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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辉煌

--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金延锋
时间:201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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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和组织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重任。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执政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不断追求、艰辛探索在中国如何实行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

  一、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历程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作为执政党的历史,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两大历史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49.101978.12)的2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1978.12-目前)的31年多。在这两大历史时期内,又可各自分为几个历史发展阶段。前29年,大体经历了4个发展阶段:一是国民经济恢复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1949.101956.9),二是10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1956.91966.5),三是10年“文化大革命”(1966.51976.10),四是在徘徊中前进(1976.101978.12)。后31年,大致分为4个发展阶段:一是全面拨乱反正阶段(1978.121982.9),二是开始全面改革阶段(1982.91992.10),三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1992.102002.11),四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2002.11-目前)。

  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党领导的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期,探索的主题是: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对这两个问题,前者解决的比较好,后者没有解决好。第二个历史时期,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我们党继续解决前一个时期没有解决好的问题。探索的主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用邓小平的话说:过去我们满脑子框框,现在突破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我们现在才解决。”

  (一)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探索历程[1]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这是党中央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评价。

  新中国成立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民主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重任,也从而拉开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

  从新中国成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经历了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发展过程:3年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党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即按《共同纲领》的规定来全面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中国的上升时期;4年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是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继续上升,但到后期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上升势头变缓;10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情况很复杂,党在指导思想上有两个发展趋向,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与错误的发展趋向反复斗争,导致了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国民经济时而上升,时而下降;10年“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总体上是下滑趋势,中间个别年份情况好转,接着又下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是在徘徊中前进的,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面貌。

  这个波浪式的发展曲线,充分折射出我们党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和在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重大历史考验。这29年多的探索历程,大致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建立,我们党成功地进行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探索实践。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举行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中央就提出了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农村转到城市,实现由城市领导农村、由工人领导农民。为此,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用3年时间恢复了国民经济,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镇压了反革命,进行了土地改革和其他民主改革,建立和巩固了各级人民政权。紧接着,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阶段的探索给予充分的肯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搞了土改,搞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搞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情做得非常好。” “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 [2]这个阶段,我们党的探索实践是成功的,并且积累了一些经验。

  在这个探索阶段中,我们党经历了两次重大考验。

  第一次,是新中国诞生后。新生的人民政权经受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考验。来自内部的考验,包括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匪特和反革命分子等敌对势力的破坏、颠覆活动,以及不法资本家的投机捣乱活动;来自外部的考验,主要是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和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同时,开展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打击了不法投机资本,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推进了土地改革运动和各项民主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巩固了人民政权,取得了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第二次,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随着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推进,党面临着能否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考验。早在1948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和1949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党就提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就是说,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立社会主义所需要社会化大生产这样的物质基础不很充分,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党中央和毛泽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出了四方面的对策:一是决定把过渡开始的时间,选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和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国营企业日益发展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得到加强之后。19529月以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二是设想用较长的过渡时间分步骤完成过渡的任务。大体设想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三是提出把社会主义改造和基本完成工业化这两项任务结合起来,同时并进。四是决定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并以对个体农业这种小生产的社会主义改造来推动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这些决策,体现在党制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之中。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也是从实际出发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根据这条总路线,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在中国这么一种复杂地条件下顺利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当然,这条总路线的一些好思想,在实践中由于各种复杂的因素,也没有能完全实现,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后期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给社会主义发展遗留了一些问题。就50年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发展的全局以及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局势而论,当时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党在这么一个深刻的社会大变革中经受住了考验。

  第二阶段:党的八大前后一年半左右,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正确的探索实践,并形成了正确的理论。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以后,只意味着我们国家开始踏进社会主义之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成为我们党面临的极其艰巨的重大历史任务。鉴于苏联共产党揭露出来的建设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们党决定努力开辟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同志在经过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提出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要处理好的十大政治经济关系。接着,党的八大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了正确论断: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为此,党的八大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3]毛泽东同志甚至指出: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八大以后直到1957年春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党在探索中还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新精神的方针和政策。比如:提出了正确处理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要求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提出了初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些方针政策;强调扩大民主,建立健全法制;提出思想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坚持以五项原则基础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重视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坚持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反对个人崇拜,酝酿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等等。

  可以说,八大前后这一年半时间里,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上是正确的,特别是提出了正确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不仅在党的探索社会主义历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对于后来的改革开放有着深刻的影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思想源泉。所以,要将这一年半单独作为一个阶段来强调。

  这个阶段我们党在探索实践上也取得了成功,这主要表现在“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大部分指标的提前完成。

  第三阶段: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是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发展阶段。

  八大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两个发展趋向,即正确的、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和错误的发展趋向。指导思想上的这两个发展趋向,导致党的探索历经曲折。邓小平指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为了吸取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教训,党决定开展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整风开始后发生了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于是开展反右派斗争。由于对形势估计过于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反右派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此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由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领域,于是发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并带来3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这使我们党在探索过程中又面临着第三次严峻考验。

  在“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发生后,党在总结工作错误的经验教训时,又面对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考验。《毛泽东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1959113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在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中印边境冲突问题,同时议论了关于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中在谈到水利建设时,对当年的自然灾害表示了担忧。

  1959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建设,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周恩来都分别讲了这两个省修水库的情况。周恩来还讲了其他省的情况:“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接着周恩来的话说:“安徽大旱。”

  周恩来说:“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插话:“31号到1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有点担忧:“下了4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赶紧说:“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接着说:“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5]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1959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和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的关心。

  从浙江看,这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仅仅台风一项造成的损失就很严重。1959年至1961年,共有23个台风影响浙江。1959年有8个台风影响浙江,全省 662.7万亩农田受淹,早稻减产2.5亿公斤;倒塌房屋14690间,死亡159人,经济损失按1990年价折算为5.55亿元。1960年又有8个台风影响浙江,78月浙江连降大暴雨,全省受淹农田500万亩,倒塌房屋4.48万间,死亡394人,桥墩、水库被冲垮多处。1961年,有7个台风影响浙江,其中有两个台风直接登陆浙江,为浙江解放以来的第一次。这两个台风登陆时间一个特早(527日),一个特晚(104日),造成很大损失。加上这一年梅讯期间雨水特别多,全省自南而北普降大到暴雨,导致浙东北部出现严重洪涝,全省受淹农田208万亩,冲坏水库18座,394个村庄一度被洪水包围,建德县城进水。[6]

  面对这样的压力,毛泽东号召全党开展读书活动,试图从理论上搞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亲自带领一个读书小组到浙江杭州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逐句逐段的读书过程中,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提出了许多正确的、具有创见性的意见。随即,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直接领导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组成3个中央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和浙江。田家英率领的中央调查组在浙江富阳、嘉善调查。期间,毛泽东大多数时间都住在杭州,多次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 “左”倾错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19621月还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7000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由于采取了这些经济和政治上的有力措施,从1962年底到1966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使我们党经受住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次考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民群众在如此困难的境况下,始终和党同心同德,共渡难关。邓小平在197911月谈到当时的情况还深有感慨的说:“回想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把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由近三百亿元减到五十多亿元,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么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工作。”

  但是在1962年秋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党在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再度发展,毛泽东读书时提出的一些正确的意见不仅没有付之建设实践,而是不断地开展政治运动,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意识形态领域开展大批判,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已经偏离了正确的方向。

  第四个阶段:十年“文化大革命”,是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严重失误阶段。

  60年代初期,由于中苏关系的日益恶化和中美关系因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逐步升级处于尖锐对抗状态,再加上同周边国家的关系趋于紧张,如中印关系,这都影响了党对整个世界形势的观察以及对时代和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些问题的认识。在此期间,党的领导层对国内形势和调整政策又产生了许多不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对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估计与对世界形势的分析联系起来后认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共产党变成了修正主义,中国党内也出现了修正主义,国家面临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要防止这种危险的到来,只有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陷于误区,不仅没有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充分体现,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走入歧途。所以说,党在这个阶段的探索发生了重大失误。

  第五个阶段:“在徘徊中前进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两年,是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由乱而治的阶段。

  19665月至1976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且,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中国人民敬爱的领袖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因此,1976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考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党所面临的第四次严峻考验。

  党既要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又要纠正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清算利用毛泽东错误篡党夺权的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任务极其复杂。而这时党内又还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使党的工作出现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对于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的强烈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总体上受到了阻扰。邓小平在关键时刻,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千头万绪中抓住思想路线这个根本环节,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带领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和国家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这两年,是中国由大乱走向大治的历史过渡和缓冲期,在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探索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向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对于这“30年”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异常艰辛的历史,由于人们的不同经历和阅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观念,不同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中不少还牵涉一个感情和理性、历史认知和与时俱进、分析视角和全面把握的关系,因而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中国共产党这样的大党,不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必须对这段历史的重大基本问题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否则,就是过去西方列强所鄙视的“一盘散沙”,不可能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钢铁般的凝聚力,不可能产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产力和创造力,不可能实现无数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而奋斗的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

  统一全党、全国人民认识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就是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就是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的科学论著。就是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强调的:要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就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这两大历史任务而不懈奋斗;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就是党的艰苦奋斗史、理论创新史和自身建设史。

  (二)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探索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已经进行了30多年。这30多年,我们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和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时期的探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7812月到199210月,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局面。

  要理解党在这个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的探索,首先要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和党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历史上的作用。从党的90年的历史看,我们党经历了两次生死攸关的转折。第一次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的领导地位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第二次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它使我们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生了根本改变。邓小平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以后历史“界限的划分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中国现在发生的变化主要是从1978年底开始的,我指的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次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决定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政策。”[7]江泽民进一步作了概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党在思想、政治、组织领域的全面拨乱反正,是从这次全会揭开序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开辟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在这次全会前后开始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光辉的标志,它表明中国从此进入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8]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再次进行了全面概括和肯定,他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召开的。”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我们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路的坚强决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已经、正在并将进一步在党和国家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充分显现出来。”

  这充分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在改革开放时期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转折点,为我党成功地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基础。


  党在这一历史阶段的探索中,遇到了执政以来的第五次考验,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考验。当时的矛盾十分复杂和激烈,先是国内发生动乱,紧接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一下子风云突变。我们党在邓小平领导下,临危不惧,坚定果断地处理了国内动乱问题,又冷静沉着地应付着国际局势,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信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特别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精神的指引下,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提出并牢牢把握“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绩,改革开放取得新的突破,精神文明建设迈出新的步伐,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我们党又一次经受住了考验。

  党在这十多年的探索中,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不断地解放思想、勇于创新,把全党的思想从“左”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找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

  第二个阶段:从199210月到200211月,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阶段。

  党在这一阶段的探索过程中,在指导思想上,坚定不移地全面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不断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依靠党和人民,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既定方向前进。因此,这个阶段探索的特点是比较平稳。

  从政治上看,这个阶段没有发生像1986年底那样的学潮,更没有发生像1989年那样的政治风波。尽管出现了“法轮功”问题,但党中央认识一致,采取坚决措施,注意从教育、防范、化解、取缔、依法处理等多个环节来对待,使其没有形成过去那样的政治动乱。从经济发展看,讲究适度,不盲目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初步找到了一条持续健康发展的路子。

  当然,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又经受了执政以来的第六次考验。这次考验发生在邓小平去世和十五大前后。1997219日,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这时,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关键时期,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开始暴露出来,急需我们研究和解决。此时此刻,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所密切关注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鲜明的态度,从悼念邓小平逝世的三个文献,到发表5.29讲话,一直到召开党的十五大,明确地宣布:要继承邓小平遗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十五大后,党又带领人民群众战胜了洪涝自然灾害和亚洲金融风波的严峻挑战,在改革、发展、稳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祖国,我国的国际影响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祖国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总的来说,党在这个阶段的探索取得了伟大成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个阶段:从200211月开始,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走上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

  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决策。此后,党中央就深化机构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制定“十一五”规划、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提出并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推动党和国家工作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这个阶段我们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长期艰苦探索的结果,也是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领导核心关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思想、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科学发展观的全面贯彻落实,为我们党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辟了更加光辉灿烂的前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 “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正确认识党在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

  对于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领导的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怎么看,邓小平对此作过多次科学的、辨证的分析。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使我国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我们尽管犯过一些错误,但我们还是在三十年间取得了旧中国几百年、几千年所没有取得过的进步。”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党在这29年多的探索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犯过一些错误。

  在这29年多的探索中,头8年,党领导的探索是成功的。邓小平对此有过多次评价:“建国后的头八年,也就是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建国后的前八年我们搞得不错”,“大大缩短了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9]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始终存在着两个发展趋向,所以,成就和错误相互交织,但即使党在犯错误时,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依然以各种形式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也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忘我劳动或工作。因此,在这十年里,我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国家的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邓小平对这十年有个基本评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10]应该说,在这十年的探索中,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成就。理论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党的八大路线的制定和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以及毛泽东在60年代初期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大搞调查研究时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比如,在商品经济问题上,毛泽东就有过突破性认识,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 “社会主义消除商品经济”的观点提出异议。毛泽东反对完全否定商品经济,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商品生产还很落后,还要大发展,特别强调农村应当在发展自给性生产的同时多搞商品生产,多生产能交换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毛泽东突破了斯大林认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的观点,认为不仅消费资料而且部分生产资料也可作为商品。毛泽东还提出不能剥夺农民、反对平均主义、“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正确思想。可以说,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毛泽东的这些正确思想,已经达到了历史条件允许的高度。但可惜的是这些正确的思想没能得到坚持,更没能在探索实践中得到贯彻。从探索实践来看,这十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在发展战略方面,提出了正确处理农业和工业关系的中国工业化道路。在经济调整方面,提出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坚持综合平衡,反对平均主义,反对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反对剥夺农民,同时允许农民经营自留地,恢复农村集市贸易,加强农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和重工业生产;增加商品供应,稳定市场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在企业管理上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制度;在工交部门试办托拉斯,按行业和协作关系,把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许多企业联合组成专业性大公司,实行按经济规律而不是靠行政手段的管理;进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改革的试验,逐步推广固定工和临时工并行的劳动制度。在发展高科技方面,以“两弹”为标志的国防尖端科技,即使在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最困难的时期,也坚定不移地投入力量加以保证。在调整知识分子关系方面,宣布“脱帽加冕”,重新肯定知识分子属于劳动人民的组成部分,制定了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中教五十条、小教四十条和文艺八条等,努力落实党对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继续坚持和平外交方针,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努力改善同西欧国家的双边关系。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间,党在指导思想上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也时有存在的,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以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在艰难曲折地进行着。比如,“九一三”事件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总理领导批极左,实际上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整顿。1975年四届人大后,毛泽东支持邓小平进行全面整顿。国家的政治经济形势在这两度都有所好转。另外,党的各级干部,无论是被错误打倒的,还是在工作岗位上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遭到过打击和折磨的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各民族、各阶层的广大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家仍然保持着统一,社会主义制度仍然保持着它的根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在进行,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一些重要成就,如“两弹一星”的成功;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我国的对外关系打开了新的局面,并在国际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美、中日关系的恢复,重返联合国等。

  综观这29年多的探索,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的成就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

  --彻底结束了旧中国长期分裂的局面,实现了祖国大陆的高度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长期存在的四分五裂状态,实现和巩固了全国范围(除台湾等岛屿外)的国家统一。国家的法律和政令普遍实施于全国各地区直到各基层单位。这种建立在人民民主专政基础上的统一局面,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中国是有五千多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人民当家作主,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只是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才成为现实。中国人民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

  --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党领导人民创造性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全面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使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中国社会变革和历史进步的巨大飞跃,也极大地支持和推进了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和一切进步事业。

  --实现和巩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党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繁荣的方针政策,使社会主义祖国成为各民族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共同进步的大家庭。不断加强和扩大同各爱国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人民团体的通力合作,建立和发展广泛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有力地促进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大团结,推动了祖国统一的进程。在国家遭受外国侵略威胁、发生严重自然灾害和经济困难、出现社会政治动荡等严峻关头,中华民族的大团结经受住考验,显示出巨大的凝聚力。

  --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到1978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财政收入分别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几倍、十几倍的增长,农业生产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原有工业部门大大加强,许多新的工业部门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起来,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都比旧中国最高年产量有了成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增长。基于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而实行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需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了显著提高。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新中国结束了旧中国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的历史,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事业得到很大发展。人均预期寿命显著延长。新中国拥有的某些尖端科学技术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起巩固的国防,不断推进人民武装力量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旧中国屡遭外敌侵略、国防力量与广阔领土极不相称的历史,建立和发展了拥有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的强大国防力量,人民武装力量体系逐步形成和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事业不断取得突破。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领土完整和人民安全,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抢险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为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作出重要贡献。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屈辱外交的历史,作为一个独立的、具有完整主权的国际屹立于世界东方。新中国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努力维护世界和平,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人民的尊重和赞誉。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政治和文化往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加强,党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党注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自身建设,时刻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党勇于正视党员和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依靠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加以解决。党员干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对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党注意总结经验,坚持真理,最终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1]

  三、科学认识党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

  党执政以后,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既没有实践经验,也没有更多的理论知识,仅有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获得的。在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党在一段时间里,对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探索,难免会犯错误。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所犯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三条:经济建设急于求成,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阶级斗争扩大化。

  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和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导致了以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为特点的“大跃进”运动和以“一大二公”为特征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兴起。

  “大跃进”运动是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它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的几年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得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但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因此,三年“大跃进” 期间,虽然我们党在主观上还是要求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并发动了“全面大跃进”,搞了“大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机械”、“大办交通”等几个大办。但是实际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并没有真正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上来,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种错误思想和错误论断的支配下,加上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党的工作偏离了正确航向,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不断地冲击社会经济生活。

  “大跃进”运动和随即发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意是想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由于大搞群众运动,不讲科学,不尊重客观规律,一方面要求生产力实现不可能真正有的超高速发展,另一方面使生产力又超越了历史发展阶段,结果破坏了国民经济正常的比例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造成工农业生产大倒退,与此同时,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国内又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这些都是党中央所未预料的。在这种困境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反思工作中的错误。19611月,毛泽东在听取有关省工作汇报时说:我们搞民主革命是有精神准备的、舆论准备的,我们对搞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的精神准备、舆论准备是非常不够的,对社会主义如何搞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何搞法,缺乏研究。

  阶级斗争扩大化走向极端的结果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是党犯错误最长的一段历史。(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把党建设成纯洁的党,没有腐败;使国家没有黑暗面,没有不平等。但是,愿望与实际效果完全不一样。)“文革”期间,在 “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指导下,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存在着整个社会范围内的阶级斗争,甚至党内还存在着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因此就发动和开展了“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使我国社会出现了“打倒一切、全面内乱”的严重混乱局面。相当多的革命领导干部被批斗,被打倒;广大群众被分裂为严重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制造了一大批冤假错案;社会经济生活也受到严重冲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陷入政治动乱的同时,处于对国际形势的严重估计,又匆忙地、大规模地进行了战略后方基地的建设,并以备战为中心制定了国民经济计划,使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服从“要准备打仗”的需要。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进行了一场十年之久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使不少年度的生产停滞不前和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甚至显著降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秩序相当混乱,处于半瘫痪状态。十年动乱期间,党的工作着重点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转向“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是极为令人痛心的,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对于这次严重的错误,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党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为了纠正党所犯的错误,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千头万绪中抓住思想路线这个根本环节,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时,带领全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用邓小平的话来说:“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我们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从反面为我们党真正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借鉴。

  犯错误是难免的,怎样对待错误却是至关重要的。邓小平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财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政党能像我们党这样,正视自身的错误,并把错误当作反面教材,当作宝贵的精神财富,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最后依靠自己的力量来纠正错误。

  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并不是因为它从来不犯错误,而是因为它敢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深入剖析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正确总结教训,有决心有能力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党认为,忽视错误、掩盖错误是不允许的,这本身就是错误,而且将招致更多更大的错误。党在长期奋斗中也认识到,“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过去采取这个立场,曾使我们的事业转危为安、转败为胜。今后继续采取这个立场,必将引导我们取得更大的胜利。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新中国成立32年包括这29年的历史作出全面总结,实事求是地指出29年中“左”倾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性质,科学分析发生错误的原因,深刻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对待错误的诚恳的、郑重的、负责任的态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能够成功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党全面、深刻地总结和汲取了这29年历史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是从这段历史中得出结论: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从而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这个客观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在这个长过程当中,我们会遇到曲折和挫折,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是,历史已经表明:我们党在不断地探索中走向成熟,走向辉煌。我们党在探索中所取得的经验,必将在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道路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金延锋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宣讲稿)

[1] 党在这一时期探索历程的划分,主要参考石仲泉同志的《我观党史》一书,济南出版社20017月版。  

[2]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6页;第2卷,第167页。  

[3]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0页。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  

[5]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第1024-10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月。  

[6] 资料来源:浙江省气象局  

[7]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1页;第2卷第159页;第3卷第81页。  

[8] 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3269页;第2卷,第167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2页。   

[11] 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1949-1978),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1月版,第1063-10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