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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的爱一世的情

--周恩来与邓颖超
金延锋
时间: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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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婚姻,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爱情与事业合璧的楷模。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中,他们始终坚守结婚时的“八互”誓言,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为世人树立了一代风范。

  一、高尚的爱情

  周恩来189835日出生于淮安,长子长孙,祖籍浙江绍兴,生母冬儿、继母陈氏、奶妈,周称其为三个“母亲”。周后来曾说到她们:“我的生母慈祥、温柔,但文化不高,因为万家认为女人不应该受教育。可是我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善良和宽容大度的品德。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一部分……我与世无争。我的嗣母才学出众,她的父母很开明,她教我热爱知识,学会动脑筋。我的奶妈把我带到大运河边她自己的家里。我从她那里了解到劳动人民是如何生活的。她教我大公无私。”

  1913年周恩来考入了南开学校,19176月毕业。在南开学校学习期间,该校的创办人、校董严修就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口和才学,曾托人向他提亲,想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周恩来却认为:我是个穷学生,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到严家支配。因此,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这门婚事。后来在旅欧期间,有一位同情革命的非常美丽的姑娘,热烈地追求他,但他却没有选择她。30多年后,周恩来在教育他的侄女周秉德正确对待恋爱和婚姻问题时,讲过这段经历。周恩来说:“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生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所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住“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为此,他选择了邓颖超。

  邓颖超,原名邓文淑,祖籍河南信阳,190424日出生于广西南宁。她幼年就失去了父亲,靠母亲杨振德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收入来维持清贫的生活。1913年至1920年在北京、天津受小学和师范教育。她和周恩来相识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那年周恩来21岁,邓颖超才15岁。

  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并担任校学生会主席的邓颖超,立即组织同学们行动起来,联合各界妇女发起组织了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选为评议委员,并担任演讲队队长,经常带领女学生们到街头巷尾和郊区农村去讲演,进行爱国思想和妇女解放的革命宣传。邓颖超才华出众,擅长演说,是受其母亲影响。邓颖超的父亲是满清王朝的一名军官,1908年被杀。邓颖超的母亲由于只生了个女儿,未生儿子而遭已故丈夫的家庭的摒弃。她边教书,边行中医挣钱度日,但却坚持要把女儿送到天津最好的新学堂之一学习,并且坚决不让女儿缠小脚。由于有这样一位母亲,邓颖超在13岁时就已经是一位组织反日游行示威的学生领袖。她在阅读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刊登的文章后曾给编辑恩来写信道:“我是你忠实的读者……不要向恶势力抵头……要为真理而战斗到底。”她的署名是“小超”。周恩来无法判断这个名字是男是女。

  19199月,周恩来与好友们成立了觉悟社,觉悟社成立时共20名成员,男女各半,在觉悟社成立会议上,身材娇小的邓颖超走到周恩来的面前说:“我就是给你写信的小超。”周恩来非常高兴。65年后,邓颍超对美籍华人韩素音(著名作家)说:“我们没有想到爱情。无论如何,觉悟社社员之间是禁止恋爱的。”邓颍超199735日撰写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的文章中说:“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邓颍超在运动中表现的非常热情、勇敢、坚忍不拔;在生活中又那样淳朴、爽朗、待人以诚,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对很多人说过:“即使在当时,她的演讲才能和组织能力都比我强。”

  他们的爱情关系是周恩来旅欧期间由通信确定的。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友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一九二三年春,邓颖超和其他觉悟社社友在天津《新民意报》办了一种不定期的副刊《觉邮》。第一期上,发表了周恩来给邓颖超的信《德法问题与革命》和其他几封信。第二期上,又发表了他的两封来信《西欧的赤况》和《伍的誓词》。

  他们的爱情关系也在这个时期内确定下来。一位后来对他们两人都很了解的德国人王安娜认为,尽管邓颖超相貌平常,而周恩来却明显地看重“她的内在品质更甚于她的外貌。”

  邓颖超后来回忆说:“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得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

  19247月,周恩来应党的召唤回国,9月间抵达广州。党内外大量的工作在等待着他,他负责广东区委工作,管辖范围有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他担任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因此十分繁忙。他把私事统统放在一边,立即投入工作。回国一年以后才见到邓颖超。但这期间,他给邓颖超写了不少信。那时,邓颖超在天津达仁女子学校教书,同时还担任学校的簿记工作。在党内的职务是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负责这所学校行政的是马千里。周恩来频频给邓颖超写信,都是请校长马千里转交,然而马校长是一位粗心大意的人,他把周恩来的书信放在抽屉里,没有及时转交给邓颍超,害得周恩来一直没收到回音,心里十分着急,托一位好友找到马校长问起此事,他才说:“可能在这里吧。”到抽屉里一翻,找出十多封没有启封的信。

  1925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举行。周恩来以中共留法组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四大。会议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叫高君宇的代表,两人很谈得来,彼此说出了恋爱的“秘密”,高君宇主动提出替周恩来传信。会后,高君宇亲自把信送到邓颖超手中。邓颍超对高君宇说:“谢谢你作了我们的媒人。”言下之意她同意了这门婚事。他们的婚事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19257月,邓颖超奉命调到广州工作,在广东区委担任妇女工作部部长。

  邓颖超南下广州时途径上海,在那里逗留了几天,于87日抵达广州。当时,广州处在革命高潮中,周恩来正在总部指挥反对香港英国当局的省港大罢工,不能亲自去迎接,只好派秘书陈庚拿了邓颖超的一张照片去码头接她。他要陈庚转告邓颖超,他自己未能亲自去接她,感到十分抱歉。陈庚虽然很机灵,但是在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却没有接到邓颖超。于是邓颖超只好按照通讯地址自己找到了周恩来的住处。第二天(88日)他们结婚,婚事办得很简单,免除了正式的婚礼。他们在离城区几公里外的群山环抱的白云饭店招待了几位好友。并当着朋友的面,宣布他们结婚后保证“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的誓言。他们一个27岁,一个21岁。周和邓,是相同的革命志趣使他们相爱、相结合的。从这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结成了生死不渝的战斗伴侣。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岁月里,他们一直信守着他们的“八互”誓言,共同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给后人留下了值得永远传诵的佳话。

   “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真正做到了互爱、互敬、互助、互勉、互商、互谅、互信、互识。即使到了中老年时期,他们之间仍然是爱的那么深切,那样有情有趣。这里,我们通过两件事,可以更全面、更深入地看到他们老夫老妻之间的感情。

  1958年夏天,邓颖超已经到北戴河好几天了,约定随后就到的周恩来,却迟迟没有到。因为突然有几件计划外的事情要处理,周恩来在北京不能马上脱身。每当遇到这种情况,邓颖超都会对周恩来特别思念,于是就每天给周恩来打个电话。据邓颖超秘书张元的长女萧远音回忆,邓颖超有一绝,她拨通电话,只要“喂”一声,就能听出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有一次,萧远音在邓颖超身边,刚听她“喂”完,就听她对周恩来说:“你是不是感冒了?又咳嗽了吧?”萧远音很惊讶,就问她:“怎么还没说话,您就知道伯伯感冒咳嗽啦?”邓颖超说:“只要一声,我就能听出来。”萧远音看邓颖超没有直接向周恩来吐露思念之情,就对邓颖超说:“您给伯伯唱首歌吧,一唱歌他就来了。”“唱什么呢?”“唱《敖包相会》。”“我不会唱啊。”“我教您唱。”就这样,萧远音教会了邓颖超唱《敖包相会》,还把“我等待着美丽的姑娘呦”,改成了“我等待着心上的人儿呦”。邓颖超很快就学会了。后来给周恩来打电话时,就唱了一曲《敖包相会》。周恩来听了很奇怪,说:“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唱这首歌?”邓颖超说:“大米(萧远音)在我这儿呐,她知道我想你了,就教我唱这首歌。她还说你听了以后,就该过来了。”

  第二件事,我们引一封周恩来61岁时写给邓的信:

  超:

  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今午听说你又病了,甚为惦念。明日当与你通话,希望你能提早回京。我大约可迟到二十三日再走。这几天为报告忙起来了,而国内外又有些文电和事情要办,睡眠便又少了起来。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三八”之间虽未通话,却签了一个贺片,而且还是三十年前的笔名,你看了也许引起一些回忆。老了,总不免有些回忆。但是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偶一不注意,便有落后的危险,还得再鼓干劲,前进再前进啊!

  问好。

                                                                          翔 宇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八日夜

  从这两件事情,可以看到周恩来和邓颖超老夫老妻之间的惦念之情,是多么的深挚。邓颖超只要拿起电话“喂”一声,就知道周恩来的身体状况;为表达思念之情,学唱《敖包相会》。打电话问候,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所以周恩来“等了几天没接到你来电话”,听说邓颖超病了,所以更加惦念。“现已夜深,听说明午琮英去穗,写此短笺,聊表怀念。”这惦念、关切之情,是很可见的。他们老夫老妻之间,还是很有情有趣的。结婚几十年了,“三八”妇女节未通话,还要送卡祝贺,签的是30年前的笔名,就把两人的情趣拉回到30年前的青年时代去,从而引起很多幸福的回忆。但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能只沉浸于以往的回忆里。“这个时代总是要求我们多向前看,多为后代着想,多向青年学习。”两位老人还在提醒自己,不能老抱着以前的东西向后看,要跟上时代,向前看。这封信里,既有老夫老妻间的惦念、关切之情,也有青春少年时幸福的回忆,还有革命者要永远向前看的奋进之气。正如英国人迪克·威尔逊所说,这是“中国公众生活中最成功、最忠诚和最持久的婚姻,这是具有信念的婚姻,是两个具有相似出身与相似思想的共产主义革命者之间的终身结合。”周恩来具有世人共知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完善的人格修养,他作为享誉世界的伟人,一生专情于同自己共患难的夫妻,不管风云激荡,终生矢志不渝,真是难能可贵的。邓颖超以同样的忠诚回报了周恩来。她在几十年的生涯中,不仅是一个出色的职业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个贤慧的妻子。尼可松对邓颖超作过这样的评论:“她颇有我在周身上看到的那种魅力和老练。除了她与周的关系外,她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个在党内有她自己地位的忠诚的共产党人。但是……她没有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失去她女性的特别。”

  二、事业的伴侣

  邓颖超是天津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之一,1924年入党,1925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与周恩来结婚的当年,应胡志明的邀请,到越南革命同志会主办的越南青年政治训练班,与周恩来、蔡畅等担任教员。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她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在1926年举行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在上海坚持中共地下工作,曾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325月,邓颖超和她的母亲杨妈妈由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干事,中央局秘书长等职。当时,邓颖超的身体很差,肺结核复发了。周恩来看到她咳出了血,很担心,并流下了眼泪,因为他记着他的母亲冬儿和嗣母陈氏都死于肺结核。根据地的医疗条件很有限,药品奇缺,却有一位令人敬佩的医生傅连璋大夫,他让邓颖超放心,他说:“我自己也得过肺结核,我知道怎么办。”邓颍超在床上躺了近18个月,只是有时还得工作,去勉励根据地为前线出力的妇女。杨妈妈加入了傅医生的医疗服务行列,成为医院的宝贵人才,因为很多上年纪的病人更喜欢她的草药,而不喜欢西药。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邓颖超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她当时仍然病得很重,躺在担架上。她母亲杨妈妈留在了根据地。长征途中,周恩来负责军事工作,由于劳累,在过草地前,他病倒了,一直发高烧,昏迷不醒。医生诊断说他得的是“肝脓肿”,可能会死去。邓颖超非常担心周恩来的健康。

  红军终于走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邓颖超担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邓颍超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战时所在地武汉、重庆担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妇女组织委员、中共中央长江局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动广大妇女参加抗战和参加民主政治运动,并与各界妇女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积极抢救战地儿童。

  南京陷落后(1937.12.13),国民党政府沿长江西迁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也随之迁往。周恩来和邓颍超在这个美国报刊称之为“自由中国”的战时首都里工作了好几个月。他们住在珞珈山山坡上的一所不大的农户房子里。山坡上长满了桃树,上山的路修得很好。周恩来曾在头年去过武汉,在武汉大学作过演讲。这次他受到了中国知识界更热烈的欢迎。

  那时武汉不断举行各种集会和招待会。周恩来和邓颖超活跃在各种场合。人们流传着许多关于周恩来和邓颖超如何将各方面的人才、同情者、甚至是最保守家庭的成员发展到革命队伍来的故事。邓颖超负责妇女部的工作,特别活跃。她坚信妇女和男人是一样能干的,在做说服工作和打入内部工作方面可以比男的干得更好。康岱沙曾是邓颖超发展的一位女同志,1982年康回忆她参加革命的经过时说:“我父亲是个很有钱的银行家和商人。我跑到延安后,一位矮个子的妇女来看我,她穿着肥大蓝色上衣和裤子,她谈到了我的家庭。 ‘你一定很想家吧。’我说:‘我想和他们一刀两断,他们都是资本家。’这位来访者对我说:‘阶级出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和所作所为,你母亲病了,你父亲给我们发来了电报,你该回去看看父母。’这就是邓颖超。她对我说,有我这样背景的人,如果能够留在原来的环境中,去上大学,和我认识的人交换想法,说服那些还在犹豫的人或有敌意的人,这样做对党更有用。”

  1938年武汉陷落,国统区大后方移到了重庆。12月中旬,周恩来到达重庆。邓颍超已先期到达,正在那里等他。1939113日,中共中央批准在重庆正式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任书记,邓颖超任南方局委员兼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这年,邓颖超的母亲也到了重庆。杨妈妈在瑞金被关押了五年后才获释,1938年由地下组织送到武汉。武汉陷落时她不愿与女儿一起走。“我自己有办法。”她和其他难民一起徒步跋涉,走了整整一年,1939年才抵达重庆,1940年逝世。

  19396月,周恩来返回延安,就新的局势,包括欧洲战争爆发前的形势与毛泽东交换意见。毛泽东希望周恩来向中央党校的干部们作个报告:“对于这些事情,你讲得比我好。”710日,周恩来到中央党校去做报告。学校远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地方,因为延河水涨,他们就骑马,途中,周恩来骑的马受惊,他从马上摔了下来。他的右臂撞在石崖上,造成粉碎性骨折。警卫人员立刻赶上去,周恩来已经自己站立起来,用左手扶着骨折的右臂,痛得咬紧牙关。

  周恩来在延安做了一个半月的治疗。在治疗期间,他仍然不停地工作着。由于右臂用两块板子吊着,不时地剧痛着,他只能吃力地用左手批改文件,起草电文。8月初在政治局还作了报告,这是需要有何等顽强的毅力啊!818日,三位印度大夫再次对周恩来的胳膊进行检查,发现臂骨的愈合很不理想,尽管用力地按摩并做了热敷,右肘仍处于半弯曲状态,无法伸直了,右臂肌肉也出现萎缩。由于延安的医疗条件有限,中共中央决定让周恩来到苏联去治疗。

  827,周恩来离开延安去苏联。邓颖超陪他前去。

  当周恩来一行飞临莫斯科上空时,那里正下着雪。这时是9月间。周恩来直接住进克里姆林宫医院。邓颖超常在医院里陪他。和他们同机去苏联学习的孙维世(孙炳文烈士的女儿)也常去看望他。苏联请了一批医学专家给他治疗,会诊了三次,讨论治疗方案。每次讨论,周恩来都参加。医生们提出两个方案,供周恩来选择。第一个方案是把肘骨拆开,重新接骨,好处是愈合后胳膊可以运转自如,缺点是所需要的时间较长,痛苦太大,而且比较冒险,有做不好的可能。第二个方案是不开刀,好处是治疗时间短,缺点是将来胳膊只能在四十至六十度以内活动。周恩来听后,断然说:“国内工作很忙,不允许我长期在国外治病。”选定了后一个方案。


  19402月底,苏联派专机送周恩来等回国,一直送到兰州。到了延安后,周恩来因工作需要暂时留在延安。邓颖超便独自去重庆。周恩来不在的时候,她承担了办事处的部分日常工作,还为《新华日报》写稿,连续发表了《二期抗战中的妇女运动》、《纪念“三八”开展妇女运动》、《坚持抗战与动员女工》、《目前局势与妇女工作》等一系列文章,为在国统区开展妇女运动起了重大作用。

  19411月,国民党制造了大规模袭击新四军的“皖南事变”,8万余人的新四军,除2000人突围外,其余的都牺牲、失散或被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暴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猛烈反击,揭发和抗议国民党的暴行。18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邓颖超等也毅然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以示抗议,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

  在那些紧张劳累、心力交瘁的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朝夕相处、并肩工作,邓颖超后来回忆说:“我们当时各干各的,互不依赖。”她从来不想利用丈夫的声望或权位,丈夫的知名头衔和显赫职位与她无缘。但是,她所做的工作却异常重要。在重庆,她在南方局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使鲜为人知的“第二条战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第二条战线”是周恩来在知识分子中间组织起来的,这是蒋介石以及延安政治局所忽视的中间阶层。南方局干部中有不少妇女、教师、医生、护士和学生,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是邓颖超招募来的。

  1943年周恩来和邓颍超双双返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邓颖超受到了批评,但比周恩来受到的批评却要轻得多。有的妇女受到压力后,便和自己的配偶离婚或疏远了。当时,有一些年轻、受到较好教育的妇女从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来到了延安,因而在高级干部中曾出现了一阵小小的离婚和再婚热。周恩来和邓颖超与众不同,他们从朝夕相处中得到安慰和乐趣。马海德大夫回忆说:“他们常常手拉着手一起散步。看到他们在一起,使人感到很振奋,就象见到冲破乌云的阳光似的。”

  1945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邓颖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同年担任中共中央妇委副书记。在19461月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邓颍超以中共代表的身份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妇女平等权利、释放政治犯、各党派合法存在和不以武力迫害他党等原则立场,同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企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争取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平等权利和在野党派的合法地位作了不懈的努力。政协会议后,她先后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深入到广大妇女和民主人士之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维护政协决议,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继续坚持斗争。19464月,经解放区妇联筹委会推荐,邓颖超当选为国际民主妇联理事。

  同年,由于国民党政府宣布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移到南京。53日,周、邓等人飞抵南京。

  周恩来一行在南京,住的那幢小楼位于梅园新村。庭院里有果树,外面有一圈杜鹃花的树篱。这里的环境比在重庆时更为险恶,周围不到100米的范围内,国民党设置了十多个特务据点,门对门、窗对窗地进行严密监视。特务用的摩托车、吉普车等停在附近的街头巷尾,随时准备对代表团成员跟踪盯梢。化装成摊贩、鞋匠、算卦先生、三轮车夫的特殊人物,日夜在周围活动。他们真是日日夜夜置身在龙潭虎穴中坚持沉着地进行斗争。和以往一样,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招待会需要他们去参加,邓颖超又穿上节日的服装。7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因工作需要又离开南京去了上海。

  周恩来在上海已经不再受到戴笠警察的监视,但仍有便衣盯梢,盯得很愚蠢。有时周恩来在途中会停下车,走向盯梢人的车去教训他们一顿。他和邓颖超找到了老朋友,又结识了新朋友。邓颖超特别忙,因为党在上海的组织还设有妇女部,但妇女人数不少,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周恩来拜访了许多上海的资本家,要他们不必害怕共产党人。他多次举行记者招待会,谴责美国对蒋介石的单方面援助,其中包括40名军事顾问。他还重建了上海的地下工作网,工作十分出色。

  19494月,邓颍超当选为第一届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同年9月,出席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邓颖超的组织能力和才华早在1949年前就充分展示出来,可是解放后她并未因此而担任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因为周恩来坚持不让她担任高级职务,认为这会使任人唯亲的裙带关系复活,身为一国总理的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必须为全国作出榜样。邓颖超以一种崇高的自我奉献精神追随丈夫身后,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只是在周恩来去世以后,197612月人大四届三次会议上她才出任人大常委会的副委员长,并担任了全国妇联主席。

  解放以后,身为总理的周恩来,为了处理国事,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最理解他的工作,也最懂得他的心。可是,当她看到周恩来过度疲劳的面容和不得已时倒下酣睡的情景,也和他周围的同志一样着实心疼。所以,她常常半夜起来,走到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前站一站,走一走,提醒他休息。这时,周恩来总是向邓颖超点点头微笑。这种办法仍然解决不了问题。于是,邓颖超又想出了催促周恩来休息的新办法:有时在深夜打电话给周恩来,催促他休息;有时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提醒他注意身体。她患感冒时,有意回避周恩来,以免传染他而影响工作。

  周恩来的工作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他和邓颖超各自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平时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互相关照、互相安慰。周恩来起床、漱洗时,邓颖超就走到他身边,两人说上几句话;周恩来吃午饭时,邓颖超就悄悄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俩从来都不做生日,但到周恩来生日时,工作人员悄悄地安排他们吃面条,这时,邓颖超总是安排一些轻松的“节目”,或同去看望老朋友,或者请亲属来家里叙谈,或是陪周恩来去观看文艺演出,借以缓解一下周恩来紧张的节奏。

  三年困难时间,为了保证全国城市人民有最低限度的膳食供应,身为全国当家人的周恩来整天忧心如焚,夜以继日地批阅文件,签发函电,起草指示,忘却了自己工作了多少小时。每当此时,邓颖超总是悄悄派人送上几块点心或一小碗素汤面,表达自己的心意。在困难时期,为了应付严重的食品短缺,周恩来研究了每个工人、教员、坐办公室的人员所需的热量。提出知识分子要多发些油、糖、肉;工人要多发点粮食,碳水化合物;重工业部门的工人、煤矿工人、炼钢工人受到特别优待;以女工为主的轻工业工厂将一天的工作量分为两天完成;学校的学生上半天学,以便节省体力。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体重减轻了很多。他们也同样凭证购物,周恩来拒绝从专门供应外国人和高干的商店里买任何定量供应以外的东西。周恩来带头节衣缩食,停止了小灶,并规定每餐饭只能有两小盘素菜和一碗汤。周围的同志看到周恩来这样繁忙,伙食又如此简单,感到于心不忍,总想变换点花样让他吃点肉食,以便保证他的身体。当他发觉后,马上交给邓颖超一个特殊任务:到厨房去查看,并说服大家再不要这样做。从此以后,邓颖超三天两头下厨房,看买的东西是否合乎规定。管生活的同志含着眼泪向邓颖超请求给周总理加点小菜,邓颖超说:“同志们的心意我们理解,不过,还是按恩来同志说的办吧,做了,他不吃,你还得挨批评。”秋末,邓颍超把中南海她家院子里的落叶扫在一起,煮汤喝。她把门外站岗的保卫人员叫进屋,要他们“坐下,躺下……节省点体力。”冬天,周恩来不同意单给他的住房送暖气。为了御寒,周恩来工作时身穿大衣,脖子上围着围巾;邓颍超戴着厚手套,穿着厚棉靴。因为没有煤,办公室的暖气每天也只供暖两个小时。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处境险恶,但他依然没日没夜地工作。他不仅要管理国事,还要取代邓小平处理日常党务。他的鼻子出血次数日益增多,他的心脏不好,有时气喘。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厨师、警卫、司机、秘书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以及其他来访者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们同意对恩来同志的批评。”邓颖超在大字报的边上贴了一张 “小字报”。“我完全赞成这一批评。”她请自己的丈夫“为了革命、为了党、为了长远的利益,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健康”。周恩来回答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

  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关系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周恩来历来重视保密工作,他在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重视保密工作。他说,机密事情对自己的爱人、警卫人员也不能说。周恩来完全实践了他的话。邓颖超同志说:周恩来同志是我在党内几十年政治生活中,亲眼看到的一个始终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整个国家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处在新的历史时期,所肩负的任务更加重大了。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更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神圣责任。周恩来和邓颖超之间一直信守纪律,周不讲,邓不问;邓不讲,周也不问。他们之间相互保密的事情是很多的。例如,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发射时,所有的工作周恩来对邓颍超都保密。

  当年,我国进行第一次核试验,是有一定风险的。万一不成功,将在国际上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一方面准备了两发弹,第一次不成,再来第二次。同时绝对保密,在没有试成前,不让外国知道。在去核试验场之前,周恩来把张爱萍和刘西尧同志找去,嘱咐说,这次试验要绝对保密,除了同试验直接有关的人员外,一律不能让其他人员知道,包括你们的妻子、儿女。周恩来接着说:“邓大姐是我的妻子,党中央委员,因为她的工作同核试验无关,所以我没有告诉她。”张爱萍同志把周恩来的话向全体参试人员原原本本地作了传达,使大家受到深刻教育。因而那次试验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无一泄密事件。

  为了保守党的秘密,他的办公室,他的文件保管,都订有极为严格的制度。他身边的秘书凡分工联系哪方面工作的,就看哪方面的文件,不允许随便看无关的文件。而对他们分工范围内的事情,则充分提供条件让他们熟悉业务,即使秘书分工范围内的事项,属于特别机密的,也要等到必须经办时才告诉有关人同。秘书们都说他是纹风不透。凡是写给他的亲启信,按照规定,别人都不能拆。秘书在经手时不慎误拆了,必须立即封好,并在信封上加以说明,是失手误拆,以后注意。周恩来的办公室,是他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地方。除有关人员外,别人都不得入内,亲属、朋友如果不是来谈工作的,也不例外。他的办公室门上和保险柜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在口袋里,睡觉时压在枕头下。只有当他出国时,两把钥匙才交给邓颍超保管。邓颍超象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有一次周恩来走得匆忙了,直到飞机场才发现钥匙还在口袋里,他就封在信封里让一个同志带给邓。周恩来回来的时候,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把两把钥匙还给周。

  周恩来同志在得癌症以后,有一次周邓在一起交谈。周对邓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邓回答周:“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当时双方都知道最后的诀别不久就会残酷无情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然而他们把没有说的话终于埋藏的各自的心底里,永远地埋藏在心底了。

  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用他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激励着自己,继承他未完的伟大事业,继续为党和人民工作了16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周恩来生前最喜欢海棠花。在周恩来逝世后,每当海棠花盛开的时节,邓颖超或者邀请海内外朋友前来赏花,或是寄送一束娇艳的花朵赠给她的好友――她心里永远藏着周恩来的爱。

  从邓颖超的身上可以看到周恩来的情趣和精神。邓颖超不仅是周恩来事业上的得力助手,而且使周恩来免除了家庭生活中的一切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为党和人民工作,从而释放出自己最大限度的光和热。

  三、无子与多子

  子女对于夫妇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有人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这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夫妇到了中年,孩子就更是增添家庭乐趣、夫妻感情所不可少的了。但是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自己亲生的孩子。

  19258月周、邓结婚,婚后三个月邓怀孕了。但当时时局动荡,他们两个人都工作繁忙,为了不影响工作,邓颍超在没有征得周恩来同意的情况下就打了胎。19267月,邓颍超第二次怀孕,这时他们决定要这个孩子,杨妈妈特意赶到广州来照顾女儿。

  1927年,自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当时,周恩来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邓颖超因为难产住在广州医院里,随时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的危险。在这突然的事变中周恩来无法亲自去照顾邓颖超,党组织派两位同志赶往邓颖超住的医院,向她传达组织的决定,让她立即撤出广州。在医生和护士的帮助下,邓颖超带着难产的病身,和妈妈一起转移到上海。当时,敌人到处搜捕,去条件好的大医院马上就会暴露目标。因此,只能到不大容易引起敌人注意的小医院。由于医院条件差,处理不当,使邓颖超生下的9磅重的胖胖的男孩,未能活下来。以后环境更加恶劣,行军、打仗,使邓颖超尚未恢复元气的身体落下了病根,而又由于工作忙,顾不上治疗,就使她完全失去了生育能力。

  周恩来和邓颖超都非常喜欢孩子,抗战期间,在重庆办事处工作的荣高棠和管平夫妇有一个儿子,大约三、四岁,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很喜欢他。这个孩子平时总爱笑,周恩来说他是乐天派,后来周围的人都叫他“小乐天”。“小乐天”同邓颖超的感情十分亲密,管她叫“大乐妈”,周恩来就把邓颖超唤作“大乐天”。周恩来与邓颖超大约一周去一次红岩村办事处,有时在那里吃饭。饭后,邓颖超常对“小乐天”说:“去,找你‘大乐爸’去玩!”于是,“小乐天”便爬到周恩来身上,搂着抱着,又说又闹,耍着各种洋相,逗得周恩来笑得前仰后合。周恩来很高兴跟孩子玩耍,除了“小乐天”,还有方卓芬的孩子,徐克立的孩子,以及其他同志的孩子,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有时给孩子们讲故事,说笑话,完全忘记了疲劳。邓颖超看这办法还能为周恩来调剂精神,有时就有意安排这个“节目”。充分体现了邓颖超对周恩来的无微不至的体贴。

  有一次,周恩来一位分别了几十年的表姐来看他们夫妇。这位表姐是当保育员的,谈及家庭情况时她不无遗憾地说:“唉,美中不足的是,你们没有一个孩子。”

  “谁说没有?”周恩来说,“我们有十个孩子。”

  邓颖超也说:“是的,十个。”

  “十个?”表姐不解了。

  “是的,十个。他们的父母是为革命而牺牲的,我们就担当起父母的责任。他们都长得挺不错!”

  周恩来,邓颖超把这些烈士的后代,当成自己的子女,抚养他们,爱护他们,教育他们成长。他们把这些革命烈士的遗孤,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同样增添着家庭乐趣、夫妻感情。如,李鹏就是其中的一个。李鹏的父亲李硕勋,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员,1927年以国民革命军第25师党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昌起义,是周恩来的亲密战友。192810月代理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间两个多月),他与赵世炎的妹妹赵君陶结婚。国共合作破裂后,李硕勋于1931年任中共广东军委书记,领导游击战争。同年7月,当他在海南岛准备参加研究作战计划的会议时,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两个月后被敌人杀害。此后好多年,周恩来一直不知赵君陶和李鹏的去向。直到1939年,他才了解到李鹏已11岁,住在四川成都一位亲戚家。邓颖超把李鹏接到重庆,以后又送到延安。到延安后,少年的李鹏才受到正规教育。周恩来和邓颖超对李鹏视如已出。对于李鹏来说,周恩来永远是他的“周伯伯”,邓颖超是他的“邓妈妈”。194511月,年仅17岁的李鹏,已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了,即将奔赴前线,向周伯伯和邓妈妈告别。周恩来对于李鹏的入党,十分高兴,但又反复告诉李鹏,在组织上入党是一回事,在思想上入党则是另一回事,而要做到在思想上入党更重要。周恩来夫妇把他们正在使用的毛毯送给李鹏,作为临别纪念,李鹏说什么也不肯要,但“伯伯”和“妈妈” 执意要他收下,让他背着轻一点的毛毯以便于行军。后来,李鹏于1948年被送到苏联学习,主攻电力和水利工程。1955年回国后,曾在辽宁一家工厂工作,担任过电力工程师和厂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提升为水电部副部长,1981年升任电力部部长。但在“邓妈妈”眼中,李鹏仍是个孩子,需要长辈们经常提醒和帮助。198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已经79岁高龄的邓颖超亲自来到李鹏在中南海的办公室,一方面祝贺他由于工作成绩卓著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提醒他“不要骄傲”,“不要脱离群众”。

  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在20年代初期与周恩来、朱德一起在德国柏林留学,周恩来介绍孙炳文和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孙炳文从德国回国后,担任广东国民政府总政治部上校秘书。周恩来192510月率部离开广州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东征,孙炳文兼任黄埔军校主任教官的职务。在此前后,周恩来、邓颖超常常同孙炳文及其爱人任锐(亦是中共党员)秘密集会,讨论有关问题。每当这时,年仅5岁的孙维世就趴在窗口看着外面的动静,为他们放哨,如果有陌生人走来,她就预先告诉父亲和周叔叔。19274月,党派孙炳文到武汉工作。由于铁路中断,他只好绕道去上海,被敌人逮捕,一周后即在上海郊区龙华就义。孙炳文遇难后,任锐带着孙维世继续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孙维世找到武汉,向八路军办事处申请去延安。但谁也不认识她。16岁的孙维世站在八路军办事处的门口哭得很伤心,不肯离去。周恩来中午返回办事处时,发现一个少女在门口哭,由于多年未见一时竟未认出来。他看着看着,终于想起了孙维世小时候熟悉的影子,一把搂住她,连声叫道:“啊,孩子!孩子!”周恩来和邓颖超把孙维世送到延安,常给她写信,向她倾注只有慈爱的父母才能给予的那种爱。周恩来和邓颖超后来与任锐取得了联系,要求把孙维世收为干女儿,任锐高兴地同意了。1939年,孙维世得到毛泽东的批准,陪同周恩来夫妇去莫斯科。第二年,她进入莫斯科的东方大学。后来又进入莫斯科戏剧学院,先后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这两所学校。她在苏联学习了6年多,掌握了俄语,并开始从事戏剧事业,1946年回国。50年代以后,孙维世除了从事戏剧工作外,还为毛泽东和周恩来担任过翻译。她出于对养父母的爱,于195088日主动组织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银婚纪念活动。这一天,在中南海周恩来的家里,孙维世把两条大红绢花分别佩带在养父母的外衣上,以庆祝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周恩来微笑地说:“维世给我们做‘银婚’纪念了。”这是周恩来与邓颖超这对“模范夫妻”仅有的一次纪念他们结婚周年的活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江青的手下闯进孙维世家,对她百般威胁,逼她交待关于周恩来的问题,她置之不理。19683月,她被江青、叶群一伙投进了监狱,戴上了手铐,并遭到毒打。尽管周恩来查询到了孙维世被关押的地方,却无法救她。无情的折磨摧残了孙维世的躯体,终于使她在同年1014日停止了呼吸,去世时仍然带着镣铐。周恩来得知孙维世的死讯后,怀疑她是遭虐待身亡,下令解剖尸体,查明死因。但是,江青手下的人却立即将孙维世的尸体火化了。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去要骨灰时,对方说:“已经当作反革命处理了,不留骨灰。”

  抗战时期,在敌人大后方,邓颖超、周恩来非常关心烈士子女和孩子剧团的孩子们,他们后来成了近40名战争孤儿的监护人。

  周恩来与邓颖超与抚养的许多革命烈士后代以及在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组成了一个革命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呆过的每一个成员,都亲身感受到了无比的温暖。

  子女是爱情的结晶,他们增添着家庭的乐趣、夫妻的感情。周恩来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但这种以革命利益组成的家庭,给这对革命夫妻,同样增添了很多的乐趣。当他们看到自己抚养的这些孩子,对革命做出较大贡献时,这种乐趣就更高了。周恩来和邓颖超革命伴侣的感情,在这方面也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周恩来、邓颍超的爱情观、婚姻观和家庭观,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金延锋  此讲稿为有关部门举办的“廉内助”培训班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