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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写好党史

--关于做好党史工作的几点感想与体会
王祖强
时间: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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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写好党史?这是一个可大可小、可深可浅的题目。按照党史学科的构成,按照从事这项工作的群体,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讲法。讲得深奥一些,可以从提高党工作科学化水平讲起;讲得亲切一些,可以从自己从事的党史工作讲起;讲得多的,可以讲一个学期或者更长;讲得少的,可以讲半天或者更短。根据今天讲座的时间安排,根据我个人对党史工作的经历与感悟,我想把这个内容概括成三个关键词:一是“兴趣”;二是“习惯”;三是“方法”。

  一、培养兴趣:兴奋需要有兴趣

  要做好一件工作,必须使自己处在十分兴奋的状态,而要让自己兴奋,前提必须是有兴趣。所以写好党史,做好党史工作,首先要培养兴趣,“找乐子”。

  (一)历史里面有学问

  历史本来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历史就是故事,已经发生的事情就是历史;必然是已经发生的;正在发生的是现实,将要发生的是未来。

  历史就是昨天发生的故事,由今天的人们想出各种办法把它留存到明天去。这里的昨天、今天、明天都是动态的。昨天可能是一天,可能是万年;今天也在不断的变幻;原来的今天很快变成了昨天,原来的明天很快就变成了今天。这就是历史。这样的历史慢慢地就复杂起来。需要挖掘、需要研究、需要传承。留不留?留什么?留多少?既有怎么看的问题,也有怎么办的问题。记谁不记谁?如何来记?都有讲究,尤其是搞党史资政课题。重要的课题,每一稿都要有具体的文字量的记录,总文字是多少,涉及这个内容文字多少,涉及那个内容文字多少,如果涉及到重要领导人,就更加需要把握分寸,不能由着性子来,这是历史研究中的讲政治。

  历史不能复制,历史只能无限接近原来的故事。挖掘没底,探究无边。这就开始有“乐趣”可寻了。凡是发生过的事,都会留下印记。印得有多深,要看事情的重要性和参与此事人物的重要性。留多留少,留大留小,就视事情而不一定了。不然,很多历史迷案也就不存在了。

  (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党史工作自然是“苦”的,这不必讳言。“苦”是工作辛苦、生活清苦、条件艰苦、创作痛苦。特别是写党史成果必然要“苦思冥想”。在这个“苦”中,我们必须找到“乐”,“苦中要作乐”,要能够“乐在其中”,还要“乐此不疲”。这个“乐”就是乐趣。这是我原创的党史工作的“三乐”境界:先是苦中作乐,然后乐在其中,再后来乐此不疲。我理解,党史工作的乐趣主要有:

  1、党史有宝藏,值得挖掘。

  比如,搞了这么多年的毛泽东研究,要是现在发现一幅以前没有看到过的毛泽东在浙江照片就会特别兴奋;比如能够采访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会很兴奋的,有一年我到温州去,虽然在发烧,但还是去采访了浙江的八大代表李文辉,已经90多岁的老人了,能不兴奋,这位老人今年4月已经过世;比如书店里边找到一本久违的书,在史料堆里读到一份重要的文件,或者在已经读过的历史文献中读出了新的史料和新的含义,那都是会让人十分兴奋的。前年,我一直在找一份19714月,毛泽东对我们舟山工作的一个批示全文,我们手头没有,舟山史志办也没有,正好我去了北京,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书店里,在李德生同志写的一本书里找到了这份资料,当时十分高兴。今年,这位老人刚刚也已经去世。所以,党史有宝藏,有细节,有精彩,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挖掘。

  2、党史有智慧,值得汲取。

  我很幸运地参与了很多省内事关党史的重大项目,接触到了很多省级领导,从参与这些大项目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刚参加工作不到两个月,就代表薛驹,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陪同装甲兵司令部政治部主任诸敏在浙江走了23天,这是我至今为止在省内最长的一次出差。他当时是副兵团级,1989年之后是正兵团级,这一次行程,对刚刚参加工作的我是一次极大的锻炼,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说已经不可能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谭震林传,我是全国协作组里最年轻的一个,搞了三年,出版时我27岁;江华传、谭启龙回忆录、铁瑛文集,我都参与了;为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等领导都起草过文稿,有幸与重要领导人接触、与领导人的家属接触,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搞谭震林传的时候,我有幸跟随陈冰同志两年,他是一位大手笔,我们《浙江日报》的第一任社长,也当过嘉兴地委的书记。这对于我认识工作,认识历史是很重要的两年。比如,因为起草了铁瑛在浙江地方工作的回顾,我有幸参加了铁瑛同志八十大寿的家宴;因为起草了谭启龙同志回忆毛泽东在浙江的文章,谭启龙多次给我指派任务,多次把我请到他家里吃饭,他不喝酒,但让我喝,2002年还为我在他的济南家中过了一次年;现在江华夫人朱浔去住院还会跟我说一声。这些领导人,经历了共和国的历史,他们是参与者,是见证人,有的是决策者,他们身上有智慧,值得我们汲取。


  3、党史有精神,值得继承。

  历史上的人物有精神,需要记录、继承;研究历史的人当中,也有精神,需要记录、继承。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的原主任郑谦研究员是我十分尊敬的学者,他主要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历史,同时对二卷时期的历史都烂熟于心,我陪同他来过海宁。他的办公室大家可能没去过,那都是书和资料,他的作息时间,基本上都在资料堆里研究。可见他功底的深厚,但他为人十分谦和,天天要在办公室工作到十点之后才回家,回到家中还要继续工作,与他交流党史工作,他如数家珍,他还了解了很多重要事件的背景资料,这对于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也是十分重要的。我的老师杨树标教授,可能有的同志也认识,年届八十,身体大不如前,但还一如既往地从事研究,昨天晚上,我在读书报时,还读到了他对新近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的点评文章。这两年,我把写作的《惊心动魄的八天——九一三事件前夕毛泽东在杭州》书稿和《力解困局——“三反”整风运动在浙江》书稿的提纲送给他看,都能得到他的指点。他们的敬业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我们敬畏。

  4、党史有故事,值得述说。

  比如江华的“百岁结”就很有故事,拍片的时候,我特别介绍给摄制组。这是她夫人给他结的链子,用不同颜色的塑料纸制作,一颗代表一年,红色代表革命顺利的时候或者个人成长比较顺利的时候,白色代表事业遇到了挫折,黑色代表遭遇厄运,等等。把江华的人生,用这么一个形式反映出来,很有故事情节,原来准备了一百颗,叫“百岁结”,但后来江华只活到93岁,留下了七颗。江华夫人的家里有大量江华的照片,每张照片他夫人都能讲出一个故事来,当时我跟她说,我现在实在太忙了,要是有时间,合作写一本《江华画传》会很有意思的。这样的故事,在采访历史人物时会经常遇到,他们能够时常敲打你的心灵,净化你的心灵。

  5、党史有亲情,值得念想。

  比如我的岳父、岳母。他们都是历史的见证人,过来人。我岳父已经90多岁了,原是国民党吴化文部队的工程技术人员,是黄埔军校的,济南战役时他随第三十五军起义参加了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次他专门把我找去,让我为他整理军功章,使我对那一段历史有了更加感性的认识。我的岳母曾经是个越剧演员,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了她们的剧团,她还给江青写过信,江青居然还给她回过信,只是此信没能保存下来。这些都是历史,我们的身边都有历史的痕迹,值得我们化点心思去留存下来。

  6、党史有熟人,值得回忆。

  去年初,我读了一本书,讲的是历史,而且是我们杭州的历史,书名叫《重返一九七六》,是袁敏写的,是个作家、编辑;有的同志可能会比较熟悉,据说韩寒的出道就与她的慧眼有很大的关系。这本书中的主角是她的哥哥,现任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党组副书记袁中伟,写的是“总理遗言”这件事,这样的一件事,能够写成这样一本书,让我很感兴趣。读着读着,我就觉得读到了熟人。从时间到地点都对得上,只有名字对不上,她在书中写到的“毛宁”实际上是我初中时期的老师,叫朱文宁,当时教体育的,他妻子是我初中时期的班主任,叫张文洁,书中称为“张老师”,教英语,还有一个1973713日出生的女儿,叫“妞妞”,看到后来,出现了一张他们全家的照片,就完全明白了,书中说到了我的班主任一家的事。读来就更感亲切了。从事党史工作,这样的事例应该是很多的,而且随着党史工作的深入,党史人物相关信息的扩张,熟人就越来越多了。

  7、党史有方法,值得探究。

  比如留什么?记什么?怎么记?近年比较流行一本书,叫《苦难辉煌》,是国防大学一位叫金一南的教师写的,他就很有创新,并不按照时间写,他从宏观上对比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四股最为重要的力量,如何来面对同样的一件事,通过这样的史实描述,得出他所要得出的结论。党史有写法,没定式。可以探讨,也需要探讨,这样才有吸引力。这本书现在的影响力非常大,它所体现的大视野和大思路,主要体现在以宏大的国际视野透视战略全局、以科学的辩证态度梳理博弈过程、以人物的具体活动激活历史场景。上个月31日,国防大学和华艺出版社联合举办《苦难辉煌》发行百万册座谈会。10天前,我刚刚听了他讲的一课,题目是《国家安全形势和国防建设发展趋势》,知识面非常广。

  大家还可关注一本书。新世界出版社今年3月,出版了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任谢春涛主编的《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本书用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建立新中国?为什么能收拾好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为什么没有像苏东共产党那样丧失执政地位?等13个“为什么”串连起来,中文版上市一个多月已累计发行近20万册。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认为这是一本探解中国共产党成功之谜的书。这也是一次方法上的创新。

  8、党史有疑问,值得破解。

  比如南湖一大会议召开的日期、参加的人员、选举的领导等等内容,至今说法不一,值得深入探讨,逐一破解。我们海宁的刘峰在这方面下过功夫;嘉兴的姚炎鑫副主任也对此很感兴趣,在写相关的文章,就此进行梳理。都很有意义。730日说、731日说、81日说、82日说、85日说,目前基本倾向两种,82日说与85日说,前者更合逻辑;后者更有依据;到目前为止,我所能见到的成果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日本学者认识最到位,说得相对比较清楚。

  比如南湖一大会议的选举结果,《光明日报》今年54日第11版发表了李蓉、孙力的文章《谈对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再考察》。文章指出: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按通常的说法是产生了“三人组合”,即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然而,对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如董必武和陈潭秋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相关回忆,在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中还有中共一大中央临时委员会为四人的说法。不过一般都被视为个人回忆仅作参考,或认为是孤证而没有引起重视。在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鲜为人知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清楚说明,中共一大选举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虽然名单没有提及是否注明了时间,以及从何而来等细节,但是仅仅从它所反映的九人名单,就几乎颠覆了以往有关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局成员为三人的说法,值得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实际上回过头来看,通常被作为反映中共一大实际情况的重要档案文件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指出的:“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未确定因素,即可以推导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即:书记处的同志兼任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工作。如李达和张国焘两人所回忆的:两人既是中央局成员又分别兼任组织和宣传工作。还有一种是选出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再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的同志。因为按通常的惯例,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应该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工作部门。如果是这样,当时选出的人可能就不止三位。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似乎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记载,还是李达、张国焘等当事人的回忆,是否完全可靠、准确,要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因为年代久远,档案记载和个人回忆都有可能不完整、不真实。但这些档案和回忆,却使我们在审视历史、研究党的一大的选举结果时,有了新的角度和依据。


  事实上,发生在浙江的重要党史事件,存有疑问的还有很多。比如前几年,我在读杭州党史专题时,看到毛泽东送瘟神两篇作于杭州时,就十分兴奋,大概花了一个晚上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诗篇并非作于杭州。这篇论文不仅上了中央级的刊物,还被评为全国十六大以来党史优秀成果论文类二等奖。我在读《毛泽东传》与《周恩来传》时,就发现写到1966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时邓小平参会与否写得是不一样的,周传说邓参加了,还与毛有对话;毛传就说没有参加,邓去西北视察三线工作了,于是我又写了一篇论文,论证了邓没有参加,原因是依据的史料存有问题,当年彭真的秘书记忆有误。那事确实也不容易记得那么清楚,因为19663月和4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两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把第二次记到了第一次,才出现了这样的问题。该文也在国家一级刊物《当代中国史研究》上发表。这个月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培训时,他们也多次提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在读书,做学问的时候,总是带着疑问,才能解答疑问,实现提升。昨天《人民日报》的人民论坛发表的是《领导干部要“始终装着问题”》的文章,说到一件事,有人问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您脑子里都装着什么?”爱因斯坦回答说:“我脑子里始终都装着问题。”

  9、党史有挑战,值得应对。

  很多人认为,党史很枯燥,不好玩。实际上,这种想法本身就是相当陈旧的、站不住脚的。比如近年来的党史资政课题研究,从形式到方法到成果都是新的,要做好实在很不容易。这方面,我们海宁是做得比较好的,我还专门前来调研学习。从前几年开始,我们认真做了几件资政的党史工作,觉得确实很不容易:前年23月间,我执笔完成《坚持改革开放,力求科学发展——浙江改革开放重大决策的历史回顾》资政报告,近3万字,得到了赵洪祝书记、吕祖善省长、夏宝龙副书记、李强秘书长、黄坤明部长的批示,省委办公厅《今日浙江》2009年第8期、省政府办公厅《政务工作交流》第28期和《足迹》杂志特刊分别全文或摘要进行了刊登;前年9月,应嘉兴和海宁的邀请,前往两地作了两场《方兴未艾,任重道远——浅谈加强党史资政研究工作》的报告,对资政工作进行了一些思考。去年1月,承担了《标本兼治,保稳促调——2009年省委省政府应对危机、科学决策纪事》的课题,发表在2010112日的《浙江日报》上,并分别在《今日浙江》和《足迹》2010年的第1期上发表;去年4月以来,牵头承担了省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课题研究,作为5月省委专题读书会的参阅材料,并被中央党史研究室选中作为内参上报,省内多家报刊全文刊出。在承担这些课题的过程中,逐步找到了一些方法与思路,我们总结党史资政课题主要有三类:一是短期的,以年度党委政府执政纪事为重点开展研究,形成年度执政纪事;二是以党委全会的中心议题为切入点,开展这一中心议题的历史回顾,形成专题资政报告;三是以一届党委的主要工作为切入点,开展总结研究,形成一届党代表大会以来的系列。三类成果都可以进行深入研究与扩充:年度执政纪事的深入研究与扩充,可以形成编年史;专题资政报告的深入研究与扩充,可以形成专题史;一届党代表大会以来的深入研究与扩充,可以形成党史基本著作,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正史。当然还需要不断探索下去。事实上压力与动力是同时存在的,压力越大,困难越多,挑战也就越大,人也就越发兴奋。

  再比如,党史工作也可以新闻发布,也可以有新闻发言人。继去年97日,我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新闻发言人作了省委党委系统首场新闻发布后,今年512日,我再次在我省“90年光辉历程看浙江”系列新闻发布会的首场发布,介绍了我省90年党史中的九大印迹,10天后,我拿到了省委外宣办对12日那场发布会的信息反馈,里边有来自现场记者的评估打分,极具挑战性。总分值是5分,与我有关的打分情况是:发布水平,4.97分;答问水平,4.75分;综合评价,4.78分。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也让我对党史工作有了新的认识与新的兴趣。

  有此种种,才能自得其乐,有乐子,才能乐此不疲。

  二、养成习惯:习性需要有习惯

  都说习惯成自然。习性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好的习性必然要有好的习惯。搞好党史工作也是如此。我们要养成习惯,“想法子”。好的习惯会让你受用一生。古往今来,大凡优秀的人,或在某一领域取得成果的人,无不有着良好、独到的习惯。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只要把好的做法、好的言行日积月累,养成习惯,化作人生态度,就可能成就优秀。

  (一)态度决定成败

  有位伟大的学者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客观的事实并不说明什么,关键在于我们对它所采取的态度。”有这样一个故事,好几百年前,有个外地人在法国萨特城附近的路上走着,看到有人推着手推车,上面载着石块。他问那推车的人:“朋友,你在做什么?”那人简简单单地答道:“你能没看到吗?我正推着一车石头。”外地人继续赶路。不久又碰上另一个人推着一车石块。他又问这个人说:“朋友,你在做什么?”那人带着厌恶的口吻答道:“我每天这样就是为了三个法郎。”又走了一段,他碰上第三个人,也是推着一车石块,他又问道:“朋友,你在做什么?”那个人望着外地人,微笑道:“我正在建造一所大教堂!”语气是那样地自豪!要有这样的好感觉,我现在就有这样的好感觉。

  为此,我觉得,“认真、较真才能求真”、“有理想的地方,地狱就是天堂”。我省党史队伍中就有人提出,“天资个人不能改变,机遇个人不能左右,唯一可变的是你的态度。”

  态度好不好在于努力了没有,同样对于一件工作,有的人是十二分努力,有的人是十分努力,有的人是八分努力,而有的人可能只有五分努力,有的人连五分努力都没有。你到底努力了多少分,过来人是十分清楚的,有的人忽悠领导,说我怎么了、怎么了,事实上领导只要是过来人,你是忽悠不了的,他自然十分清楚你化了多少功夫。客观地说,人的天分是有差别的,同样的努力不见得会有同样的回报。但努力的人回报总要多一点。比如,你有90分的能力,但你只是努力了六分,你的综合得分可能只有54分;而他的能力可能只有80分,不如你,但他努力了八分,他的综合得分就有64分,结果还是比你要强。当然,十二分努力只能偶而为之,它不可能持续;十分努力要坚持都不容易,但八分努力总还是要的,这就是工作态度。人生是个马拉松,抢得先机当然重要,但要可持续,还要看谁跑到了最后。现在很多北大、清华的学子,多少年后并不见得会比浙师大、杭师大的学子强,道理的一部分就在这里,比如马云就是杭师院的,他的成就不是有目共睹的吗?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复杂的社会因素。

  2008815这天,我要去平湖讲课,这天早上我在做当天大事记时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说游泳天才菲尔普斯,这个运动员在北京奥运会上已经获得了6块金牌,并打破了6项世界记录,奥运会夺得的金牌已经达到12块,远远超过了此前100多年来仅有的四人“9金俱乐部”,后来他在北京奥运会上总共拿到了8块金牌,都打破了世界纪录。这样的成绩的取得,不仅靠的是他所具备的各种天生的潜质,更靠的是后天的努力,这方面他可能也是无人可比的,七年以来,2500个日日夜夜,他只有5天没有下水,这就是态度。但是,北京奥运会之后,他开始放松自己,甚至放纵自己,结果实际上大家已经看到了,他大不如前了。当然,他的天赋确实很高,只要他努力,明年的伦敦奥运会再创佳绩也并非不可能,但应该不会有北京奥运会这样的佳绩了。人,放松、放纵,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去年66日,我看到了一则消息:标题是这样的——《昨晚诞生的法网女单冠军是个“许三多”式的人物》,说的是这样一个故事:本届法网的17号种子意大利选手斯齐亚沃尼,成就了自1933年以来的首位不在TOP10的女单大满贯冠军。为什么呢?她认真,执着!媒体说:她的勤奋不光体现在训练中,更体现在她的大满贯“阅历”上,从2000年的美网开始,她没有缺席过一届大满贯赛事,虽然这39次的大满贯之旅大部分在前三轮就结束了,但具有“许三多精神”的这位选手始终坚信:“我为网球而生,我用一生在等待一个大满贯冠军”。今年她又进入了法网的决赛,但输给了我们的“娜姐”。这就是态度,这就是坚持,从事党史工作同样需要这样的态度和坚持。


  (二)细节能够成大事

  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注重细节,从小事做起,勤记、勤思、勤写。及时记录、分类整理、适时回顾。

  工作中要注重规范。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提得比较多。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对工作规范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既在规范中尝到了甜头,也在规范中发现了不少的问题,这也要求我们进一步规范各项工作,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效果。具体的说来,有这么一些事要做:比如建立文档;这样材料比较集中,便于查找,也便于积累。比如养成良好的动手习惯:勤记。这两天,我电脑的资料库里就增加了6篇文稿,分别是《努力做好“三种人”》、《2010年及“十一五”期间浙江省能源生产与消费情况》、《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论辛亥革命的不朽精神》、《中国抗日战争史总论》、《中国抗日战争史编写过程与特点》。范围比较广,有的不见得现在就有用处,但“书到用时方恨少”,解决的办法就是平时积累,勤记。比如养成好问的习惯:多与人商量。比如养成良好的写作习惯:能够集中精力,一气呵成。比如养成良好的修改习惯;以前搞研究比较强调做卡片,现在电脑化了,直接输进电脑就可以,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不知道修改完善一步步走的过程。所以用电脑写材料也要注意方法,最好有一个素材版本,每条素材注明来源,以备查找;然后再是组合稿;再一稿、二稿;但都进行必要的保存。这样才能看出一个过程。改后稿而不丢前稿。往前深入得下去,回头也能找到来的路。文档的保存也大有讲究,我自己也深受其害,不断模索,有了一点长进,但代价是巨大的。丢失过几次文档。以后逐步总结经验,现在要好一些了。目前的状况是,要丢最多丢一天之内的,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作备份,这样比较保险。这都是一些天长日久的积累与习惯,会对工作产生较好的影响。

  项目完成后要有整理素材的习惯。留存主要的文档,尽可能保存成果的最终电子版本,以便于保存与利用。这几年来,我们这里出的书与画册,我全部都留有电子版,利用起来非常方便。

  还有就是抓住一个问题终生不放的习惯。对于这个问题,季羡林专门写过一篇文章。他说: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一个学人往往集中一段时间,钻研一个问题,搜集极勤,写作极苦。但是,文章一旦写成,就把注意力转向另外一个题目,已经写成和发表的文章就不再注意,甚至逐渐遗忘了。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学术问题,有时候一时难以下结论,必须锲而不舍,终生以之,才可能得到越来越精确可靠的结论。有时候,甚至全世界都承认其为真理的学说,时过境迁,还有人提出异议。我认为,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真理的长河是永远流逝不停的。

  要注重养成做工作日志的习惯,重要工作最好还要有专题工作大事记。我的工作日志现在已经做到了第51本,做工作日志的好处是可以理清思路,抓住重点,提高效率。有的重大专题工作时间的跨度相对较长,需要有专题工作大事记,这样能够尽可能地保持工作思路上的连续性。“三反”整风运动在浙江,我是从20077月份开始做的,这是我第一个具有专题工作大事记的项目,至今已经有2万多字的记录。现在我具有工作大事记的项目已经远不止一个,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较好的习惯。工作日志和专题工作大事记还有一个作用就是能够进行查对。在搞《毛泽东在浙江》的课题时,涉及到196351日毛泽东在杭州处理“跃进号”沉没事件一事,《历史的真知——文革前夜的毛泽东》、《周恩来年谱》、《毛泽东传》中都提到了这件事,接到报告后,毛泽东打电话给周恩来,要他派人组织调查组和交通部的人一起,认真调查此次沉船事件的详细经过和找出真正的原因。这些内容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我在修改第三稿时,发现上述记载之后,又加了一段话“他指出:在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中,不仅要注重和阶级敌人作斗争,而且要注重和自然的敌人作斗争。要实事求是,要有科学态度”。这段话内容具体,也与上述说法一致,更加深入一些,是个好材料。但从哪里来的?一时我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一来几个课题同时在进行,二来一年中要看大量的书,我根据线索一本一本找,还是找不到。如果真找不到出处,我只能放弃使用这个资料,我又于心不忍。好在我在电脑中,还留有以前的书稿,查找了第一稿和第二稿后,我发现这一段材料,是在200666日到718日期间加上去的。我查找了我的工作笔记,终于在66日的笔记中找到了一条记录“核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日志》有关内容”,其中有一条就是“第399页,196351日内容”说的就是这一段话。这样我就放心了。

  还有就是不要给自己寻找偷懒的理由。人都是有惰性的,在偷懒这件事情上,一定要慎始(刚刚开始)、慎微(也就一下)、慎独(没人知道),几天下来,几次下来,可谓前功尽弃。

  去年在看《中国剪报》时,看到了一篇小文章,题目是《预防堕落的三个秘方》,说的是1933年,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的胡适题写了《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他告诫毕业生说,毕业之后,堕落的方式很多,他概括为两类: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欲望;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理想的人生追求。为了保持求知欲望和人生追求,他开出了三种药方,也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是: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第二句是: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第三句是:你得有一点信心。说得很好。

  (三)眼界能够定境界

  党史工作不读书肯定不行,而且要读尽可能多的书。古人说: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们现在从事党史工作,就是这样的,书到用时方恨少,书到用时不够新。要用的时候,查找不到,要用的时候,版本还是老的,内容还没有更新。我觉得,搞党史的人应该是个读书人,要知书达理。书要买,也要借,现在新形势下书还要下载。有的书是用来收藏的;有的书是用来品味的,有的书是用来查对的,不同的书有不同的用途。有的书是需要精读细品的,而有的书则可以一目十行泛泛而读。我是经常会向别人要书的,向上要,主要是北京,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当代中国研究所都有我的熟人,都能要到些书;向外要,一方面是向省里的方志办及有关的部门,都能要到一些书,另一方面还向兄弟省市的同行要些书,同时还不忘向熟悉的作者要书;向下要,就是向省内市县的同志要书,尤其是要大事记、文件选编、专题和二卷等。要的书有新书,也有影印本;有纸质书,也有电子书;以中文书为主,也适当要些英文书,我今年已经读完了一本原版的英文书,正在读第二本,都是近年出版的美英方面的书籍,可以对照,扩大视野;还特别留意一些有争议的书,可以进行一些参考。现在很多重要党史题材的书,在国内出版时机不适,在香港出的较多,我也留意要几本来看。

  读书让人充实,读书让人增长智慧。读书能让人汲取力量。现在提倡建设读书型社会、读书型政党、读书型机关,都是好事,俗话说,三天不学习,说话没底气。学习是提高思想理论素质和理论思考能力的主要途径。当今时代新知识、新科技、新事物层出不穷,知识的“保鲜期”越来越短。作为一名从事党史工作的干部,如果没有一种危机感,不重视读书,不善于学习,必将会被时代所淘汰。一个会读书、善学习的人,掌握的知识越多,眼界就越开阔,精神就越充实,思想境界就越高。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要有开阔的视野。俗话说:思路决定出路,眼界决定境界。说得很好。开展一项研究时,眼界是十分重要的。有一句广告词说:“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么我要说:“视野有多宽阔,研究就会有多深入。”比如你要知道这项研究已经有了什么样的基础,你要知道这项研究有些什么样的参考成果,你要知道你该去找些什么样的书,你要知道你在这项研究中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成绩。这样你才会选对课题、找对路径。有的党员干部说得好:“只有学习成为起点,事业才有支点;只有学习成为常态,工作才能进入状态。”


  还要处理好工作与学习、学习与研究的关系。工作中有学习,学习中有工作;在学习中研究;在研究中学习。要善于从工作实践中进行总结。我们从去年开始实行的导师制,我觉得无论对年轻同志还是老同志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这一代人,靠自己探索,十分辛苦,为此,从进入新世纪之后,我比较注重带动年轻人,先是探索着带。我觉得,我们研究室里,我带过三个人;前面两个,我当处长时进来的,从进来开始,从做人到做事,示范着带动他们做好,现在成长得很好。现在一个,是我们实行导师制之后,我算是有名分地带着一个。一带三年。结合工作实际,结合思想实际,结合平时的课题。比如,我现在的徒弟,我们每个月都要对一次大事记;我做的课题尽量带上他。这样真刀真枪,进步应该会比较快。这两年,我们首创的青年党史工作者学术沙龙已经办了两期,其中第二期就是4月上旬在海宁举办的,下半年,我们将举办第三期,要与浙江大学的博士生研究会联合举办,以尽量提高我们的学术视野与能力。

  (四)千里之行足下起

  华罗庚说过一句话,叫作:“聪明在于学习,天才在于积累。”我现在就比较注重积累与追踪,主要在追踪的课题有:毛泽东在浙江、邓小平在浙江、谭震林在浙江、江华在浙江的追踪研究;“三反”整风运动在浙江的追踪研究;九一三事件的追踪研究;等等。重大课题,只要上手,就不会丢开。不是说书出了就不追踪了,研究是没有穷尽的,史实是需要而且能够不断充实的。积累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提高的过程。我现在就建有当年重要文章的文件夹,收集来自不同渠道的重要文章。比如看别人的文章是怎样起标题的,看人们的文章是如何处理过渡连接的,看人们的文章是如何运用史料的,尤其是碰到你也有研究的课题,你就能有更多的比较,你的收获也就会更大。比如,《中共党史研究》今年第8期刊登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二部副主任黄一兵的文章《〈党史〉二卷:新中国二十九年历史的当代学术建构——以〈党史〉二卷的注释及注释引文分析为线索》,我在2月《党史》二卷出版的第一时间也写过类似文章,带着问题学习、比较,效果就会比较直接。同样的史料是可以写出不一样的文章,甚至出现相反的结论。比如九一三事件,非常典型。所以一直在关注。我做这方面的史料积累已经有两年多时间,天天做,眼到手到。积累要靠平时,不能过于刻意,而且经常需要越过党史的边界,多学一点,多看一点。检验一个人有没有这一方面的积累,最好的办法就是课题、话题、选题。看到这个题目,你已经知道多少,你在电脑中存有多少资料,你能否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提炼。提炼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提炼需要有基础,不然你的概括只能是一句空话。

  多年的积累会产生一个明显的效果。那就是:运作的熟练与判断的准确。就像医生看病,积累是很重要的。我去年到嵊州去,给他们讲二卷稿的修改,我举例子说:“送审如看病,审读是坐诊;诊断靠经验,方子是意见;小病不伤身,大病动筋骨;倘若没有病,也要常健身。”我好坏也算个“医生”。靠的就是积累与经验,看了大量二卷的书稿。

  (五)习惯能够成自然

  要把工作当成生活的主要部分。我不是工作狂,但我喜欢工作。我是一个生活、工作很有规律的人。我的工作常态是:早晨6点半左右到办公室,夏天更早,冬天略迟。上午实际工作4小时左右,读半小时左右英语,作为休息;午餐后,再读半小时左右英语,作为调整;然后化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去游泳,包括来回路上。2点之前回到办公室。下午实际工作3小时左右,看半小时左右的新闻,以了解各方面的信息情况。晚上回家喝点小酒,调整一下。晚上工作2小时左右。一天的实际工作时间大约在910小时左右。双休日的常态工作时间略少一点,也要做点家务,买菜烧饭,享受一下生活,大约工作在67小时左右。这个时间是实在的工作时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时间在效率上是会发生质的变化的。比如一开始的一天9小时与后来的一天9小时所能做的事情是大不一样的。工作要讲究效率,不要不切实际的时间概念,没有效率的投入,一天十几小时又有什么用呢?一般情况下,双休日中我总会选择一天晚上,看看球赛(NBAF1等),或者看看电影,有时也看英文版的电影,都是些老片子,有些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工作时间比较充实,但我一般情况下坚持不熬夜,正常情况下在11点之前休息,尽量保证一天有7小时睡眠。我觉得人要为自己活着,为正常的、真实的自己活着,要健康地快乐地活着,不要想很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事,自寻烦恼。同时,每个人还要根据自己的不同工作、生活习惯来调整、支配工作时间。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总是有限的,一天24小时,不能不吃不喝不休息,你工作10小时也好,8小时也好,6小时也好,时间都不是平均分配的,要集中效率最高的时段,干最重要的工作。“好钢用在刀刃上”,这样实际上相对就提高了工作效率,也等于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我在骑自行车的时候思维比较活跃,所以天稍一暖和,我就骑车上下班,这几年工作压力比较大,要做的事情比较多,我早上基本上是不叫车的,一个人骑着车,又自由,又可以充分利用时间。

  总结经验,形成套路,要有点创新。比如,修改、打磨重要文稿、紧急文稿时,可以采取集体攻关、充分利用多媒体手段来提高效率。去年4月下旬,中央党史研究室考察组来浙考察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尤其是先进个人,通过我们的工作,他们对海盐的主任加深了印象,因为回去后他们要向领导汇报,原有的1000多字的材料显然过于单薄,他们要求我们抓紧整理一份感人的材料,尽量用事实说话,能够说服领导。428日,我们与嘉兴的同志一起专程去海盐整理这份材料。省、市、县三级五人形成一个小组,两台电脑,一套投影设备,一台输入素材,一台逐段有逐句进行修改,这个材料还是很有特点的,我在改生态文明建设的课题稿时,在标题的处理上参考了那份材料的处理方法,得到了领导的认可。

  (六)研究要有深度、厚度、风度

  党史研究要多听意见,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业务工作不讲究官大官小,要服从真理。还要能 “闹中取静”,“细水长流”。切不要急功近利。现在社会很“闹”,多样化,环境很“闹”,日新月异,而我们要能够在“闹”中取“静”。没有“静”的过程,我们是不可能有成就的。而且不仅是“静”一会,要能够“细水长流”、“持之以恒”。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它是靠时间来打磨的,靠时间来积累的。不要一时兴起,不能长久,那样效果也是不会明显的。这里就有一个突出的矛盾。党史工作需要“静”,需要“稳”,但对于个体的发展来说,有时“静”与“稳”,恰恰会失去很多机会。比如,干部的使用,是越交流越提拔的,动的越多,提得越快。但对于党史干部来说,不宜动得太多,这样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这只能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自己来进行选择了。新世纪前后,我不断地读书,先是读研究生,接着又是处长班,又是中青班,又是美国班,别人看我好像也能说,也能写,又有一定的协调能力,总会问我,怎么还在党史研究室,怎么不考虑动一动?我真舍不得多年的史料积累,舍不得多年的史学感悟,这是别的岗位无法提供的资源。我觉得这是最适合我的地方,是最能发挥我的长处的地方,所以我十分安心,没有动摇过。萧山一位年轻同志叫钟丽佳的有个发言,最后一句话是“我从事着自己热爱、适合自己、又能发挥所长、并能不断成长的工作,虽然辛苦,但辛苦过后最幸福”。我觉得说得很好。党史工作要“张驰有度”,“宠辱不惊”。切不可工作起来不及其他,一听表扬忘乎所以。这里一个说的是心态,一个说的是身体。也就是心理与生理。心理要健康,身体也要健康。从身体上说,要张驰有度、从长计议,不要做拼命三郎,没有可持续发展,这不符合科学发展,也不利于提高党史工作的科学化水平。从心理上说,要宠辱不惊,从容淡定,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境界,也是一种智慧。

  我曾在网上博客中看到这样一句话:境遇休怪我不如人,不如我者还多;学问休言我胜于人,胜我者尚众。说得很好。

  从事党史工作一定要有风度。因为工作是职务行为,要讲政治。你写的不一定有你的署名,你是主要执笔者,你的名字不一定放在最前面。要想得开。比如,这么些年来,我为谭启龙、铁瑛、张德江、习近平、赵洪祝等等领导起草讲话、报告,不可能会有我的名字;比如,2002年谭震林百年诞辰活动,省委党史研究室出去的文稿都是我这里出去的,不能署自己的名字;2007年江华百年诞辰,省委、省政府举办的纪念座谈会上一共七份文稿,五份是我这里出去的,不能署名的,一定要想得通。这是工作,是职务行为,不存在个人的具体利益,有的没有名字,还会有稿费,而大量的连稿费也是没有的。


  三、探究方法:方向需要有方法

  人生总是有自己的目标,也可以说是一个方向,达到这个目标,走向这个方向,就需要有方法,有方法才能提升能力,这就要求“动脑子”。

  (一)明确工作性质,掌握基本本领

  党史工作是怎样一个平凡的岗位?可能不同人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大学毕业时,到省委办公厅报到时,听说要我去党史办工作,当时还不叫党史研究室,叫党史资料征集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党史办”,现在的简称不能叫“党史办”,要叫“党研室”,经常有人叫错。当时,我对党史工作的理解是,旁听省委重要会议,留下会议的记录,这就是党史。以后开展了实际工作后一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党史工作有定位、有职能、有具体的工作与要求,比之我当年的想法要复杂多了。就现在而言,我们理解这个工作,起码要掌握这样一些本领。

  1、征集的本领。

  资料工作是党史工作的基础。无论是文字资料还是声像资料,无论是口述资料还是实景资料,都有一个征集的过程。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看家本领。党史工作需要什么样的资料?这些资料都可能会在哪里?哪些资料可能会有用?哪些资料可能会有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掌握。

  季羡林说:对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人来说,资料是最重要的。不管用什么办法,搜集资料决不能偷懒,决不能偷工减料,形象的说法就是要有竭泽而渔的魄力。在电脑普遍使用之前,真正做到百分之百的竭泽而渔,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是,我们至少也必须做到广征博引,巨细不遗,尽可能地把能搜集到的资料都搜集在一起。科学研究工作没有什么捷径,一靠勤奋,二靠个人的天赋,而前者尤为重要。我个人认为,学者的大忌是仅靠手边一点搜集到的资料,就茫然做出重大的结论。我生平有多次经验,或者毋宁说是教训,我对一个问题做出了结论,甚至颇沾沾自喜,认为是不刊之论,然而,多半是出于偶然的机会,又发现了新资料,证明我原来的结论是不全面的,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因此,我时时提醒自己,千万不要重蹈覆辙。总之,一句话:搜集资料越多越好。

  2、整理的本领。

  资料征集来之后第一关就需要整理。特别是口述资料,整理的工作量非常大,开一次座谈会之后,整理资料的时间往往是会议时间的多少倍。如何整理好这些资料,尽可能地保存历史的基本事实,也是一个本领。整理的材料很多都成为了史料,但也有一些能够形成成果。最初成果是大事记和谈话录等等。平时及时收集党委、政府的重要决议决定、重要方针,领导重要讲话和重要文件等,并进行分门别类的梳理和总结,实现厚积薄发。我们每一位党史工作人员,根据研究任务的分工,平时都十分注重做好案头资料收集整理,用时信手拈来,方便自如。

  3、编纂的本领。

  有了资料,有了历史素材,我们就可以做专题,或者其他形式的党史成果了。这时就需要有扎实的编纂本领。不同的成果需要不同的编纂方法。专题、专题集及专题史、人物传记等等都有着不同的编纂要求。编纂有自己编纂与编纂别人成果的,一定要用对用好不同的编校符号。

  4、研究的本领。

  我重点说一说研究。研究的本领是没有止境的。研究的成果也有很多。大家比较熟悉的研究成果有论文。其他的研究成果主要的有党史正本、资政课题研究等等,其实很多公文处理也是需要经过认真研究的,特别是一些方案与报告等等。研究的基本方法,一般地说,对一个新的历史课题或新的历史领域进行研究,通常要经过三个步骤或三个阶段:首先是清理出一条基本线索,形成初步框架,看看我们要研究的范围内究竟发生了哪些大事,涉及哪些方面。其次是根据需要开展专题研究。如果是比较小的课题,就要着重研究一些关键环节;如果是一个大的课题、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那就需要作许多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可以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设置,也可以选择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进行研究。在这两个阶段,收集和整理史料的工作要花费不少时间和精力。最后在前面两个阶段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提炼出一些能够解释和说明全局的大观点。简单地说,研究一个新课题要经过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打基础,第二步是深入重点,第三步是总结提高,形成最终成果。开拓一个新领域过程也类似,但所花费的功夫要大得多,高质量成果不可能一个轮次就形成,而要经过多个轮回。

  在研究的本领中特别需要有写作的本领。具体写作历史的时候,要注意写作的阶段性与不同阶段写作成果的不同。建议大家可以采用素材稿、资料长编、第一稿、送审稿、最后定稿这样五种不同的写作形式。具体的我就不展开说了。

  素材稿实际上也就是以前的资料卡片,是看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后所做的第一步工作。素材稿必须注明出处,但排列等方面不要有太多的要求,素材稿主要是自己的积累以及逐步形成写作思路的一种方法,这是给自己看的稿子,有时候的素材稿并不要求有完整的稿子,只要能够积累素材,提供路径即可,有时可以采用省略的方法。资料长编是在素材稿的基础上,将与写作有关的史料,按年月日编排,形成一个大致的头绪,这个稿子也是给自己看的,但要理得清楚,这是编写提纲的基础。好的资料长编对后期的写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会对历史主要成果写作完成后的副产品的写作带来极大的好处。第一稿就是正式的文稿,不仅要给自己看,还要征求相关人员的意见,因此大体上写作的要求,应该都能体现在这一稿中,这一稿的好坏对最后的成稿关系重大。送审稿是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修改完善到一定程度,报送当地党委和上级有关单位的正式稿,对送审稿反馈回来的意见,要作认真处理,必要时还要写出反馈报告,将对意见的处理情况报告有关单位或领导,以备查考。经过送审后,又补充到最大可能后,我们的历史研究成果才能定稿上报。

  关于党史文章的写作技巧,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老主任、党史大家胡绳同志曾经在《光明日报》1985116日发表过这样一篇文章,题目是《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重点分析“以论带史”、“论从史出”、“史论结合”问题,可以找来一读。

  在写作时,还需要重视修改的过程。何其芳认为,修改是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人,大概都在修改上用过功夫。普通所说的修改,是在文章写成以后;其实在文章未写以前,对于立意布局的反复推敲,对于写作提纲的再三斟酌,都带有“修改”的性质。这种下笔以前的修改是最要紧不过了,正如盖房子首先要打好图样,作战首先要订好计划一样。要是这第一步功夫没有用够,写起来就常常会写不下去,或者勉强写下去了结果还是要不得。这种事先的构思或写提纲,一般人都是做的,但功夫不一定都用得够。怎样才算修改的功夫够了呢?改的遍数多还不就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我想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


  5、宣传的本领。

  党史工作还需要开展必要的宣传,因此,我们还要有宣传的本领。要会说,能说,要说得到点子上。把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宣传的渠道推向社会。现在党史部门开展宣传用的比较多的方法是:编纂画册、编辑刊物、拍摄电视片、布置展览等等。还有一种形式是知识竞赛,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身份,有没有参加过;会不会出题目;能不能当评委。等等,都需要实践,都需要本领。

  6、教育的本领。

  教育实际上也是宣传的一种,党史工作者需要有这样的本领。教育的形式多种多样,现在用得比较多的有:讲课,讲业务课、讲普及课,胜迹普查与保护,开展纪念活动等等。我们现在说得比较多的“党史六进”,就是宣传与教育方面的工作。今年,我们的党史宣讲任务很重,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与考验。至今,我们省委党史研究室已经开讲了60余场,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教育的效果。

  7、协调的本领。

  党史工作有协调的职能,就要求有协调的本领。一些活动的协调,一些工作的组织,对基层单位的业务指导,对一些重点课题的审读、审看等等,都需要有很强的协调能力。

  8、合作的本领。

  党史工作不能“闭门造车”,“开门办史”更加需要交流的本领。交流有往上的交流,这叫汇报、报告;有平级的交流,这叫研究、商量;有向下的交流,这叫通气、联络。还有对外交流,与国外的交流,与省外的交流,现在虽然不多,但机会总是越来越多。

  9、学习的本领。

  在诸多的能力中,学习能力的提高是十分关键的。而要提高学习能力,必须抛弃门户之见,虚心向别人学习:要向上级机关的同志们学习,学习他们的视野与方法;要向身边的同行学习,学习他们的钻研与执着;要向基层的同行学习,学习他们的投入与经历。同时,还要向其他部门的同志学习,跳出党史学习党史。

  (二)努力做个多面手

  有了这些本领,才有可能成为党史工作的多面手。要找准研究形式,推出研究成果。去年4月,我在省里的培训班上讲过,要主要从下面这些形式中着手,同时要加强学习,掌握新形式。

  1、资料长编。

  从研究来说,资料长编既是研究的一个重要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的成果。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专家们都十分重视研究的这一过程。目前,他们所提倡的编年史,实际上也是资料长编的一种。

  2、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的重要性与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各级党史部门都在着手开展。有的已经进行过相对专业的培训,形成了规模。如《浙江改革开放30年口述历史》(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组织采写,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1月第1版)。如这几年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通过对曾担任市级主要领导职务老同志的口述史采访工作,获得了一批宝贵资料,并在内刊《征途》杂志出版了采访老同志的专刊,受到沈祖伦同志高度评价。

  3、文件选编。

  文件、报告、讲话作为第一手的历史资料也在不断得到重视。除了我们与省档案馆正在合作的改革开放时期的省委文件选编外,《浙江政报》、《政策瞭望》等杂志也有大量的材料。这几年,不少省级单位都组织编印了类似的成果,如省经济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省发改委所编的《透视——浙江改革开放3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20094月第1版)里就有不少重要的政策文件。

  4、纪念文章。

  这方面主要有纪念事件与纪念人物的文章。去年414日,温家宝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纪念胡耀邦的文章,让人感人十分亲切,令人耳目一新。今年219日,中央党史研究室发表了《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的一生——纪念华国锋同志诞辰90周年》的文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省与地方都在重要领导人的相关纪念活动中注重在当地重要媒体中组织纪念文章,并编印了由纪念文章所构成的纪念文集。如《铁瑛文集》中就有回忆中央主要领导关心浙江改革开放事业的文章。如《邓小平与浙江》、《陈云与浙江》等都是由纪念文章所组成的。

  5、论文文集。

  除了平时开展研究的论文,比如《浙江学刊》、《浙江社会科学》等学术刊物刊登大量论文外,围绕重大纪念日召开论文研讨会,再结集出版的论文集也在不断增多。比如,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编:《实践与思辨——浙江省县以上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优秀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8月第1版。《浙江党史系统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高举旗帜,创业创新》(省委宣传部)等。

  6、综述述评。

  综述述评反映了一个时期就某一个问题的研究动态,需要研究者综合的研究能力。去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在杭州召开周恩来思想与生平研讨会就是研讨综述与述评的。《中共党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每年都有大量的研究综述与述评类文章,值得学习,这类文章一般都能反映一些学术前沿,能够反映主要党史研究问题的最新成果。

  7、大事纪要。

  大事记大家都比较熟,大家都在做,但要做好也不容易。如何在大事记的基础上,形成地方党委政府的年度执政纪事,这是一个新的课题。从前年开始,我们在以往当年大事记或纪事的基础上,尝试开展地方党委政府年度执政纪事的工作,既得到了省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定,也得到了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同志的表扬。

  8、专题材料。

  专题是围绕一个主题所形成的研究成果。这方面,大家都很熟悉,成果也很多,也单个的,也有系列的,很多还集成了专题书籍。比如单个的有:前年浙江有6个专题入选了《执政中国六十年》系列,其中5个是改革开放时期的。专题书籍就更多了,比如:《拨乱反正(浙江卷)》、《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浙江卷)》、《走进新世纪——中共浙江省第十次代表大会以来》、《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中共浙江省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浙江改革开放史》、《过去·现在·未来——长江三角洲中的浙江》等。

  9、党史正本。

  党史正本是我们党史部门的主业。通过多年的努力,今年,中央党史二卷和省党史二卷均已出版。改革开放以后的党史正本,我们浙江还没有,中央党史研究室已经正式启动以改革开放历史为内容的党史第三卷的编写工作。我们有不少地方已经开展这一时期的党史专题编写工作,为正本写作打下基础。我们力争在下半年开始启动党史三卷的试点工作。但具有史的性质的书籍还是有的,比如,省里有《当代浙江简史》,有《浙江改革开放史》,都为正本的写作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10、图片视频。

  图片展览,现在是党史部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各地都积累了许多办好图片展览的经验,也围绕新中国成立40周年、50周年、60周年、改革开放10周年、20周年、30周年及其他一些主题开展过大量的图片展览,涉及到改革开放时期的陈列大纲就是研究的成果,与此类似所编印的画册,也需要大量的研究工作,是研究的一种主要形式。现在还有视频形式,各地都配合党史专题拍摄了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影视成果。如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制作的《锦绣天地看浙江》(3蝶)、《东方的涛声》(23集)、《丰收——全景式展示我省改革开放三农成就》(单蝶3集)、《浙商》(49集)就是这一类型的成果。

  11、方志年鉴。

  方志尤其是续修的方志,基本上是以改革开放历史时期为主要内容的,有部门志、市县志,甚至还有乡镇志、村志等,都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与研究成果。

  12、手稿讲稿。

  改革开放历史人们的参与度很高,各类讲堂也十分活跃,最著名的莫过于“浙江人文大讲堂”,层次很高,很受欢迎。讲过了之后,讲稿经过整理,编印成册,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成果形式。比如《浙江人文大讲堂》已经出到了第五本。我们现在正在开展的一些类似讲稿,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形式保留下来。

  13、内参史鉴。

  服务大局、资政育人是党史工作的根本方向和根本任务。近年来,浙江省结合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开展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资政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从前年开始,我参与做了几件党史资政研究,切身体会到:开展资政研究起码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围绕中心,了解大局。二是学习力作,掌握方法。三是拓展视野,提升能力。起码是提升了自信。通过这些资政实践,我个人觉得,改革开放新时期起码有三件资政的事可以做:一是地方党委、政府当年的执政纪事;二是配合地方党委、政府的中心工作梳理同类事业发展的历史回顾;三是配合党代会梳理上一届党委的主要工作。现在我们有一些好的资政平台,要合理地加以运用。如中央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研究参考》、《党史工作要情》;杭州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党研内参》;萧山区委党史研究室的《史志通鉴》等。


  14、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是对某一情况、某一事件、某一经验或问题,经过在实践中对其客观实际情况的调查了解,将调查了解到的全部情况和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揭示出本质,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最后以书面形式陈述出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中,调研报告既是史料,也是一种成果。改革开放后的很多政策都是在调研报告的基础上产生的,对当代历史的研究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调研报告提出的对策是否被采纳,能否上升到政策,应该经过政策预评估。

  现在还要增加一项,也就是要学会新闻发布。新闻发布工作是提高党史工作科学化水平的重要一环。在党史信息化的条件下,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机遇下,要处理好党史与网络的关系,借助网络平台宣传党史,搜集舆情;要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进行党史普及宣传。要完善党史部门信息发布平台,建好新闻发布会的策划、实施与管理机制,探索党史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的信息发布制度,日常注意新闻发布口径积累,与新闻媒体进行联络沟通。新闻发布工作的实践证明,许多情况下,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话语权决定主导权,时效性决定有效性,透明度决定公信度。党史工作的新闻发言人要把党史部门想说的、媒体关注的、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涉及党史工作的内容结合起来,加大党史信息公开力度,及时发布权威党史信息,充分展示党史及党史工作的良好形象,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舆论环境。

  这些都是业务工作,要成为多面手,除此之外,还要懂得公文的行文规范,还要有一定的行政能力,比如学会工作能不能搞;会务工作会不会搞。多参与一些各方面的工作,自然而然就成了“多面手”,党史工作需要这样的“多面手”。

  (三)坚决改掉“坏毛病”

  现在我们有的同志,在从事党史研究的时候还有一些“坏毛病”,需要引起重视。比如:有人认为文章不能改动;有人认为文章不能压缩;有人认为想法不能变动;等等。

  这些都是很幼稚的,文章本来就是改出来的,况且刚才也说了,党史研究很多文章是职务行为,你写了并不是你的,有什么不能改的?有什么不能压缩的?该调整就要调整,有的时候,大家不知道理解不理解,形式比内容重要,很多时候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种形式,这时候形式就是内容。比如强调重要性,就要一把手亲自抓,这就是形式,怎么抓,还在其次。所以我们有时也要讲形式,只是不要成为形式主义。从事党史工作的同志一定要有全局观、大局观,跳出自己的研究圈子来看待我们的工作。业务人员要钻研业务,这没有问题,但同时也要讲政治,因为我们搞的是党史工作。胡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写有一条幅:“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

  (四)突出工作重点

  从哲学的角度说,矛盾总是分为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中又有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从工作的角度来说,我们一定要分清楚工作的重点,全是重点等于没有重点。一个单位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一个阶段也是如此,一定要能够把握得住重点,能够突出重点。

  怎样才能突出重点?突出重点不在于得,而在于舍,小东、小西、小小不然的东西要坚决的舍掉,主要矛盾突出出来,把所有的精力集中到这个方面去,你才能够把它得到手。为此,我们要坚决不受次要的矛盾、细节的问题的干扰,不要被次要矛盾、细节问题、婆婆妈妈、鸡零狗碎的问题模糊了视线,转移了视线,但恰恰是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人,特别容易被次要的矛盾、细节的问题模糊了视线、转移了视线,为什么呢?因为次要的矛盾、细节的问题、婆婆妈妈、鸡零狗碎的问题是感性的、是鲜活的,是看得见、摸得着,就摊在桌子上,就在你眼前飘来飘去,抓也抓不完,干也干不完,相反,主要的矛盾,核心的东西,本质的东西,需要你穿透这个表面现象,深入到它背后才能把它抓住,你穿透了现象,你还不一定能够抓住它。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就不能抓住重点。

  (五)让党史工作“微笑起来”

  以前在研究生班课程里,听说过经济学里有一条著名的“微笑曲线”。前年在党校学习,又不断受到“微笑曲线”的剌激,老师们经常运用这个工具,让我们的学习“微笑”起来。在产业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它的大意是:在当今世界的产业链中,研发、生产、行销诸环节的附加值曲线呈现两端高而中间低的形态,即研发和行销环节附加值高、生产加工环节附加值低,大体呈“U”形,很像人微笑时嘴唇的形状,俗称产业“微笑曲线”。

  事实上,我们党史工作中也可以运用这条“微笑曲线”。一是在整个党史工作中,资政研究处在高端,没有低端的史料积累与研究积累,到不了这个高端;而没有这个高端的发育、完善,党史工作也“微笑”不起来,党史工作的社会影响与社会地位自然也就大不起来、高不起来。二是在资政研究本身也存在着这样的一条曲线,前期的研发设计在资政研究中就是课题选择,需要知道大局有什么样的需求,我们具备了什么样的条件,然后才能找到结合点与切入点,这是一个高端。然后再经过生产、加工、组装、包装,形成资政研究的成果;这还不够,有了成果还要有营销,要能把成果送到主要领导案头、手上,还要让领导能够化时间来看,最好领导看完后有了启发,有所借鉴,有所批示。党史资政研究工作是党史资料与研究工作的深加工、精包装。这样,我们资政研究的目的才得以实现,资政研究也就“微笑”起来了。

  在现实工作中,我们有时经常可以看到,有的单位的一把手,好像不大干党史,书稿不一定写,书稿也不一定看,但事实上,这样的领导可能正在动脑筋、想点子,正在找出路。这样的工作是高端的工作,是研发的工作,是营销的工作。因此,还是要给他当主任,还是要给他最高的工资。这是有道理的。

  还有一种现象大家一直习以为常,就是党史研究、党史成果的内部消化、自娱自乐现象,总在一个小圈子里循环,自己写、自己看、自己用,这实际上也说明了研发搞得不好,营销搞得不好。倒不一定是我们研究本身搞得不好,而是创意与营销跟不上。所以我们要加强党史资政研究工作,让党史事业“微笑”起来。

  (六)党史工作有境界

  党史工作的境界,说的人比较多,确实也会有不同的境界。我个人的理解是,从事这项工作的同志,可以从这几句话中体会一下我们工作的意义:

  一句是西汉的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一句是北宋的张载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一句是清代的郑燮(郑板桥)说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一句是清代薄松龄说的: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们海宁人王国维在他的著的《人间词话》里说了一段话: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党史工作者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看我们能不能成为这样的人:一种是季羡林所喜欢的人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一种是张岱年所说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他概括的“三真”是:真情实感(态度)、真积力久(方法)、真知灼见(结果)。都在于一个“真”字。人,总是各有所求、各行其是,然后各得其所,有付出,才有回报,看你想得到什么,又付出了什么,真的得到了什么。人,要为自己的理想而活着,不要为别人的理想而活着。面对诱惑,要能做到眼不红、心不乱,因为你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生活。

  我认为,要写好党史,做好党史工作,就需要把党史这个职业当作事业来做。我理解,职业与事业是有区别的,其主要区别大概在于:一是不仅仅以完成工作任务为标准,还要有终身追踪党史课题研究的目标;二是不仅仅以投入正常工作时间,还要以投入更多的业余时间为快乐。三是不仅仅以养家糊口为目的,还要能够达到不计名利为境界,从容淡定,坦然自若。这时候的工作就变成了事业,“君子不可夺其志”。事业是你自己的了,外人怎么说,不会影响到你了,你只需一笑了之。表扬你,也不至于轻飘;批评你,也不至于沮丧。也就是要求能够从心猿意马、三心二意,到心定神凝、一心一意,再到心驰神往、心无旁骛。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祖强 2011年9月23于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