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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工作的方法研究

金延锋
时间: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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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在前面的话

  1987年在全省党史业务骨干培训班上开始讲“怎样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以来,逐渐积累了一些有关党史工作研究方法的体会和感悟,分别在全省或有关市的培训班上进行了探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类课在党史培训班已经不在讲授。考虑到这几年党史系统增加了许多新生力量,在党史研究的工作方法上还需要加强,所以,值此浙江党史网站开通之际,将其汇总上网,以供交流探讨。因为每次讲课的时间不同,讲课的内容和用语带有当时的特色。为了保持原貌,故未对当时的内容和用语进行修改。这些方法论的探讨,仅供大家参考而已。  

  篇目1:怎样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

  随着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工作的展开,许多地方正在编写这一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各地在编写过程中,常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下面就怎样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谈些肤浅的看法,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基本概念与体例要求

  1、什么是大事记?

  大事记是一种把重大事件按年月日顺序记载、以便查考的材料。“大事记”原是南宋吕祖谦撰写的一部书的书名,此书共12卷,附“通释”3卷,“解题”12卷,全书列举了从周敬王39年(公元前481年)到汉武帝征和3年(公元前90年)共391年间的大事,所采史事较简略,但注有出处。明代王袆有体例相同的《续编》77卷,起自汉征和4年,迄止后周显德6年(公元959年)。此后,“大事记”便逐渐成为记载历史的一种体裁。

  2、党史大事记与其他大事记的区别。

  党史大事记是党史学的一部分,它主要是为编写党史正本和学习党史者提供历史线索和基本资料,所以较其它大事记应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这种高标准、严要求,主要应体现在党史大事记的科学性与完整性上。

  党史大事记的科学性,首先是存真求实,立史务必立真、立准。其次是撰写者不能以个人意志或个人好恶来随意取舍,而应按照党史的发展规律加以记载。第三是绝不可有半点的浮夸笔调,对成绩、对失误,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反映。

  党史大事记地完整性在于应全面、概括地反映我党的发展历史和各项重大活动,做到大事不漏、要事突出,脉络清晰,具有立体感、动态感,使人能透过党史大事记看到全国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在我党领导下的发展状况,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因之,我们可以说,编写党史大事记也是一门科学研究工作。

  3、大事记的体例。

  一般有四种,即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分类编年体,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

  编年体,“系日月而为次,列岁时以相续”,以时系事,依序排列,逐条记述。纪事本末体, “主详明,择大事之尤要者,畅辩详言之”,以重要事件为纲,自始至终有系统地将其记载下来。分类编年体,即将历史上的重大史实按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社会生活和实际工作性质分类,采用编年体,记述其发生、发展的时间和状况。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即“时有顺序”,“事有本末”,把事件按时间顺序排列,同时视事件的性质作适当集中的叙述。这四种体例,孰优孰劣,应该采用哪一种为好?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感到,如要取其优者,当以编年体为主结合纪事本末体这一体例最为适宜。但是,大事记的体例只是个基本原则,我们在编写中还要因事制宜,切不可生搬硬套,搞“一刀切”。哪些事件用编年体的形式记述,哪些事件用编年体与纪事本末体相结合的形式记述,关键要看那事件在历史上的作用、影响如何。

  4、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的要求。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的要求在许多地方与编写民主革命时期党史大事记的要求相同,但由于后一时期我党的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因此在编写中各自要求也有不尽相同之处。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处于执政党地位,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无不渗透于全国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要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主线,以党的组织活动和自身建设以及党所领导的全面工作为记述范围,全方位地反映建国以来党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要重点记述我党是如何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党在较长一段时间里犯有左的错误,给全党、全国的工作带来一定损失,因此,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所记述的事件必须是经过反复、认真筛选和核实过的党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不应当真假不辨,或事无巨细地一一罗列。而且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比民主革命时期的党史大事记更贴近于现实,因此,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就应该通过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比较,及时地总结出党在各项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党在今后能更好地领导全国各界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借鉴。

  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应当反映党的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是说,必须反映历史上先后继起或同时发生的各个重大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明确历史发展的轨迹,使读者阅后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规律加深认识,而不应当写成一本互不联系的流水帐。

  二、范围和内容

  1、范围:

  大事记主要记述本地的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大事,反映本地党的工作的概貌。它把“以党的中心工作为主线,统纂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工作”作为记述范围,将各个时期发生的具有重要意义、重要历史价值、重大影响的大事,用条目的形式进行编纂。

  2、内容:

  大事记在内容上应反映我党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教育、体育卫生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和发展。其主要内容大致如下:

  1)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指示在本地的传达、贯彻、执行情况。

  2)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本地的视察活动及其对本地工作所作的重要指示。

  3)全党的历次政治运动、重大事件和活动、重大群众运动对本地的影响及在本地开展的情况(包括正反两方面的)。

  4)本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活动。

  5)本地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大事件、重大成就和失误,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的完成情况。

  6)重要会议。主要包括:①党代表大会、党代表会议、重要的党委会议、党委扩大会议等;②党委各部门召开的重要工作会议;③人民政府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召开的重要会议;④人民代表大会;⑤政协代表大会;⑥工、青、妇(解放初期还有农民协会)代表大会。

  7)各地党委根据党中央路线、方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所作出的重要指示、决定、计划、通知、通报、条例、章程等等,以及其贯彻执行情况。

  8)组织机构的设置、体制的变动及其发展变化,主要领导人的任免、变动。

  9)重大国际交往和外事活动。

  10)在全国、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优秀党员、优秀干部以及在社会主义时期牺牲的有重大影响的革命烈士的事迹。

  11)文化、教育、体育、卫生诸方面所取得的具有全国、全省性影响的成就。

  三、步骤和方法

  要编好一本高质量的党史大事记,首先需要占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加工,最后才能动笔编写。因此,编写大事记的步骤一般可分三步。

  一是征集史料。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工作不存在征集史料的问题,因为史料都在档案馆里。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与民主主义时期相比,当然要丰富得多,但也不是很全面的。比如:我省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曾定期向华东局、党中央、毛泽东主席汇报运动开展情况,但目前我们从档案馆里只查到省委关于“三反”的第二次综合报告和关于“五反”的第一、第三次报告。又如,浙江刚解放时,省委为了尽快稳定城乡秩序、恢复生产,进行了艰苦的、大量的社会改造工作,特别是禁毒、禁赌、禁娼等工作,并在短时间内便取得显著成果,可我们在档案馆里未找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像这一类的资料,就需要我们千方百计地去征集、发掘。

  社会主义时期的各项工作都是在我党领导下进行的,若将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史料征集拢来,也可谓浩如烟海。这就要求我们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征集,而绝不能见到什么,就记什么。怎样确定史料的征集范围呢?我们的办法是:先查报刊,同时专访,再查档案,反复核实。一般来说,省内外发生的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报刊上都会有所反映,报刊在我们的征集过程中可起到索引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向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调查、访问,请他们回忆当年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根据报刊上和老同志提供的线索,我们再有目的地到档案馆查阅档案。这样便可避免盲目查档,也减少了档案工作人员的劳动量。在征集史料过程中必须本着“征集宜广”、“发掘宜深”的精神,不厌其烦地广泛收集报刊、档案、回忆录等各种材料;同时,对各种史料的来源一定要注明,以便进一步核实和多渠道征集。

  在征集到大量史料后,必须认真进行整理和考证,这就是编写步骤的第二步:潜心研究。

  在史料研究过程中,首先要辨别真伪。解放近40年来,我党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失误,特别是极“左”路线的干扰,使党的历史上一度呈现出一些假象。如“三面红旗”、“文化大革命”运动。对这类史料都必须仔细研究,去其假象,存其真情。另外对报刊文章,特别是有关经济建设的数据,也必须核实,不能盲目引用。

  其次是确定大事。要按照“大事不漏,要事突出”的原则,把握住本地真正的大事;特别是对有些发生在个别地区,但对全省乃至全国均产生过影响的事件,更应认真研究。如:1956年温州永嘉县的“包产到户”事件,从事件发生的区域来说只在一县之内,但其影响波及全国,是全国合作化史上的一件大事;此事并涉及全国“包产到户”到底始于何时何地这样一个大问题,因此必须将它载入省委大事记中。

  再次,要弄清每件大事的始末,以及各大事间的相互关系。例如:全省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底起止于何时?其中分几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要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其内在联系是什么?等等。搞清这些问题以后,才能着手编写。所以说,在编订大事记时,“坐而论道”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步,精心编写。经过广泛征集、潜心研究以后,我们方可以进行编写。

  在编写过程中,怎样才能将每件大事准确地、高度概括地记述下来?这是当前大家都在探讨的一个有关方法论的问题。结合工作实践,我感到编写大事记时,在方法上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取舍严谨,详略得当。

  编写大事记,在条目的取舍上,一定要严谨,要从宏观上控制与驾驭条目,记入的要有条件,删去的要有理由。比如说:写会议的条目,在大事记中很多,哪些会议要记?哪些不要记?应当在条目收齐后,进行严格的筛选。再比如,各地组织机构的沿革、干部任免,写到哪一级?应当有规定。

  条目确定以后,哪些详记,哪些略记,也要认真斟酌,不能每个条目平分秋色,但也不能使条目之间详略悬殊,失去平衡。例如:浙江解放后,从19497月至19513月,省委将工作重心放在农村,因此,在这段时间里,为了突出省委的工作重点,我们对农村工作六大任务──剿匪、反霸、生产救灾、合理负担完成征粮、减租、组织群众的有关条目,均采用详记的办法;但对城市恢复和发展工作的条目也作了认真的记叙,虽然有些条目记得稍为简略一点。

  2)科学分类,形散神凝。

  在具体编写大事记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即有些事情并不是在一时一地发生的,而是占据了较长时间和较大空间,且和其它事件混杂在一起,三言两语根本记不清楚。比如,浙江的剿匪斗争,从19495月开始直到1951年年底结束,历经两年多时间,如果机械地按照年、月、日编写,整个剿匪斗争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就将被破坏,显得分散杂乱,但若将剿匪斗争全部写在一个条目中,时间跨度太长,又易犯脉络不清、事繁文丰之误。因此,我们就把所征集到的有关剿匪斗争的材料全部集中起来,根据当年剿匪斗争的三个阶段,适当集中地确定了几个条目,然后将这些条目按年、月、日分别写入各年度的大事记中。这样做,表面上看这件事情是分散的,但实际上却是事件确定、史实清晰,整个事件具有系统性、集中性,可使人们对事件全过程一目了然。

  3)叙事概括,重点突出。

  大事记是采用记叙方法把所记大事的史实叙述清楚,如实反映当时情况;但在叙述过程中必须高度概括,突出重点。如:对历史背景如何交待?由于我们的党是执政党,所以,省、市、县里的许多大事都源于党中央的决策,是全国大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要写清省、市、县里的大事,就有必要交待这一历史背景;但又不能将背景材料单写一段,不能将中央的决定、指示等单列一个条目,而应溶化于本地大事的条目之中,以本地传达、贯彻的情况为主把事情记述清楚。

  在整个的大事记条目中,要突出重点条目。这些条目往往具有路标性,许多事件都源于它们,甚至某些历史时期也以它们划界。像解放初期中共浙江省委的建立、省人民政府的成立、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确定全省工作重心的转移等等。

  对每个具体条目来说,也应突出重点。比如会议条目的写法,主要应写会议的主题、实质内容,制定的方针、政策、规划、方案、重要决策以及会议的效果等;对会议的一般过程要尽量压缩,简单交待即可。这样,才能写出各次会议的不同之处。

  4)寓评于记,寓理于事。

  在编写大事记的过程中,要不要对所记的事件进行评论,这也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我们认为,编写大事记,一定要观点和材料相统一,思想性和科学性相统一。大事记贵在记述史实,给后人提供查阅历史的一个线索,而不是过多的去评论历史的是非功过。但是,一个时代的大事记,特别是一个执政党的大事记,一定要体现这个时代的观点,这个党的观点以及生活在这个时代里的作者的观点。怎样处理这个问题?从实践中我们感到,编写大事记,既不能作自然主义的纯客观记述,也不能喧宾夺主地去事事评论,而是要把观点寓于事实的叙述之中,让记载的事实本身体现出历史的是非功过,使读者从中得出正确的评价,达到作者褒贬扬抑之目的。这样,我们在编写时,就必须做到:记叙事实,不直说观点,更不能发表空洞的议论;认真选择每件事情的记叙角度,从中体现时代的、党的以及作者的观点。

  必须指出,我们把征集、研究、编写分为三步,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三个环节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多次循环、有机统一的。比如:我们在征集史料时,有时认为某件事的史料已经够了,但在编写时,又发现史料不全,于是,我们要回过头来重新征集;当我们坐下来动手编写时,又会碰到某个问题很难记述,需要仔细研究一番,因此,我们又要进行认真的推敲、研究,以确定如何编写最能说明问题。总之,在大事记的整个编写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征集与研究。

  四、注意事项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的整个编写过程中,应自始至终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明确指导思想。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四大精神和邓小平同志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把本地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情况,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重大事件记述清楚。

  2、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编写工作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尊重历史,尊重史实,如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大事记既有反映我们的胜利、成功的材料,也有反映我们失误的材料,切实做到存真求实,让后人能从中正确地总结出历史的经验教训。

  3、严格把握政策性。

  编写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大事记,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许多事件虽已成为历史,但是这些事件的决策者和执行者大部分都还健在。我们在编写中,对重大问题的结论,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依据,不可擅自下结论;对待尚有争议的事件,要核准史实,分清是非,注意分寸,表述时宜粗不宜细;涉及到人的问题,态度要慎重,对工作上的失误,一般不提个人,以利安定团结;对有些因特殊原因或一时无法弄清的大事,可把所掌握的有关资料全部立档,留待以后解决。总而言之,要注意有利于党的团结。

  4、表述要准确。

  这一点主要是注意时间、名称、数据的表述一定要准确、规范。如“今年”、“明年”、“上月”、“昨天”等时间代词,更不能使用一些模糊的时间概念,如“最近”、“目前”、“大跃进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等等。如果条目中要用“当年”、 “当月”、“当时”、“当天”等词时,一定要准确运用,使之不产生歧义。对有些必须利用报刊资料而报刊上又没标明准确时间的大事,在记述史实之前必须加上 “据×报×年×月×日报道”的字样,但这类情况应尽量避免。

  大事记中名称的使用。对人物应直书姓名,不加“同志”或“××分子”之类的称呼或褒贬性定语,也不使用“该人”、“该同志”之类称谓。若出于反映某一历史事实的需要,可在人物姓名前面或者后面加上其职称。使用省或地区名称时,应具体写明,不使用“本市”、“我市”、“本地”等称谓。在记述地名、企事业单位名称时,应以国家正式公布的为准,不得任意简化;在首次出现时要用全称,再次使用时可用标准简称。记述已过时的旧名称时,不要以现在的名称代替历史上曾经使用过的名称,当时是什么名称就写什么名称,有些可在括号内注释现名。

  大事记中数字的引用一定要核准,一般应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超出这个范围之外,应以有关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为准。数字的书写应按照《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执行。

  5、“钻得进,跳得出”。

  当我们占有了很多史料,在对史料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一定要“钻进去”,要把每件事的史料研究深刻,研究透彻。但是,当我们着手编写大事记时,就务必要能从浩瀚的史料中“跳出来”,能以全局的观点,高瞻远瞩地把握住历史发展的总线索;切不可为史料所束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事论事。所以说,如果钻不进去,我们就很难掌握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性;但如果跳不出来,我们就不能从宏观上驾驭历史的发展趋势;而我们在研究史料时的“钻进去”,也正是为了能在编写时“跳出来”。

  以上从四个方面浅谈了怎样编写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大事记的看法,由于水平有限,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弊,还望大家斧正,共同探讨。

  (此讲稿第一次讲授时间为1987年)   

  篇目2: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专题的编研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专题的编研工作,是党史当代史研究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环节,对加强党史当代史研究、加强党史当代史为现实服务是十分重要的。通过对各个历史时期重大专题和重要人物的编写和研究,可以忠实地记录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史,认真地总结经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对当地的工作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为编写地方党史正本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讲一讲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专题编研过程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一、基本概念

  什么叫专题?专题是指专门研究和讨论的题目,也可以说是研究或讨论某个单一性或规定性主题的题目,如专题报告、专题讨论、专题调查等等。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当代史专题,就是指时限内党史当代史领域需要专门研究和讨论的问题或人物。它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基本方法,把记载反映党的某一重大活动、重大决策、重大运动、重要会议、重要政策及其开展、执行、贯彻等方面的史料经过鉴别整理、研究,比较完整地撰写成专著或文章,通过专著或文章来完整、系统地反映某一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及内在规律。

  党史当代史专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专题,是研究和讨论党史当代史上同一类或同一方面的问题,如“党的作风建设”、“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党的建设史”、“党的武装斗争史”、“党的统一战线史”等等,它具有跨度长、范围大、内容丰富等特点。狭义的专题,就是我们所进行的对党史当代史上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如“土地改革”、“城市接管”、“剿匪斗争”、“周恩来传”、“朱德传” 等。

  专题一般分为两大类,即事件性专题和人物性专题。事件性专题主要反映重大历史事件和在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这种专题数量众多。人物性专题主要反映在历史上影响重大的人物及其活动。当然,按不同的划分标准,专题可以分为很多种。如重大性专题和一般性专题、共性专题和个性专题、为现实服务性专题和存档性专题(以搞清史实为目的),其中为现实服务性专题还可以再细分为历史借鉴性专题和宣传教育性专题、长时期专题和短时期专题,等等。这样划分比较明确、特点突出,但比较繁琐。我们觉得按性质归类,其中蕴含许多共同之处,易于掌握,便于操作。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可以把不同的划分方法结合起来考虑,根据不同的专题,确定适当的表述方式。

  二、基本构成

  专题主要由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碑资料和综述几个部分构成。有些专题还有典型材料、专题大事记、声像资料或专题工作报告等附件。比如,有些时间跨度大或比较复杂的专题,就有必要撰写专题大事记,如“五、六十年代各地对干部的培养教育概况”、“解放初期的精简整编及以后的多次机构调整变迁”等;有的还可附图表,如浙江剿匪,用图表反映剿匪区域等;有些需要上报中央和省里的专题还要将开展专题编写研究工作的主要过程和需要说明的问题写成工作报告,与史料和综述一并上报。所以,专题就是通过史料和综述,对需要进行专门研究和讨论的问题和人物给以全面、完整、系统而科学地反映和表述。

  三、基本特点

  中共党史是一门科学,是以中国共产党历史这一客观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是一门政治性、理论性、党性很强的科学。中国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执政后成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实行政治领导的政党,研究它的历史当然政治性很强;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又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是以这样的理论为指导来制定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并在实践中来检验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政党,研究它的历史当然理论性很强。政治性、理论性很强,当然就党性很强(龚育之语)。但是,不管这“三性”多么强,它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是一门历史科学。如果背离了这个本质属性,背离了科学性,那么,那种政治性、理论性、党性,都落了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性、理论性、党性。这是从中共党史这个宏观层面上说的。相对于党史专题编研这一微观层面,除了具有宏观上的特性外,它还具有自身的一些具体特点。

  1鲜明的政治性。党史专题是通过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和历史人物来反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计划等的制定及其贯彻实施的情况和结果,具有明确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政治路线和政治目的,是政治要素的组合,因而决定了党史专题的鲜明的政治性。

  2史料的真实性。党史是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的一系列生机勃勃的活动的真实记录,因此,党史专题的编写和研究关键是要掌握真实的、第一手的史料,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虚构,否则,党史编写研究的基础就要失真失实。

  3命题的单一性。党史专题,就体现在一个“专”字上,它只是反映党组织在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方面,在一个特定的时代、时期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的活动,而不是全面的整体的党史,它所研究的问题只是编写地方党史的一部分。

  4内容的系统性。党史专题是一个系统结构,必须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地搜集素材,占有史料,经过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研究,形成史料准确、观点正确、方法科学的专题综述,这样党史专题才能具有较高的完整性和权威性。

  5体例的统一性。要完整系统地反映某一方面、某一事件的全过程,只能采用记事本末体,而不能采用编年体或其他体例。

  6方法的科学性。党史是一门科学,党史研究要体现科学性,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是否充分重视史料的搜集、引用和考证。这方面的不足,是引起对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发生怀疑的一个原因。史学不能只是史料,但史学绝不能离开史料。离开史料,就没有了史学,党史研究也是一样。征集史料要遵循“征集宜广,发掘宜深”的原则,运用史料要进行鉴别和考证。

  上述的几个特点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的关联性。

  四、基本方法

  1确定专题

  要编写好专题,首先要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专题征编规划,确定专题题目。如何确立专题?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⑴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立为专题。解放后,由于党处于执政的地位,党所领导的各项重大运动、事件在全国各地普遍展开,各地将这些重大历史书籍在本地发生、发展的前前后后搞清楚,是十分必要的。如“抗美援朝”、“土地革命”、“三大改造”、“三反”、“五反”等等。

  ⑵将有争议或尚未搞清楚的重要历史事件立为专题,目的在于将事件搞清楚。如“南下干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专题:“三支”、“两军”,浙江两派的形成和激烈的斗争等。

  ⑶将有重要现实意义的事件立为专题。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等等。

  ⑷将发生在本地且有全国影响的事件立为专题。如“永嘉包产到户”、“田家英在富阳”、“诸暨枫桥经验”、“仙居闹事”等。

  2充分掌握并核准史料。

  占有充分的史料是编写专题的基础,而核准史料是编写好专题关键。

  首先,要广泛征集史料。

  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工作不存在征集史料的问题,因为史料都在档案馆里。经过多年的工作实践,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对的。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与民主主义时期相比较,当然要丰富得多,但也不是很全面的。比如,浙江刚解放时,省委为了尽快稳定城乡秩序、恢复生产,进行了艰苦的、大量的社会改造工作,特别是禁毒、禁赌、禁娼等工作,并在短时间内便取得显著成效,可我们在档案馆里尚未找到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材料。像这一类的资料,就需要我们千方百计地征集、挖掘。

  其次,要注重收集反映历史事件全过程的史料。

  党的历史是立体的,纵横交错,点面交织;有主流,有支流;有共性,有个性,确实是丰富多彩。所以,我们掌握的史料一定要全。所谓“全”,一方面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和外交等方面的史料都要有;另一方面是指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必须搞清楚。

  要把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都搞清楚,如有关这个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时间、地点、人物、经过、结果、意义,以及有关这个事件的重大政策的出台、执行情况等等,也就是说,要讲清楚历史的本然和所以然。因此,在史料的征集上,就要求我们有目的、有计划地去征集。怎样确定一个专题的史料征集范围呢?一般的办法是:先查报刊,同时专访,再查档案,反复核实。

  通常情况下,省内外发生的各方面的重大事件,报刊上都会有所反映,报刊在我们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可起到索引的作用,所以查阅报刊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不能忽视。

  与此同时,我们要向熟悉情况的人员进行调查、访问,也就是开展口述史料的征集。口述史料的搜集,一般有两个阶段,即项目准备阶段和实地采访阶段。在项目准备阶段,主要要做以下几项工作①项目的设立;②编制项目计划大纲;③制定协议书文本;④ 制定项目各种业务工作表格;⑤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⑥大型的项目应举办“项目主访人培训班”。在实地采访阶段,主要有这么几项工作:①组成几个访谈小组,确定各小组的受访对象;②制定采访计划方案,配备必要的采访器材;③分别查访具体受访者的主要经历和当前情况;④确定与受访者的联络方式,与受访者进行初次接触,签定项目访谈协议书,落实采访计划;⑤实施采访计划,与受访者进行正式访谈;⑥做好采访记录、录音、录象等⑦填写采访记录表,对采访原始资料进行编目汇总。采访工作结束后,要对口述史料进行分类整理和比较分析。

  根据报刊上和有关人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再有目的的到档案馆查阅档案。这样便可避免盲目查档,也减少了档案工作人员的劳动量。

  在征集史料的过程中必须本着“征集宜广”、“发掘宜深”的精神,不厌其烦地广泛收集报刊、档案、回忆录等各种材料。同时,对各种史料的来源一定要标明,以便进一步核实和多渠道征集。

  再次,要对已有史料进行鉴别和考证

  史料缺乏,当然是个大问题,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是,史料不准确,比史料缺乏更危险。史料缺乏,最多是写不完整或者是得不出结论,而史料不准确就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解放60年来,我党出现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和失误,特别是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党的历史上一度呈现出一些假象,这就要求我们对这类史料仔细研究、认真考证,去其假象,存其真情。如对“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时期中的史料,就要很好考证。另外,还要认真搞清不同史料记载之间的矛盾,去伪存真。所以,史料征集到手以后,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其间还必须经过一个鉴别的过程。党史史料的鉴别,是立准、立好党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党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党史史料只有经过鉴别,才能纠正史实上的谬误,消除史料中的残、错、漏、衍等缺陷,使史料成为准确可靠、有价值的史料,为党史资料的使用扫除障碍。


  党史史料的鉴别工作更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工作,常用方法有考证和校勘两种。

  考证,除了对史料真伪的鉴别外,还包括对史料中有疑问的时间、地点、人物、作者、版本考订和核实。考证的方法很多,一般常用的考证方法归纳起来有五种,即书证、物证、人证、旁证和理证。

  书证--综合类比,互相印证。即将各种文字资料及口碑资料、实物资料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求取书证,去伪存真。进行这步工作时,一般情况下应当以档案资料为准,以口碑资料为佐证。

  物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文字资料也常有差错,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进行实地踏勘,以求取物证。

  人证--寻找证人,核实资料。有许多资料往往相互矛盾而又无据可查,这就需要寻找当事人核实订正,以求取人证。

  旁证--旁征博引,合理准确。利用与其有关的事件来核实订正史料。

  理证--严谨缜密,求取理证。有些史实有矛盾或不清楚之处,但又缺乏书证、物证、人证和旁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试用传统的理证之法求取结论。理证就是用推理的方法对党史资料进行考核订正。也就是用推理的方法考察资料所记的史实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就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常识,合乎一般的逻辑常识。违反情理的记事,往往是虚假的。但是,使用此法需要小心谨慎,它基于考订者渊博的学问和精当的见识,应严格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加以逻辑推理,合理取舍。

  在史料的考证上,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注意:一是做考证工作要非常小心谨慎,决不能草率从事。二是要言之有据,掌握好分寸,不说过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那么肯定。三是有时为了把一个史实弄准确,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要把几种考证方法同时用上。例如,口碑资料中的回忆资料、口述资料和调查访问资料,是当事人所亲历的,按理说其可信度高,但我们在征集时,不能偏听偏信,因为既是“回忆录”,事隔已久,难免记错记漏;同时亲身经历的和亲眼所见的,对某一战役、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总只限于局部,某一事件中的某一方面,人们总喜欢记述一些他所经历的事物,他印象最深的方面,难免以偏概全;再加上个人思想、理论水平的局限,和有些人趁回忆之机夹杂一些个人得失,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甚至会美化自己和所属集团,诋毁别人,难免与事件原貌有所出入。针对这三个“难免”,我们就需要征集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与其他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对照,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校勘,就是纠正史料中的错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史料难免出现残、错、漏等等缺陷,其中常见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脱漏、衍文。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史料中的这些错误。党史资料的校勘通常使用两种方法,即对比法和推理法。

  对比法。就是对不同史料之间、一通史料前后之间进行比较,从比较中校正错误。第一,关于史料之间的对比:首先是不同形式史料的对比,如用文字史料对比口碑史料;其次是同类史料之间的对比,如用文献、报刊、图书与档案资料对比,还有报刊文章的宣传报道,有的各报之间对同一事件的报道往往有出入,这就需要进行比较;再次是同一史料不同版本出处的对比,如有关反映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的数据,领导机关年终总结性文件公布的部分内容和数据,就有可能与次年统计部门公布的不一样,如需要引用,就要进行考证。一般情况下,应该采用统计部门的数据。现在对数据的统计有不同的方法和体系,同一个专题中采用的数据,要尽量采用同一的统计方法和体系统计出来的数据。第二,关于史料前后之间的对比:从史料的前后行文、所述内容的对比中,可以找出它本身的错误,如前后文字不衔接,其间可能有错页窜行或错字脱字。

  推理法。史料中明显的错误用对比的方法可以发现、教正。但在有些情况下,史料文字通顺,记事合理,又无他本可比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用对比的方法就找不到错误,于是只能依靠推理的方法去校正。推理是按事物的内在逻辑推敲史料记事是否合理,它要求校勘者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和逻辑能力。

  要编写好专题,必须熟悉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把一个专题置于整个历史大背景中加以考察研究,以认清这个专题所反映的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它与其它事件的联系和异同,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有益的启示、借鉴等等。

  五、基本内容

  一个专题,大致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

  1、与历史事件紧密联系的背景情况。主要包括与其联系的上级有关部门和同级其他部门、地区的情况,事件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等等。这样有利于展开纵横双向的比较研究,揭示历史事件的深层次内涵。

  2、本地区领导部门对有关历史事件的决策指导过程。这是各地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体现地方特色的重要方面。

  3、历史事件具体发生发展的过程,以揭示历史事件的发展规律。

  4、历史事件的结果及其经验教训,以提供历史借鉴。

  以上四个内容中的第二、第三项,在综述的撰写当中表现为相互交融的状态,但作为档案和文献资料,应适当区分开,有利于理清脉络和分析研究。

  六、基本要求

  专题主要由史料和综述构成,史料是客观存在的,而综述则是作者主观认识的产物,它即可以真正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可以扩大它与历史事件的差异性。所以编写专题综述是一种综合能力,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产物。占有充分的史料是编写专题综述的基础,从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上下功夫,是编写专题综述的重要原则和方法。因此,编写专题综述,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实事求是,如实表述

  作者必须依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历史事件为出发点,详尽地占有历史资料,并进行全面地、科学地、系统地分析,进行一番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研究,从中找到反映历史事件本来面目的中心思想和内容范围,紧紧抓住本质和主流,善于区分本质和现象、主流和支流,反对客观主义,在“实事”的基础上“求是”,尊重历史规律,忠实地记叙历史,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负责。

  2、叙述为主,恰当议论

  专题综述采用什么形式表述,当前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采用叙述的方法,一种是采用夹叙夹议的方法,根据专题综述本身的性质和它所要发挥的作用,我们认为采用叙述的方法比较好。叙述就是把事件的前后经过记载下来或说出来,叙述要有起伏,要讲清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尤其是真实的历史情节,这就要求作者要凭借丰富的真实的历史资料,特别是有闪光点、有感染力的典型材料或细节材料和朴实的群众语言,全面地表述历史,尽可能地复原出繁纷复杂、波澜壮阔的历史活动场景,描绘出有性格、有灵魂的各种历史人物。这不仅可以增强立体感,同时也具有生动性。当然,写历史情节既要丰富生动,更要符合史体。

  采用叙述的方法并不排除必要的议论,恰当的、精确的议论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增强文章的高度和深度。但议论应该做到“论从史出”、“寓论于史”。作者在撰写综述前,已对史料进行过分析研究,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在撰写过程中,作者的这种观点只能通过史料有条理的叙述出来,而不能游离于史料之外,到处发议论。

  3、基本要素,缺一不可

  专题综述在内容上必须具备四个基本要素,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背景;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事件的特点和结果;事件的意义或启示、经验或教训。关于第四个要素,有的人认为没有必要写,只要把历史过程写清楚就可以了;但大多数人认为,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当代史既是历史又是现实,对现实的指导借鉴作用非常大,因此,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专题综述中,应该对历史事件的意义和经验,特别是这一历史事件对现在正在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有些什么借鉴和启示,应该进行必要的表述。我们同意后一种观点,因为从事党史当代史研究的根本任务,就是资政育人。

  4、主次分明,脉络清晰

  在撰写过程中,要注意紧紧围绕主要思想运用材料,展开叙述。主题是文章的核心和灵魂,凡有助于说明主题的内容应多写,次要的东西尽量少写,以免文章平铺直叙,重点不突出。对上文所讲的四个基本要素,在谋篇布局上要注意的是:写历史背景,要紧扣主题,点到为止,不要写得太长,以免喧宾夺主;写事件发展过程,要脉络清楚,有主有从,详略得当,同时行文时一般应按照事件发生发展的时间先后来写、或按照事件的地域来写,不要过细过繁,或者时间先后颠倒、混乱,地域忽东忽西,这样就容易造成节外生枝、脉络不清之病;写事件情节,要朴素无华,让事实说话,不要过分描写,典型资料的使用要求特不求全,求深不求细;写党的领导作用,要略上级详本级,要实写,不要笼统抽象,只戴帽子;写历史起因,要依据充分,合情合理,不要主观推测;写历史人物,应遵循人随事出、以事为主的原则,要客观公正,不要随意褒贬;写意义或启示、经验或教训,要恰如其分,准确实在,不要人为拔高、空话套话、含糊不清。对有些时间跨度长、内容非常丰富的专题,还可以在大专题下分解出几个子课题,如“解放后多次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 这个专题,根据现在掌握的史料,从浙江解放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共有4次大的增产节约运动,时间分别是1951年、1957年、1959年和1963年,像这样的专题,除了要搞专题大事记以外,还可以把每次的增产节约运动作为子课题来搞,因为每次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都有不同的原因和背景,最后的结果也是不相同的。所以,可以先细化,最后汇总。

  5、注意体现地方特色

  什么是地方特色?有人认为党史当代史上的地方特色就是本地有而别地没有的事件,其实这种看法不够全面,这只是一个方面。

  所谓“地方特色”,除了本地特有的事件外,如富阳有“田家英在富阳”,永嘉有“包产到户”,诸暨有“枫桥经验”,还有两层含义:一是针对全国党史来说,地方党史有自己的特色;二是针对各地之间来说,有其自己的特色。全国党史是研究党的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共性的,地方党史是研究本地党的历史,研究全党一般历史规律在本地的特殊表现,是个性与共性的关系。所以,突出地方特色,主要是从纵向(本地这一时期与另一时期对比)、横向(本地与其他省、市、县对比)的比较研究中找准特色,或从全党全国普遍开展的工作(运动)中寻找特色。

  地方特色是由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形成的。我国自然资源丰富,这些自然因素影响各地历史的发展,形成各地的特点。同时,各地社会因素不同,也形成了不同的历史沉淀,表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地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状况。各地的工作都按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办事,但贯彻执行的情况如何、在贯彻中是否结合本地的实际,各地均有差异。以“抗美援朝”为例,这是全党的大事,各地都是怎样进行的呢?我们就要很好地研究当年各地党委是怎样贯彻执行党的抗美援朝的方针政策;在贯彻中根据本地的实际提出了哪些具体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在抗美援朝中怎样落实的;本地的抗美援朝与其他地区的抗美援朝有什么不同的地方,等等。这样,“抗美援朝”这个共性的专题就能体现出各地的 “地方特色”来。再以“对资改造”为例,1988年全省开始搞这个专题时,大家认为全省各地大同小异,搞出来肯定千篇一律,没有什么可搞的。但结果如何呢?经过对史料的征集、核实、分析、研究,大家发现每个城市还是各有特色,并不是原先想象的那样没什么可搞,而是大有文章可作。绍兴突出了“三缸”,即酒缸、酱缸、染缸;金华突出了火腿行业;温州突出了手工业和港口;杭州选择了丝织行业和商业批发商、棉布业作为行业改造的典型,各个城市组成了全省“对资改造”的全貌,但又各具特色。

  所以,在撰写专题综述过程中,不论是共性专题还是个性专题,都不能忽视地方特色。地方特色是客观存在的,是历史本身发展形成的。注意地方特色的研究,是编写地方专题的重要一环。只有在专题研究中突出重点、突出特色,才能避免将来的史书平铺直叙、千篇一律。因此,作者一定要有特色意识。

  七、专题编写与党史正本写作的关系

  现在,我们所进行的专题征集、整理、编写,基本上都是为写作党史正本作准备。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专题是党史正本写作的基础,党史正本是专题研究的升华。

  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时期党史、当代史专题的征编工作。但那个时候编写的专题,在后来写作二卷时,大多无法用,甚至不敢用。为什么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承担专题编写的单位,没有按照我们提出的要求做。从体例上看,有的专题只是一个简单的工作总结;有的专题只是一个流水帐。从资料上看,有的专题本身就没有广泛、深入地征集和挖掘史料,有的专题史料掌握不均衡,史料多的就写得多,史料不足的就轻描淡写。从研究上看,大多数专题缺乏、甚至没有对专题所要反映的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特别是对这一历史事件展开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所有这些,都导致了专题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不全面、不深刻。特别是有的单位没有把围绕这个专题所涉及的档案材料全部随专题报上来。这样,当我们准备利用这些专题写作二卷时,便感到这些专题没有用,甚至不敢用,于是,从事二卷写作的同志只得重新查史料。

  二是党史部门的同志在专题任务下达给各有关部门后,没有及时的加强业务指导。我们各地党史部门在下达专题任务时,通常都会举办一个党史专题征编培训班,然后让各有关部门去完成专题征编任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没有及时的安排力量,对各个专题进行必要的指导,特别是在专题的整理、编写阶段。这就出现了放任自流的现象。责任心强、水平较高的同志,所写的专题就比较象样,反之则不行。

  三是专题完成后的验收标准不明确,或者是执行不严格。一个专题达到什么标准才能算是完成了?我认为,我们在验收一个专题是否是完成了,最起码的标准,一要看专题是否具备我们前面说得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二要看专题是否达到我们提出的五项基本要求;三要看随专题上报的档案资料、文献资料、口碑资料是否齐备;四要看时间跨度长的专题是否有大事记、典型材料,甚至声像资料;五要看重大专题是否有征编工作报告。如果能够严格按照这些标准去验收一个专题,那么,这个专题对于党史正本的写作就打下了非常扎实的基础。

  所以,专题的征编和研究,对党史正本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但必须注意,再好的专题,在党史正本写作的时候,也不可以直接照搬套用,而必须经过一番研究,将其按照史书写作的要求进行提炼和升华。

  八、加强专题史的研究

  我们在开展专题征编、研究的基础上,有条件的地方,应该注意开展专题史的研究。

  在历史科学的研究活动中,专题史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古今中外的许多史学家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所谓专题史,指的是反映某一个方面(一个领域、一条战线、一个专门的问题)的历史,它是在对某一历史方面的全部历史资料进行一系列专题的、整体的研究之后,对这一具体方面的历史发展过程、各种重大事件的内在历史联系、它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体现。比如,在民主革命时期,围绕着党史的中心,就开展了像武装斗争史(军事史)、根据地建设史、党的发展建设史、统一战线史、工运史、农运史、青运史、妇运史、白区工作史、文化战线史、以及对敌方各个方面(日本侵华史、军阀混战史等)的专题史的研究。这种专题史的研究,对于研究党史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

  第一,党的历史上的一切活动都不是孤立的,抽象的,而是与社会(包括中国的和世界的)的各个方面都有着一定的、必然的、紧密的联系,专题史的研究,有利于揭示这种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专门强调了要使用“古今中外法”来研究历史。毛泽东指出:不仅要研究己方,还要研究彼方。推而广之,我们不仅要研究我方,还要研究敌方和友方,不仅要研究政治史,还要研究经济史和思想文化史,不仅要研究党的建设,还要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条战线的建设,还要研究世界上各社会主义国家及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变化。我们要研究党同这些方面的联系和作用,要对这些方面作历史的科学的考察。如果不开展一系列专题史的研究,就不便于正确研究党的活动和党的领导作用。

  第二,专题史研究是党史研究的重要补充和深化。党史研究主要是对党的自身发展历程,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发展,以及主要经验教训进行整体考察,它是以党的活动为中心内容。专题史研究的是与党的活动密切相关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它相对能更具体、更集中、更深刻地反映某一个领域或某一问题的特点与规律,是党的领导和党在某个方面活动的具体体现和深化。

  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中,专题史的研究因为党的地位的变化更显得重要,需要研究的内容也更为丰富。比如,执政党的建设史、社会主义经济史、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史、民主与法制建设史、统一战线史、军队建设史、外交史以及工、青、妇的发展史等等,都是党史研究中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专题史。其中某一个专题又可以分为若干个更具体的专题,比如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史,又可分为农业社会主义道路史、工业经济体制改革史等。通过专题史的研究,我们一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各个领域、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具体特点、发展过程,认识党的领导作用的体现和发挥,以总结切实有用的经验教训;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国情及其在某个领域的特点,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自觉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可以说,专题史的研究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的具体化,也是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的深化。例如,研究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最好把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三次大变革串起来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研究。从土改的完成开始,认真考察经历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考察来势迅猛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其管理体制的发展、调整、改革的不同阶段;考察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研究这三次大变革产生的原因、自身矛盾和体制演变,研究它们给我国农民、农村和农业发展带来的后果和影响,以及研究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区别。这样,我们就可以更为清醒和客观地认识我国农村经济的基本情况和农业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本点,这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农村经济变革,对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们目前各地所开展的党史、当代史专题研究,大多数还只是专题史中的一些子专题,例如:“大跃进”运动,只是我国经济发展史这一专题史中的子专题。

  当然,提出加强专题史研究,绝不意味着要以专题史的研究取代党史研究,它是在党史研究中应该注意和加强的一个方面。

  九、“史”与“志”的关系

  现在,全省史志合署办公的单位已经超过了50%,很多人都是史志兼顾,有的人在写史的时候,往往会带有写志的痕迹。所以,正确把握史与志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

  凡是各党派、机关、团体、工厂、矿山、学校等等编撰本单位的发展史,称为党史、部门史、厂史、矿史、校史等。如中共党史,它是反映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建立发展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也是党与各民主党派、社会力量结成统一战线的历史。

  凡是县、区、市、省以及各部门、各系统编撰的全史则称为“志”。志也叫方志,或称地方志。方志即四方之志的简称,它所记载的是某一地方的地理、历史、风俗、教育、物产、人物等,乃一方全史。

  “史”与“志”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共同点主要表现在:

  1、指导思想相同。当前,我们不论是编史还是修志,从指导思想上来说应该是相同的,即都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浙江的实际出发,根据实践的检验来总结历史教训,历史地、科学地反映和探索历史发展规律。

  2、内容方面,都是以史料为主,让事实说话,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历史发展的全过程。

  3、社会功能方面,都是存史资政育人。

  4、工作方法上,无论编史还是修志,都要对史料进行征集、考证、研究工作,最后才是着手编写。

  不同点主要表现在:

  1、内容上,史专则志广。志是百科全书,从盘古开天地一直到现在,什么事都记。而史是以历史为主线,连贯地叙述各个时代的史实的史书,它只记述与所反映的历史发展有关的方面,无关的一律不记。

  2、体例上,史以时分事而志以类分事。史是以纵向为主横向展开,志以横排为主纵向展开。所以说,史明其纲,志明其目。

  3、记述上,史可议论而志只记述。史是史论结合,以史为主,论从史出,夹叙夹议,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分析、综合归纳,从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志记载史实不加评论,纯客观地反映历史的发展规律。史主论述,志著广征。

  4、时间上,史远而志近。有隔代编史,当代修志之说。

  5、社会功能上,志以存史为主,而史在资政育人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

  (此讲稿第一次讲授时间为1991年)

  篇目3: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  

  党史资料是指记录或反映中国共产党从创建到现在一切活动情况的东西。它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进行党史研究、宣传和教育的基础。下面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

  一、党史资料的基本分类

  党从建立到现在,已有80多年的历史,因此,党史资料、特别是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可谓浩如烟海。从史料征集的角度,党史资料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类。

  (一)文字史料。文字史料是自文字产生以来史料保存的主要形式,也是史学工作者接触和使用最多的史料。从表现形式上看,文字史料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文献资料。历史事件发生时或发生后不久所做的记录称为文件;以文件为主,包括其他反映这一事件的原始文字汇集起来,称为文献。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的文献部分主要包括: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二是中国共产党老师的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群众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的文件;三是反映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其他文件。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省档案馆合编的《中共浙江省委文件选编》等。

  文献的特点是能直接和及时地反映历史事件,它是党史资料中基础性和权威性的资料。但由于记述历史的文件出自不同的历史时期、记述者个人的立场和素质条件不同、把文件汇编成册的时间不同,文献也往往经过删节和篡改,甚至断章取义。这一点在征集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

  2、档案资料。档案是人们把文件进行整理、分宗后予以专门保管的史料,也就是说它是由文件转化而来的。档案资料是原始史料。由于档案资料大部分来源于机密文件,制定文件的人当时考虑的只是眼前要解决的问题,不考虑日后文件的流传以及发生的影响,所以一般能较真实地反映历史事件

  3、报刊资料。报纸、杂志期刊是为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等所需要而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作为新闻媒体而直接传播消息;杂志期刊有针对当时史事的时政评论。凡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的事情,报刊都有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记载和反映。因此报刊是研究历史所不可缺少的。但有的报刊由于在某一阶段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往往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使其史料价值受到局限或者失去史料价值。如“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报刊资料。

  4、图书资料。图书浩如烟海,种类繁多,把文字印刷装订成册,都可称为图书。但作为史料,图书种类还是有所限定。作为史料的图书,主要是指以下三类:

  一是历史著作,即根据历史记录、文件和其他材料综合改造而写成的关于历史的著作。历史著作的特点是能比较系统地反映历史,但它不是原始史料,只是运用原始史料间接地反映历史。如《中国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史书是已经形成的史学成果,也是继续研究历史的史料。但是,有的历史著作,由于作者的某种动机、立场或者史料来源所限,内容不真实的情况难以避免。

  二是文集、杂著。它是史书以外的群著。作为史料,它主要是指与社会政治活动有关的历史人物的文集和在历史上有过重要影响的政论性著作。它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某些史事的痕迹。如《毛泽东文集》、《邓小平文选》、江泽民《论党的建设》等。

  三是传记、年谱。传记、年谱反映的是历史人物所经历的社会历史过程,也能反映出历史进程中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党的领袖人物、烈士、党外知名人士(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发生过友好关系或敌对关系的)传记、年谱,从中可以了解到不少历史事件发生的原过程和结果。如《毛泽东传》、《毛泽东年谱》等。

  四是文艺作品。主要指报告文学、记实文学等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中也包含了一些鲜见的说明历史过程细节的史料。如斯诺的《西行漫记》等。当然,在把文艺作品中的某些东西作为史料时,一定要注意其中的虚构和夸张等不真实的部分。

  (二)口碑史料

  口碑史料主要是指口述或文字记录的历史传闻与见证资料。从史料的留存形式看,口碑史料中的绝大部分最终是以文字记录和录音的方式留存下来的。口碑的特点是能表现历史过程的许多侧面,从而印证历史的主线,或者说口碑印证正史。口碑资料大多是属于“活”资料,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比征集文献资料更为迫切,带有抢救性质。常用的口碑资料有五种:

  1、回忆资料。回忆资料是历史当事人或见证人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亲历亲见亲闻的回忆,是当事人自己亲自撰写或请人或组织写作班子根据其回忆撰写而成的回忆史料。回忆内容往往是某一阶段的历史过程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具体细节,它可以起着补充文献的不足的作用。回忆史料又可分为三类:人物回忆史料、事件回忆史料、综合回忆史料。如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史料,有关红军长征的回忆史料,还有像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等。大多数的回忆史料都是正式出版的,也有一部分因各种原因不能出版,只能存档。对个人回忆录在使用时也要注意鉴别,因为回忆录一般都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有些所见所闻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2、口头记录(录音史料)。即把当事人口述的资料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现在一般都采用录音手段记述口碑史料。口述的录音制品能不走样地保存口碑,保证口碑在来源上的准确可靠。录音可整理成文字,也可以不整理成文字。录音史料包括各种会议及其他社会活动的现场录音和对人物的专访录音。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唐德刚先生,在19901月至5月,先后十余次听张学良将军回忆往事,共录制了11盘录音带,后交与王书君整理,共同出版了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3、调查访问记录。调查访问记录是另一种形式的口碑,它的特点是对历史事件有一个校正的过程。实事求是地调查,是了解历史的重要方法,可靠的调查访问记录可以成为宝贵的史料。但也要注意,编造的调查材料是伪史料,只能妨碍和影响科学的历史研究。

  4、民歌民谣民谚和遗闻逸事民间传说。这些口碑资料一般都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有的可能产生于当代,如民歌民谣,但大多数都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这些口碑资料有许多能直接反映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痕迹,它本身所具有的不同的时代特点,是其史料价值的标志。但这些口碑资料带有文学作品的色彩,有的本身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看,如民歌,因此难免有虚构和夸张,有的甚至还有神化的地方。

  5、专用历史名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中总有一些特定的词汇,它们是约定俗成、经过简化、便于记忆的专用词汇,如:解放初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材、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三支两军”(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等。这些词汇无法脱离特定的历史而独立构成其他的含义,它们是一种特殊的口碑资料。

  (三)实物史料

  党史研究所涉及的实物史料主要是指党史文物、遗迹、遗址。实物史料有的就是事物原来的真实面貌,比文字史料更有说服力,因此可将它们拍成照片直接使用。

  1、党史文物。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有关的,能够反映党领导的某一斗争、某一历史事件、或党的某一领袖人物、著名人物活动的文物,称为党史文物。如陈望道翻译的第一本《共产党宣言》。

  2、党史遗迹、遗址。遗迹是指革命、建设、改革活动所留下的历史痕迹,如地道、弹痕、标语、碑刻、布票、煤球票、肉票等等;遗址是指经历过重要革命、建设、改革活动的场所和建筑,如党的重要会议会址、党的重要机关所在地、党史上重要人物进行重要活动的地方等。像中共一大会议会址,遵义会议会址,解放后毛泽东在杭州修改宪法的北山街84号,周恩来总理在杭州梅家坞接待外宾、召开会议的现梅家坞周恩来纪念室等。遗迹和遗址是研究党史的直观史料,它的特点是能够再现历史的画面。

  3、照片和录象史料。社会主义时期的史料征集过程中,应该关注对照片史料的征集,照片史料比文字史料更生动、更直接、更真实地再现历史原貌。随着历史的发展,录象成为我们保存史料的必备手段,因此征集录象史料也应该提上征集工作的议事日程。

  4、其他实物史料。一些不是直接反映党领导的革命活动的实物史料,而是反映党所活动的社会环境的实物史料,也能在党史研究中起到史料作用。这些史料包括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民族关系、阶级关系等等多方面的内容,与党的活动有着多方面的联系,所以不能不引起党史工作者的注意。

  以上我们讲了党史资料的基本分类,主要是想让大家了解,从党史资料征集的范围看,究竟要征集哪些东西。

  二、党史资料征集的基本方法

  党史资料的征集范围无疑是很广泛的,对于广义的党史资料,是指凡是反映党的活动过程及与其关联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料,都应列入党史资料征集的范围。对于某一专题史料,要首先从宏观党史和该专题所涉及的社会历史背景及专题要反映的内容确定征集范围。怎样使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快而有效,这就有一个征集资料的方法问题。根据我们多年的工作实践,在接受了党史资料的征集任务后,一般都是先从容易做的事情着手。可先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年代查阅报刊,因为社会主义时期的重大事件报纸上都有记载,再根据报纸上比较准确的时间,到档案馆查档案。这两项工作也可以同时进行。在此基础上,要排列出熟悉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包括领导者和执行者以及知情人,进行有重点的采访。在征集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应该充分利用已有的文字资料。常用的征集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从工作顺序上说,应先内后外。即先清理内部现有资料,以发掘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摸清家底,再根据需要向外征集。

  从对外征集来说,应先近后远。先查本地的,后查外地的,这样既来往方便,又易于核实。

  从资料本身来说,应先远后近。即时间久较少见的资料先行征集,近期资料可后征集。如我们党史系统20多年来,都是先从征集民主革命时期的史料开始,现在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我们先征集改革开放以前的资料。因为年代隔得越久,资料越难征集。

  从资料类别来说,应先“活”后“死”。即要先抢救“活资料”,这是至关重要的。“活资料”一旦遗失,特别是当事人一旦去世,对史料征集工作来说就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已经存在的文字、图片等资料,相对于“活资料”来说,可以稍后征集。

  从征集的范围来说,应先博后专。即在全面开展的基础上应有重点地征集。征集史料要力求完备,所以要尽量多地按时期、按事件征集反映历史过程的各种史料,使征集的史料广博丰富。但是,所谓完备,既包含了量的规定,也包含了质的规定。有量无质还不算完备。从量的方面讲,要拓宽征集史料的视野,无论是文字史料、口碑史料或是实物史料,无论是直接反映党的活动的史料或是间接反映党的活动的史料,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史料,都需要广泛征集。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去发掘史料,把各个孤立零散的史料汇集成丰富的整体,这就为利用史料,创造了史料间相互印证的条件,史料说明历史的功能才能较好有效地发挥。从质的方面来讲,我们征集的应是确实有用的、有价值的史料。只讲数量不讲质量,征集的东西再多也不能解决史料的完备问题。征集党史资料,是征集党史和与其有关的史料。杨尚昆曾说过,征集党史资料的工作“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一要广,二要专。广是指所有的资料,即使是一点线索,也要想方设法加以搜集”,“专,就是要有重点,搞专题”,“只有在广的基础上才能专”。对我们现在的工作来说,开始征集社会主义时期的党史资料,就是要全面开展,体现的是“博”;落实到具体的一个个专题,就是突出重点,体现的是“专”。就一个具体的专题来说,也有博和专之分。博,就是要把与该专题有关的史料尽可能地征集到手;专,就是把该专题要重点反映的东西作为征集的主攻方向,不仅要多角度、多层面地征集,而且要不厌其烦,反复征集。特别是在抢救“活资料”的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义时期我们党经历了许多曲折,有些当事人不太愿意回忆往事,这就需要我们耐心地、反复地做工作。

  从征集途径来说,应先易后难。一是通过已有成果和线索寻找征集党史资料的目标和途径。二是以档案馆作为征集党史资料的基地。三是以图书馆作为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目标。四是有关的博物馆、纪念馆、遗迹、遗址也是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地方。五是主要领导人、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或知情人是征集党史资料的重要对象。

  在史料的征集过程中,随着科技手段的发达,很多文字资料都可以直接复印,采访时可以直接录音。但有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全文,那么我们还是需要充分利用卡片摘抄资料。摘抄资料时,要做到一事一卡,一人一卡,每卡编号,以便补充、查找。摘抄资料要忠于原文,字迹端正清楚,及时校对,注明出处,以便核实。

  三、党史资料征集的基本要求

  党史资料征集是党史工作部门立准、立好党史的基础性工程,是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运用党的历史经验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的依据,是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的珍贵教材,是正确宣传党的历史,维护党的形象的有力武器。所以,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党史工作部门和党史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为了搞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我们要坚持以下基本要求。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是一项思想性、党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它要求党史资料必须真实、准确。真实性、准确性是党史资料的生命和灵魂,是党史资料的核心和根本。党史资料的价值就在于“真”、“准”。只有真实、准确的党史资料,才能为立准、立好党史提供可靠的依据。要使党史资料真实、准确,在征集的过程中,就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何坚持实事求是呢?从征集工作来讲,就是要把史料立准,做到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带水分,不掺假货,一丝不苟,真实可靠。从党史工作者来说,就要做到“三不”:第一,不为权势所屈而隐其恶;不为权势所诱而捧其场。第二,不随大流而人云亦云。第三,不因个人好恶而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

  (二)坚持全面完整的征集目标

  全面、完整,是党史资料征集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如果史料残缺不全,就无法进行党史研究。当然,我们所要求的全面、完整,不是绝对的,因为史料的征集不可能一步到位,达到全面、完整,随着征集的深入,时间的推移,会不断地发现新的或更好的史料。我们还要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不断纠正补充原有史料所展示的历史情况。但是,我们的党史研究工作又不能等到所有的资料都征集齐了再进行,通常是在掌握了基本资料以后,就开始边征集、边研究。所以,全面、完整是我们史料征集工作的目标。怎样才是全面、完整呢?就是纵不断线,横不缺面。纵不断线,就是本地区中共组织从酝酿建立到现在的史料都应该征集,中间不能断线。横不缺面,就是每一个时期发生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资料都应该征集,同时还要征集与中共活动有关的其他资料。针对某一个历史事件来说,有关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起因、发生、结果、作用和影响等,都必须征集。

  (三)注意挖掘具有地方特色的典型资料

  社会主义时期,党的一切重大活动都是比较一致的,突出地方特色,是地方党史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编写地方党史的难点所在。在史料征集中,就要特别注意征集具有地方特色的资料。

  什么是特色?人或事物所具有的独特的地方。这里所谓独特的地方,是相比较而言的,它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相比较而存在的独特之处。如何分析和发现地方党史的特色及其典型性呢?就是要多角度、多层面地分析和挖掘地方党史的典型和特点。最主要的是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来挖掘其典型性和特殊性。所谓纵向比较,就是本地区前后之间的比较。所谓横向比较就是本地区和其他地区的比较。从哪些方面去比较呢?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可以进行比较:

  一是正面和负面:包括成功与失败、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等;

  二是时间和空间:包括时间的长短、范围的大小、地域的大小等;

  三是方式方法:主要是指老模式还是新创造、一般模式和创新之处等;

  四是效果:包括数量、质量,所产生的影响和意义等;

  五是历史事件本身:全国全省性历史事件在本地区、本系统的情况;本地区发生的对全省乃至全国都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本地区发生而其他地区乃至全省全国都未曾发生过的重大事件。

  四、党史资料的鉴别

  党史资料征集到手以后,仅仅是研究工作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就可以马上投入使用,其间还必须经过一个鉴别的过程。党史资料的鉴别,是立准、立好党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十分重要的环节,是党史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党史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职责。党史资料只有经过鉴别,才能纠正史实上的谬误,消除党史资料中的残、错、漏、衍等缺陷,使党史资料成为准确可靠、有价值的史料,为党史资料的使用扫除障碍。

  为了讲求历史的真实性,关于史料的征集鉴别与考据方法,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展开过讨论。荣孟源先生在1980年第四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上发表的《关于史料的鉴别》一文,曾讲到史料鉴别的八种方法;一是察其来源;二是观其制作(辨别史料的制作原料和技术);三是考其形式(是否与当时、当地的制度相合);四是注意史料上的印章;五是辨明字体(笔迹、印刷字型、避讳等);六是考察文体(包括使用的语言);七是研究著录;八是比较其记载内容以察其真伪。荣孟源先生曾再三强调,鉴别工作的科学态度,应是多闻存疑,切忌牵强附会和主观臆断。

  党史资料的鉴别工作更是一项非常严谨的科学工作。党史资料鉴别的常用方法有考证和校勘两种。

  (一)党史资料的考证

  考证,除了对党史资料真伪的鉴别外,还包括对党史资料中有疑问的时间、地点、人物、作者、版本考订和核实。考证的方法很多,一般常用的考证方法归纳起来有五种,即书证、物证、人证、旁证和理证。

  1、书证--综合类比,互相印证。即将各种文字资料及口碑资料、实物资料放在一起加以分析,求取书证,去伪存真。进行这步工作时,一般情况下应当以档案资料为准,以口碑资料为佐证。

  2、物证--深入实地,调查研究。文字资料也常有差错,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该进行实地踏勘,以求取物证。

  3、人证--寻找证人,核实资料。有许多资料往往相互矛盾而又无据可查,这就需要寻找当事人核实订正,以求取人证。

  4、旁证--旁征博引,合理准确。利用与其有关的事件来核实订正史料。

  5、理证--严谨缜密,求取理证。有些史实有矛盾或不清楚之处,但又缺乏书证、物证、人证和旁证,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试用传统的理证之法求取结论。理证就是用推理的方法对党史资料进行考核订正。也就是用推理的方法考察资料所记的史实是否合乎情理。所谓合乎情理,就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常识,合乎一般的逻辑常识。违反情理的记事,往往是虚假的。但是,使用此法需要小心谨慎,它基于考订者渊博的学问和精当的见识,应严格按照事物的内在联系加以逻辑推理,合理取舍。

  在党史资料的考证上,无论使用哪一种方法,都应该注意:一是做考证工作要非常小心谨慎,决不能草率从事。二是要掌握好分寸,不说过头话,有几分证据就说几分话。如果没有十分的把握,就不要那么肯定。三是有时为了把一个史实弄准确,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要把几种考证方法同时用上。例如,口碑资料中的回忆资料、口述资料和调查访问资料,是当事人所亲历的,按理说其可信度高,但我们在征集时,不能偏听偏信,因为既是“回忆录”,事隔已久,难免记错记漏;同时亲身经历的和亲眼所见的,对某一战役、某一人物、某一事件,总只限于局部,某一事件中的某一方面,人们总喜欢记述一些他所经历的事物,他印象最深的方面,难免以偏概全;再加上个人思想、理论水平的局限,和有些人趁回忆之机夹杂一些个人得失,只讲对自己有利的方面,甚至会美化自己和所属集团,诋毁别人,难免与事件原貌有所出入。针对这三个“难免”,我们就需要征集更多的当事人的回忆录,与其他文字资料、实物资料对照,做一番去伪存真的工作。

  (二)党史资料的校勘

  校勘就是纠正史料中的错误。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史料难免出现残、错、漏等等缺陷,这些缺陷可以归纳为以下六条:一是错简。指史料中的错页窜行。二是脱漏。指史料中的缺文、空段和空字。三是衍文。指史料中的重文、混入和误增。四是错字。指史料中的用字错误。五是颠倒。指史料中的文字顺序的错乱。六是混淆。指史料中的正文与注疏或两通史料之间的错误分合。上述六种错误,在党史资料中都有可能出现。其中常见的错误主要是错字、脱漏、衍文。校勘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史料中的这些错误。

  我国史学界早已形成了传统的史料校勘方法,近人梁启超等把校勘法归纳为四种:

  对校法--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遇不同之处,则注明出处。

  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相印证,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以上两种又称为“内校法”。

  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以本书外的记载作为依据举行校勘。

  理校法--当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以常理推论,定其是非。这种校勘法,运用时不应主观从事,鲁莽臆断,否则,以不误为误,反而更糟了。

  党史资料的校勘通常使用两种方法,即对比法和推理法。

  对比法。该方法是将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三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的一种方法。对比是不同史料之间、一通史料前后之间的比较,从比较中校正错误。第一,关于史料之间的对比:首先是不同形式史料的对比,如用文字史料对比口碑史料;其次是同类史料之间的对比,如用文献、报刊、图书与档案资料对比;再次是同一史料不同版本出处的对比。第二,关于史料前后之间的对比:从史料的前后行文、所述内容的对比中,可以找出它本身的错误,如前后文字不衔接,其间可能有错页窜行或错字脱字。

  推理法。史料中明显的错误用对比的方法可以发现、教正。但在有些情况下,史料文字通顺,记事合理,又无他本可比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用对比的方法就找不到错误,于是只能依靠推理的方法去校正。推理是按事物的内在逻辑推敲史料记事是否合理,它要求校勘者有较广泛的知识面和逻辑能力。

  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党史资料的校勘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如鄞州区委党史研究室在查阅1949——1978年的档案、特别是解放初的档案时就发现了许多问题,他们将其归纳为“四个不统一”:一是文章排写不统一,有横写,有直写;二是书写字体不统一,有繁体字、草体字,还有简化字;三是使用纸张不统一,有大有小,并且大多数是质量低劣的霉头纸、油光纸;四是书写笔墨和语言不统一,书写中有毛笔、钢笔、圆珠笔、铅笔,还有复写、油印等,语言上有宁波方言、山东方言等。由于这“四个不统一”,再加上解放初大多数干部文化水平低、使用的纸张差,所以,有不少档案资料已经是字迹模糊不清,纸张破损严重,完整的文稿较少。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对史料进行认真地校正和勘误。

  对比法和校勘法是党史资料校勘常用方法的粗略概括。在实际校勘过程中,还有不少的具体方法,选用哪种方法,要根据所校勘党史资料的具体情况来决定。同时,我们对待史料鉴别的必要性,必须高度重视。任何一门科研工作,都要付出艰苦劳动。

  五、党史资料的整理

  占有了大量的史料以后,还有一项工作就是对史料进行整理,以免史料散失,再进行二次征集。

  资料的整理方法主要有:

  (一)按时间顺序综合的资料长编。就是按照史料的年代、月份、日期进行登记,整理归档,便于逐年查阅资料及检查资料是否完备。

  (二)按人和事整理的专题资料汇编。即把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独立整理成卷。

  (三)按行业整理的专门资料汇编。如工业、农业、商业、军事、文化、体育等。

  (四)按时期综合的组织序列表。如领导人更迭表等。

  (五)按类综合的数字统计图表。如工农业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国民经济重要指标等。

  (六)加强资料的管理。征集到的资料要立即进入资料室,加以整理,登记著录,并要有专人保管。如每次入藏的日期、编号、来源、数量,每类资料的名称、作者、出版者、页数以及资料提供者的姓名、单位、通讯地址及资料处理意见等,以保证库藏完整,方便清点、注销和移交工作的进行。入库的资料出借时,都应办理借阅手续,以免资料散失。

  社会主义时期党史资料的征集和整理,是一项细致和艰苦的工作,同时也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工作。在工作的进行过程中,要遵守党的纪律,注意保守秘密。这也是很重要的。

  (此讲稿第一次讲授时间为2001年)

  篇目4:关于口述史学的基本知识  

  20世纪中叶,在现代历史科学领域,出现了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新兴学科,这就是口述史学。说其“古老”,主要是指口述史学具有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这一点与为数众多的其他历史学科相类似;说其“年轻”,是指该学科采用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与新技术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口述史学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将历史研究纳入了新的发展轨道。今天,我们主要讲一讲口述史学的基本知识。

  一、口述史学的历史发展

  (一)口述史学的概念及其功用

  什么是口述史?历史学家G·埃文斯曾经作过较为明确的解释。埃文斯指出,口述史是一种进行历史研究的独特方法,它以口述凭证为基础,以访谈和现代录音技术作为自己的研究手段。中国农业博物馆教授曹幸穗认为:“口述史是指以访谈、口述方式,记载过往人事,搜集史料的一种学术活动。”(《中国科技史料》第23卷第四期)北京社会科学院钟少华在《中国口述史学漫谈》一文中指出:“口述史料是指通过口述所收集的史料,可以是录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形式,但文字形式一定要有录音为依据。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成的历史为口述史。……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即是口述史料,其可信度与文字史料相等,可以归入档案类别。”(《学术研究》1997年第五期)根据专家们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概念,即口述史是采用独特的历史研究方法,以口述史料为主编写的历史。而口述史料是受访者和访谈者借助于科技手段、通过口述完成的,它建立在不同人文群体对过去的事情进行回忆的基础上。他们的共同回忆在西方史学界被称之为“集体记忆”,也叫“大众记忆”。 “大众记忆”可以通过口述表达出来,以录音方式记录下来,也可以借助多种流散于民间的文化形式保留下来。

  什么是口述史学?口述史学又称口碑史学或口头史学,是以口述史料和口述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史学,从形态上与文字史学并列,在实质上与文字为主的史学一致(钟少华《中国口述史学漫谈》,《学术研究》1997年第5期)。口述史学是从历史学科中分化出来的,是一个带有横向性质的交叉学科,它以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以综合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较之于其他学科,其综合性质表现得尤为突出(杨雁斌《口述史学百年透视》)。

  口述史学在人类历史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功用,目前史学界将其功用归纳为三点:第一,在文字发明以前,口述是一切民族历史学的表达形式。口头传说源远流长,最初的历史几乎都是通过口头传说的形式才得以一代一代流传下来,其中最为著名的载体便是民间故事和史诗。《荷马史诗》最初无疑是口头创作的,并且仍然保留着许多民间文学所固有的特征。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也是一部以文学形式记载历史的典型按例。这部史诗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篇历史传记;与其说是一种口头传说,不如说是一部“活生生”的口述历史。透过这部史诗,蒙古民族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和事件,几乎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由于文字史料相对稀少,蒙古民族的许多历史史实都是通过口述的形式才得以保留下来,这些口述史料大多基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而是后人梳理和研究历史的重要依据。除此之外,由于《格萨尔王传》正处于口头传承向书面传承的最后阶段,因此,其史料价值的重要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关注。第二,口述史料可以填补某些重大历史事件没有文字资料或文字资料不全的空白,使历史重现。口述史对同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可以通过各个层次的、多个人的不同经历,甚至相去很远的记忆去记录这段历史。如,陈云关于遵义会议的回忆;薄一波关于《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三,口述史料可以印证历史并使历史趋向完整。长期以来,文字史料是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依据,文字史料记载一旦有误,历史研究就会出现差错。口述史学的出现,弥补了这一缺陷。口述史料可以和文字史料相互印证,从而纠正文字或口述中有误的地方。同时,以往的历史研究大都注重“英雄创造历史”,而忽视了历史的主体--人民群众。口述史学的诞生及其后来的发展,把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载入史册,这就使得我们的历史研究开始从反映“英雄创造历史”走向反映“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趋向完整。

  口述史学除了上述的三项功能,还有以下功能:口述史料可以使已有的历史著作得到丰富和发展;可以为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提供素材;可以提高学生学历史课的兴趣;可以丰富档案资料;可以为历史学家提供机会,使历史学家走出书斋,深入生活,写出内容丰富的历史作品。

  (二)口述史学的起源及其发展

  口述史学有着悠久的文化和历史传统,较之于其他历史学科,口述历史是历史学最古老的形式,起源于远古时代的民间传说或口头传说。中文的“古”字,正是十口相传之意,即古代事情是由人们口述流传而来的。我们今天能够知道有盘古开天地,有所谓燧人氏、有巢氏、庖牺氏、神农氏等老祖宗的事迹,还有宙斯众神和诺亚方舟等传说,正是多少代人口述流传下来的。由口述流传到有文字,文字又再写到纸上,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口述传说各种知识,似乎象一种无形的口述制度,在从古到今的中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中,一直有着十分兴旺的活力。虽然口头传说与当代口述史研究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它就像一面镜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乃至历史史实。例如,“有诗为证”不仅是中国的国粹,同样也适用于外国的国情,《荷马史诗》中有关特洛伊木马的传说已为现代的考古所证实。

  口述史研究发生质的飞跃是在19世纪。在此期间,许多著名的历史学家都对口述研究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和科学巨匠。埃文斯、米歇尔、范西那、哈利、麦考利、梅林、比德、伏尔泰、马克思和恩格斯等均对口述研究作出过精辟的论述,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口述史的基本理论。除此之外,他们还亲自参加社会实践,积极参与口述历史研究,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之作《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均引用了生动详实的口述史料,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几乎所有的科学研究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口述史研究也不例外。20世纪上半叶,口述史研究一方面沿袭了19世纪的传统,另一方面则在原有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并形成两大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口述史由于自身的特点,开始向其他领域渗透,在经济史(包括工业史、农业史)、社会史等领域,口述研究开展得相当活跃。第二个特点是,重要的学术团体普遍采用口述研究的方法,这也是前所未有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一改往日的研究模式,纷纷采取走出去的方法与访谈对象直接面谈,直接了解某些社会群体的历史发展状况。口述史料成为他们从事社会研究的重要依据。

  口述史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创建于1948年,国际学界对此不存在异议。早在1938年,口述史学的创始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历史学家A·内文斯教授就出版了《通往历史之路》一书,主张开展历史的口述研究。10年之后,即1948年,内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独树一帜地设立了口述科研项目,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室。从此,口述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20世纪50年代,口述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比较缓慢,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该学科的发展还处于筹建阶段;另一方面,音像技术尚未普及。进入60年代以后,全美研究口述史的专门机构相继建立,从1960年到1966年,共建立了90个专门机构。如新英格兰历史学会、中大西洋地区口述历史协会、印地安纳口述历史协会等。1966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正式宣告成立。60年代初期,许多口述史专著开始面世,如W·鲍姆的《地方史学界的口述历史》、C·戴维斯的《口述历史:从磁带到打字机》、R·柯蒂斯的《口述历史计划指南》等等。

  60年代起,口述史研究开始由美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许多国家,口述历史研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涌现出了一大批口述史学家和专业研究团体。随之而来的是,内容庞杂的口述史杂志和口述史专著大量出版,其势如雨后春笋。

  进入70年代,口述史学取得了突破性进展。1971年,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已拥有1400余名会员,《口述历史评论》、《口述史书目》等专业期刊也开始相继出版。此外,该协会还出版了有关口述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各种书籍,并保留和整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70年代末,科罗拉多信息交换所、爱达荷口述历史中心、蒙大拿口述历史学会、宾夕法尼亚历史和博物馆委员会也宣告成立,其中大多数协会都定期出版有关刊物。在英国,口述历史作为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在经济史、劳工史、社会史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此同时,《家庭与劳动》、《男女平等》、《罗思柴尔德大厦》、《渔猎生活》等口述史专著也相继问世。在日本,这一时期的著作很多,如奥谷松治的《闻书--丹波的庶民史》、野添宪治的《花岗事件的人们--中国人被强制的记录》、山本茂实的《啊!野麦岭--制丝女工哀史》、濑川清子的《海女》、广田知子的《生女的痛苦》、小泽昭一的《日本的放浪艺人》、大山真人的《我是盲女》等等。在法国,引人注目的是,许多口述史学家对法国近代的历届政府进行了口述调研,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有关人种学问题的口述史专著《骄傲的马》、《野草汤》等,也受到了法国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

  80年代以来,口述研究的普及面之广,涉猎范围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口述史学已堂而皇之地步入大学的殿堂,学者们可根据自己的研究项目在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轻而易举地查找到有关的口述史料,在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口述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热门”学科正在悄然兴起。19933月,日本《每日新闻》向世人披露了由国会图书馆公开解密的10名政要的口述史料,其中包括町野武号大佐口述的“张作霖被炸事件”、牟田口廉也中将的“卢沟桥事件”、藤山爱一郎的“中日关系”等等。新加坡口述历史馆由新加坡政府直接管辖,该馆馆藏丰富,共藏有音像制品一万余盒,先后出版了《新加坡先驱人物口述历史访谈目录》(1984年)、《新加坡多元种族社会》(1989年)、《口述历史手册》(1988年)等专业书刊。1996年,新加坡政府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口述史资料与传统史学所习用的文献档案、传记日记、笔记杂考、方志家谱、报刊杂志等等资料相比,有着其独特的学术价值。它在记录历史和史学研究中的功用,是其他史料所不能替代的。


  二、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特征

  (一)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博士杨雁冰把口述史研究的对象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口述史学研究的对象首先是人。这里的“人”,既是抽象的群体,也可以包括具体的人。以往的历史学往往忽视了对人的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对下层民众的研究。口述史学克服了传统史学的这一偏向,它不仅注目于社会显要、惊天变革,而且也注目于市井街巷、黎民百姓、寻常人家。口述史学在加强群体研究和精英研究的同时,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人民大众。显而易见的是,强调对人的研究,意味着史学研究的真正意义上的复归。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民大众是历史的主体,走向民众才能够真实地再现历史,这也是口述史研究的真正目的。第二层面,口述史学是一门具有横向性质的典型的交叉学科,与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相比,其研究范围之广,是其他分支学科所无法比拟的。早在19世纪末,工业史、农业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史学领域就留下了口述研究的印记。由于这些专业领域开发较早,它们同时也为口述研究的发展积累了不可多得的丰富经验。目前,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横向的、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重大问题)相当广泛,涉及到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经济史、科学史、劳工史、文学史、家族史、妇女史、企业史、政治史、社会史、部落史、宗教史、种族史、城市史、社区史、音乐史、绘画史、戏剧史、电影史、军事史等史学研究领域,人们都可以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的基本史实,找到口述研究的痕迹。口述史学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上述学科的发展。第三层面,就是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这是口述史学研究的原始资料,是不可或缺的。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既是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口述研究的直接成果。口述凭证和口述史料的最大特点是翔实、完整和生动,因而具有较强的资料互补性和灵活性。通过这些史料,历史学家们不仅能够“看”到历史,而且能够“听”到“活生生的历史”。

  英国的口述史学专家保尔·汤普逊在其《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一书中对口述史的研究对象的三个层面也进行了阐述,他认为“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于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于许多默默无闻的人们。”“口述史的首要价值就在于,相比于绝大多数的原始材料,它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再造原有的各种立场。……由于现有的大多数记载在性质上所反映的是权威的观点,因此,历史判断经常为当局的意见辩护是不足为奇的。相反,口述史却可能进行更公平的尝试:证据还可以从下等人、无特权者和失败者的口中说出来。口述史可以更现实、更公平地重构过去,可以向既定的记述提出挑战。”“口述史不仅能够导致历史重心的转移,而且还会开辟出很重要的、新的探索领域。……在所有这些历史领域里,只要通过自下而上地引入新的证据,转移历史重心,开辟新的探索领域,向某些假设和公断发出挑战,对曾被忽视的实质性群体加以重新认识,便会产生一种累积式的、运动着的转变过程。这样,历史写作本身的范围就会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其社会使命同时也会产生变化。简言之,历史变得更加民主了。”“只有当其他群体被吸收进来,更真实的、更具有社会价值的地方口述史才能被创造出来。……这样,口述史才能把共同体中各种各样的社会经验呈现出来,把各类群体究竟是好是坏区分出来--也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考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

  (二)口述史学的学科特征

  口述史学作为一门学科,拥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因此也构成了自己的本质特征。

  首先,叙述性是口述史学最为明显的特征,同时它也是口述史学当中最为活跃的促动因素。在口述史学内部,叙述性既是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征,又是该学科的基本属性之一,因为口述凭证的搜集必须通过叙述的方式。长期以来,国际史学界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只能依据文献资料,人们只能墨守成规地阅读历史,“而永远无法听到它们”(塔奇曼语)。口述史研究则向这种传统的观念和旧有的模式提出了挑战。文字的文献史料固然重要,然而与口述对话相比,文字方法有其致命的弱点。如果文字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曲解,任何人都无能为力。以语言形式对历史现象进行调查,不仅能够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而且还能主动地接近和研究历史。从表面上看,口述凭证来自于当事人的叙述,但其中却隐含着口述史学家的主观操作(即导向性的主观操作,并非歪曲事实),他们在既定的学术架构下,将存藏于受访人大脑中的“活资料”搜集起来,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多媒体史料。因此,这种口述凭证是以双方的“叙述”为基础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双方相互沟通的基础之上的。另外,口述史学的叙述性贯穿于这个学科的始终。口述史学家与受访者之间的沟通,只能通过各种各样的“对话”形式进行,而且这种对话往往需要进行多次,不断完善。这种独特的形式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实现。

  其次,口述史学的客观性也是不容置疑的。口述史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表明,尊重客观历史事实是口述史学家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念,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例如,从A·内文斯到P· 汤普逊,几乎所有著名的口述史学家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口述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从广义上说,口述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印证和重现历史,而非解释历史。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不能如实客观地反映历史,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两者必须互相印证,才能够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记载普通人生活经历的文字史料确实凤毛麟角,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缺少这部分历史资料,历史学家仍无法客观地重现历史,口述史料恰恰填补了这一空白。从狭义上讲,一方面,被调查的当事人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对许多事件有着亲身的经历和感受,因此,他们所叙述的历史事件至少有一定的客观性,或者可以肯定地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再现了历史。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调查研究和取证工作的,其目的是查寻和“发现”历史,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发掘”历史,这种“拓荒”功能是促使其视野开阔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为口述史学家客观地再现历史创造了不可多得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在访谈过程中以及在记录历史资料时会尽量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与此同时,在口述史料的搜集过程中,口述史学家也不会别出心裁地提出新的凭证,这样口述史料的搜集过程也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由于研究者和当事人的立场以及口述史料搜集工作的整个流程均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此,口述史学的客观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社会性是口述史学的又一个突出的特征,其传统也是由来已久。一般而言,以往的许多文献史料(尤其是正史)多多少少要得到统治者的首肯,否则将难以留存。综观古今中外,像司马迁那样的历史学家可谓寥若星辰。同理,普通民众(包括家族)的历史也算得上是寥寥无几。现有的博物馆、纪念馆一般都是名人、名作、民族、集体历史资料的保存;在以往有文字的历史记载中,一般来说领袖多于百姓,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多于普通人,男性多于女性。而口述史学鲜明的社会性表现为它主张同各个群体尤其是下层群体进行接触,直接了解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口述史学家认为,证言也可以来自下层的非特权阶级,他们把历史恢复成普通人的历史,更注重普通人的历史记载,更重视普通人的社会生活经历。在这些记载中,是没有明确的地位、性别区分的。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尽管有文化层次、地位、性别、年龄等不同和差异,但每个人都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都在有意无意地叙述着自己的各种经历及对各种事物的看法。人们本能地利用口述的方式,将个人的经历、家庭的历史、民族的历史传给下一代。人民大众创造了历史,他们才是历史的主体,他们认可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

  第四,口述史学的生动性。口述史学搜集的是立体史料,除了口述史料和口述凭证外,还有受访者声、貌、情的立体记载。所以,它的生动性是显而易见的。受访者叙述的是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他们在叙述过程中的喜怒哀乐,以及他(她)们对于一些特殊事情、经历所表示出的窘态和反感,使人们感到真实、亲切,成为易于人们接受的史实,也为研究者的分析、研讨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第五,口述史学的完整性,这是口述史学的一个不易被察觉的特征。一方面,口述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依据,这不能不涉及到多方面、多层次的问题。另一方面,口述史学家搜集史料的方法与众不同。口述史料的完整性主要体现在历史资料的搜集方面。一般而言,口述史学家往往要制订出较为详细和目的明确的访谈计划,计划越是周密,搜集到的资料也就越全面,口述史料也就显得较为完整和系统。同时,口述史学家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围绕同一主题扩大访谈范围,或对不同人群进行多次调研,或对同一个人进行多次访谈,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口述凭证。总之,口述凭证的获取是以资料翔实为基础的。

  第六,“主动存史”是口述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以往的历史研究主要依据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这显然是一种被动的研究模式。而口述史学则是一种“主动存史”行为。口述史学家在制订调研计划和访谈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意愿,多角度、多层面、多客体地去获得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相关史料。他们并没有拘泥于有限的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而是积极主动地发掘“标新立异”的口述史料,如此一来,口述史学家便建构了一种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这一点上,传统史学是无法企及的。换言之,口述史学的实质是“历史学家希望给历史留下什么”,而传统史学则是“历史给历史学家留下了什么”。口述研究的主动性是历史学研究的亮点之一,它即体现了史学研究的未来取向,又是历史学研究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七,口述史学史料载体的多样性。自从开天辟地有了人类以来,作为人类文明的历史传承载体,迄今为止,已先后出现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将这许多传承手段集中于一个具体的历史客体上,正是口述史学特有的“专长”。一份口述史资料,是作为历史学家的主访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受访者共同完成的,是在明确的学术价值指引下的“主动存史”行为。由于是有备而来的采访者,口述史工作者能够事先准备好摄影、照相、录音等现代器材,将受访者的音容笑貌完整地记录下来,如果再加上受访者提供的某些手稿、物品之类,那就“五传”具备了。如此多样的记录媒体集中于一个受访者身上,无论这个受访者是伟人贤达,还是凡俗夫子,其历史研究价值都远远超过单一媒体之上。20世纪后半叶,口述史学内部曾发生过三次技术革命,即50年代的“磁带革命”、70年代的“音像革命”和8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而每一次技术革命所导致的方法论上的突破都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进入21世纪,以电子计算机的普及为特征的网络技术革命(或许还有更为先进的纳米技术),将为口述史学提供更多的载体,无疑会加速口述史学的发展。例如,电脑的普及将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电脑的利用将会缩短口述文献的出版周期;互联网络等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将在时间和空间上为口述史料和口述文献的充分利用提供便捷的条件。

  三、口述史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一)口述史学的学科性质

  在科技进步的影响下,现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许多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众多领域得到普遍的应用,于此相应,一些独立的分支学科也从历史学内部相继分化出来,如计量方法的应用导致数量史学的诞生;比较方法的应用导致比较史学的问世;口述研究方法的应用导致口述史学的出现,等等。这些在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大趋势下诞生的带有横向性质的交叉学科,都是一种综合性质的学科。口述史学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综合性的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较之于其他学科,其综合性质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口述研究与其他史学研究的相互交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可以通过简要的事例加以说明。

  --社会史 社会史与口述史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社会性是其共有的特点。在社会史研究领域,口述研究主要集中在乡村社会史、城市社会史、文化社会史、妇女社会史等方面。在社会史中,口头证据的相关性最为密切。而且口头证据的独特贡献并不是对社会通史的论述,而是论述形形色色独特领域的专题著作。历史学家埃文斯和威廉姆斯曾多次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威廉姆斯的著作《英国乡村社会学》以其完整翔实的口述史料阐述了英国乡村的社会发展。英国口述史专家保尔·汤普逊在写作《爱德华时代的人们:英国社会的重塑》一书时,最初的设想是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史进行全面重新评价,而不是一次田野工作。但是他很快发现,虽然已经有了无数的政府文件和出版物,但他要了解的大部分东西要么是以一种单一的、不令人满意的观点进行处理的,要么就没有。如他想了解在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孩子或者作为父母是什么样子;年轻人如何相遇和求爱;他们如何作为丈夫和妻子生活在一起;他们如何找到工作、又如何变更工作;他们对工作感觉如何;他们如何看待他们的雇主和工人同伴;他们在失去工作时如何生存,感觉如何;阶级意识在城市、农村和不同职位之间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中似乎没有一个是凭借常规的历史资料来源能够回答的。当汤普逊最终收集到大约500个访谈的证据时,得到的信息之丰富立刻变得非常明显,所收集到的资料远远超出在单独一本书里所能探讨的范围。汤普逊为这本书而收集的访谈资料为其他历史学研究提纲了基础。

  --劳工史 劳工史是口述史研究最早涉足的领域之一。在劳工史的研究中,口头证据以几种不同的形式作出了贡献。首先是传记性的劳工史,口头证据在其中显示了较高的价值,同时还改变了劳工自传的特性,使自传范围由原来都是由工会书记或者议员撰写,转向范围广泛得多的各种群体;其次是口头证据也可以被用于扩充有关劳工史上特定事件的信息,比如一个组织的演化,或者一次罢工的进程,等等。第三种形式的劳工史是对共同体的研究,它也沿着与社会学研究平行的方向发展;最后,口头证据对于关注工作过程本身的劳工史学家具有特殊价值——不仅是工作的技术,而且是工作经历,和从工作中来的社会关系。在这个研究领域,口述研究具有以下四个特点:(1)口述研究的成果和著述颇丰;(2)前人留下的口述凭证涉及多方面内容;(3)社团研究是重点项目;(4)对劳动过程的研究进展迅速。例如,特克尔的口述史专著《劳作》一书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口述史料,其内容之丰富,实属罕见。

  --政治史  口头资料来源与政治史有着很普遍的关联。口头证据可以提供有关党派普通成员态度的许多丢失的信息:他们的看法、他们的社会背景和职业,等等。在政治史研究中,口头资料已经被经常地用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新近的政治事件的研究,这些事件可能通过文字记录来进行令人满意的分析(这已经是典型的美国口述史模式),例如,威廉·曼彻斯特的《总统之死》,利用了250多个访谈资料;二是传记,例如,伯纳德·多诺休和乔治·琼斯为了他们的《赫伯特·莫里森:一个政治家的肖像》一书访谈了300多人,他们感到口头证据不仅是一种对更好信息来源的填补空白式的替代物,而且自身就有着相当独特价值的信息来源,特别是它证明有可能构筑起范围丰富得多的对人的了解和洞察,他的美德和邪恶,以及人自身经常出现的正反两面性。

  --家族史  有关家族史的许多研究成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口述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是家族史研究不可或缺的前提之一,例如,康泰尔的历史著作《爱尔兰农民社会》证实了这一点。

  --科学史 以《英国射电天文学的诞生》(Q·埃奇著)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专著在该领域颇具影响,这些著作的问世与口述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除此之外,妇女史、经济史、种族史、宗教史、企业史等史学领域也有许多类似的事例。这都说明,口述史学是一门综合性质的学科,其学科间的交叉性特别明显。

  (二)口述史学与邻近学科的异同

  在当代社会科学整合分化的大趋势下,分化与整合不断交叉进行,整合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其结果,大量带有横向性质的交叉学科应运而生。多视角的交叉研究导致了学科界线的模糊不清,泾渭分明的“三八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邻近学科之间多有重合也属正常。

  1、口述史学与民间叙事文学

  民间叙事文学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门”学科,其研究范围相当广泛,而许多内容又多为口述史学的教育对象,叙述性是二者的共同特点。芬兰学者安娜·西卡拉女士明确指出,叙述诗和家谱知识是“口述传统的一种记事方式和历史的纪念碑”。埃及学者纳比亚·萨莱姆教授在其《一部古老的阿拉伯史诗中的现代女性》一文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阿拉伯民间史诗代代相传,逐渐丰满完善,直到形成一个完整的形式。在此之后,它很快就通过叙述者之口,在伊斯兰世界的人们中间流传开来,那些叙述者完全懂得怎样把民间文学的特殊魅力传达给公众。”由此可见,民间叙事文学和口述史学都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口述的传统。正是由于上述特点,在文学史、艺术史、社会史、家族史等领域,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往往互有重合。

  民间叙事文学注重口头传说和民间传说,它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它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口头文学”。口述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历史,是能够反映文化和社会状况的史实。此外,神化学、史诗、传说、谚语和民间故事均属传奇范畴,加之附有文学色彩,其客观性(就历史研究而言)自然会受到人们的质疑。

  2、口述史学与民俗学

  民俗学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如果不存在争议的话,民间叙事文学应当包容在民俗学之中。民俗学由于涉及到“民”字,其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叙述性也是一种人人公认的传统因素。社会性和叙述性够成了民俗学的主要特点,这也是口述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主要动因。

  如果说上述特点是口述史学和民俗学的最为显著的相同之点,那么,历史与文化的交叉点则是二者最为明显的不同之处。除了学科性质各具特点外,前者注重历史研究,后者则强调文化的延续性。例如,古希腊、印度、爱尔兰和中国的许多神话、民间故事和传奇故事的背后都可能展示出一段漫长而又复杂的人类历史,而口述史学则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它可以通过上述线索,通过与实物资料和文字资料的相互印证,最终完整地、真实地再现这段历史。此外,就研究范围(而非深度)而言,民俗学也显得不及口述史学。

  3、口述史学与史料学

  从表面上看,史料学与口述史学没有本质的区别,双方都是以史料研究为基础的。然而,当代史料学深受德国兰克派客观主义的影响,认为史料是历史学研究的惟一对象,对历史学的宏观研究不屑一顾,这一点与口述史学的目的大相径庭。此外,这里的史料指的是日积月累的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与口述史料有着本质的区别。

  口述史学的研究工作,说到底,是口述史料的搜集、筛选、整理和利用。史料学也不例外,史料本身的研究工作是该学科关注的重点。由于史料研究的工作流程直接关系到史学成果的质量,因此,每一个环节都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史料的搜集工作。另外,史料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之一,是逐步扩充史学研究的手段和工具,逐步引进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统计方法和比较方法等。史料学的这些主张和观点显然顺应了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与口述史学的相关理论不谋而合。

  4、口述史学与人类学

  历史学的研究结果表明,人类学与口述史学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社会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都没有能够走出这个“怪圈”。众所周知,在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不厌其烦地深入生活是研究者必备的素质,他们既是参与者,也是观察者。应当说,这种与众不同的研究方式是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之一,口述史学家从中汲取了它的长处。由于文字史料的相对稀少,人类学家搜取口述史料的积极性很高,其结果,大量的口述史料丰富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

  人类学家的主要任务是研究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而不仅仅拘泥于某些具体的历史史实。例如,历史人类学将习俗--体格习俗、姿态习俗、食品习俗、情感习俗、心态习俗视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集中体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文化惯性。从本质上说,人类的起源及发展处处都留下了文化积淀的印记。与人类学相比,口述史学更注重历史研究,二者之间的视角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四、中国口述史学现状

  (一)口述史学开始被中国历史学界接受和了解

  随着国内历史学的发展,以及国外口述历史学界交流的扩大,口述史学在中国开始被历史学界接受和了解。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随着国外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的介绍,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学界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不少学者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和言论,提出了不少发展口述史学的方案和建议,表现出对中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关注。同时,他们还身体力行,进行了口述史学的实践。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雁冰,多次撰文介绍口述史学的理论、方法、特点等;北京社会科学院的钟少华,采用口述历史方法已经十几年,在国内走访过80岁至100岁的老人近200人,整理录音,拍摄照片。1993年在日本客座研究时,深感中日之间理解的困难,回国后即向早年留日前辈18人请教,将其中14人的录音整理出来,出版了一部口述史书《早年留日者谈日本》。二是国内外口述历史学界的交流不断扩大,国外的口述史学理论和方法开始引进,同时国外同行也开始了解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如英国口述史学专家保尔·汤普逊的著作《过去的声音——口述史》也于2000年翻译出版。三是正规的口述历史项目开始增多。四是口述史学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也开始受到部分历史工作者的重视。北京大学历史系的杨立文教授和刘一皋教授分别开设了《口述史学研究》和《口述史学的理论和实践》。

  (二)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中运用的领域广泛

  中国的口述史形式古已有之,代不乏人。孔、孟的书就属于口述史,《论语》就是口述语录体,典型的“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产物。司马迁作《史记》也使用了不少口述史料,如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介绍;刘邦、项羽各自评价秦始皇的话语等等。在《史记》中,周朝以前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口头传说。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的“自序”中写道,他的书是“采捃(jun 拾取)经传,爰(yuan何处,哪里)及歌谣,询之老成,验之行事”而写成的。“询之老成”一句,说明他也采用了口述史的方法。我们不妨说,在中国古代的史学界中,口述方法是长期受用的。现在,口述史学在中国历史研究的很多领域都大有用武之地。从断代史研究看,在现代史和当代史研究方面,口述史学的运用是非常显著的;从专题史研究看,农村社会生活史、社区史研究也开始运用口述史学的一些方法;从学科研究看,民族学的研究也已经采用口述史学的方法;在我国灾难史研究中,口述史学将是一个崭新的、大有前途的领域。随着历史学研究的社会化,历史学家们开始摆脱传统史学只注重社会上层人物的那种精英历史观,逐渐重视下层平民百姓群众的历史作用。因此,口述史学还将在妇女史、儿童史、家族史、人口史、艺术史、建筑史、体育史、人物传记等方面大有作为。

  (三)口述史料的搜集取得一定成果

  中国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起,通过访谈方式搜集了大量关于解放前的口述史料。例如,历史学工作者所做的近代重大历史事件如太平天国直至五四运动的实地调查和访问记录,还有带有“忆苦思甜”性质的“四史”回忆资料(家史、村史、厂史、社史),都属于口述史的范畴。20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级党史工作部门成立后,也开展了大量的口述史访谈记录工作。国内其他的学术机构如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开展的工人运动史的寻访调查、上海社会生活史的调查、上海移民史的调查,等等,都是口述史学活动中极富成效者。

  特别要提到的是,1959年周恩来总理提倡年长的政协委员将自己的“三亲”(即亲历、亲见、亲闻)口述或撰写出来,传之后世,以起到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从那时候起,全国各级政协委员响应周总理的号召,口述或撰写了数万种包罗万象的文史资料,其中一部分已公开出版,山东省烟台师范学院收藏了一套完整的各级政协文史资料出版物,这批资料的目录就有5册。还有大量的政协文史资料因各种原因迄今未能出版,其中全国政协收藏的未刊资料就有3亿多字,据称各级地方政协收藏的未刊资料也达数亿字的篇幅。这几年,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对未刊资料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理,选编出16个专题共25册《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总篇幅达3600万字,20028月由文史出版社出版。

  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在口述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备受学界关注和好评。

  当代中国最早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专家,是台湾的美籍华人唐德刚教授,他从1957年开始参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工作。他完成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等书,在全世界发行百万册以上。19901月至5月,他对张学良将军进行了十余次采访,并录制了11盘录音带,后将录音带交于美籍华人王书君整理,联手出版了口述实录《张学良世纪传奇》。

  (四)口述史学发展面临的困难

  在中国,口述史学作为一门学科,虽然已经得到部分历史学家的重视,但从总体发展状况来看,还存在着很多困难。

  1、历史学家不重视口述史学,只看重文献资料

  前面已经讲过,口述方法在中国古代就被大量的、经常的采用,但是,到了清代,乾嘉学派因政治压力而被迫致力于考据学,长年累月钻故纸堆,使得史学脱离现实,不单扼杀了新史学方法的探索,结果连老祖宗原先所擅长的口述史方法也弃之不用,造成后来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将目光投向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的历史研究模式,历史学家们只关注上层人物和精英历史,习惯于关起门来“坐而论道”,而忽视人民群众的历史。

  2、在大陆正规的口述史学研究组织及研究刊物还不多

  美国著名的口述历史学家、康涅狄克大学教授斯坦夫对此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口述史学的状况不是件很容易的事。好象北京城的建筑一样,一切似乎都藏在城墙后面。如果有人试图寻找口述史学活动或者口述史学协会,他一定会碰到漠然的注视或者嘲笑的一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不像西方国家,中国似乎没有一个组织的口述史学协会。”实际上,中国大陆不是似乎没有一个口述史学研究组织,而是确实没有。而且,也没有一份专门的口述史学刊物。这对中国口述史学的发展是极不利的。

  在台湾,台湾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教授的领导下,接受了胡适和唐德刚的建议,拟订了一个口述历史的访问计划,“其目的在广泛搜集当代人物的有关史料,为民国史留一忠实而深入的纪录,并备将来之研究。”此计划从195912月开始执行,到19729月,共访问过70余位重要人物,一般每人谈话几十次,皆录音和整理成记录稿。此事成为该研究所当时的一项重要工作,整理稿则从1982年开始,以《口述历史丛书》的形式发表,到目前已有30多本出版。该所于1984126日又成立了口述历史组,继续新的访问工作,累计受访者已达160人以上。他们还在198910月出版不定期杂志《口述历史》,想使其成为“中国口述史学”的公开园地。总之,台湾的口述史学,由于有近代史所牵头而得以形成和发展,他们一般采用美国式工作程序,以重要人物为访问重点,已经积累了30多年的工作经验,搜集到大量录音及记录稿。

  3、对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还不够

  作为一门年轻的交叉学科,其理论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必须经过一段较长的时间。国外经过50多年的实践和研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而国内则不然,虽然我们在口述资料的搜集和引用方面古已有之,在近一二十年中开始注重这一学科,特别是各级党史部门,在抢救“活资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基本上是根据工作需要进行一些零碎的、辅助性的口述资料的搜集工作。我们偏重于实用,或者说实践,而对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总体上来说是不够的,还没有形成本土化的“口述史学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作为一门“学科”,就得遵从科学的逻辑,就得有一套符合学术规范的“游戏规则”。理论上的薄弱,导致了实践操作上缺乏正规的指导。口述史学的操作性很强,从项目的确立、协议的签定、采访的技巧、资料的整理收藏、成果的出版、专利的归属,等等,都需要规范和指导。

  4、口述史学研究经费缺乏

  开展口述史学研究和实践,必须有一定的经费支持。田野作业需要差旅费;访谈过程中,需要必要的器材——照相机、录音机、摄影机;资料整理过程中,电脑和打印机又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都需要有经费保障。但从现在的情况看,经费缺乏已成为这一学科发展的阻力之一。

  五、口述史学在党史资料征集中的运用

  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有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叫做“抢救活资料”。这个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为搜集口述资料的范围,但它并不是口述史学理论在党史工作中的规范运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当时并不知道有口述史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交叉学科,更不知道这门学科的诞生对传统史学研究所带来的冲击,也不了解这门学科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我们所开展的“抢救活资料”工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完整的规划,基本上都是针对某一个缺乏文字资料的具体历史事件,请当事人帮助回忆。是一种辅助性的工作。第三,刚开始时,由于科学技术和经费所限,在访谈过程中,很少使用录音机,更谈不上摄影机,大都是访问者边问、边听、边记,这一方面使得访问者无法全身心地倾听受访者的述说,另一方面也使得访问者不能把受访者口述的东西原汁原味的记录下来。至于受访者的音和像,更无法保留下来。总之,各级党史部门20多年来在口述史料的搜集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从总体上看,我们所做的口述史学工作,是一种无意识的,是一种自然形态。

  现在,随着国内历史学界对口述史学的逐步重视,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史学研究经费的逐渐增加,口述史学在党史资料征集过程中的运用,应该得到越来越多得关注。20多年来,党史书籍出版了不少,但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党史界,就是我们的党史书籍读者面很窄(也可说是乏人问津),就连中央党校的一位党史专家也曾直言,他从来不看党史书籍,包括他自己写的,因为不好看。为什么党史书籍不好看呢?这和我们研究历史的传统有关。我们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重点都放在档案馆,以文字资料为主要征集对象,以领导人和历史精英为研究对象,而忽视了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写得党史文章,甚至史书,基本上都是“文山会海”的罗列,只有骨架,没有血肉,非常得干巴,缺乏生动性,也就没有可读性。要避免这种情况的继续存在,我们必须转变传统的史学观念,冲破墨守成规的治史方法,把口述史学引入党史研究工作中来,特别是党史资料的征集中来。这样,我们所写的党史才能是完整的、生动的。

  (一)口述史料的搜集

  口述史料的搜集是口述研究的基础,它也是整个工作流程的第一步。在多年的“抢救活资料”的实践中,我们对口述史料的搜集已经有了的一定的经验。但是,作为一门学科,从规范的角度来讲,口述史料的搜集大致有两个阶段,即项目准备阶段和实地采访阶段。

  1、项目准备阶段

  在史料搜集之前,要根据研究的项目,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1)项目的设立。党史资料征集中的口述史料搜集,与单纯的口述史采访还不一样,它要根据党史专题的确立来设立口述史料的采访项目。但一般来说,重大的历史事件、重要的历史人物,都离不开口述史料的征集。所以,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等都可以列为口述史料征集项目。

  2)编制项目计划大纲。项目选题确定后,要编制一个项目实施计划大纲。大纲的内容通常包括:选题宗旨、项目成员、完成时间、经费预算、受访对象、实施计划等。

  3)制定协议书文本。为了维护受访人的合法权益,在项目实施时应由项目主持人与受访人签定一份“某某项目口述史访谈协议书”,协议内容通常包括:项目概况、访谈计划、访谈内容范围、口述记录的整理步骤与权限、受访者对整理后文稿的确认与签字、文稿的使用约定(发表、不发表、协议年限发表等)、文稿发表或被引用时的署名、受访者对口述文稿的使用权利、文稿收益(出版发售、收费调阅、影视改编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收益)的分配、其他相关条款等。

  4)制定项目各种业务工作表格。例如:“口述访问资料登记表”内容通常包括:访问概况(主访者、受访者、记录者、访问主题、时间、地点、访问时数等);主访者形成的文件(访问大纲、与受访者签定的协议文件、其他资料);受访者捐赠的资料(纸质类、摄影类、音像类、物品类);受访者口述记录资料(文本、摄影、录像、其他)。

  5)收集与项目相关的历史背景资料,包括重要事件、重要人物、专业术语等。

  6)大型的项目应举办“项目主访人培训班”。对主访人进行项目主旨、访谈大纲、采访技巧、注意事项、实施步骤等方面的培训,同时也可以开展相关的专业研讨,达到项目实施的统一性,提高项目完成质量。

  2、实地采访阶段

  访谈是口述史学家和其他历史学家普遍采用的研究手段。所谓访谈,是指口述史学家以现代化的诸多手段(如音像技术等)向提供历史见证的有关人员进行口头调查。一般而言,口头调查的对象十分广泛,其成员来自社会各界。在访谈前后和访谈期间,还有以下工作要做:

  1)组成几个访谈小组,确定各小组的受访对象。

  2)制定采访计划方案,配备必要的采访器材。在访谈之前,口述史学工作者往往要根据研究项目和选题,制订出较为详细的访谈计划,以确保口述凭证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同时,要配备录音机、照相机等器材,有条件的还应配备摄象机。口述史学是将藏于受访者大脑中的“活资料”物化为能传之后世的多媒体史料的一种“主动存史”行为,所以,现代技术的使用,是它的一大特点。

  3)分别查访具体受访者的主要经历和当前情况,包括受访者目前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习惯等。这有助于与受访者进行交流和沟通。

  4)确定与受访者的联络方式,与受访者进行初次接触,签定项目访谈协议书,落实采访计划,包括采访内容、方式、时间、地点、次数、时数等。

  5)实施采访计划,与受访者进行正式访谈。在访谈过程中,主访者既要按既定计划和设问提纲进行,又要根据现时情况灵活变通。要充分运用各种采访技巧,以期从受访者口述中获得符合项目目标的真实资料。主访者为澄清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委,可以围绕同一主题开展多次调查,始终坚持不懈地从各个方面取证。此外,主访者在倾听受访者的口述时,应尽量保持观察者的客观立场,不参与提出新的凭证,这一点类似于社会人类学的调研方式。

  6)做好采访记录。访谈中虽然已经配备了录音机等采访器材,但必要的笔记还是要做的。采访记录整理好以后,要请受访者确认签字。

  7)填写采访记录表。对采访原始资料进行编目汇总。

  口述史料的搜集,除了访谈之外,还有几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可以从现存的形式各异的文献资料中直接提取口述史料。例如,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曾经引用过一些评论和个人回忆,其中包括许多内容丰富、生动形象的奇闻逸事,这些口述史料分别来自各种报刊杂志和白皮书。

  (二)口述史料的整理

  英国著名的口述史学家保尔·汤普逊认为,口述史料的整理是整个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整理的目的在于为有关的历史研究提供重要的依据。一般而言,口述史料的整理工作可以分两步进行。

  1、对口述史料进行分类

  凡是从事过“抢救活资料”的同志都知道,口述史料的特点是生动形象、内容翔实,但系统性不强,显得有些杂乱无章。如果缺少对这些资料进行筛选、分类、整理的环节,这些口述史料就难以显示出其应有的价值。因此,采访者必须对口述史料进行分类。首先,各采访小组的主访人负责口述原始资料的整理,整理后的文本要及时送请受访者确认签字。其次,将每个受访者的口述记录原始资料、现场录音录影资料、受访者捐赠的资料和经受访者确认签字的成文资料等,全部汇集起来,分别填写相关报表。第三,将汇集好的资料移交指定的收藏保管部门,办理移交手续。第四,根据与各个受访者签订的口述资料协议条款,区别情况进行口述史料的处理。同意公开出版并且达到出版要求的,应尽快安排出版事宜,并与受访者签订出版协议。有限期公开协议的在协议期内应予以封存,确保资料的文本安全和信息安全。可公开使用但目前无出版必要的,应向社会开放,以供学术研究查阅。

  2、对口述史料进行比较分析

  在口述史料的搜集过程中,口述史料出现多次重复的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调研手段,虽然口述史有不少传统治学不能替代的特点,但也有局限性。比如,个人回忆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问题;口述者的情感和文化素质,甚至于口述者的个人偏见等等。口述者的原始资料无论多么完美,但毕竟不是历史本身,更不能代替对历史的解释。由于这种种原因,就需要采访者根据一定的原则对口述史料进行综合比较,以筛选出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查证口述史料时,要考虑口述陈述本身没有反映出的历史决定因素问题,这些因素也许存在于其他不同形式的相关历史资料中,所以要将口述者的个人陈述与同期的其他历史素材进行比较分析。也就是说,对口述史料的查证工作必须同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考证工作结合起来,以确保口述史料的客观性和完整性。在对口述史料的查证过程中,要注意保持口述史料的原貌,不要随意删改,必要时加个注释。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仔细讲述。

  (三)口述史料征集和利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1、尊重受访者的意愿

  口述史料的获取,一般都是采用访谈的方式,口述史的组织者、访问者、受访者、研究者都是活体,整个访谈是口对口、面对面的交流,是语言的交流和情感的交流。在口述史料的征集过程中,最困难的是对人心的了解,人与人之间情感的了解,人与人心灵的沟通。采访者与受访者心灵沟通的程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口述史料的价值所在。一份口述史料的归属,通常又会涉及到四类人:一是采访者,二是受访者,三是史料保存者,四是史料利用者。但它们的“主人”应该是受访者。因此,尊重受访者的意愿和隐私,是从事口述史学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必须贯穿于口述史征集研究活动的全过程。

  在访谈阶段,凡涉及访谈内容、访谈方式、时间地点、记录方式(笔录、录音、摄影、录像)等等问题,都要事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访谈资料经过整理、编辑之后,必须经过受访者审阅修改或者经他本人授权审阅并签字后才能定稿。成稿后的资料及原始资料,要将保存收藏的方式告诉受访者并经他本人或授权签字同意。资料保存者要向受访者书面承诺资料的物化文稿安全和资料的内容信息安全。对于口述史料的刊行和使用,采访者与受访者要有明确的书面协议。如果含有限期公开协议条款的(如5年、10年或受访者去世之后等),则在协议年限内,非经受访者同意不得公开调阅、引用和出版。如经受访者书面同意,准许口述史料作收益性使用(出版发售、收费调阅、影视改编或与此有关的其他收益),其收益应由采访者与受访者、整理保存者合理分享。

  总之,口述史料的形成比较复杂,全部工作始终都应受到相关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的双重约束。

  2、忠实于口述记录

  口述史料是采访者与受访者协同工作而形成的学术成果,因此,确定各有关参与者对史料内容的处置权是保证史料质量和真实程度的前提条件。分清各参与者在口述史料形成过程中的主次,是很有必要的。口述史的第一主体应当是受访者,因此受访者口述的原始记录是至为重要的。其后的整理加工都应该遵循忠实于口述记录的原则。当然,在多数情况下,口述史访谈的原始记录资料是比较杂乱的,不具学术逻辑的,需要进行校正、拼接、编辑等等。但除了明显的人名、地名、时间、地点等方面的错讹可以改正外(必要时还得添加注释说明,较好的办法是在访谈时提醒受访者自己口头改正),采访者或加工者只能在理顺文法、调理逻辑结构等“技术”层面上进行整理加工。

  采访者不能在加工过程中添加口述记录以外的实质性内容,当然也不能删除口述记录中的实质性内容,哪怕受访者的陈述有悖常理、常识,观点离奇,述说怪异,用词生僻,一般情况下也还保留。这正是口述史资料的“原始性”价值。如果口述史料与文字资料的记载有矛盾,两者都要保存,留待以后考证。特别是对带有时代性、地域性的口语,也不要改动,要保持语言原貌。这是对口述者、口述史料的尊重,也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总之,口述史一定要遵循忠实于受访者的原则,否则,口述史与历史演义、与人物传记、与史学论著、与文学创作就容易混为一谈,就失去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特定内涵。

  3、口述史料的收藏保管

  搜集口述史料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存史”,出版公布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全国政协收藏的文史资料,也只有15%左右公开出版,大部分资料是作为历史档案收藏的,留待后人研究利用的。在“抢救活资料”的实践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一个口述史项目,常常形成庞大的多媒体的访谈资料群。原则上,一个项目的资料应当专函专柜收藏,即整体性收藏,以便查阅利用。但出于长期保存所必须的技术设施的要求,对不同媒体的资料需要进行分别甚至分室收藏。例如,纸质资料、照片资料、磁性音像资料以及受访者提纲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其他材质物品资料的保存收藏,就需要具备专门的设施设备。因此,在资料入库时,应编写一份详细的“某某项目资料总目”以及“互见式索引目录”,这是非常重要的。利用者可以从任何一件资料的“互见式索引”中方便地检索到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这样一来,即使一个项目的口述史资料媒体多样,分室收藏,也不失其整体性。

  4、正确处理口述史料与其他史料的关系

  口述史料是一种特殊的史料,从其本身所固有的特点来看,它是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有益补充,同时,它又是对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一种印证。印证史料便是印证历史。西方口述史学家指出,若要充分理解口述凭证的意义,必须结合其他涉及有关人物和社区的所有历史史料来进行评估和筛选,否则它的许多细节都不足为凭。反之亦然,历史研究仅仅依靠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充分的口述史料作为补充,三者必须相互印证,才能真正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所以,口述史料的重要性决不在文献档案以下,而是档案中的一种。在口述史研究中决不能排除文字史料,相反,它是以广泛占有文字史料为前提的。采访纲目的设计、口述史料的考证和取舍,都取决于文字史料掌握的程度。美国著名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撰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的过程中,搜集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以弥补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不足。他说:“只有到实地旅行,才能感受到毛泽东及其男女战士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本书记录了五十年前的长征,资料是从数百次采访以及文件和档案中搜集来的。我向中国人提出了我能想到的所有难题,他们尽力作了回答,常常是一遍又一遍地查对史料,直到弄清事实为止。”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感悟到口述史料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文字史料和实物史料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的时候,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利用口述史料编写的史书,不能算是口述史书。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它虽然采用了大量的口述史料,使这本书内容丰富、生动,具有立体感和动态感,但它是报告文学,不是口述史。真正的口述史书是口述史学家退于幕后,让口述者进入前台,即以口述者(第一人称)的身份写作。我们在利用口述史料撰写党史专题或者党史正本时,一方面要对口述史料进行考证,另一方面在引用时都要加以说明。特别是在口述史料与文字史料记载产生矛盾、而一时又无法确认哪一种是正确的时候,应该把两种观点都写上,以待后人考证。

  关于口述史学的基本知识,就暂时讲这些,作为一门学科来说,不是一个半天就能说完或者讲清的。上面所讲的,也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供大家在以后的研究中参考。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金延锋 此讲稿第一次讲授时间为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