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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中前进曲折中发展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学习辅导讲座
王祖强
时间: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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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多月前,经党中央批准,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时16年编著的《党史》二卷正式出版了。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重要时刻,《党史》二卷的出版是我们党的一件大事,是党的历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也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

   一、《党史》二卷的新意

  (一)集体创作、严格把关:写法新

  《党史》二卷不同于一般学者个人署名的学术专著,也不是由某个科研、教学部门或单位组织编写的党史专著,而是由中央授权、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经过广泛征求意见,而后由中央审定的党史基本著作。

  《党史》二卷的编写,始终是在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和精心指导下进行的。1994年 《党史》二卷编写工作启动后,江泽民同志听取专题汇报并作出重要批示。党的十六大以来,胡锦涛总书记对《党史》二卷修改和送审提出了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意见。在《党史》二卷编写和送审过程中,先后分管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的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史》二卷的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给予了大 力支持。20095月和8月,胡锦涛总书记、江泽民同志先后对《党史》二卷20095月送审稿给予肯定,并作出重要批示。其间,还分别于19994月、20013月、20069月、20095月四次将书稿呈送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同志审阅。中央领导同志对书稿进行了认真批阅,提出了重要意见。去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向习近平同志呈报了关于出版《党史》二卷的请示。随后,胡锦涛总书记和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作出了同意出版的批示。去年12月,中央正式批准《党史》二卷出版。

  《党史》二卷的编写,是在胡乔木同志担任主任时酝酿的,是在胡绳同志主持下启动的,是在 中央党史研究室历任室委会领导下进行的,凝结了几代党史工作者的心血,是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奋斗的成果。《党史》二卷的编写,也得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队和有关地方及党校、行政学院、研究院所、高等学校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可以说,《党史》二卷的出版,是整个党史学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有关方面合作 攻关的成果。

  (二)准确把握、客观反映:看法新

  1、《党史》二卷写作始终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基本原则。研究历史的根本任务在于揭 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从而更好地资政育人,继往开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准确记载党的历史是前提。只有“实事”,才能“求是”;只有“实事”,才能从历史过程的分析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这就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党的历史的时候,讲成绩,不虚构,不夸大;讲问题,不回避,不渲染。真正做到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只有实 事求是,一部历史著作,才会有存在的价值,才会有读者;只有实事求是,党才会更有公信力,才会更有吸引力和凝聚力。

  2、《党史》二卷写作始终遵循客观公正的原则。

  历史著作强调史论结合,“史”固然要求真实可信,以展示其“本然”,“论”也同样要求客 观公正,以展示其所以然。“论”要客观公正,就要讲唯物辩证法,要用联系的、发展的、全面的观点分析历史现象,揭示历史本质。要把具体的历史问题、历史人物放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和环境当中去考察、去分析,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既把问题放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考察其前因后果,又注意其与周围事物的联 系,特别是与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关系。这就要求在评价历史现象和历史人物时,不能感情用事,不能凭个人好恶进行评价,不能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去看问题。只有这样评价历史,才会更为客观,更为公正,才能真正引起读者的共鸣,使读者信服。

  3、《党史》二卷写作始终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习近平同志去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近90年来,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这就是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党史》二卷坚持这一主题和主线,强调这29年 历史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这样认识问题,就揭示了29年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遵从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党史》二卷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29年中,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主流,是第一位的,这也充分表明我们党不愧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愧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是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


  (三)肯定成绩、承认失误:提法新

  1、成绩写够。

  ⑴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面貌。

  第一,在这29年 中,我国在实现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为中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政治和制度基 础。

  第二,在这29年中,我国经济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增长,经过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初步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

  第三,在这29年中,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四,在这29年中,按照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总体方向,有步骤地改革旧有文化教育事业,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新的文化意识形态。

  第五,在这29年中,我国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有边无防的历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家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⑵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成就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的,是很不容易的。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工业整体上处于手工作业的状况,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 外,整个国家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工业。农业还停留在手工耕作、靠天吃饭的水平上。交通运输工具落后,数千年前就已经使用的畜力车和木帆船等民间运输工具仍然在大量使用。邮电通信技术设备非常落后,电话电报多用手工方式操作,约有四分之一的县不通电报和长途电话,中西部地区普遍处于十分闭塞的状态。市场上商品 严重匮乏,相当数量群众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

  此外,战后新中国恢复国民经济所迫切需要的资金在解放战争后期被国民党大量转移。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将航空、金融、贸易等领域的29家 垄断企业撤到香港,大量有经验的专业人员也被国民党从大陆转移到台湾。这直接增加了新中国成立后恢复经济的难度。“一穷二白”成了当时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新中国的经济,就是在国民党政府留下的这样一个经济基础极端薄弱、财政金融濒临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异常猖獗的烂摊子上艰难起步的。

  ⑶新中国成立后29年的成就与同时期不同发展类型国家建设成就相比,是毫不逊色的。

  历史和国情与我国相近的印度是1947年宣布独立的,从一些可比的经济指标来看,1949-1978年,印度工业年平均增长率6%,而新中国工业1953-1979年的年平均增长为11.1%1950-1976年,印度农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5%,而我国1953-1979年这一指标是3.4%

  29年的成就不仅可以和印度比,也可以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相比。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最快,1850-1899 年平均增长率为3.3%,而我国经济正常运转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18%。我国钢产量从1949年的15.8万吨提高到19793448万吨,花了30年时间,而美国、日本、英国类似提高分别用了40年、53年和120多年。

  再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发展时期对比,我国发展的一些主要指标也并不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黄金时代,1953-1978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日本10.9%,西德5.7%,法国5.2% ,美国4%,英国2.5%1953-1976年农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为:法国2.5%,日本和英国2.1%,美国1.8%,西德1.3%。新中国同期工业11.1%和农业4.6%的增长指标,都比发达国家要高。

  2、错误写透。

  29年中党的探索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和曲折。

  进入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后,党的探索有了良好开端,但后来在反右派斗争中出了偏 差,以后又进一步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在经济建设速度问题上急躁冒进、在所有制问题上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等失误,直至最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并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从总体上说,主要有两次大的失误。第一次是经济上急于求成的错误,即1958-1960年的“大跃进”及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次是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主要是1966-1976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⑵发生失误和曲折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

  《党史》二卷在分析这些失误和曲折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既看到形势复杂 多变、不容易正确把握等客观原因,又看到我们党缺乏经验、认识和举措失当等主观原因。实际上,主客观原因是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的。因此,我们不能只强调主观原因,这会导致对前人的苛求,不利于公正地评价历史;也不能只强调客观原因,这会导致无原则的辩解,不利于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

  ⑶党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失误的。

  在这29年中,在探索出现失误甚至严重错误时,党的性质和宗旨没有改变,党依然是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党能够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纠正错误,通过总结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

  在此期间,毛泽东同志多次进行了深刻的自我批评。1959年初,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开始承认,从19589月起,有一个很大的冒进主义错误,他表示要为错误承担责任;6月,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看来,我第一次抓工业,像我1927年搞秋收起义时那样,第一仗打了败仗。”1961612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做了自我批评。并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11月, 毛泽东同志提出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全党说明,过去几年中央犯了错误。就是怀着这样一种心情,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说:“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做检讨。”“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 缺点、错误,第一笔账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他说: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 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

  3、存真求实。

  ⑴向社会展示真实的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

  《党史》二卷所记载的历史距今已有30多 个年头。今天的不少人对那段历史已经感到疏远甚至淡漠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人看到我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新中国成立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存在模糊认识,对当年实行计划经济和统购统销等政策更是感到困惑,他们怀疑当年的一些做法是不是错了?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还有一些人认为新中 国成立后共产党尽是搞运动,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更有一些人看到当前社会存在的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等问题,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希望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以冲刷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后29年 的历史,已经不单纯是历史研究的问题,而是与现实有着直接关联的问题。比如,如何认识、评价社会主义改造,改造与改革的关系;如何认识这段历史与后来中国发展道路的关系上。在当前社会上对这段历史众说纷纭,甚至有人否定、歪曲这段历史的情况下,《党史》二卷以大量翔实的史料和准确的判断,向社会展示真实的 历史,并把这段历史与当今中国的发展贯通起来,展示对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看法。

  ⑵把社会发展史放在党史中进行反映,是党史写作中的一次创新。

  在以往的党史书中,对国际和外交方面的问题较少涉及,在世界大势的背景下来写党对国际形 势的判断和对国内建设的决策也较薄弱。《党史》二卷注意在世界大势的背景下,反映每一阶段党是怎样联系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的发展变化,对国际形势作出判断,进而确定国内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党史研究的一个新进展。还把新中国成立后党的民族政策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写入党史。《党史》二卷记述了新中国成立 时,中央决定在统一的国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实行联邦制,并将此作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下来的过程,进而介绍了西藏的和平解放和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等。

  ⑶《党史》二卷对要不要、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应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两个重大历史问题进行了创新性回答。

  《党史》二卷涉及不少重大历史问题,但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中国要不 要、能不能搞社会主义;另一个是中国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应搞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能否把当代中国这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性变化说清楚,是编写工作能否获得成功的关键。《党史》二卷以《历史决议》和此后党的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为指导,科学地阐述了这一历史过程。一方面说明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 必然性,说明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另一方面通过分析我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起过怎样重要的作用,又存在哪些问题,说明后来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四)充分挖掘、留有余地:招法新

  文献资料是历史著作的基础,第一手文献资料更是直接体现历史著作质量的重要指标。因此,在已经取得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资料的发掘到理论的探索等方面,必须更加注意发掘第一手原始档案资料、更加重视运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党史》二卷的资料使用情况看,在全书592个引文注释中,第一手文献资料有495个,占全部引文注释量的84%,其中第一次公开使用的文献资料为144个。 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的使用,使《党史》二卷对一些党史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突破,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外交战略的调整问题、党内改革开放思想的酝酿问题等等。与此同时,《党史》二卷还大量借鉴了经济史、外交史、文化史、党建等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熟的研究成果,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一般党史著作只侧重党的决 策过程研究的局限性,使对党史重大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和全面。《党史》二卷中“新民主主义经济方针的贯彻”、“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等问题,从分析框架、资料使用到总结经验、概括意义,都充分运用了经济史研究的成果,体现了经济史研究的特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外,对学术界存在认识分歧的一些重大问题,《党史》二卷尽量兼顾不同观点,使对重大问题的评价和结论更有包容性,表述更加周全。对一些目前难以明确判断是非的问题,《党史》二卷不勉强做结论,而是采取客观陈述的办法,留待后人评价。

  二、《党史》二卷与浙江

  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 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二卷时期也一样。

  (一)这29年的浙江,是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

  在这29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均多次到过浙江。毛泽东来了51次,并视浙江为他的“第二故乡”;刘少奇来了10次;周恩来来了28次;朱德来了17次;陈云来了17次;邓小平来了11次。他们在浙江,出席或召集了许多重要会议;制定或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写就或形成了许多重要文献;开展或组织了许多重要的调研活动;分析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国际事务,作出过许多重要的判断和决策。

  在浙江召开或出席的重要会议有:19561月初,毛泽东在浙江召集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补充、修改、形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74月,周恩来在浙江出席省委扩大会议,着重阐明“长期合作、互相监督”的方针;19635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专门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19663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要在全国开展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

  制定或作出的重大决策有:195312月至19543月,毛泽东带领宪法起草小组成员,在浙江着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1954年初,毛泽东在浙江多次修改《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195512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选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为这本书写了两篇序言和104条按语,此前,他还在浙江确定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内容框架,并在浙江主持制定了该《决议(草案)》;19656月,毛泽东在浙江听取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

  写就或形成的重要文献,除了上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之外,还有:1958年初,毛泽东根据当年在浙江等地召开会议讨论的结果,主持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主要在浙江阅读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留下了一份近10万字的谈话记录;19635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663月,毛泽东在浙江写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在今后15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次月,毛泽东在浙江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起草并讨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来被简称为“五一六通知”)。

  开展或组织的重要调查研究活动有:195546日至22日,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其中410日至17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当年68日,毛泽东再次离京南下,到各地考察农业合作化工作,这其中610日至18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1957年三四月间,毛泽东先后视察浙江等地,沿途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此次,他在浙江视察指导的具体时间是321日至47日;从19599月到19603月,毛泽东分两次先后到浙江和其他省市视察,主要实地考察各地的工农业生产,同各省市领导人研究经济问题,期间,19591031日至196014日、1960118日至24日、313日至19日,他在浙江视察指导工作等。这最后一次视察就到了宁波。

  《党史》二卷特别强调了1961年的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三个调查组,其中一个组就赴浙江调查,他本人也于125日晚离开北京南下,出行期间,他同浙江等省委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谈。差不多同时,朱德也到浙江等省市调查研究,此次他到浙江视察指导的时间是125日至21日,主要视察了新安江电站工地及金华县罗店花果园等地。陈云在当年青浦调查后,也到浙江等地,分别同一些地委、县委负责人和一些大队党支部书记座谈双季稻种植、自留地、粮食征购、养猪等问题,此次他视察指导浙江的具体时间是710日至16日,在浙江,他召集嘉兴、萧山县部分公社党委书记和生产大队支部书记开调查会。

  此后,调查研究工作还在进行中。七千人大会后至北戴河会议前,毛泽东曾两次离开北京外出视察。这两次视察,他都到了浙江。一次是1962223日至28日,一次是当年的530日至68日。

  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夏秋,毛泽东离京南下,亲自到比较混乱的地区了解“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到了浙江。此次,他在浙江的时间是916日,他找了有关负责人谈话,了解浙江“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强调对干部要一分为二,希望尽快出现一个“革命大联合”的稳定局面。

  分析和研究国际事务、作出重要的判断和决策有:195912月,毛泽东在浙江思考国际形势和对策时,提出了“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的问题;196361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苏共中央330日来信的复信,即《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此前,毛泽东在浙江准备并主持起草了这份文件;通过“五一六通知”后不久,毛泽东在1966610日在浙江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进行了谈话;19722月,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这份《联合公报》是227日由周恩来与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杭州草签的。

  (二)这29年的浙江,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不懈的奋斗

  在这29年中,浙江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建立和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恢复了国民经济,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较之解放前有了明显提高。这29年建设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改革开放后浙江经济的腾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这29年道路探索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为改革开放后浙江特色及其浙江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在记叙这段历史时,《党史》二卷充分反映和体现了这一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 流和本质。由于受党史基本著作体例上的要求与限制,不可能充分反映浙江这样一个省份、这样一个局部的内容和特点。这一时期由于国家大局的战略需要,浙江作为东南沿海前线,也并非是当时国家建设投资的重点。但是,在该书中,浙江地处军事战略要地、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农业生产责任制探索、在文化艺术方面贯 彻“双百”方针以及一些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情况等内容,还是得到了比较充分的介绍与反映。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要冲,与台湾隔海相望,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党史》二卷在这方面相对落笔较多。在第36页,写道:海南岛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急令浙江沿海舟山群岛的守军撤往台湾,人民解放军遂于1950516日在舟山本岛登陆并解放周围诸岛,打破了台湾国民党军队对长江口的封锁。在第5859页,又写道:由于集中了财力,在可机动使用的资金十分有限的情况下,保证了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战役的胜利。对于516日这个时间,其实,在浙江保存的历史档案和各种主要党史成果中,登陆时间是517日,完成解放在518日,一般我们确定的舟山或定海的解放时间是517日。不知《党史》二卷依据何在?下次有机会可以与写作的同志进行直接交流。

  《党史》二卷比较突出地描述了发生在浙江的大陈岛战役:1955118日,人民解放军发起自创建以来的首次陆海空军联合作战。经激烈战斗,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一江山岛的解放,有力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的气焰,迫使国民党军队不得不放弃大陈诸岛的防御。213日至26日,人民解放军解放了大陈岛及其外围列岛。至此,浙江沿海岛屿全部解放。“第一次炮击金门和解放浙江沿海岛屿”列入了该书的目录,作为第一编第八章第三节的第二目,这是浙江地名直接出现在目录仅有的一次,也是该书目录中唯一提到的大陆省份。

  与军事上特殊的战略地位有所不同的是,浙江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和全国是基本相同的,但是也有其不同的特色和经验教训。19551月,中央关于整顿巩固合作社的通知中指出:凡是基本上完成或超过原定计划的地方,应该停止发展。2月,浙江合作社发展到46200个,还有自发社14790个。为此,《党史》二卷在第232233页专门写了两段。一段是:325日, 邓子恢会同中央第二办公室主任谭震林,商得浙江省委同意后,以中央农村工作部名义发电给浙江省委农村工作部,提出收缩建议。中央农村工作部和中央第二办公室同时派员到浙江了解情况,帮助整顿农业社。另一段是:在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如河北、浙江的个别县,对现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作了合理的必要的 减少。对于那些有名无实的挂名合作社,如不能继续办下去则改为互助组。整顿农业社的结果,浙江省压缩了1.5万多个社,大部分转为互助组。


  在发展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浙江对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探索起步较早,中共永嘉县委在这方面率先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对此,《党史》二卷用较多笔墨提到了这一事件:从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四川、安徽、浙江、广东、河北等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包产到户之类的试验。其中浙江永嘉县搞的包产到户试验最为突出,虽然一开始就引起争议,但由于效果很好,一度得到省里的支持。该书还加写了一条注释,对此进行了展开说明:1956年春天,浙江温州地区永嘉县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在一个合作社开始进行包产到户试验。同年秋后,县委在全县大规模推行包产到户的办法,全县637个合作社有255个实行了包产到户。永嘉县的大规模试验引起争议。这位书记据理力争,分别写信给中央有关部门和省委、地委,他的做法得到省委负责人的肯定。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永嘉县的包产到户试验遭到批判。

  在《党史》二卷中,浙江的工作被摆放到比较突出位置的,还有文学艺术方面。这方面的突出代表是浙江国风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这件事在该书中被两次提及。第一次是在“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的内容中,写道:19565月, 浙江省昆苏剧团进京演出昆曲《十五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周恩来称赞这是“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满城争说十五贯”的盛况作了评论。社论指出:《十五贯》不仅使古典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 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第二次是在“‘向现代科学进军’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内容中,写道: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引者注),浙江昆曲《十五贯》的演出引起轰动。毛泽东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 观看了演出。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十五贯》一针见血地讽刺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是成功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现在不是个别的。现代戏还没有一个能这样深刻地批判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出戏“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奠定了基础。”

  在《党史》二卷中,还提到了一些具有浙江特色的建设事业。如在提到构成我国比较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时,浙江大学等8所院校作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被提及。在讲到手工业中的好产品时,不止一次提到了浙江省的传统民族品牌“张小泉”剪刀。讲到1956年,在党中央的明确部署下,各地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开工时,直接提到了浙江省新安江水利发电工程等6个工程,等等。

  (三)这29年的浙江,涌现了众多为全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浙江籍杰出人物

  在这29年中,浙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程,留下了无数英雄模范和杰出人物的足迹。期间,各条战线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无不凝聚着他们的汗水、鲜血以至生命。

  浙江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党史》二卷也没有忘记他们。该书虽然对他们点名不可能很多,着墨更不可能很多,但在简单的篇幅中,有他们参政议政的身影;有他们献身科技的华章;有他们领军文艺的才情。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杰出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活跃在这29年 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该书中的周恩来无疑是这一时期中最伟大的浙江籍杰出人物,他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了国家的富 强,人民的幸福,他鞠躬尽瘁,殚精竭虑。

  新中国成立初期,担任政务院所辖4个委员会和30个部、会、院、署、行等机构的14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正职领导人中,有沈雁冰、马叙伦、胡愈之3位浙江籍领导人。沈雁冰是浙江桐乡人,当时出任文化部部长;马叙伦是浙江余杭人,当时出任教育部部长;胡愈之是浙江上虞人,当时出任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党史》二卷中提及的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该书提及的沈钧儒是浙江嘉兴人,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该书提及的马寅初是浙江嵊州人,在《新人口论》中,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但由此也受到了错误的批判;该书提及的邵力子是浙江绍兴人,也 积极倡导计划生育,并在整风运动中对“以党代政”问题提出过批评意见;该书提及的吴晗是浙江义乌人,因《海瑞罢官》的剧本,导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该书提及的徐今强是浙江宁波人,在1975年整顿时,受命出任恢复成立的煤炭工业部部长。这里就有宁波人。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科学精英,默默地奉献在祖国的科技舞台上: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曾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23名科技专家中,浙江籍的科技专家就有6人之多,他们是:钱学森、钱三强、吴自良、陈芳允、屠守锷、赵九章。

  钱学森是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新中国成立初期, 他放弃在美国的优厚物质待遇,毅然回国,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杰出贡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他是《党史》二卷中除了周恩来之外的唯一安排了图片的浙江籍杰出人物;钱三强是浙江湖州人,是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中国“两弹一星”元勋;吴自良是浙江浦 江人,领导研制成功分离铀同位素用的甲种分离膜,为原子能工业和国防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陈芳允是浙江黄岩人,领导研制成功我国第一代机载单脉冲雷达,为我国无线电电子学研究作出了开创性的工作;屠守锷是浙江湖州人,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为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赵九章 是浙江吴兴人,为中国人造卫星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透过《党史》二卷,我们看到了一批浙江籍的文人学者,辛勤地从事着祖国文学艺术的崇高事 业:该书提及的俞平伯是浙江德清人,在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该书提及的陈企霞是浙江鄞县人,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清查中,被受到牵连,尤其被错误地认定为与丁玲为中心组成“反党小集团”而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该书提及的夏衍是浙江余杭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遭到错误批判并被撤销时任的文化部副部长职务;该书提及的邵荃麟是浙江慈溪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遭到错误批判;该书提及的冯定是浙江宁波人,在6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过火批判中,因写作《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而受到无端的批判。这里提到的宁波人更多一些。《党史》二卷从这样的角度提到了这 样一些人,起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对待历史问题的慎重,是怎样就怎样;二是对历史问题的从容自信,完全可以并且应该对于历史问题作出必要的反思。

  《党史》二卷视野下的浙江这29年,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的历史,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的历史,是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的历史。

  最近,应《今日浙江》约稿,我作了一个课题研究,题目是《共和国首届“内阁”中的浙江人》,文章还在修改中,但资料工作已经完成,今天,我先把这个最新的成果与大家分享。因为是临时加上去的,课件里就没有这方面的内容了。我简单介绍一下。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央人民政府,是在中央人民政府主席领导下,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及其所属政务院、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设主席1名、副主席6名、秘书长1名、委员56名;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设总理1名、副总理4名、秘书长1名和政务委员15名;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设主席1名、副主席5名;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分别为国家的最高审判机关和最高检察机关,分别设院长1名、副院长2名和署长1名、副署长2名。

  中央人民政府设有34个委、部、署、会、院、行等行政部门。4个委员会分别是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委员会,前三个委员会分别对下属部、署、会、院、行等部门进行经常性的领导。21个部分别是内务、外交、公安、财政、贸易、重工业、燃料工业、纺织工业、食品工业、轻工业、铁道、邮电、交通、农业、林垦、水利、劳动、文化、教育、卫生、司法部;4个总署分别是情报、海关、新闻、出版总署;3个会分别是法制、民族事务、华侨事务委员会;1个院是科学院;1个行是人民银行。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首届“内阁”中,活跃着大批浙江人,他们为新中国的初创,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中的浙江人有7人。他们是:周恩来、马寅初、马叙伦、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张东荪。周恩来前面已经作了介绍。马寅初、马叙伦、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前面也都作过介绍,只需介绍一下张东荪。他是杭州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政论家、报人。

  政务院领导成员中的浙江人有4人。他们是:总理周恩来;政务委员马叙伦、章乃器、邵力子。章乃器是青田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邵力子前面也已经作过介绍。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成员中的浙江人有:副主席周恩来。

  最高人民法院领导成员中的浙江人有:院长沈钧儒。

  首届中央人民政府4个委员会领导成员中的浙江人有3人。他们是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马寅初;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马叙伦、沈雁冰。


  在首届中央人民政府30个行政部门中担任正职领导人的浙江人有6人。 他们是: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兼);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林垦部部长梁希;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朱学范是嘉善人,我国杰出的爱国民主战士和政治活动家。梁希是吴兴人,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近代林学和林业杰出的开拓者之一。胡愈之前面已经作过介绍。

  在首届中央人民政府30个行政部门中担任副职领导人的浙江人有7人。 他们是: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张琴秋;农业部副部长吴觉农;劳动部副部长施复亮;科学院副院长陶孟和、竺可桢;出版总署副署长周建人。钱之光是诸暨人,新中国纺织工业主要领导人之一,参与建立了新中国的纺织机械制造业体系。张琴秋是桐乡人,著名的红军女将领。吴觉农是上虞人,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和社 会活动家,农学家、农业经济学家,我国现代茶业的奠基人。施复亮是金华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领导者,著名文学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陶孟和是绍兴人,社会学家。竺可桢是上虞人,卓越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当代著名的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周建人是绍兴人,现代著名社会活动家、生 物学家、鲁迅研究专家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

  在共和国首届“内阁”中任职的浙江人,不辱使命,殚精竭虑,尽心尽责地担负起领导全国各 族人民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重任。他们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伟大成就,为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取得重要思想成果,为党加强自身建设、经受各种考验而不断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

  三、二卷时期宁波发展的特点与亮点

  宁波这29年 的历史,在《党史》二卷中落笔不多;在省二卷本中反映不少;在宁波及各地二卷当中会有充分述说。在这里展开说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日后会有洋洋几十万、几百万字的著述,今天只说一些特点与亮点,研究不够,说得不一定准确,尤其在宁波同志面前说这些,确实有些“班门弄斧”。

  (一)特点鲜明

  1、一个特别大的专区。

  宁波在那一时期是一个特别大的地区。1949年,宁波专区管辖的地方是:鄞县、慈溪县、奉化县、象山县(19544月曾划归舟山专区,195811月又划入)、镇海县、余姚县、定海县(195811月划出);宁波市管辖的区域有:镇明、海曙、江东、江北四个区。这29年中,划归宁波专区管辖的地方还有:上虞、嵊县、新昌(19521月划入,19649月划出);宁海县(195210月划入,19579月划出);绍兴市、绍兴县(19531月划入,19649月划出);临海县(19545月划入,19579月划出);天台县(19545月划入,19579月划出,195812月又划入,19625月又划出);三门县(19545月划入,19579月划出);仙居县(19563月划入,19579月划出);诸暨县(19579月划入,19649月划出);萧山县(19579月划入,1958年划出);舟山专区(19601月划入,19625月划出);地区涉及到现在的杭州、绍兴、舟山、台州,把这些地方标注出来,有小半个浙江了。到1978年时,宁波专区管辖的地方是:余姚县、宁海县、慈溪县、象山县、鄞县、奉化县;宁波市管辖的地方是:镇海县、镇明区、海曙区、江东区、江北区。这是宁波这29年历史的一大特点。

  2、隶属关系十分复杂。

  29年,宁波语境下,人们往往会想到宁波专区、宁波市、鄞县及市属的几个区的不同概念。当时,从地方党委的角度也同时存在着宁波地委、宁波市委、鄞县县委以及宁波下属几个区的区委。现在的宁波市委与当时的机构相对应,比较困难,情况十分复杂,又处在经常的变动之中。

  3、“两头重、中间轻”。

  相对来说,宁波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与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在全省以至全国的地位与份量都要比这29年的历史来得更为厚重。因此,反观这29年,就体现出“两头重、中间轻”。解放初期,重要事件要多些、重些;临近改革开放时,重要事件要多些、重些。具体说,也就是50年代前期与70年代的内容要多些、重些。具体讲亮点时再作分析。

  即使在中间年份中,也发现过一些影响较大的事件,但这些事件的发生地此前此后都成了外地。最突出的就是“仙居事件”与“枫桥经验”。这两件事,都是发生时还隶属宁波,处理或者总结时已经发生了变更。

  (二)亮点纷呈

  从省二卷本的视角看,这29年间,宁波有不少事件与内容被反复提及,有的事件与内容被浓墨重彩地记了下来。当然,有的事件与内容,并没有见诸于省二卷,但确实值得记下一笔。重要的有:

  1、宁波解放。

  关于宁波解放,省二卷本写到了《京沪杭作战实施纲要》,里面提到了宁沪铁路、宁杭公路; 提到了中共浙东临时工作委员会、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开展的解放活动;提到了国民党要在余姚等地建立“游击区”,并建立浙东行政公署;原来,因为省一卷已经写了解放,省二卷不单独写了,根据反馈回来的意见,现在的修改增加了解放的内容,宁波解放的份量也相应增加了。

  2、宁波地方党委政府的建立。

  关于宁波地方党委政府的建立,省二卷专门写了一段:地委,1949529日成立时,全称“中共浙江省第二地方委员会”(简称二地委),11月,二地委改称中共宁波地方委员会,简称宁波地委,由第二十二军干部、南下干部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组成。19497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宁波市委,并对地委和市委的领导关系作出明确规定:宁波市为省直辖市,一方面由省委直接领导,同时,由于与当地农村在经济上有密切依存关系,所以也为地委领导,是双重领导关系。省二卷还提到,194965日,奉华东军区电令,浙江省第二区专员公署在宁波成立,11月,省第二专员公署改称浙江省人民政府宁波专员公署(简称宁波专署)。624日,根据华东军区的决定,宁波市人民政府成立。10月,为适应城市工作的需要,宁波市人民政府决定将市行政区划分为镇明、海曙、江东、江北四个区,并建立了区委和区公所,任命了各区领导人。

  3、保护蒋氏故里等重点文保单位。

  奉化溪口是蒋介石的老家,在解放浙江的过程中,毛泽东就指示部队保护蒋氏故居。他在《占 领吴淞嘉兴等地应注意的问题》中指出:“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他还曾对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说过:蒋介石挖我们的祖坟,我们不挖他们的。不仅不挖,还要保护。奉化解放不久,省委就以军管会的名义颁发布告,保护蒋介石家产和祖坟。但由于部分群众对政策不是很了 解,把蒋家的一些家具、桌椅及其他物品作为胜利果实进行了分配。为此,省委专门派副书记谭启龙赶到奉化,与宁波地委的领导一起研究、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宁波地委一定要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向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群众的理解,把那些被群众拿走的东西找回来,室内的家具、摆设都要恢复原貌。他还要求 妥善保护当年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地方,妥善保护蒋家周围的风景。在省委和宁波地委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的老家、祖坟以及周围风景都得到了保护,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接管中,军管会还特别注意对重点文物的保护。宁波天一阁在当时是中国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为了保护好天一阁,宁波一解放,军管会就派出一个班的官兵守护天一阁,直至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才将部队撤出。


  4、反空袭斗争。

  解放初期,宁波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空袭,并组织了有效的反空袭斗争。省二卷提得比较详细,有轰炸的记录,有轰炸的损失,有成立机构,组织宣传和开展防范轰炸的措施等。虽然没有单独设目,但宁波的内容在这一目中是主要的内容。

  5、开展支前工作。

  解放舟山以及浙江沿海岛屿,支前工作十分重要。省二卷中详细叙述了宁波支前工作的情况,有事例,有数据,有成果,让人读后十分感动。

  6、宁波“五反”。

  省二卷写道:宁波市的“五反”运动从19522月初全面展开。为了统一部署全市的“五反”运动,专门成立了市“五反”指挥部,下设五个分部。28日, 宁波市工商界举行以“五反”运动为中心议题的临时代表会议,号召全市工商业者提高认识,主动坦白,大胆检举,积极投入这场斗争。会后,工商界内部成立了 “五反”运动委员会,领导工商业者参加学习,要求有“五毒”行为的人向政府坦白,立功赎罪。考虑到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五毒”行为的轻重程度,五金、烟厂、 酿酒、营造等六个行业由市政府直接派干部领导学习;机器、粮食、国药、棉布、糖业等17个行业由“五反”运动委员会派员领导学习,其余行业由各业干部自行组织学习。经过两个多月有关形势政策的学习教育,大多数工商业者认识到自己的“五毒”行为,纷纷坦白交代,并检举揭发他人的违法行为。全市共检查出有违法行为的工商业户2506家,占工商业总户数7667户的32.6%,违法所得总金额397万多元。

  7、宁波成立全省第一个信用合作社。

  1952年春,人民银行浙江省分行、宁波中心支行和宁波地委信用合作科组成工作组,到镇海县合岙(现属鄞州区)、海口两乡试办信用互助组。317日,宁波成立了第一个信用互助组——李根夫信用互助组,由28户农户入股组成。同年10月,慈溪县南山乡(现属余姚市,原名杜徐乡,由龙山、沙田、罗张3个行政村组成)成立了全省第一个信用合作社,有社员247户,入社农户占该乡总农户的76%

  8、五洞闸集体农庄。

  这是省二卷着重写的一项内容。1952418日,浙江省第一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五洞闸集体农庄,在慈溪县岐山乡成立。农庄共有14户、社员48人,社员除少量自留地外,有149.91亩地入社。农庄建立以后,取消了土地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农庄集体所有制,土地由农庄统一经营,耕牛、农具折价归社,产品进行统一生产分配,社员之间实行共同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取酬。7月,中共浙江省委正式批准该农庄成立,并作为全省第一批农业合作社试点单位。195510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把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办社的成绩上报中央。1227日, 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对关于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情况的简报作了批示:“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他们高兴地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五洞闸 合作社所在的这个乡——慈溪县岐山乡有92%的农户加入了八个高级社,谁说高级社那么难办呢?”五洞闸高级农业合作社成了当时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旗帜。

  9、“新三反”初期的“宁波案件”。

  19521019日, 《浙江日报》公布了浙江省政府、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处理宁波、於潜、萧山三件丧失立场、侵犯人权的重大案件(简称“三大案件”),并发表了《坚决反对官僚主义作风》的社论。这起“宁波案件”说的是:宁波市制烟工人冯镇元在与不法资本家毛荣寿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中,遭受不法资本家的阴谋陷害和当地政 府机关干部的迫害案。社论号召全省各地党委、政府和人民团体的领导机关,认真阅读有关报道,采取有效措施,立即开展一场系统的反对官僚主义的思想斗争。实际上拉开了浙江省“新三反”运动的序幕。

  1019595月在甬召开的省委常委会。

  1959518日、19日 在宁波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讨论工农业生产、干部处分和干部任免等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江华、霍士廉、李丰平、陈伟达、曹祥仁、郑平、周荣鑫、李维新。列席会议的有:任一力、刘剑、戴星明、卜明、薛明、陈安羽、王少云。会上,陈伟达传达上海工业书记会议精神;李维新传达全国财贸书记会议精神。会议集中讨论、 决定了钢铁生产问题、煤炭生产问题、森林工作问题、交通运输问题、手工业生产问题、农业生产问题等。

  11、毛泽东视察宁波。

  毛泽东19603月中旬到过宁波。但说法还不尽一致,还需深入研究。相关史料有:⑴袁小荣撰写的《建国后毛泽东的57次离京》提到:1960316日至17日在宁波。⑵乐子型主编的《毛泽东与浙江》大事记提到:316日晚上,毛泽东到宁波,乘车参观了宁波市容。当晚,毛泽东回杭州。⑶《王芳回忆录》提到:记得1960315日,我陪毛泽东主席视察宁波市容后,毛主席说:“宁波是个英雄的城市。总算到了五口通商的地方了。”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⑷王湘诚主编《中国共产党宁波历史大事记》提到:31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乘坐的专列抵达宁波市郊庄桥。16日傍晚,毛泽东在宁波火车南站下专列后,即由省、地、市领导同志陪同,乘汽车沿着市区中山路、江厦街,视察了宁波市容。

  12、宁波的农产品商品基地。

  60年代初,浙江省制订了建立农产品商品基地的具体规划。确定的23个粮食重点商品基地有宁波市、鄞县、余姚、奉化4个;确定的8个棉花重点生产县有慈溪、余姚、镇海3个;确定的9个油菜籽重点生产县有慈溪。这里宁波的比例相对较高。

  1319659月在甬召开的省委常委会。

  1965918日下午至19日 上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在宁波华侨饭店召开。会议讨论了贫协、副业生产、干部轮流参加社教、粮食等问题。出席人员有:江华、陈伟达、赖可可、李维新、王起、陈冰、沈策、薛驹、金韬、于一川、陈安羽、肖贻、林辉山、罗晴涛、张雪梅、王芳、王醒、周一萍、张敬堂、赵明德、陈侠、张学义、崔晓东、闫世印、王博 平、周效儒、沈芸、张兆万、商景才。会议听取了商景才、王醒、闫世印、陈侠介绍各地召开贫下中农代表队会情况。江华作会议总结。

  14、宁波围垦。

  省二卷提到:全省从1970年至1979年围垦土地面积121.03万亩,宁波市合计围垦土地面积27.83万亩。

  15、宁波四大工程建设

  宁波四大工程建设在省二卷中落笔较多,今年在纪念建党90周年的各类材料中,均占有重要地位。昨天,我在90年光辉历程中的浙江印迹新闻发布会上,将此事作为浙江最突出的九个印迹之一向社会作了公布。

  宁波“四大工程”,是指依托宁波港区位优势,国家和浙江集中在镇海县(现分为镇海、北仑两区)兴建的宁波港(老港区扩建和镇海新港区建设)、浙江炼油厂(现为中国石化镇海炼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镇海发电厂和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等4个大中型工程,基建总投资达8亿元,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和浙江首次以宁波为中心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开端。

  1974年底,宁波“四大工程”相继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先后开工建设。197668日,省委为加强对“四项工程”建设的领导,专门成立了以省委副书记陈伟达任组长的“四项工程”建设会战领导小组。宁波港和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是国家统一规划布局的定点项目,浙江炼油厂和镇海发电厂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省重点项目,其中宁波港、浙江炼油厂和镇海发电厂3个项目实现了滚动、持续发展,清水浦渔业基地则于1980年被列入国家停缓建项目,只投产了年产3000吨的渔业钢丝绳厂。

  宁波“四大工程”建设,带动了宁波滨海炼油、化工、发电、造纸、钢铁和修造船等六大临港产业群和第三产业的大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特别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是改革开放后浙江和宁波经济腾飞的重要基石之一。

  16、宁波社队企业的快速发展。

  宁波的社队企业在浙江比较突出,而余姚的社队企业在宁波又十分突出。

  余姚县是全省社队工业发展较快的县(市)之一,“文革”后期以来,社队工业每年平均以26%的速度增长,在全省当时的69个县、市中,社队工业产值及占工农业产值中的比重都居第一位。据1977年末统计,全县有社队办工业392个,1001个核算单位 ,其中区、社两级有232个,社队联办117个,生产队40个,有固定人员近6万人,占全县农业劳动力的17%,每个社队企业平均130人。同年,社队工业总产值为1.53亿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2.65亿元(包括队办产值)的58%,占工农业总产值3.71亿元的41%,社队工业的产值超过了农业产值的46%。全县社队工业固定资产(原值)4000余万元,流动资金2500余万元。农村人民公社总收入2.6亿多元中,工业收入已约占55%,农业及其他收入约占45%。在亦工亦农的劳动大军中,培养了一支有5000余人的技术队伍。同时,日益增多的转队工资投入了分配,提高了社员生活水平,扩大了集体福利事业。1977年社队工业工资总额(包括转队工资及生活补贴)达2900余万元,按全县66万农业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可分得44元,占同期每个社员从集体分得的收入112元的三分之一还多。余姚县所属的宁波地区,社队企业基本上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1977年全地区社队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超过了全地区农业总产值,也超过了全地区县以上国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工业总产值的总和。从19751977年,全地区社队企业累计利润总额已达到3.1亿元,为同期农业积累的2.6倍。其中除用于社队企业本身的扩大再生产外,已为农业提供了7000多万元的投资,主要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购买农业机械和支援穷队发展生产,为农业高速度发展积累了资金,加快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1975年到1977年,宁波地区社队企业每年平均递增24.7%1977年,全区社队企业的工业总产值达5.1亿元,超过全区农业总产值。全区六个县中,已有鄞县、余姚、慈溪三个县的社队企业工业年产值超过一亿元,进入全国先进行列。截止到197812月,全区已有大小社队企业7400个,2000多种产品。同月16日,新华社播发电讯,对宁波地区社队企业蓬勃发展的情况进行了报道。

  当然,无论是省二卷,还是今天的介绍,都只能是点到为止。宁波这29年的建设发展远不止于这十几件事,另外,还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值得研究,值得学习。

  在学习《党史》二卷时,我们要坚持实事求是研究和宣传党的历史,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影 响。历史虚无主义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二卷时期,主要表现为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搞的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把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 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他还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就是从否定共产党的历史、否定社 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打开缺口的。这是共产党人应该永远铭记的历史教训。对于历史虚无主义中有代表性的观点,要摆事实、讲道理,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

  总之,通过学习《党史》二卷,我们可以了解到:党的历史不仅同党的过去相联系,也同党的 现在和未来相联系。只有对我们党昨天的奋斗有深切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是党史工作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工作需要下功夫抓好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有关文件对组织开展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提出了明 确要求,我们要认真落实。要把党的历史的学习和教育,同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结合起来,努力形成学习党史、宣传党史和运用党史教育人们、促进工作的良好氛围。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祖强  2011年5月13于宁波民政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