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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丰碑

——邓小平与浙江的改革开放
朱健
时间:2012-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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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第33个年头。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回顾和深切缅怀邓小平对浙江改革开放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嘱托,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与浙江的关系应该是很密切的。这不仅在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曾多次到浙江视察,对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寄予了殷切的期望,浙江今天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成绩都得益于邓小平的直接关怀。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他的第二位夫人是浙江人。

  邓小平有过三次婚姻,大家都知道后来的夫人是卓琳。他的第一位夫人叫张锡瑗,比他小两岁,是河北房山人,中共早期党员,是与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1928年她与邓小平都在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时结婚。但1929年冬,张锡瑗因生孩子得了产褥热,不久便在上海逝世了。

  我们这里所讲的是邓小平的第二位夫人金维映,她是浙江岱山人,也是早期中共党员。她与邓小平同岁(1904年)。1931年她被派到江西苏区工作时,正好与邓小平同行,从上海乘船到广东汕头途中,两人从相识到相爱,不久就结婚了。邓小平在江西先后担任瑞金县委书记、会昌县委书记和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受到王明“左”倾路线的影响,1933年5月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关押审查。这也是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落难。此时,金维映任胜利县委书记。在所谓“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面前,金维映拿着离婚报告“流着眼泪”到拘留室来找邓小平签字。邓小平为使妻子不受到牵连,毅然也是痛苦地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后来金维映调到中央组织部,遇到曾经并肩作战的组织部部长李维汉。两人结婚后,于1936年在陕北生下一个孩子,就是李铁映。在李铁映只有一岁多时,金维映被党派往苏联学习,她这时34岁。学习期间患病,遂送往医院接受治疗。1943年莫斯科遭德军轰炸,医院将金维映等人都疏散到莫斯科郊外,从此音讯全无。有消息说金维映是在轰炸中牺牲了。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些题外话。

  邓小平与浙江的关系虽然密切,但他来浙江的次数并不多,根据省公安厅警卫日志记载,新中国建立后,邓小平共来过浙江15次,最早的一次是1959年4月,那是来杭州参加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改革开放以后是6次:其中1983年、1988年和1992年3次在杭州视察、休养,另外3次是路过浙江。邓小平先后来浙江一共住了118天,时间最长的一次是 1992年底到1993年初,那也是他最后一次到浙江,在刘庄住了21天。

  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省委党史研究室曾组织拍摄过一部《邓小平与浙江》电视片和出版过一部《情满钱塘——邓小平在浙江》大型画册。摄制组先后在本省的杭州、宁波、温州、台州,以后又赴北京、香港、深圳等地实地拍摄了近百个遗址、遗迹,采访了40多位与邓小平有关的人物。我有机会随摄制组同行,所见所闻,不仅对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给浙江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感到欢欣和自豪,更为所见到的包括邓小平的家人,曾与邓小平接触过的上至浙江省委书记、省长,有关部长和海外著名人士,下至普通工作人员、群众,以及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崛起的浙江著名民营企业家,他们对邓小平发自内心的崇敬和怀念之情所深深感动。

    一、采访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从论证翻两番的决心,到小康目标的锁定;从关心群众生活,到关注旅游事业的开发。他们是邓小平改革开放事业在浙江实践的见证人。

  为了解邓小平几次来杭州的情况,我们先后采访了当年曾与邓小平有过接触的几任浙江省委书记铁瑛、薛驹、李泽民和省长葛洪升同志,以及当时负责安全警卫工作的省公安厅厅长张秀夫同志。

  铁瑛曾在七八十年代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杭州北山路84号大院铁瑛书记家,是一幢旧式的二层小楼,20世纪 50年代,毛泽东曾带领一个小组,就是在这里起草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导演于是将这座小楼为背景,把采访活动安排在院中一张石桌旁。(采访铁瑛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年过八旬的铁书记身体硬朗,记忆清晰。他给我们讲述了1983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第一次来杭州的情况:“1983年元月下旬,我们省委接到中央办公厅的一个电话。说小平同志要来杭州过年。2月初,他到杭州那天,我记得是坐一辆红旗车到刘庄的国宾馆。他下车以后,我看他身体很好,看上去很高兴。他与我们握手后,我就说:‘你是不是休息几天,我们再来。’当时小平同志说:‘不累,我们一块儿进屋,到屋里谈。’”

  铁书记给我们解释说,邓小平这次是从苏州来到杭州的。他此行的目的,是要论证一下党中央当时提出的,到20世纪末实现经济发展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和实现小康社会的可行性。

  谈话中,邓小平简要介绍了他在苏州了解的情况,当讲到苏州在1982年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人均800美元时,便询问在座的浙江领导同志:“你们有什么打算?到2000年能不能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真正达到翻两番以后,你们浙江会有什么变化?”

  铁瑛回答道:“我们浙江的GDP人均是600美元。我们计算了一下,到2000年可以翻两番半到三番。按五六个年头可以翻一番来计算,从1983年起到2000年,还有18年。由于我们的速度比江苏的快,按这个速度可以翻三番。”

  听到此,小平同志很有兴趣地问道:“有什么办法,有什么保证,抓哪些工作可以达到。”

  铁瑛想了想表示:“我们省委主要抓这几方面的工作:抓思想解放,抓改革,抓科技教育,抓轻工业的发展,发挥我们的优势,抓乡镇企业。”

  邓小平听后很高兴,说:“你们可以翻两番半到三番,这个很好呀。浙江和江苏你们应该多翻一点。因为你们的条件好一些。那么像青海、甘肃这些省比较后劲一些,你们多翻一点,可以把他们拉一拉,这样全国可以翻两番。”

  在以后的几天里,铁瑛陪邓小平去九溪、六和塔等景区参观,并与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一起同邓小平座谈。回忆当时的谈话,铁书记说:主要涉及浙江的教育、科技、知识分子工作以及领导班子年轻化等等问题。从那次对江浙地区的考察以后,小平同志对全国实现经济翻两番,奔小康的目标更加充满了信心。

  1988年1月邓小平再次来到杭州时,是薛驹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虽然以后薛驹调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但离休后仍然回到了杭州。在杭州薛驹同志家的书房,对老书记进行了采访。他激动地给我们讲述了邓小平1988年来杭州的一些情况:(采访薛驹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小平同志88年来浙江的时候,是我和沈祖伦同志去接他的。从车站乘柯士达轿车到西湖国宾馆,在路上他就问我:‘你们浙江经济发展的怎么样?’我告诉他:从82年到87年,大体上是从200 多亿增加到600多亿,可以说是3倍。小平同志下车以后说:‘你们发展的很快噢,一个浙江变成了三个浙江’。这句话是他讲的,所以后来就传开了。”

  薛书记说,那次小平同志精神仍然很好,步履矫健,讲话非常明确。在杭州期间,他还几次与小平同志谈到关于浙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

  有一次,邓小平问到浙江的农业发展情况。

  薛驹告诉他:“浙江的农业在84年,粮食产量已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180亿公斤。这是中央实行农村联产承包到户的结果,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对农业政策的调整,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本来很多人对包产到户还表示怀疑,因为浙江过去单干曾经挨过批。也有人说:‘幸幸苦苦30年,一退退到解放前’。认为联产承包倒退了。”

  邓小平说:“让大家在实践中看群众的意见怎么样。”以后经过2年的实践,全省基本上都落实了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由此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农业取得了迅速发展。

  小平同志对浙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非常关注。一次,当薛驹谈到浙江经济发展首先得益于那些乡镇个体工商业的迅猛发展,在全省工业产值中,乡镇企业已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时,邓小平高兴地说,“浙江的乡镇企业发展得比较好。我还向外国的记者作了专门介绍。乡镇企业是异军突起。这是我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发展了,农民的收入自然增加了。”当薛驹汇报了浙江的商品市场、农贸市场也发展得很快时,邓小平说,“把市场当成一种手段,也可以搞社会主义经济嘛!”

  薛书记最后告诉我们,因为小平同志这时已从中央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了,所以他主要是来休养的,与省里领导同志的谈话并不多。但看得出,小平同志总是从大局着眼,来考虑如何开拓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同时,他又尊重实践,崇尚务实,重视从实践中总结出现的新事物和人民群众的新创造,这是他老人家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浙江省委原书记李泽民同志对邓小平1992年底至1993年初那次来杭州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说,“这是邓小平生前最后一次到杭州。在20多天时间里,我有幸3次陪小平同志,亲耳聆听了他的许多教诲,至今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采访李泽民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在刘庄西湖国宾馆,李书记激动地说:“第一次是12月15日的上午,我和当时的省委副书记、省长葛洪升,省委常委、公安厅长夏仲烈同志,我们一起到东站去接小平同志。当天上午大概10点左右,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到达火车东站。小平同志由他的女儿毛毛搀扶下了火车。我是第一个走上前去的,同小平同志握手。当时我讲:‘小平同志,我代表中共浙江省委欢迎您来杭州。’”

  李泽民回忆,在乘车去国宾馆的路上,他和邓小平坐在第一排。邓小平问他:“你是哪里人啊?”他说,“我是四川人。”邓小平说:“那我们是老乡啊!”

  车子经过西湖附近时,邓小平说他88年来过杭州,这几年杭州变化很大。他说像杭州这样美丽的风景旅游城市,在世界上也是不多的。并问杭州每年的国内国外境外来旅游的人有多少?旅游收入,创汇有多少?等等,李泽民都一一做了回答。

  邓小平听后说:“杭州旅游要好好发展起来。”就这样,邓小平一路精神很好,谈笑风生。

  因为李泽民第二次陪邓小平是乘船游览西湖,所以我们的这段采访也放在了游船上。

  “那天游湖一个多小时,原来准备到三潭印月,小平同志想上岸去见见群众。后来因为天气比较冷,身边工作人员怕老人家感冒就没有上岸。在船上,小平同志兴致很高,诙谐幽默,谈古论今。但谈得比较多的话题还是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他非常关注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询问浙江经济开放的情况,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是什么位置。当时我和葛洪升同志一一向他作了汇报。中间,小平同志还不断询问一些具体问题。”

  李书记回忆在游船上的讲话大致有5方面的内容:一是强调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敢想、敢闯、敢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二是强调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要不断地发展壮大自己,要把经济搞上去,要不断增强综合国力;三是强调要面对当时国际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要冷静观察,沉着应付;四是强调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要坚持两手抓;五是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敢于启用各方面有专门知识的人才,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第三次陪邓小平,是在1993年1月 4日,这天邓小平就要离开浙江了。李书记回忆说:“上午9点左右,我们请小平同志接见浙江省主要党政领导和老同志。当时我和葛洪升同志到他住的房间去接。从卧室出来,在走廊上,小平同志用很大的声音对我讲,‘你们省委送来的材料录像带我都看了。我非常关注浙江的发展。浙江发展的势头不错,要珍惜浙江这样好的发展机遇。保持好的发展势头。’来到会见大厅,我介绍了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同志和省里的领导同志。小平同志与大家合影并和第一排的同志一一握了手。”

  李书记告诉我们:“小平同志对浙江的印象非常好。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小平同志说以后还要来,所以我们也做了他再来浙江来杭州的准备。一号楼进行了改造,楼后那条路和桥以及那个长廊都做了整修。但遗憾的是,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了。”

  葛洪升同志曾担任过宁波市委书记、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以后调任国务院特区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我们是在杭州饭店采访到了葛洪升同志。他给我们讲述了邓小平关心宁波发展和动员“宁波帮”共同建设宁波的往事。(采访葛洪升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1984年3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包括我省宁波、温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工业城市。葛洪升作为宁波代表也参加了那次会议。

  葛省长回忆道:“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并和小平同志握了手。”

  他说:“小平同志在视察了深圳、珠海特区以后,回去向中央请示,要再开放一批城市,这些开放的城市就不叫特区了,但是可以享受特区的某些政策。中央在讨论落实小平同志这个指示的时候,提出了开放沿海14个港口城市。那次会议开了十几天,所有到会的城市都要汇报,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都在场。小平同志是看简报,最后一天接见大家,与代表合影。”

  说起那次与小平同志的见面,葛洪升还非常激动,他说:“合影时我的位置正好在小平同志椅子的后面,那么多人,小平同志没有和别的人握手。他走过来,因为他要坐下来嘛,就主动伸出手来和我握了握,还问我是哪里的。边上有人介绍说,他是宁波市委书记葛洪升同志,小平同志点了点头。所以那次真是很幸运。”

  葛洪升介绍说,那次会议实际上是对我们现行经济管理体制,进行若干重要的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迈出的空前的一大步。当年10月小平同志在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还说,他在1984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了香港问题,另一个就是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就是在那次会议以后,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与中央领导同志谈话中提出了 ‘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为了实现这一伟大号召,接下来,小平同志还亲自与“宁波帮”的头面人物交朋友,频频会见海外宁波籍知名人士。这些不仅对海外“宁波帮”人士,也在世界华人、华侨中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说起邓小平题写“宁波大学”校名的事,葛洪升回忆:“1985年9月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那天,小平同志也去讲话。休息时,我请李鹏副总理跟小平同志说一下,请他给宁波大学题写一个校名。李鹏同志问,小平同志有没有答应过。我说,他和包玉刚先生讲好的。就这样,我认为也不会太快。但就在我们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李鹏同志就在另一个会上把小平同志的题词交给薛驹同志,让转交给我。这实在有点出乎意料,真是太快了。”

  葛洪升还讲起,1992年底邓小平来杭州时,因为知道邓小平对宁波很关心,曾做了他去宁波的准备,甚至连他的专列也作了试行。但正好那个时候天气不好,没有去成,成为一件憾事。

  他最后感慨地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宁波市今天发展成这样的规模,浙江的杭、嘉、湖、绍等长三角南沿地带发展到今天这样的水平,都是和小平同志开发宁波、动员‘宁波帮’的关怀分不开的。这一号召带动了整个浙江经济的高速发展。”

  曾担任过浙江省委常委兼省公安厅厅长的张秀夫同志,1987年调北京,先后任武警总队副政委、国务院司法部部长,后任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因为1983年他曾在杭州负责接待过邓小平。因此,我们利用张部长来杭州出差的机会,在刘庄西湖国宾馆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张秀夫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张秀夫同志热情地介绍说:“当时,接待小平同志有很严格的要求,要求陪同的人要少,要轻装紧凑,对省委领导,是不叫不到。因此呢,省委领导同志平时都不能来,省委就委托我具体去组织领导那次接待,搞警卫工作。所以我就天天在小平同志住地,陪他出去是我比较多。”

  他给我们讲述了其中几件印象很深的事情。

  “小平同志来后第二天,我们本来是准备让他很好的休息一下。但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就把我叫去了,说上午就要出去看一看。我们就很紧张了,因为车子什么的都没有准备好。但好在当时也有指示,不要我们在路线上搞警卫,不管到哪儿,也不用清场。反正是让老百姓还继续他们的活动。”

  张部长说:“我们第一站先上灵隐。很不错,灵隐里当时大概有近千人。小平同志看的很仔细,前后大殿都去了。但等他出来的时候,这可就是人山人海了。老百姓非常热情,但也很有秩序,热烈的鼓掌。小平同志也不断地向大家招手,气氛十分热烈,我们也感到非常自然。以后的这些活动,几乎也都是这样的。”

  “还有一次,我们到虎跑,小平同志要到群众坐的茶室去看一看。茶室里人很多,小平同志突然出现在大家面前,令很多人很惊奇,大家都非常激动。其中有一个上海的工厂组织的旅游团队,据说等我们走了以后,大家居然把他们组织旅游的人给抬起来了,感谢他把大家带来看到了小平同志。”

  那次小平同志在杭州一共住了9天,其中6次外出游览参观,一共到过15个风景点。可以说,杭州主要的风景点,他都去参观了。其中包括:云栖、九溪、虎跑、龙井等等。在岳庙还遇到—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张秀夫继续给我们介绍说:

  “那天我们去岳庙,也没有清场,那里的游客也比较多。进去后,大家就自动排成队,热烈地鼓掌欢迎。突然,从人群中走出两位穿戴比较突出的老人,一男一女两位华侨。他们站出来以后,首先就向小平同志深深地行了三鞠躬礼,然后就说,祝邓副主席健康长寿。下面还说了一番话,大意是,看到您身体如此健康,我们感到非常高兴,不但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也是我们海外华侨,炎黄子孙的幸福。当时,在场的人都为之感动。”

  小平同志除了外出旅游,每天还很有规律的要散步,一般是每次20分钟。

  “有一天,我陪小平同志在平湖秋月散步,迎面走来了两三位青年,其中有一位抱了个小女孩。小平同志看到后就停步了。问道,‘你们是从哪来的啊?’那几个人也看出是邓小平,非常惊喜,马上高兴地回答, ‘我们是从宁波来的’。然后小平同志非常高兴地说,‘向宁波人民问好’。然后又问他们,‘你们宁波变化大不大,社会治安好不好啊?’他们回答说,‘我们宁波变化蛮大的,社会治安也蛮好的’。小平同志就又说了几句话,大概是说经济发展了,社会问题会少,社会治安也会好起来。小平同志当时说了这番话后,还主动走上去,搂着他们手里那个小女孩,亲吻了一下。当时场面非常感人。”

  采访结束后,张部长起身,拿出他专门带来的一本当年在杭州陪邓小平的像册给我们看。一边介绍,一边说:“小平同志曾一再称赞杭州,青山绿水,很美丽。要把杭州,要把西湖保护好。我后来把这些话的意思都向省里领导转达了。这次来,看到杭州建设得更加美丽,应该说也可以告慰小平同志了。如果他还在的话,能过来看看,想必他会非常高兴的……”

    二、采访香港“宁波帮”的人和事——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吸引了他们,是总设计师的人格魅力打动了他们,能为祖国和家乡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成为他们最大的愿望。

  是邓小平提出了“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由此,便把在世界财富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旅居香港的“宁波帮”和其他浙江籍人士,与宁波、与浙江、与祖国的经济建设紧密联系到了一起,使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香港宁兴公司(宁波驻香港办事处)同志的协助下,我们踏上了香港这块享有“东方之珠”美誉的国际金融大都市。第一次亲历香港,让人由衷地从心里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高瞻远瞩:是他老人家“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促成了香港的九七回归。

  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一位,是“宁波帮”在香港的著名人士,原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马临。我们在风景如画的香港中文大学内的“逸夫书院”见到了马临博士。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他与各国领导人的合影,而摆在最显著位置的是他与邓小平一起步入人民大会堂的一幅大照片。采访中,马临给我们讲述了他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采访马临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那是1982年6月5日,马临作为邓小平特邀的客人从香港来到北京。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他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那次俩人进行了1个多小时的谈话。在座的还有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廖承志。马临回忆说:“去北京之前,我只知道邓小平先生曾经在法国勤工俭学,相当刻苦,但对邓小平的为人等情况那时也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过。”

  马临说:“我经历过不少场面,也和不少举世闻名的人物交谈过,例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自信在待人接物上,可以应付自如。但这次拜见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因为打心底里由衷的崇敬、钦佩他使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所以见面时颇为拘谨,有一种‘高山仰止’的紧张感。刚坐下,邓小平先生就拿出一根烟,问我抽不抽烟。我说我也抽烟。于是就拿出自己带的沙龙烟。这时,邓小平先生仿佛很随便地问我:你抽的烟是不是好凶哦?我说:不凶,不凶,您可以试一支。他微笑着接过香烟抽起来。于是,我那局促不安的感觉顿时消失,谈话变得非常亲切活跃了。”

  邓小平告诉马临,香港问题将在明年或稍后一些时间着手解决,如果中国再不收回香港,人民会起来打倒我们。他还说,中国要在1997年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同时采取妥善措施,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自由港的作用。

  谈话中,邓小平问到了香港的大学情况,问到香港中文大学有多少学生,老师有多少,有多少个学院等等。马临回忆说,“邓小平先生那次约我谈话的目的,主要就是想了解一下香港的教育界和学生们对于香港回归的看法和想法。”

  马临这是第一次亲耳听到中共最高领导人为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所制定的时间表。听后使他不禁热血沸腾,当晚激动的夜不能寐。从此,他更加关注香港回归的动态。1985年6月,马临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7月1日,马临飞赴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首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他从彭冲副委员长手中,接过大红烫金聘书。次年4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又成立了5个专题小组,分头起草各自承担的法律条文。马临被委以重任,为5个港方召集人之一,和全国政协副主席钱伟长一道,负责“香港特区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小组”,起草基本法第六章的内容。

  1990年2月,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马临代表评委会,向全体委员报告有关研究、修改区旗区徽图案的工作情况。第二天下午,他又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已86岁的邓小平,站着向全体草委即席讲话,主要意思是说:经过将近5年的辛勤劳动,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终于诞生。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是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它具有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

  同马临校长交谈给人一种特别的亲切感:首先是他那一口纯正的京腔,其次便是他那高雅的学者风度和严谨清晰的表达。马氏家族原籍浙江鄞县,明代前期即为当地名门。在马临的父辈中,有5位曾在北大和燕京大学教过书。2003年在北大校园还搞过一次“五马”著作和藏书珍品展览。马临1925年生于北京。1947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1955年获英国里兹大学博士学位,1957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61年转到新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学任教,1978年至1987年任该校校长,现为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马临退休后一直出任逸夫书院的校董会主席,并作为邵逸夫的代表,为邵先生在内地捐资办学设计项目,为落实督察工程进展而长期奔波,足迹踏遍除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他一直持香港护照,他在11年前就说过:“香港的明天是属于中国人的,香港要继续保持它的活力,那么香港人就必须先要在思想上、意识上站稳脚跟,挺起胸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谈话中,他一再颂扬邓小平在祖国改革开放和香港回归问题上的先见之明。他说:“香港在回归之前就与内地开始互惠互利的进行合作,因此在回归的过程中,没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一点元气,这是邓小平的英明所在,是非常成功的。”

  最后,马临还给我们讲了在邓小平“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下,香港“宁波帮”促进宁波经济建设的许多事例。他自己就一直担任着宁波大学的顾问。


  根据事先约定,我们下午将去香港环球轮船有限公司,采访宁波籍的另一位知名人士——“世界船王”包玉刚的长女包陪庆。包陪庆于抗战胜利后出生于重庆(陪都),以后随父母来到香港。1963年去美国读大学,后赴加拿大专攻儿童心理学。毕业后在香港大学任教。婚后随夫移居英国,期间就读伦敦大学文化系,深造中国和欧洲艺术。父亲去世后,她于1992年回香港开设画廊,在继续发展对艺术的浓厚兴趣的同时,受父亲的嘱托参与轮船事务,成为香港环球轮船公司的董事,其夫苏海文博士则接任岳父的董事长一职。在环球轮船公司的贵宾会客室,包陪庆给我们讲述了父亲与邓小平的一段段感人的往事:(采访包陪庆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1978年秋天,父亲关注着祖国四化建设,在香港人都在观望的情况下,率先提出了回国探亲的愿望。当时担任国家旅游总局局长的卢绪章(包家亲戚),表示非常欢迎。当年11月,父母亲带着我,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当时受到了包括卢绪章在内的中国政府有关方面领导人的热情款待。接下来的几次回国考察,都使父亲受到很大的鼓舞。他一再表示:“我在中国土地上长大,应该多为中国做点事情”。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提出了愿捐款2000万美元,用于在北京建一个旅游饭店和在上海建一座大学图书馆,还以他在国际航运业的地位和丰富经验,促成了由香港环球航运集团、香港汇丰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和中国六机部、外贸部联合组建的“国际联合船舶投资有限公司”,父亲出任董事长。此举使国际经济界、金融界、造船行业颇受震动。在以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父亲向中国船舶工业公司订购了6艘货船,总价值达l 亿美元。

  她回忆说:“那次是在先父的提议下,1981 年7月6日,小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父亲,这次我也去了。这虽是邓小平和父亲的初次见面,但因彼此声望早有所闻,所以交谈起来就像老朋友一样。邓小平感谢父亲几年来为国内建设献计出力的爱国行为。父亲则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非常拥护。会谈虽然只有短短38分钟,但他们已从大陆经济到世界政局,从航运经营到香港前途,涉及到了许多重要问题。邓小平还亲自接过父亲捐赠的用于在北京建造一座旅游饭店的1000万美元支票,以及捐款1000万美元在上海交通大学建造图书馆的承诺书。 

    从父亲回来后所讲得情形可以想象,邓小平幽默的谈吐,诙谐的话语,以及他对世界政治、经济局势的精辟分析,不仅使父亲消除了40多年来形成的对共产党的种种误解与隔阂,增添了对祖国四化建设的信心和热情。同时,父亲也深深为邓小平这位中国政坛资深领导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特别是1984年8月,邓小平在北戴河再次与父亲谈话中,邓小平讲出了一个对宁波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第一次提出“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以后,父亲更是积极为宁波的经济建设出大力。当父亲决定捐资创办宁波大学并准备利用北仑港优势兴办北仑钢厂时,邓小平一再表示支持,还主动为宁波大学题写了校名,并要中央主要领导“督促有关方面把这件事办好”。宁波成为沿海 14个开放城市以后,国务院还聘请父亲担任宁波经济开发区的顾问,为此,他曾表示:“我当顾问,我跑腿,还说,阿拉是宁波‘大使’”。

  另外,包陪庆还提到,邓小平在构思香港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十分重视香港同胞在香港回归进程中的重大作用。80年代前后,为了取得在香港问题上的发言权,邓小平频频约见香港各界人士,了解情况。期间,仅在1981年至1984年4年间父亲就受到邓小平的7次会见。由于当时父亲在香港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他与英国方面的良好关系,邓小平还多次向父亲阐述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设想和方针政策。香港问题成为他与父亲相识以后谈论最多的话题。

  谈到两家的亲密关系,包陪庆说: “自从先父与小平主席见面以后,我们两家也建立了非常好的关系。小平主席不仅为‘兆龙饭店’题字,还专程出席饭店的开幕典礼。这件事情听说是小平主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87年9月,邓小平在北京设宴招待了我们全家,第二天,先父又在钓鱼台国宾馆回请了小平主席全家。1990年10月,先父去世,小平主席以‘生前友好’名义送了花圈,并由女儿邓榕夫妇专程赴港参加丧礼。1997年2月,小平主席逝世,是我前往新华社香港分社设立的邓小平灵堂,代表我们全家向敬爱的小平主席表示沉痛的哀悼。直到现在,我们两家的子女还保持经常来往。”

  包陪庆当时任香港政府文化和城市规划委员会委员、香港演艺学院校董会主席、2002年被选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她还是香港中英友好奖学金计划主席、中国华夏基金主席、上海宋庆龄基金会理事等。他们夫妇现在除了继承父业,其它时间还在充分利用自己在香港的社会地位,致力推动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和艺术交流,增强及发挥浙港两地的优势。最近她成功的促成了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和香港演艺学院的联合。她一再表示,还要努力为家乡多做贡献。

  为进一步增进对香港“宁波帮”情况的了解,我们如约来到了位于香港岛中环的“甬港联谊会”办公地点,联谊会秘书长郑介初先生在这里热情的接待了我们。郑先生祖籍宁波,他的父亲是与卢绪章等人在30年代共同创办的中共在敌占区最早的商业机构“广大商行”的4位创始人之一。郑先生50年代曾在中央军委驻上海办事处工作,“文革”后调往上海,从事海外华人的统战工作。因为父亲的关系,郑先生从小与香港“宁波帮”的这些叔叔、伯伯都非常熟悉。所以在90年代香港回归前后,他被派往香港,从事甬港联谊活动。郑先生热情地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关于宁波人在香港的情况。(采访郑介初照片,邓小平当年照片)

  据他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当内地战乱不已时,香港位于祖国的南大门外,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却成了一块乐土。当时在上海的大批江浙企业家便把重心移向香港。他们抓住战后世界经济发展和香港独特的历史机遇,凭借其在内地长期从事工商业的丰富经验和资本积累,顽强拼搏,奋力开拓,迅速在万商云集的香港社会站住脚跟并取得发展,成为当时颇受港人注目的上海帮的中坚力量。以1967年宁波旅港同乡会成立为标志,众多宁波籍工商企业家开始在香港各个领域崭露头角。到60年代中后期,在港宁波人已达10 余万。他们成为当时香港社会经济领域颇为活跃的有生力量。其中著名的有包玉刚、王宽诚、安子介、赵安中等人。

  由于这些年在香港工作,他深深体会到邓小平提出的“把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的英明和及时。这不仅体现了邓小平对宁波经济建设的重视和支持,更显示了邓小平对鼓励引进和利用海外华人、华侨的优势,为祖国早日实现现代化服务的一种战略上的远见卓识。2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香港的浙江籍爱国人士没有辜负邓小平和家乡人民的期望,他们不仅帮助浙江在经济建设中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越,而且在促进香港回归,带动全世界华人、华侨帮助祖国四化建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本想采访更多的在香港的著名“宁波帮”人士或他们的亲属,但终因各种原因未能如愿。接下来,我们把重点转向对外景的拍摄。期间,由已故香港著名实业家王宽诚生前创办的“王宽诚教育基金会”,不仅为我们免费提供车辆,驾驶员还成了我们的义务向导,从而为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拍摄任务提供了保证。在太平山上俯瞰维多利亚港湾和香港全岛;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面对高耸的回归纪念碑和中央政府送给香港的铜铸紫荆花,可以让你领略到九七回归的历史瞬间;仰视在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香港特区联络办公室门前悬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飘扬的五星红旗,等等的一切,都让我们为之骄傲——香港这个与祖国分离了一个半世纪的游子,终于永远的回到了祖国母亲宽广而温暖的怀抱。从而也更使我们深深地怀念敬爱的邓小平。

  邓小平晚年曾说过:“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 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想去那里看看。”他还说,就是坐轮椅也要去,哪怕在香港的土地上站一分钟也好。他还有争取活到2000年,亲眼看一看中国人民的小康生活。但谁也没有想到,当1997年的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他的心愿变成了遗愿。为了实现邓小平的这一夙愿,在香港回归的日子里,夫人卓琳代表他,带着孩子们来到了香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大会上,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特意把卓琳介绍给了在场的所有的人。

  从罗湖口岸回到深圳后,在深圳党史研究室同志的陪同下,我们又登上了50层高的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旋转厅。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就是在这里一边听着深圳市委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一边望着窗外展现的深圳市容,然后兴奋地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宽敞明亮的旋转大窗前,望着当年邓小平在这里视察的巨幅照片,我们仿佛又听到了一代伟人熟悉的声音。我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中国改革开放掀起的第二次浪潮,就是从这里向全国铺开的。

  尔后,我们又驱车赶往著名的莲花山瞻仰邓小平的铜像。2000年10月1日,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倡议建造的邓小平铜像在深圳的莲花山顶落成。江泽民特意中断在国外的访问赶回国内参加了隆重的铜像揭幕仪式。据说,邓小平的铜像落成以后,每年、每月、每天来这里献花的人络绎不绝。赶到莲花山顶时,天已暗下来,我们正担心光线不够影响拍摄。不料,这里却灯火通明,原来深圳市委宣传部与中央电视台戏曲音乐部联合制作的一部名为《唱起春天的故事》的音乐电视片正在这里拍摄外景。听着《春天的故事》那熟悉的歌声,仰望摄影灯照射下的邓小平铜像,他的身躯显得格外的高大伟岸,目光显得格外的深邃慈祥。

  这让我想起了邓小平曾说过的一句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是的,人民也深情、永远地热爱他。

    三、采访浙江民营企业家——是邓小平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发展是硬道理”,“胆子要大一点,脚步要快一点”成为他们的座右铭,他们从心底里感激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进入浙江的一些城市境界,那些企业的大幅招牌总是在远远的就向你致意:从萧山国际机场到杭州市区,万向控股与传化集团的名字连成一线;到了台州,吉利汽车与飞跃缝纫机的牌子随处可见;在温州,正泰、德力西的名字交相跳跃……浙江的民营企业就是以这种无处不在的气息,展示着一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力量,这是浙江经济的一大优势和特色。而我省民营经济的腾飞,正是由于改革开放,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以后。为了反映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对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我们对省内一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和有关人士进行了采访。

  我们在萧山经济开发区的浙江万向集团总部见到了集团董事会主席鲁冠球。鲁主席直言快语,他告诉我们,要说对邓小平的感情,“我可比别人有更特殊的感受。”从一个农民到修自行车,以后又开铁匠铺,直到80年代,中央第四个一号文件公布,我们的日子才逐渐好起来。如今我们的产品已打入国际市场。仅萧山地区就有130家企业挂“万向控股”的牌子。他说自己很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但因搞了个体户,组织上就是不批准。以后政策允许了,不仅入了党,很快还成为优秀共产党员、集团党委书记、党的十三大代表。他说自己没有变,还是像过去那样干,是政策变了、环境变了。这一切都是邓小平改革开放带来的结果。“我从内心感激邓小平,邓小平不仅领导我富了起来,而且还使我得到了社会的承认。”(采访鲁冠球照片,有关改革发展照片)

  他还提到,1992年12月,邓小平在杭州期间,曾准备到万向集团来视察。22日那天,还派女儿邓楠先来考察。那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万向集团将成为邓小平考察我省民营企业的唯一一家。可是天不作美,那些日子天天下雨,再加上邓小平当时身体也不是太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2000年3月,作为国家科委副主任的邓楠再次来到我们企业考察时,还为上次父亲未能来成而感到遗憾。

  我们来到了温州。虽然邓小平一生从未到过温州,也从未就温州工作专门作过指示,但温州人民却对邓小平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采访马津龙、卢声亮照片,有关温州改革发展照片)

  原温州市政府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州民营经济研究专家马津龙告诉我们:温州曾是中国东南沿海向欧洲移民的中心,现在是依靠私营企业繁荣起来的城市。80年代初,处于丘陵地区的温州土地稀少,祖上就习惯于到各地叫卖的农民开始制造低压电器、鞋、服装、眼镜、打火机和锁具等等。几年后,这些小作坊的生产方式开始衍变为完全的私营公司,温州产品迅速占领了全球市场。完全靠私营经济发展起来的“温州模式”,在1992 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的开放环境中,又被迅速扩展到了浙江省全境。

  卢声亮在80年代曾担任过温州市市长,他给我们介绍说:改革开放前,温州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到了70年代末,是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拨开了温州干部群众心中的迷雾。到了90年代初期,社会上对于“温州模式”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越加激烈。是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使全市广大人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适时地提出并实施了以提前实现小康为目标的二次创业战略,全市的改革和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当天下午,我们在柳市工业区的正泰集团,见到了刚刚从北京回来的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20 多年前,南存辉还只是一个修鞋匠,当年的创业资本只有 5 万元。当大家都满足于伪劣假冒赚取眼前利益时,南存辉确信,质量才是企业发展的金钥匙。正泰目前的销售收入逾 60 亿元。说到怀念邓小平,他感慨地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与整个国家的大局息息相关的。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有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没有邓小平南方谈话,就不会有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当然也就没有我南存辉的今天。”当年,我就是响应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成功了。如今,作为在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我要在办好自身企业的同时,还要主动肩负起“先富带后富”的责任。(采访南存辉照片,有关正泰改革发展照片)

  中国“神舟”五号宇宙飞船首次载人飞行获得成功,其中也有温州德力西集团的一份功劳,因为他们给卫星发射中心提供了成套低压电器设备。还沉浸在兴奋之中的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对我们说:“有史以来第一次,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与一家民营企业——德力西集团签订了一份定点采购协议:未来5年发射中心使用的所有低压电器和成套设备将全部由德力西提供。” 对此,胡成中坦言:70年代末,他子承父业,在乐清柳市镇还是个摆摊的裁缝。80年代初,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下,他走南闯北,帮别人推销低压电器。德力西现有资产11亿元,年产值26亿元,并连续多年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评为中国最大低压电器出口基地之一。为此,他感慨地说:“第一次创业是 1984年5月,温州正式被国务院列为14个沿海开放城市;第二次创业,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之后。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得益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好政策。”(采访胡成中照片,有关德力西改革发展照片)

  “1991年我爱人从国有企业下岗,企业以 5000元买断工龄。为了给爱人解决吃饭问题,我们利用这些钱办起了专配打火机的家庭作坊。产品有了点销路后,我下决心丢掉邮电局干部的铁饭碗也出来闯一闯。路是十分艰难的,我们卖过房子,一家人住过不足3平方米的阁楼。但最终成功了。”温州大虎打火机厂总经理周大虎给我们介绍后,指着墙上的照片说,2000年5月10日,江泽民到温州视察,第一个来看的就是我们厂。如今“大虎”已成为中国打火机行业的龙头企业。周大虎说:“我们企业这几年之所以能取得较快发展,主要原因就是得益于改革开放。从大的方面讲,一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二是靠党的富民政策和各级政府的领导帮助,三是靠改革开放机遇,民营企业灵活的经营机制,四是靠全厂员工的共同努力。”(采访周大虎照片,有关大虎公司改革发展照片)

  从300元起步,历经15年的创业,成长为资产10亿元,年产各类缝纫机60多万台的大型现代化民营跨国集团,邱继宝和他的“飞跃”一起腾飞了。当我们来到台州路桥飞跃集团的新厂部后,这位“能人” 给我们介绍说,当年朱镕基总理在听了他的汇报后讲了这样一段话:“飞跃很了不起!你把高新技术引入到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脱颖而出,一枝独秀,为中国缝纫机行业增光。”并风趣地对邱继宝道:“你邱继宝是个‘宝贝 ’,是‘国宝’。”他在了解了我们的来意后,感慨地说:“我是个农民的儿子,25年前还只是个一文不名的补鞋匠,要不是邓小平开创的好政策,哪有我的今天。自己从心底了感谢邓小平,感谢党对民营企业的支持。”(采访邱继宝照片,有关飞跃集团改革发展照片)

  浙江民营经济30年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正是沿着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胆子要大一点,脚步要快一点”的口号指引的方向前进。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浙江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就没有浙江人民今天的幸福生活。这是浙江人民发自内心的共同声音。   

   四、采访与邓小平有关的普通百姓——偶然的机遇把他们与伟人联系到了一起,日月轮回抹不去心中的怀念,时光流逝冲不淡脑海中的记忆,邓小平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丰碑。

  在我们采访拍摄的过程中,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向我们推荐了一位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李中坚。他没有见过邓小平,只因为听人们说自己长得像邓小平,便怀着一腔对小平同志的感恩之情,自费到北京解放军艺术学院进修半年,最终如愿被中央电视台《延安颂》剧组选中,在其中饰演了抗日战争时期的邓小平。(采访李中坚照片,有关饰演邓小平剧照)

  我们如约来到了李中坚所在的温州东方打火机厂。这时,李中坚刚刚参加完《延安颂》的拍摄任务回到温州,他激动的给我们说:

  “70年代,我中学毕业以后就去街道企业干,80年代以后,就自己干了。我们企业办得不错,曾连续4年被国家经贸部评为出口创汇先进企业,很多采访来,他们都说我像邓小平,还说有机会推荐我去演邓小平。我说,不可能的,一方面我没有艺术细胞,还有我一个老百姓,他是一个伟人,他的形象会有人去创造的。”

  话虽这样说,李中坚后来还是在别人引荐下于 2002年6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他见到了表演系的一位政委。李中坚回忆说:“他一看,哎哟,这么像。他说,目前全国除了卢奇,其他的好演员不是很多。你过来,学习对你有好处。我当时心里也不定,也不敢。后来表演系的一些人鼓励我。就推荐了这次演《延安颂》。另外,卢奇老师也相当支持我,他说这部电视剧里邓小平的戏不是很重,让我试一下。”

  温州市的领导知道后,也打电话给他,动员他去演。因为这对温州也是件好事,温州能够以这样快的速度发展,也是得益于邓小平的理论和政策。就这样,李中坚下了决心,要把这第一次的“邓小平”演好。

  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务,开始了在军艺的学习生涯。他拜卢奇为师,每天早晨6点起来念台词、做形体。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去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在那里找资料,熟悉情况。他还利用一次到法国的机会,去拜访了邓小平居住、打工和读书过的地方。当他亲眼看到邓小平在异国勤工俭学时做过的鞋,用过的锤子,还有工作证时,他说:“我当时非常激动,能在这里感受到小平同志艰辛的青年时期,真是太有意义了。”

  说起拍《延安颂》,李中坚告诉我们,“当时制片人就问我,你要多少钱。我说,我就不要钱了,你就给我一块钱作为纪念。就这样,后来我和他们签了一个合同,就是一块钱演邓小平。这一块钱我感觉到比再多的钱更有价值,因为我去演邓小平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感恩。” 

  作为第一次扮演邓小平的业余演员李中坚,4个月内先后“四进延安”,完成了20余个镜头的拍摄任务。他说,“开拍前,导演和其他演员都为我捏了一把汗。”其实,他为拍好每场戏,总是早早地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哪怕是几十个字的台词,也认真地准备。结果他在拍第一场戏中仅表演了3次就大功告成。

  李中坚说:“虽然完成了拍摄任务,我要做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邓小平是我崇拜的偶像,平时我要学习他如何做人。”他后来自筹资金拍摄的电视剧《邓小平在会昌》,又一次饰演了邓小平。

  在邓小平的书房中,摆设着一幅邓小平与小孙子在一起很亲热的双面绣像。这是出自杭州天工艺苑工艺师陈水琴之手。为此,我们来到位于杭州信义坊的“陈水琴工作室”,采访到了这位刺绣大师。(采访陈水琴照片,有关与邓家的照片)

  在摆满了各种丝绣作品的工作室,陈水琴热情地给我们讲述了当时的情景。

  1992年初秋,杭州市的领导来到天工艺苑绣品研究所,在看了研究所的一些双面绣作品后,就问起当时在这里工作的陈水琴,是否绣过人物像。陈水琴说以前给国际友人绣过一些,这样便提到了给敬爱的小平同志绣一幅像的想法。

  陈水琴说:“当时这事一经提起,我得心里就好激动啊!”

   她介绍说:“杭绣是苏绣的一个支派,相对苏绣来说,杭绣的表现手法更注重写实。所以,我们绣人物像大多需要很长的时间。80年代,我曾经给当时的西德总理绣过像,用时一年多。因此,我们研究所在决定给人物绣像前,都要权衡一番,以免耽误了正常的工作。可是,这一次就不同了,我接过任务后,创作的情绪一下子调动起来,心里头只有一个念头,要把小平同志的像绣好,要把杭州人民的这份心意给敬爱的小平同志带到。”


  9月份开始选像,一张小平同志穿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怀抱着他调皮的孙子,露出了甜蜜、温馨笑容的照片被选中。经市委领导认可后,陈水琴把像架搬回家,准备用业余时间静静地绣。绣架摆在卧室里,像片也被放大到20寸。陈水琴说:“有时候,我要整整一个多小时仔细地看,生怕仓促下针,影响了画面的逼真度。”

  因为是双面绣,即刺绣的正反两面都要绣上这个画面,所以,绣这幅画的时间是很长的。从1992年11月开始,她下班后,全部的工作就是绣这幅像,每天从晚上7点钟到11点钟,前后共用了9个月的时间。丈夫和女儿也都全力支持她的这项伟大工程。

  陈水琴回忆说:“到第二年的夏天,我终于完稿了。看着自己绣的小平同志的像,我兴奋的一夜未睡。第二天,我把绣像带到了所里,摆在绣品陈列架上请同事们提意见。他们都说画面很有真实感,小平同志的形象生动,有灵性。我心里想,我的绣像成功了,这是我的刺绣生涯中最有意义的一页。”

  小平同志的这幅绣像当时经过多方征询意见,之后又作了些修改,然后装上红木像框和镂空雕花底座,就全部完成了。1993年8月21日,所里被告知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楠到了杭州,并了解到8月 22日是小平同志89岁的生日,于是就准备把这幅绣像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小平同志。

   陈水琴告诉我们:“见到邓楠后,我把绣像郑重地交给了她,并让她转达杭州人民对小平同志的爱戴和深深的敬意。不久,邓楠把这幅绣像转交给了父亲。小平同志非常喜欢这幅画,他托邓楠向我转达谢意,说:‘谢谢你,谢谢杭州人民’。”

   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金通洸先生,是浙江省桥牌协会教练技术委员会主任和省钟声体协桥牌委员会主席。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与邓小平在杭州打了一次桥牌。我们在浙江大学宿舍区的金教授家,对他进行了采访。(采访金通洸照片,有关邓小平打桥牌照片)

  金教授回忆说:“记得那是1983年2月11日,我将去宁波参加省桥牌比赛。午后,接到省体委的一个电话,说是有中央领导来杭州,晚上让我们桥牌协会的几个‘老搭档’去陪着打打桥牌。”

   晚上7点,他们乘车来到刘庄,在三号楼的大厅里,省公安厅的张秀夫厅长告诉他们:今天请大家来是和小平同志打桥牌。小平同志白天去了不少地方,虎跑、六和塔都上去过了。可能很疲劳,打牌的时候请大家不要问太多,就当作平常的一场训练比赛吧。金教授说:“我们听到这,都很兴奋。能见到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该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啊!而在此之前,我们也听说过小平同志的牌技,知道新时期第一次全国桥牌比赛就是在小平同志的倡导下举办的。作为一个桥牌手,小平同志又让我们增加了几分好奇心。”

  金教授告诉我们,穿过长廊,大家一路上都没说话,直到在一号楼大厅里见到丁关根同志时,气氛才活跃起来。过去,丁关根来杭州时和他们打过牌,彼此算是熟人了。丁关根和大家握了手,介绍了晚上的对局方法和在场的其他领导人,并说:“小平同志的耐力和牌力都很强,你们要全力以赴喽。”说话间,小平同志已亲自到大厅来迎他们了。

    邓小平微笑着和大家热情握手,然后很干脆地说:“把你们请来打牌了。” 

   金教授说:“接着,我们就走进了一间由简易的休息室改成的牌室。这个房间不大,对角放两个台灯,一张四方桌摆放在房间的正中央,显得整洁、光线充足柔和。小平同志第一个坐了下来,他觉察到我们的心情,就指着桌边的一盘香烟说:‘你们不要客气,随便抽’。他自己也点上了一支,一边点烟一边笑着说:‘我抽这个,这是为老年人特制的烟’。”

   小平同志谈笑风声,牌室里的气氛也渐渐活跃了起来。“牌局开始后,我们才发现根本不是这位老人的对手。邓小平和丁关根配合默契。在开始的几副牌中,他们还在探‘路’,叫的比较谨慎。等摸清了我们的底细后,他们放开了手脚,攻势更加犀利了。我们感觉到小平同志打桥牌总是让对手有一种压力。他很少轻易放过一个机会,也很少出一张他认为把握不大的牌。”

  半场下来,金通洸他们输了不少点数。邓小平善于调节气氛,不光是牌打得轻松,精神也很好。牌室里时时能听到小平同志的话语。女儿邓楠坐在小平同志身边当“参谋”。后来,当听说金通洸是北大毕业的,小平同志就对金通洸说:“那你可是他们的老学长了。”他指的是邓楠和邓朴方也是北大毕业。

  “上半场打完了,我们要交换位置,到大厅休息一会。小平同志和我们亲切地交谈起来。后来,在讲牌的时候,他大多是讲自己牌中的小失误,并认为我们打牌时可能是注意力受到影响,没有发挥水平。小平同志的和蔼可亲,令我们感到敬佩和感动。”金教授说。

  那天晚上他们打了3个多小时,一直到11点半才结束。小平同志兴致很高,牌也打得更出色了。牌局结束后,小平同志再次和大家握手,说:“以后有机会,欢迎再次打牌。”并让大家去吃宵夜,他一直目送他们离开大厅。

  金通洸告诉我们:“那天比赛下来,我们是全场皆负,但是心情却非常愉快,大家觉得,跟小平同志打牌不仅是一种很高的享受,也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浙江美术出版社曾在199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在当时影响很大。正当我们要联系去采访他们时,很巧在北京中央文献研究室见到了正在那里出差的浙江美术出版社社长奚天鹰。他给我们讲述了当年他们编辑出版这本书的一些情况。

  1987年浙江美术出版社着手编辑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有幸翻阅了许许多多从未见过的历史照片: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的光辉形象、神采风貌深深地打动了他们。这些作品无论在政治、文化、艺术上都有不可估量的价值。1989年画册《路》正式出版。江泽民总书记为《路》的出版写了贺信,信中说:“画册真实地记录了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所走过的艰苦历程,也是今天教育和激励全国人民尤其是年轻一代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的生动教材。”邓小平看完画册后,在画册上亲笔写下了“邓小平1989年9月”。

  以后,1994年他们又推出了一套《共和国领袖的故事》丛书,其中一本叫《邓小平的故事》。在编辑过程中,编辑多次与和邓小平经常接触的同志交谈,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小平同志的坦诚直率,幽默风趣令他们难忘。

  奚社长回忆说:“几年来,出版社出过小平同志在黄山的年画,出版过小平同志南巡的宣传画,出版过小平同志与科技人员在一起的挂历。小平同志的家中有我们出版的大型画册《路》,有套书《孙子兵法》连环画,有丛书《共和国领袖的故事》。小平同志的家人也了解我们。这样,1996年我们把打算将《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改编成连环画的想法告诉小平同志的女儿、作者毛毛(邓蓉)时,她很快回复了:‘浙江人美社我知道,是很不错的,把该书改编成连环画的形式出版,为孩子们做点事是应该的’。”

  为高质量地出好这套书,出版社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组织了著名的画家和作家进行创作。改编的文字脚本及试画稿,邓榕用最短的时间作了审读和修改。她在审读意见中写道:

  “全篇均已看完,谢谢编者的努力。鉴于看得匆促,可能还会有许多可议之处,主要的印象不错,但有些章节,如战事过程等,似可以粗略一些!太细了,可能不适于青少年读者,请编辑费心再酌改一遍,改后不必再送我,一切拜托了!”

  省有关领导对这项工作也十分关注,当时的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梁平波批示:“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很有意义,既是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种好形式,又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奚社长说:“小平同志在1989年曾讲过,自己最大的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想去那里看看。为了让这本书在香港回归之日与读者见面,我们的编辑、作者连春节都没有休息。我们多想让小平的案头再增加一套《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再翻一翻我们又为少年儿童出版的一套好书,亲笔再签上他的名字。但是伟人却永远的离我们去了。”

    一、采访邓小平家人和秘书——在京城的一处老宅,20年的风风雨雨,他们曾与邓小平朝夕相处,他们曾亲切地称他为“老爷子”,他们一起度过了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时期。

  为了能更进一步深入了解邓小平的人格魅力,我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了坐落在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邓小平故居。

  这是一条北京典型的老胡同,虽然不长,一眼就能看到尽头,但胡同里边的路却比较宽,在仅有的几个院门之间居然顺墙还能停放几辆轿车。往胡同里边走,快到头的右侧两扇铁门便是邓小平的故居了。据说,在邓小平离开后,我们是第二个被批准走入这里的采访摄制组。以前只有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曾来这里探寻过伟人的生活世界。(有关采访邓小平故居照片)

  我们的车子被允许开进了大铁门。这是一个两进的院子,外院一侧有几个车库,另一侧平房住着秘书、警卫、司机和其他工作人员,邓小平的家人则住在后院。接待我们的王世斌同志(原邓小平办公室秘书)带我们走进了后边的大院。这个院子看上去有四五十米见方,院子中间种满了花草树木,迎面两棵油松特别显眼,它们挨的很近,上面的树梢几乎靠在了一起。听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说,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两个人都属龙。所以孩子们就把这两棵树称为“双龙树”。院子中间还有一个小的养鱼池。顺着院子一侧的道路往前是一幢二层砖楼。王秘书告诉我们,1977年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他与他的家人便一直住在这里。整整20年,在这里,邓小平给家人和全国人民留下了不尽的思念。

  从一楼中间的大门进去向左拐,沿着宽宽的甬道往前,右手第二间便是邓小平生前的书房。房间约有30平方米大小,显得很高。靠门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的写字台,靠右侧墙有一排玻璃书柜。从正面的大玻璃窗下至右侧书柜前摆放着一圈老式的沙发。最左边的一张沙发是邓小平生前常坐的。写字台上至今还放着当年孙子们送给他的礼物。书柜里摆放着他生前喜爱看的书籍和一些纪念物。左侧墙上挂着邓小平86岁生日时,画家吴作人书赠他的条幅“寿比南山”。据王秘书讲,这里的一切,还基本是首长在世时的摆设。

  邓小平晚年的生活很有规律。早上9点以前,秘书在这间书房里给他放好眼镜、手表、放大镜、文件和当天的报纸。早饭吃好后,他便来到这里开始批文件、看报纸。有时候累了,就靠在墙角一个沙发床上躺一躺。有客人来也都在这里接待,大家坐一排,开会也是这样。90年代江泽民同志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们有几次一起来,也都在这里谈话。

  王秘书告诉我们:“首长晚年平时除了喜欢打桥牌,就是看书,基本上就是金庸写的一些武打小说,还都是长篇的,就放在这个沙发床边,中午、晚上或看文件看累了都会拿来翻翻。有时拿来金庸的电视剧录像带,他也爱看,像《天龙八部》等等。首长后来耳朵不太好,看电视剧时,就要我们一块看,边看边给他讲。有时我也没有看明白,也就一知半解的讲。有几次,看到最后了,首长问,‘这里面谁跟谁是一拨的呀?这都打得乱七八糟,搞也搞不清出了。’我说,‘是几拨在打啊!’就这样,挺有意思的。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慈祥的老人。”

  在家里,周围的人包括亲属、警卫员、秘书等都称他为“老爷子”。我们问是什么时候这样称呼起来的?王秘书说大概从“文革”开始以后吧。因为“文革”时,有一段时间邓小平夫妇被软禁起来,身边的人过去叫首长,当时不知如何称呼,卓琳说,就叫“老爷子”好了。于是孩子们也开始叫老爷子,后来有了孙子辈也叫他老爷子。就这样,家里人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便都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了。

  “老爷子”在家里最喜欢看着孩子们玩。在书房里,他看文件和报纸一般都不坐在办公桌前,而是坐在对面另一张椅子上,旁边有一个小方桌放材料。孙辈们回来后就在他的办公桌底下玩啊闹啊。但他还是很专心的干自己的事。他最喜欢一家人在一块儿。在孩子们中间,邓小平说话不多,可他的品格却深深的影响着两代孩子们。

  我们问起有关邓小平到杭州的一些情况,王秘书说;“我跟首长去过几次杭州,给我的印象是,首长到杭州以后显得特别安静,因为没什么急事,所以他是睡得好,吃得也好。虽然在杭州期间没有安排到企业参观,但从他的谈话中能感觉到,他很关心浙江的情况。记得一次在游西湖的船上,基本上是一边游湖一边谈工作。首长一直在很专心地听省里领导同志介绍浙江、杭州的一些变化和发展。”

  这时,走道里传来播放的评书声。王秘书告诉我们,那是邓小平的夫人卓琳在隔壁房间听评书,这是她每天的习惯。我们很想对卓琳老人进行一次采访。但王秘书说,邓小平逝世以后,卓琳和家人都非常低调,一般都不接受采访。她每天的生活很有规律,首先要去院子中间那两株双龙树下,静静地呆上一会儿。早饭过后,听上一会儿京戏,下午听听评书,这两样都是她一生的爱好。卓琳是1952年带着全家从重庆随邓小平来到北京的。当时,邓小平对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去工作,言行要谨慎。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她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专心致志地为邓小平整理日常文件。邓小平任党的总书记的10年期间,他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又有一些组织请卓琳出面工作,她还是谢绝了。她曾对好友说:“我的任务就是把家管好,把孩子管好,不让小平操心,让他专心致志地干好工作。”

  走出书房,我们又来到这幢建筑二楼西头的凉台上。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庭院,院子里郁郁葱葱。站在这里可以看到外面的民房,可以听到墙外传来的各种噪杂声。

  我们接着来到院中。王秘书说:“老人在世的时候每天都要在院子里散步锻炼,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我们曾量过这个院子,走一圈大约是188米。他是这样,上午9点多开始看文件,看到10点,差不多处理完这些事情以后就要休息一下,便出来散步。有时护士们也会提醒他。”邓小平工作之余的散步是锻炼、是休息,更是一种思考的过程。有人说,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是邓小平在那条小路上边散步边思考出来的。

  院子中央的水池原来是养了一些鱼,这也是邓小平喜欢的。王秘书说:“那时养的是一些红鱼,邓小平拍拍手,拿点馒头扔下去,这些鱼就挤到这儿来吃了。后来因为树上松枝特别硬,掉下来把一些鱼扎死了,池里的鱼就慢慢少了。以后也就不养鱼,只养荷花了。”

  王秘书还告诉了我们有关邓小平最后日子的一些情况。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首长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了。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首长醒来,感觉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开始吃早餐。而秘书通常也是在这个时候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可是这个早晨,首长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呼吸困难,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每天要做的一些活动。身边的医生也无法处理了,于是只好送他去医院。1997年2月,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根据医生诊断,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都好,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他患了“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目前世界上也无法根冶的顽症。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回家,还在想最后的办法进行抢救。亲人们都坐在沙发上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然而,奇迹没有发生。12天后,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天是1997年2月19日。

  王秘书回忆道,“说实在的,我们工作人员跟老人就象是家里人一样,跟自己父母一样。”他什么都没有留下。当秘书们接到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烧了的命令后,他们带着他的内衣、外衣、鞋子和袜子,来到锅炉房,把这些东西一一投进炉膛。当看到一件带着窟窿的内衣时,周围的人眼泪再次掉下来:“这么伟大的一个人物最后竟然穿着破了的衣服,谁能相信啊!” 

  我们从邓家出来,摄制组一行人都默默无语。我在想,全国人民心中的这样一位伟人,他的生活竟然是如此平常和朴实。

  由于各省在这次制作纪念节目时,都希望能与邓小平的家人见面进行直接采访。经过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努力,邓家子女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后,一致推荐他们的大姐邓林出面,回答大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接到通知后,第二天即从杭州赶赴北京。

  采访安排在毛家湾一号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大会议厅。我们和来自重庆、上海、山东、四川、香港凤凰卫视共6个电视摄制组,都早早赶到现场。每个省的采访时间定为40分钟,大家关心的都是邓小平与各省有关的内容。(采访邓林照片,有关邓小平一些生活照片)

  邓林对父亲在浙江的情况不是很熟悉,我们就让她围绕由她出版的一本画册《邓小平——女儿心中的父亲》,讲讲有关这本画册以及其中几幅关于和浙江有关的故事。

  她说:这里面珍藏着百余幅爸爸和我们全家的照片,其中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自己有意为爸爸拍摄的。主要是1980至1993年这13年。这一时期,虽然是我父亲生命中最重要的阶段,也是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时期。但我的照片却并没有直接记录这一段历史。因为我仅仅是她的女儿,没有机会接触父亲的政治活动或者外事活动,我只是想从一个画家的角度,从女儿的心中、眼中、镜头中留下他永不能磨灭的对父亲的记忆。所以我拍的这些照片,没有什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几乎全部是生活中的父亲,是他居家生活中最自然、最生动、最丰富,同时也是他不常为人所见的一些侧面。这些照片记录了爸爸退休前后的生活。从中可以了解到他的生活内容,他的兴趣爱好;也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和他的内心。通过这些照片想让大家都知道,我的爸爸不是神,他也是人。和普通人一样,他也有他的喜怒哀乐,有他的倔强个性,有他的自然表情。

  有一幅是1988年春节在杭州期间,一天晚饭后邓林为他拍的一张坐在沙发上专心看电视的照片。邓林解释说,“爸爸爱看电视,像体育节目、京剧、川剧他都爱看。每天晚上7点钟的《新闻联播》是他必看的,这是他了解世界的另一个重要渠道。有时候,他也喜欢看电视剧,但需要孩子们或工作人员在旁边给他讲解。体育节目中他最爱看足球。当然,每年的除夕夜晚,他也会和全家人坐在一起,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邓林还讲起照片中一幅在杭州花港观鱼为父亲拍的照片:“你们可以看到,在远处有推着买冰棍车的人和一些游客。因为我父亲特别不愿意扰民。现在我们总结起扰民这个词,他觉得自己一出去就兴师动众,所以不愿意出去。觉得要警卫各方面人士都来参加,兴师动众所以他不乐意,因此当时就没有让这个公园关闭或者控制。我们家里的人也尽量动员他走一走,他再不走身体就更不好,因为他工作太忙了,只要有机会就鼓动他出去走。1988年2月我给他拍的这张看鱼的照片,他也觉得挺满意的。”

  还有一幅也是她于1988年1月在杭州时拍的,是一幅与女儿一起看画册的镜头。邓林回忆说:“当时我们住在杭州刘庄招待所。一天,中央文献研究室同志送来一本新出版的《邓小平》画册,内容讲述了他一生的大多经历。此时,因妹妹邓榕正在准备写一本关于爸爸的书,所以她反而比爸爸更熟悉一些历史情况。所以就在旁边给爸爸讲解画册上的内容。爸爸一生历尽磨难,百折不回。但他的晚年是幸福的,他能够亲眼看到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在一件件变成现实——老百姓开始过上了富裕的日子,国家在一天天改变着面貌,这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安慰。”我们看到,照片中邓小平专注地看着画册,听着女儿的讲解,思绪万千……

  邓林是家中的长女,1941年9月出生在太行山。当时是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邓小平夫妇无法带着刚出生7天的女儿打仗,便将孩子托付给附近一位贫苦农民家抚养。由于极度的营养不良,两年后,当她被接回到父母身边时,已近乎奄奄一息。不久,她被送往延安保育院。由于身体太弱,直到解放后,她仍然多病,甚至学习都有些困难,曾几度休学。爸爸妈妈都曾鼓励她“要发愤图强,要自己振奋起来,争取好的成绩。”这给了她信心和力量。她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一位国画老师的指导下,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最终成了一名职业画家。

  当我们问起邓小平生前关心“宁波帮”的一些事情时,邓林回忆说,生前曾听爸爸讲过,他在解放前20年代末期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就了解到上海有很多宁波人,宁波人很能干、很聪明和勤奋,他们的创造力给父亲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也很清楚如今香港一些财阀都是上海宁波人后来去的。所以对宁波人的能力他心里是有底的。所以,这也许就是他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关注“宁波帮”的原因。但遗憾的是,他想去宁波看看的愿望没能实现。邓林还提到,1999年2月,她曾应邀到宁波为这本画册的首发式搞签名销售活动。她那次去了碧波荡漾的北仑港,参观了已初具规模的宁波大学等,可以说是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心愿。  

  邓小平是一位伟人,他的博大精深,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他在三落三起后再次复出时曾说过,“我还要干20年”。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用自己全部的智慧和精力,带领人民朝着小康的目标迈进。他用生命的最后时间,给全中国人民带来的是一个舒心的日子。

  在今年纪念建党90周年的重大节日里,浙江人民永远忘不了他老人家对浙江改革开放所给予的巨大支持和亲切嘱托。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宣讲稿,此稿第一次讲授是在2004年省国土资源厅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