四明山根据地初步建立,梁弄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经过第一次反顽自卫长争,浙东各地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也得到迅速发展。在四明地区成立了南山自卫总队,三北地区成立了三北抗日自卫总队,金萧地区成立了金萧支队,浦东地区的抗日武装也得到恢复和发展,重新成立了浦东支队。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被国民党顽固派视为心腹之患。1943年3、4月间,蒋介石接连致电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求“负责指派有力部队限期解决”浙东抗日武装。我浙东区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闻讯三次发出通电,呼吁制止内战,团结抗日,冀挽危局。但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不予理睬。11月,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调集包括正规军精锐部队第一突击总队在内的两万多兵力,对浙东抗日根据地发起“清剿”。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浙东区党委,要求在军事上、政治上采取积极还击的方针。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爆发后,三北游击司令部公开亮出新四军旗号,改名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新四军军部任命何克希为司令,谭启龙为政委,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第三支队、第五支队、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和直属教导大队、警卫大队、海防大队。第二次反顽自卫战于1943年11月19日打响,历时9个月,经历了蜻蜓岗、大俞、东西岙、章家埠、前方、后杜桥等大小91次战斗。新四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减员891人,占当时部队总人数的近三分之一。1944年夏日军发起第二次浙赣战役,国民党金(华)兰(溪)战事告急,“清剿”浙东抗日根据地的顽军主力奉命撤出,第二次反顽自卫战结束。第二次反顽自卫战是浙东抗日根据地自开辟以来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在浙东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根据地军民英勇顽强地坚持阵地,经受了严峻考验,粉碎了蒋介石“限期剿灭”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图谋。

  在国民党顽军“进剿”的同时,1943年12月至1944年夏,日军也乘机向我浙东抗日根据地进攻。浙东区党委领导军民在反顽军的同时,还对日伪开展了反“扫荡”、反“蚕食”的斗争。在四明地区,日军先后于1943年12月和1944年5月,发动了两次千人以上的大“扫荡”,纵火烧毁了夏家岭头和南黄等村,一度侵占梁弄。浙东游击纵队五支队、警卫大队、四明自卫总队在广大群众配合下,英勇奋战,日伪军被迫撤退。在三北地区,日伪增筑据点,采取“蚕食”政策。浙东区党委率三支队及警卫大队等部队,在镇(海)北筋竹岙全歼伪军4个班;在慈北宓家埭重创伪军一个营;在镇海虹桥奇袭敌伪“舟山警备司令部第四总队部”,俘获日军少佐顾问吉永久寿秀和伪军上校总队长卫文达以下28人;在慈东马家桥歼灭伪军52名。由于三北军民的英勇抗战,日伪军的“蚕食”阴谋并未得逞。在金萧地区,我金萧支队在义乌塘西桥一战,毙日军20余人;在诸暨墨城湖附近,毙伤伪军100余人,金萧抗日根据地得到壮大。在浦东地区,我浦东支队在奉贤北宋毙伤日军50多人;在南汇朱家店伏击日军,当即击毙日军23人,在追击中又打死11人。新四军的力量已发展到黄浦江两岸,成立了中共淞沪地委、淞沪支队,形成横跨黄浦江两岸的淞沪抗日根据地。为开辟海上游击根据地,浙东区党委决定派遣海防大队一部赴舟山群岛。1944年8月21日,海防大队一中队约70人由大队附陈铁康率领,从镇海古窑浦启航到达岱山西面的大鱼山岛。由于汉奸告密,25日清晨,日伪军500余人在两架飞机掩护下乘军舰向大鱼山岛进攻。海防大队一中队指战员连续奋战7小时,毙伤日伪军70余人,后因弹尽粮绝,除26人突出重围外,包括陈铁康在内的42人壮烈牺牲。浙东新四军在频繁的抗日反顽战斗中,仍得到恢复和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和扩大。

八、浙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和新四军苏浙军区的斗争

  1943年夏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红军取得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彻底胜利后,开始持续不断地向德军发动反攻;在太平洋战场,美军继中途岛、瓜达耳卡纳尔岛之战重创日军后,海、空力量取得决定性优势,也向日本转入战略进攻;在缅甸战场,中、美、英军队也向日军发起反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敌后战场也开始逐步转入攻势作战。

  日军为改变太平洋战争的被动局面,于1943年下半年,先后在中国正面战场发起了赣北、滇西、苏浙皖边等战役。从9月30日开始,日军调集2万余人分皖南、苏南、浙西3路进攻苏浙皖边。国民党第三战区部队不战而退,日军在3日之内便侵占溧阳、宣城、广德、郎溪4座县城,继而又侵占安吉、孝丰、临安等县城,并在孝丰、安吉、广德、郎溪、宣城等地构筑据点和工事。10月下旬,中国军队向日军展开局部反攻,在天目山告岭给日军以有力打击,28日,中国军队收复孝丰城,30日再次失守,11月1日中国军队再克孝丰,日军向安吉撤走。

  为牵制日军,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收复失地,扩大解放区,新四军第一师十六旅于1943年10月初奉命从苏南向苏浙皖边敌后挺进。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苏南区党委书记、十六旅政委江渭清率领四十六团和旅部特务营进入江苏溧水西南、涟漪湖以北地区作战;旅长王必成率领四十八团向皖浙边境的郎溪、广德进军。11月1日,四十八团收复高淳东坝后,即进入郎广地区。以后,就在郎溪、广德、长兴一带一边与日伪作战,一边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建立乡、区、县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年底,十六旅旅部和苏皖区党委进驻长兴仰峰界和温塘村。一师独立二团在粉碎日伪军“扫荡”后,由宜兴南下,与四十八团会合,进驻长兴白岘镇。十六旅各部经过3个月的连续作战,收复了宜长公路以北的广大农村,开辟了郎(溪)广(德)长(兴)敌后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在郎广长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引起了日军的恐慌。1944年3月中旬,日伪从芜湖调集4000余兵力,对郎广长地区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扫荡”。3月29日,四十八团在旅长王必成亲自指挥下,在杭村附近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歼灭日军小林中队大部,毙伤敌伪70余人,缴获日造九二步兵炮1门。日军为挽回“皇军荣誉”,曾出动大批人马四出“扫荡”,企图追回被缴获的火炮,但无功而返。杭村一仗,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8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指示华中新四军:“要使游击战争极广泛地发展到上海周围、杭州周围、京沪线两侧,使沪杭两城及沪杭铁路完全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以便加紧进行这些大城市工作,并准备夺取这些大城市。”。根据这一指示,十六旅主动对日伪展开攻势。8月23日,十六旅集中主力在宜兴、长兴、吴兴一线60余公里的战线上,对日伪发起全线进攻。25日,攻克长兴城外围据点13处,摧毁碉堡60余座,共击毙击伤日伪军110余人,俘伪军营长以下420余人。从26日起,十六旅在长(兴)宜(兴)一带继续扩大战果,并向太湖沿岸推进,使整个太湖西南岸为新四军所控制。12月24日,十六旅又冒着大雪奔袭长兴泗安镇,经13小时激战,攻克泗安,全歼伪军两个营400余人,缴获小型高射炮2门,轻重机枪19挺,长短枪300余支。泗安的解放,打通了新四军向东南发展的门户。十六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共攻克日伪据点80处、歼日伪军6723人,缴获各种炮6门,轻重机枪130余挺,取得了辉煌战果。主力部队发展到7750余人,地方武装4670余人,为迎接新四军主力南下,向东南发展,开拓了前进阵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在苏浙皖边的力量不断壮大如芒在背,因此,乘十六旅全力与日伪军作战之际,积极部署对十六旅的堵截围剿。11月下旬,根据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命令,国民党顽军以7个团的兵力向十六旅进攻,十六旅被迫自卫。12月2日至4日,四十八团、四十六团和独立二团在广德牛头山、长兴青岘岭附近与顽军激战3天,歼敌800余人。顽军“围剿”计划失败,退回宣长公路以南。

  1944年夏秋,鉴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敌后抗战的不断胜利,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配合盟军登陆作战,发展东南,打通浙东与浙南以至闽中联系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实施这一决策,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派粟裕、叶飞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渡江南下,挺进苏浙皖边,与十六旅会合。1945年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命令,成立新四军苏浙军区,任命粟裕为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委(未到职),刘先胜为参谋长,统一指挥苏南与全浙部队。后又任命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华中局还委托粟裕以华中局代表的名义,全面领导苏南、浙西、浙东几个区党委的工作,以建立党的工作的统一指挥。苏浙军区成立后,立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十六旅编为第一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参谋长陈铁军、政治部主任刘文学,下辖一、二、三支队,约8300余人;浙东游击纵队编为第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参谋长刘亨云、政治部主任张文碧,下辖三、五、淞沪、金萧支队,约7000余人;三旅编为第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阮英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彭德清、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下辖七、八、九支队,约8000余人。苏浙军区还管辖两个军分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钟国楚、政委陈先、副司令员熊兆仁;第二军分区政委陈立平、副司令员杨洪才。随后,苏浙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卫生部也相继成立。5月,成立中共浙西区党委,书记金明,下辖两个地委、1个工委,同时成立浙西公署,朱克靖任主任,下辖3个行政专员公署。

  部队整编后,苏浙军区立即确定了南进部署。其中第一纵队于2月10日从长兴槐坎出发,向莫干山挺进,沿途粉碎日伪军的袭扰,控制了武康、三桥埠、递铺一线,开辟了莫干山地区。国民党第三战区获悉苏浙军区主力已南下进入莫干山地区,即以5个团的兵力进行拦截,并于2月14日向新四军发起进攻。苏浙军区部队被迫奋起反击,至2月18日战斗结束,共歼顽军120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新四军乘胜占领了孝丰城,控制了整个天目山北部地区。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他们趁新四军立足未稳,又于3月上旬,以12个团的兵力向新四军发起进攻,企图夺回孝丰城,歼灭新四军主力,或将新四军驱逐出天目山以北地区。苏浙军区部队被迫再次反击,战斗自3月3日开始,至27日结束,共歼顽军1700余人(其中俘虏1300余人,毙伤400余人),再次粉碎了顽军的的进攻,并乘胜占领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取得了第二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

  国民党顽军在两次进攻受挫后,一面筑堡防御,一面增调援兵,企图卷土重来。1945年5月中旬,日伪从杭州、湖州集结兵力,企图向莫干山、天目山地区进犯。国民党第三战区乘机调集14个师42个团共6.6万余兵力,于5月下旬,对浙西新四军发动第三次进攻。当时苏浙军区在浙西的部队仅2万余人。面对3倍于我的强敌,新四军采取运动战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战术,仅用20天时间,即取得了第三次天目山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是役共歼顽军8900余人(其中俘虏1900余人,毙伤5000余人),但我新四军也在战斗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共阵亡指战员756人,伤1906人,失踪11人。

  三次反顽自卫战役的胜利,不仅彻底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出江南的阴谋,而且为坚持孝丰、莫干山、杭嘉湖新区,进一步巩固苏南和浙西根据地,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三次反顽自卫战役后,苏浙军区根据华中局关于“巩固深入苏南工作,开展敌后工作,及休整主力与掌握敌顽矛盾,避免单纯顽我决战”的方针,决定不再进占天目山,并主动撤出孝丰,深入敌后,打击敌伪。


 九、日军侵犯浙西南、浙南和浙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论欧洲战场还是亚洲、太平洋战场,均进入了战略反攻阶段。侵华日军为作最后一搏,发动了为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驻浙日军为配合这一战役,于1944年6月,发动了第二次浙赣战役。担任这次进攻任务的日军第七十师团主力第六十二旅团,从金华向西,沿铁路线攻向衢州。国民党第三战区守备衢州的军事部署是: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为第一线,守备兰溪、龙游、汤溪;第一0五师在衢州附近布防;预备第五师驻江山一带。6月8日,日军第六十二旅团在金华开始向西进攻,在白龙桥附近遭到中国军队第六十二师的顽强抵抗。由于日军集中火力强攻,二十六师被迫撤至汤溪、龙游。双方在龙游以南狮子山激战时,日军旅团长横山武彦少将居高临下督战,被中国军队集中火力击毙。6月12日,龙游失守。日军随即猛攻衢州,中国守军与日军激战数日,给日军以重创。26日,衢州沦陷。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调集的第二十五集团军和第十集团军各一部到达衢州外围,对日军形成三面合围之势。日军孤军深入,不敢恋战,于29日撤出衢州,退守金华,恢复战前态势。第二次浙赣战役结束。

  为防止盟军在我国东南沿海登陆,日军同时加紧了对东南沿海的控制。日军一边派兵力在杭州湾两岸构筑工事、加强守备;一边派陆军第七十师团第五十五旅团担任进攻温州、福州的任务。1944年8月下旬,日军五十五旅团从金华出发,经武义、缙云直趋丽水。守卫丽水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师六十三团官兵奋起反击,予日军以重创。城破后,又与日军展开巷战,团长彭孝儒和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8月26日,丽水沦陷。日军在丽水大肆烧杀,城区被烧房屋11380间,占城区房屋总数的76%;乡村被烧房屋13030间。28日,日军一部(黎冈支队)从丽水沿瓯江东下,向青田、温州进犯。国民党军第三十二集团军闻报,急调暂编第三十三师第六十四团及浙江保安总队第四团,星夜从温州开赴温州西北200里的山口阻击日军,但为时已晚,日军已抢先占领了山头阵地,并直趋温州。由于温州城内空虚,日军于9月9日顺利占领温州。随后,瑞安、乐清相继沦陷。日军又分出兵力,侵占了福州。这样,我国东南沿海剩下的最后两个港口都落入敌手。

  温州这次沦陷的时间较长,从1944年9月9日侵占到1945年6月12日撤走,日军共盘踞了9个多月。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仅乐清县就被焚毁房屋2270间,被杀平民294人。日军在温州、乐清到处设赌场、鸦片馆,毒害中国人民;还设立“慰安所”,强迫中国妇女供日军士兵淫乐。日军还在乐清翁X惨无人道地用活人作鼠疫等菌苗的试验,致20人死亡,并使附近村庄鼠疫流行。日军在温州还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将资源、器材运往日本,仅城区普华电灯公司、光明火柴厂、西山陶瓷厂等17家工厂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1.5亿元。

  温州沦陷后,中共浙南特委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积极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同时准备迎接盟军在浙江沿海登陆。10月15日,中共乐清县委在山面乡泽基村成立了“乐清人民抗日武装基干队”,公开举起了武装抗日的旗帜。1945年1月,基干队扩建为“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由周丕振任队长,邱清华任政委。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一成立,就配合抗日武装“乐清县警备第四中队”化装进城,捣毁了伪维持会,打掉了日伪主持的赌窟“花会坛”,声威大振。2月13日,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与偷袭泽基村的小股日军激战,把日军赶回驻地。2月23日,中共乐清县委和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经过精心准备,在警备四中队配合下,发动了虹桥起义,缴了国民党乐清县自卫大队及虹桥区署、警察所和镇公所的全部枪支,共缴枪300余支及大批弹药。警备四中队加入游击队,警备五中队主动接受改编,“乐清人民抗日游击队”迅速扩大到500余人枪。

  永嘉第三次沦陷后,中共瓯北县委一面加强民兵组织,一面揭露日军暴行,宣传开展游击战争。1945年3月2日,由反共地头蛇带领的反动武装袭击我瓯北县委驻地屿北。屿北民兵在县委领导下奋起反击,打退敌人的进攻,并乘胜缴获了岩坦乡公所和警察所的20多条枪及一批军用物资。瓯北县委在此基础上,组建了一支90多人的抗日游击武装,编为一个中队,由汪普生任中队长,关榕任指导员,公开进行抗日游击战争。

  浙东区党委获悉“虹桥起义”的胜利消息后,立即在浙东部队排以上干部中宣布这一喜讯,并根据浙南党组织的要求,陆续派遣一批军政干部到乐清和瓯北工作,以加强浙南的力量。3月30日,根据中共浙南特委决定,成立了瓯北中心县委,由胡景[王咸] 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永(嘉)乐(清)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由原红军挺进师干部余龙贵任总队长、胡景[王咸]任政委。

  “虹桥起义”和屿北战斗的胜利,开创了浙南敌后武装斗争的新局面。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极端仇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他们调集部队,一次次进行“清剿”,妄图扑灭抗日武装力量。“永乐人民抗日游击自卫总队”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机智灵活,出奇制胜,粉碎了日军和顽军的一次次“清剿”,取得了反“清剿”的胜利,总队人数最多时达700余人。这支武装虽然没有公开打新四军的旗号,但它在抗击日军对温州的占领和发展中共在该地区的武装斗争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十、浙江敌后解放区军民对日大反攻

  1945年5月,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亚洲、太平洋战场,美军连续攻占被日军控制的菲律宾群岛、冲绳群岛,取得了进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侵华日军也惶惶不可终日,只能困守于大中城市及铁路沿线。日本法西斯的末日已经到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转入对日大反攻。

  浙东新四军为做好反攻前的准备,矛头首指汉奸部队田岫山部。田岫山,国民党杂牌军团长,兵痞,曾先后两次投敌,两次“反正”。1945年5月,田岫山第三次投降日军,26日,田部被改编为汪伪“中央税警团第三特遣部队”。在日军末日已经来临的形势下,田岫山犹率部投敌,是十足的民族败类。5月29日,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集中兵力发起讨田战役,先后取得第泗门、丁宅街、许岙、丰惠战斗的胜利,共歼田岫山部伪军1500余人,并乘胜克复上虞县城丰惠镇。不久,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司令部进驻丰惠,丰惠镇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期的指挥中心。1945年7月11日,国民党挺进第五纵队全体官兵1000余人,在张俊升率领下通电起义。7月13日,新四军军部命令张部改编为浙东游击纵队第二旅,任命张俊升任纵队副司令兼二旅旅长,王仲良为政委,张景南为副旅长,徐道学为参谋长,朱人俊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将原三、四、五支队编为第一旅,纵队副司令员张冀翔兼第一旅旅长。此时,浙东游击纵队已发展到近9000人。

  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向日本广岛、长崎各投掷了1枚原子弹。9日,苏联红军兵分3路挺进中国东北对日作战。盟军的上述行动,大大促进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8月9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发出指示,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线,以游击队、民兵占领小城市,同时批准了华中局提出的上海起义计划。12日,新四军军部命令苏浙军区控制京、沪、杭交通要道,准备占领上海、南京、杭州三大城市。苏浙军区随即作出部署,命令一纵队攻取南京,三纵队进攻无锡、苏州,四纵队配合上海工人起义,接管上海。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苏浙军区又接连发出通牒、通知和通告,命令京、沪、杭、甬等大城市及江浙地区的一切日伪军及政权机关立即停止抵抗,缴枪投降,违者以武力解决之。还通过军区城工部所联系的秘密渠道,要求杭州地下党准备里应外合,配合苏浙军区部队解放杭州。

  然而,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疯狂地抢夺胜利果实,令日本派遣军司令冈村宁茨和伪上海市市长周佛海“维持地方治安”,继续抵抗我军,等待国民党军队前来接收。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也发出布告,令所属各部拒绝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同时,大批伪军也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先谴军”。日伪顽合流,准备联手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

  鉴于形势发生急剧变化,8月21日,中共中央电告华中局,停止上海起义;8月22日,发出关于改变我军行动方针的指示,决定除个别大城市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实力威胁大城市及交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农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新四军代军长陈毅也自延安致电苏浙军区,要求有计划地分路发动进攻,占领苏南、皖南、浙西敌后各县城镇及广大农村,作为迎接内战、坚持斗争的基础。

  新四军苏浙军区根据上述指示,停止向南京、上海等大城市进攻,就地向四周发展,攻打日伪军占领的县城和据点。各纵队在军区的统一指挥下,分路出击,全面反攻。第一纵队很快拔除了苏南地区的前马、南渡、天王寺、夹浦等10余个日伪军据点。8月15日,一支队在句容、溧水间的白马桥、上沛埠一带歼灭日伪军670余人。二、三支队合攻溧阳县城,歼日军一部和伪军2个营。8月19日,长兴警一连、警三连及主力营在民兵配合下,收复了长兴县城。第一纵队在3个月时间内,作战100余次,共解放金坛、溧阳、长兴、高淳、溧水、句容6座县城,歼灭日伪军9000余人。第三纵队在反攻作战中,解放了安吉、郎溪、广德、宜兴4座县城和梅溪、张渚、誓节渡等24个小城镇,毙伤俘日伪军近千人。大反攻开始时,第四纵队正在浙赣线西侧作战。8月13日,接苏浙军区指示后迅速北返,回渡富春江,经临安县境到达武康以北、湖州西南待命。9月10日,四纵十支队攻克德清新市镇,俘伪军100余名,毁碉堡10余座。十一支队先后攻克吴兴北部的大钱、织里等日伪军据点,俘日伪军80余人,缴获步枪50多支。13日,纵队部率领十支队,并在十一支队的配合下,发起双林战斗,于15日攻克双林,歼灭伪军第三十四师大部,俘伪师参谋长以下12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46挺,各种炮24门,步枪500余支。与此同时,苏浙军区各军分区所属地方部队也积极投入反攻作战,攻克日伪军据点多处,毙伤俘日伪军700余人。

  在浙东,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也于8月16日起开始对日大反攻。三北特务营在镇海、慈溪等县1000余名民兵的配合下,向掌起桥日伪军据点发起进攻,经3昼夜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迫使日伪军200余人全部投降。三北自卫总队和五支队先后解放了周巷、庵东、浒山、观海卫、胜山、坎墩、五夫、马渚、临山、崧厦等日伪军据点,前锋直逼镇海、宁波。浙东游击纵队一旅一部和二旅向鄞西日伪军进攻,17日,奉化萧王庙伪保安队全部反正。接着,我军连克鄞江桥、集士港、黄古林、凤岙市、布政市、蜃蛟弄、东新、栎社、庄市等日伪军据点,兵临宁波城下,并攻克城郊西城桥日伪据点。金萧支队在诸(暨)北、诸(暨)义(乌)东(阳)、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和路西等地区,也向日伪军大举展开攻击,先后攻克孝顺、三江口等日伪军据点。在浦东的淞沪支队于8月16日攻占上海市西南郊的北新泾日伪据点,俘伪军100余人;18日,攻克南汇以西李家桥伪军据点,俘伪军大队长以下400余人。接着又攻占南汇县城及大团、新场、祝家桥、六灶、黄渡等集镇。

  浙江敌后解放区军民在对日军进行的全面反攻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浙东游击纵队在广大民兵的配合下,经过大小战斗,缴获日伪军各种炮7门、轻重机枪49挺、步马枪1300多支,毙伤俘日伪军1900余人。除几个主要城市外,基本上消灭了盘踞在四明、三北、金萧、淞沪地区顽抗的日伪军,使浙东广大地区的人民获得解放,根据地面积进一步扩大,拥有400多万人口和1万多人的抗日武装,成为华中八大战略区之一和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苏浙军区各部在浙西、皖南和苏南的反攻作战中,共解放了11座县城,拔除日伪据点100余处,使得北起京(南京)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至太湖,西迄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370余万。

十一、驻浙日军的投降和受降

  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沉重打击下,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在东京湾的美国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喜讯传来,浙江全省人民欣喜若狂,用各种方式欢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日本签字投降后,蒋介石即指派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接受日军投降,并在全国划定了15个受降区,确定了受降主官。根据国民党政府的划定,浙江属第6受降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受降主官。日军在浙江的投降部队为陆军第七十师团、一三三师团、六二旅团、八九旅团、九一旅团和海军陆战队,投降代表为一三三师团师团长野地嘉平,指定受降地点在富阳宋殿村。

  9月6日,侵浙日军投降仪式在富阳宋殿村举行。当时,宋殿村周围5公里内,警戒森严,杭富公路旁每10步即有1名中国武装士兵站岗警戒。周围村庄的群众扶老携幼前来观看这一伟大历史性时刻。中国方面主持洽降仪式的是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这天上午,韩德勤率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上官云相、长官部副参谋长张世熙、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罗霞天等先到会场,日方投降代表野地嘉平率师团参谋长通泽一治等官佐从杭州到达宋殿。受降仪式开始后,日军投降代表由张世熙等人引至投降席上,他们先是立正,然后脱帽向中国受降代表作45度鞠躬。然后按程序,先由日军一三三师团参谋长通泽一治呈交证明文件、日军驻地表、官兵名册和武器清单,然后由野地嘉平代表日本军方在投降书上签字。投降书放在一只木盘里,野地嘉平双手捧着,恭恭敬敬地上前,呈送给中国受降代表韩德勤。此时,从方圆几十里赶来的农民看到此情此景,都激动得热血沸腾,脸上挂满了胜利的泪花。嗣后,为纪念这一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历史性时刻,富阳宋殿村所在的长新乡改为“受降乡”。

  受降仪式后,驻浙日军即先后集中缴械。当时,顾祝同把杭州地区划为第一接受组,浙东地区为第二接受组,嘉兴、松江地区为第三接受组。第一组在杭州接受日军轻武器近万支,重机枪、山炮、榴弹炮、臼炮等重兵器一批,弹药数百万发。第二组在萧山收缴从绍兴移驻的日军的装备,计大小炮13门,步马枪4000支,轻重机枪200余挺,枪弹50万发,日军7000余名。第三组在湖州、嘉兴接受了日军的缴械。在宁波的日军,向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李默庵所属前进指挥部缴械。宁波、湖州、松江三地缴械的日军共39000余人。

  浙江是受日军侵占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范围最深的省份之一,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省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给浙江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灾难。八年抗战中,浙江军民伤亡巨大。据不完全统计,浙江共死伤人口40万余人,日军一次屠杀浙江同胞几十人、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惨案屡见不鲜,造成的难民超过500万人。经济损失也是前所未有,房屋损失176万余间;农业方面,损失耕地2800万亩,耕牛10万头,稻谷5040万石,棉花1200万担,生丝72万担,茶叶160万担;工业方面,损失工厂11899家,损失资金392亿多元(1945年的法币);渔业方面,损失渔船15000余艘,渔获量损失300万担。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办公设施以及文化教育设施等都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图书、文物被掠夺,或毁于战火之中。

  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近百年以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的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它不仅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伟大贡献,而且对亚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称霸世界的狂妄野心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