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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明智问史求信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90年中的三大亮点
王祖强
时间:2011-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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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是全党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无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浙江历史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一、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使浙江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之一   

  (一)中共一大南湖会议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此时,以李大钊和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分别在北京、上海等地相约建立共产党组织,并得到了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7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各地党组织派出代表参会的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共产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列席会议。730日晚,一大会场遭法租界巡捕搜查。经代表们商定,8月初,中共一大最后一天的会议在嘉兴南湖一条画舫上举行。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关于工作任务的决议草案,规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和组织形式,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会议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中共一大的胜利闭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二)浙江人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1、舆论贡献:浙江的两个人、两本书的影响作用最大。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要创建共产党就先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制造舆论。中国人是在19世纪末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并零星、片断地传入中国的。比较系统、全面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已到20世纪20年代了。19208月,在上海和日本大阪分别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邵飘萍撰写的《新俄国之研究》两本书。这里,陈望道是浙江义乌人;邵飘萍是浙江东阳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因其第一个翻译该书的中文全译本被载入中共党史;邵飘萍撰写的《新俄国之研究》,实际上成了中国介绍列宁主义最早的一部著作。   

  2、组织贡献:现代工人、农民组织浙江发展最早。  

  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因此,工人和农民都是中国共产党的物质基础和领导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成立于1920年七八月间的“浙江印刷公司工作互助会”是早期工会中组织较完善、活动较进步、发展方向较正确,并为党的印刷事业作出开创性贡献的现代工会组织,是同时期工会组织无与伦比的。爆发于19219月的萧山衙前农民运动,是党领导的全国最早的农民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   

  3、实践贡献:浙江籍先进分子积极参与建党活动。  

  1920年春,苏俄与中国的交通得到恢复,共产国际的革命者与中国革命者的直接联系得以可能建立。1920 4 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属的外国处派出的一个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代表团来到了中国,他承担的任务有三:一是同中国社会主义团体联系,组织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及青年团;二是指导中国工人运动,成立各种工会;三是物色一些中国的进步青年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选择一些进步分子到俄国游历。在北京会见李大钊后,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来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并一直工作到19211月才回国。维经斯基在上海期间,俞秀松一段时间里担任了他的助手。   

  19205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上海成立,负责人是陈独秀,成员有李汉俊、沈玄庐(浙江萧山人)、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施存统(浙江金华人)、杨明斋、俞秀松(浙江诸暨人)、沈雁冰(浙江桐乡人)、邵力子(浙江绍兴人)等。这里面,浙江籍的先进分子占大部分。稍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1920719,在上海又举行了“最积极的中国同志”会议,这是酝酿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次各革命团体的联合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在会议上,他们都坚决主张建立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08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建立,陈独秀任书记,参加的浙江籍的先进分子有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和沈泽民等,占全体成员的一半。稍后,施存统被指派去日本建党,组建了中共日本发起组并担任负责人。1920822日,上海革命局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外围组织,俞秀松任书记。到年底,浙江籍的叶天底、张秋人、宣中华、梁相台等先后入团,成为社会主义青年团早期的团员。   

  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立即投身于工人运动中。为在工人中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1920815日出版了《劳动界》周刊,俞秀松也参与编辑工作。这一时期俞秀松还同陈独秀、李汉俊共同创办了《上海店员周刊》,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刊物。19201121日,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第一个新式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共有会员370多人,包括电灯厂、造船厂等多家工厂,俞秀松所在的厚生铁厂也积极参于。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又组织领导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俞秀松等人负责领导。这些是中共发起组早期领导的工人运动。   

  1920年底至19216月这半年的时间,上海党的工作曾经陷入一段时间的低谷。这是因为192012月,陈独秀应时任广东省省长的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担任了教育厅厅长。19211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也启程回国了。主要领导人的离开和经费来源的断绝,使上海党的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据包惠僧回忆,“当时上海的党员不多”,只有李达、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以浙江籍为主的党员在坚持工作。   

  1921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浙江籍党员共有7,他们是: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和施存统。而当时全部的中共党员只有50多人。  


  (三)这次会议留下来的疑问   

  1、会议时间。  

  关于中共一大南湖会议,最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68页有一条注释:目前史学界对党的一大闭幕日期有730日、731日、81日、82日、85日等几种不同的说法。事实上这条注释本身就有问题。730日晚,代表们正在开会时,遇到敌探,然后中止会议这个说法在党史学界是没有疑义的,晚上再到嘉兴开会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央党史研究室这个注释与正文内容是有矛盾的。事实上确实存在五种不同的说法,但没有730日一说,而是8月初说,现在运用得比较多。  

  731说的主要根据是:董必武1971年的回忆:“第二天会议就改在嘉兴南湖继续开”;刘仁静1979年的回忆:“第二天我们就到了嘉兴南湖”;包惠僧1953年的回忆:“次日早车我们都到了嘉兴南湖,……把船开到湖心,就开始开会”;周佛海1943年在《扶桑笈影溯当年》一文中回忆:“到了第二天,三三两两的到北站上车,……到了嘉兴”。根据以上回忆,730日晚上海会场出事后,第二天到嘉兴南湖开会,当是731日。   

  81说的主要根据是:192912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说:“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湖(应为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这个意外事件发生后”,第二天李达夫人王会悟提出到嘉兴南湖开会,“我也通知各代表明早搭车前往。”董必武和张国焘的回忆是一致的,都是上海会场出事后隔了一天到南湖开会,因此南湖会议的日期是81日。   

  82说的主要根据:是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的回忆,她在1959年的回忆中说:一大会议“因为有情况被迫休会,两天以后才决定到嘉兴南湖船上去开”。从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她一直坚持这一说法。持此一观点的研究者认为,王会悟虽然不是一大代表,但南湖会址的具体安排是她一手承办的,她的回忆应该更为可信,她所说的“两天以后”就是82日。   

  85说的主要根据:是1972年苏联公布的《驻赤塔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斯穆尔基斯的信件》。斯穆尔斯基的这封信是19211013日写的,其中明确写道:“自723日到85日,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会议,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自称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大会。”此信是19211013日写成的,距一大闭幕仅60多天。从信件内容看,它对一大开幕日期的记载是准确的,对代表人数、代表的党员人数和会议上产生的党的组织机构等问题的记述,也比较接近事实。这封信是研究一大南湖会议日期唯一的文献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其可信度应该比各种回忆更可靠。  

  几种说法的代表性文章:731日说:是邵维正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日期的初步考证》;81日说:是李玲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个问题的考证》;82日说:是王国荣的《中共“一大”结束日期新探》;85日说:是曹仲彬的《党的“一大”闭幕日期考》。  

  2、出席人员。  

  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有争议。除了南湖会议的日期外,出席南湖会议的人员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大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开会,考虑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引人注目,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两人没有去南湖开会。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出事后心有余悸,第二天就带着新婚妻子去了杭州游玩,也没有去南湖开会。上述3人没有出席一大南湖会议是肯定的,没有任何异议。   

  李汉俊和何叔衡是否参加了南湖会议,众说不一。陈潭秋、刘仁静、王会悟等人回忆,李汉俊没有出席南湖会议。由于李汉俊作为上海会场的主人,正受到密探的严密监视,不去南湖参加会议应该是说得通的。何叔衡有否参加南湖会议的关键取决于他是否出席了上海会议。最早提出何叔衡没有参加会议的是张国焘,他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大会召开之前,几位主要代表还会商过代表的资格问题;结果认为何叔衡既不懂马克思主义,又无工作表现,不应出席大会,并推我将这一决定通知毛泽东。他旋即以湖南某项工作紧急为理由,请何叔衡先行返湘处理。因此,后来出席大会的代表只有12人。”刘仁静在回忆和接受采访中都说何叔衡有没有参加会议记不清楚了。此外,董必武1929年写给何叔衡的信,就一大开会的时间、参加人员、会议内容及会议地点等作了介绍,从信的口气看,完全是向局外人通报情况,而不像是当事人之间核对细节。但是,何叔衡为什么没有出席会议?张国焘所说的理由不能令人信服,当时根本没有代表资格审查制度,不可能出现这种事情。何况王会悟在回忆中明确指出何叔衡出席了南湖会议,而且说“部分代表如毛主席、董必武、何叔衡、陈潭秋等同志由我陪同先到烟雨楼玩了一回”。所以何叔衡到底有没有参加一大南湖会议还是一个谜,还值得深入研究。   

  3、会议成果。  

  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按通常的说法是产生了“三人组合”,即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担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然而,对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历来存在不同的说法。如董必武和陈潭秋两人在20世纪30年代都有相关回忆,在保存下来的有关材料中还有中共一大中央临时委员会为四人的说法。不过一般都被视为个人回忆,仅作参考,或认为是孤证而没有引起重视。   

  在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接收来的档案中,保存着一份鲜为人知的中共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的名单。这份名单清楚说明,中共一大选举的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由九人组成。虽然名单没有提及是否注明了时间,以及从何而来等细节,但是仅仅从它所反映的九人名单,就几乎颠覆了以往有关中共一大选出的中央执行局成员为三人的说法,值得细致地分析和研究。   

  实际上回过头来看,通常被作为反映中共一大实际情况的重要档案文件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所指出的:“选举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并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其中也包含着一定的未确定因素,即可以推导出两种可能:一种可能即:书记处的同志兼任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工作。如李达和张国焘两人所回忆的:两人既是中央局成员又分别兼任组织和宣传工作。还有一种是选出三位同志组成书记处,再选出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的同志。因为按通常的惯例,组织部和宣传委员会应该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工作部门。如果是这样,当时选出的人可能就不止三位。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关于中共一大的选举结果,似乎并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简单、明了。不论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共一大选举结果的记载,还是李达、张国焘等当事人的回忆,是否完全可靠、准确,要下结论似乎为时尚早。因为年代久远,档案记载和个人回忆都有可能不完整、不真实。但这些档案和回忆,却使我们在审视历史、研究党的一大的选举结果时,有了新的角度和依据。   

  (四)“红船精神”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精神的力量,在90年的历程中,不断创新与发展红色精神,而且这种红色精神从“红船精神”开始。  

  我们经常讲,一个大党诞生于一条小船。90年来,正是这艘“红船”载着我们共产党人从旧中国的此岸驶向了胜利的彼岸。就是在这伟大的征程中,孕育和发展了“红船精神”。2005621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刊发5000多字的署名文章《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红船精神”,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他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这是中共一大南湖会议留下来的珍贵的历史遗产。   

  二、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51次到访,使浙江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得最多、并作出许多重大决策的地方之一   

  这里还应该说一说,跨越三个阶段,但很有浙江特色的内容,就是党和国家主要领导视察浙江的活动。据我们的最新统计:毛泽东一生到过浙江53次;周恩来一生到过浙江30次;邓小平一生16次到过浙江;陈云一生33次到过浙江;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后,至少7次视察浙江;胡锦涛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以后,至少6次视察浙江。这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既说明了浙江工作的突出成绩与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党中央对浙江工作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今天,我重点说一说毛泽东到浙江的简单情况。毛泽东与浙江,或者说毛泽东在浙江这个话题非常引人注目,是热点、亮点,同时也是难点。  

  去年97日,我在之江饭店举办了浙江党史工作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这也是我省党委部门利用省外宣办发布平台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还是全国党史部门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在有限的提问时间里,记者们对于毛泽东在浙江,并且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后来关于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有大半是以毛泽东在浙江的有关话题作为醒目标题的,可见公众极高的关注度。当时,浙江在线的标题是:“浙江举行首场省委部门新闻发布会揭秘毛泽东在浙785天”;新浪网上的标题是:“浙江党史最新考证毛泽东曾53次亲临浙江”;杭州网的标题是:“毛主席新中国建立后离京2851天有784天在浙江”;等等。而本来的通稿标题是:“我省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党史事业发展情况”,可见毛泽东在浙江的影响力有多大。  

  (一)毛泽东在浙江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十件事   

  1、参加一大南湖会议(1921年)。   

  19217月上旬,为参加中共一大,毛泽东和何叔衡经武汉到达上海,特地到杭州住了一天,对杭州留下了十分美好的印象。这是目前有据可查的毛泽东的第一次浙江之行。   

  19218月初,毛泽东参加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召开的会议。1日,他与董必武、陈潭秋一行,由王会悟作向导,坐火车来到嘉兴,为中共一大的继续召开作安排。2日,在南湖游船上继续开会,毛泽东担任会议记录。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和《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于当天前往杭州,几天后返回湖南。  

  2、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19531954年)。  

  195312271954314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这是他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浙江之行。此行两个多月,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是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他带领宪法起草小组在杭州北山路8430号楼进行起草工作。195419日,宪法起草工作正式开始;10日在毛泽东主持下,起草小组制定了起草宪法的工作计划;15日,致电刘少奇并中央各同志,通报起草小组的工作计划;217日左右草案初稿出来后,当日致电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并专门致信刘少奇,要求在京中央委员开会讨论几次,提出意见;随后主持起草小组通读通改,于当月24日完成二读稿,当日分别致信刘少奇、胡乔木,要求印发各有关同志阅看;26日完成三读稿,当日致信刘少奇并书记处各同志,要求印发中央各同志阅看;39日改出四读稿,至此,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任务,为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讨论修改宪法草案,提供了一个比较成熟的稿本。期间,他不仅主持起草工作,还亲自对宪法草案作了多次修改,写了不少批语。  

  3、主持起草《全国农业发展纲要》(19551956年)。  

  195511517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此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调查了解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等情况,商讨农村发展规划。毛泽东于这个月的中旬在杭州,召集9个省的省委书记,就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交换意见,听取了浙江省委关于农业生产和农业合作化情况的汇报,讨论并提出了农业十五条。这个“十五条”到天津增加为“十七条”。195611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根据13日前各地汇总的意见,4日,他将“农业十七条”扩充为22条。5日至9日,毛泽东在杭州又召开了有部分省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经过讨论、修改,于7日前扩充到36条。7日,增加了有关青年的一条,并加写了有关农业科研和技术指导一条,共38条。8日,又增加了关于勤俭办社和工农联盟2条,形成《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40条。8日至9日,毛泽东2次致信周恩来,告知修改的情况,并于9日要求工作人员将修改过的草案初稿 送周恩来。毛泽东本人则于19日会议结束后,经上海返程北京。  


  4、视察小营巷(1958年)。   

  195815,毛泽东亲临小营巷视察卫生工作。他到了小营巷61号、56号和42号三个墙门,察看了居民的卧室、厅堂、厨房、水缸、粪缸等,亲切地询问了居民的生活、工作和学习情况。毛主席所到之处,引起居民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对小营巷的爱国卫生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赞说“你们这里的卫生工作搞得不错嘛”。毛主席视察小营巷,给小营巷人民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也为小营巷增添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5、“反右倾、鼓干劲”的三个基层干部座谈会(1959年)。  

  1959816,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返京途中,于21日至25日,在浙江。821日晚间至22日下午,毛泽东接连在金华、诸暨和萧山召开了3个基层干部座谈会,并在萧山实地考察了农业生产的情况。参加金华座谈会的基层干部有:金华地区专员梁长庚、金华地委副书记沈芸、金华县委书记李子正、兰溪县委书记王新三、永康县委书记马蕴生。参加诸暨座谈的基层干部有:中共诸暨县委书记孙子甫和分管财贸的副县长张茂堂。参加萧山座谈的基层干部有:中共萧山县委书记牛树桢和县长刘志民。  

  6、丁家山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19591960年)。   

  1959129196014日、118日至24日,毛泽东在杭州,组织胡绳、陈伯达、邓力群、田家英、林克在杭州刘庄丁家山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他对这次读书活动亲自作出安排。12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在杭州前后25天,除去3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21天。19591226日,毛泽东66岁生日这天,也没有中断读书。只是毛泽东要读书小组的几位同志同他一起吃晚饭。客人只请了江华及夫人吴仲廉两位。   

  7、组织并指导浙江调查(1961年)。   

  196113129日,毛泽东在杭州,住汪庄。到杭州前,毛泽东于120日指定9人组成3个调查组,分赴广东、湖南、浙江3省农村调查。他要田家英负责浙江调查组。毛泽东到达杭州时,浙江调查组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调查。在杭州,他多次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并直接加以指导。   

  26,在听了田家英汇报后,毛泽东在住地,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江华、霍士廉、林乎加、李丰平汇报整风整社和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核算单位放在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过去的高级社好?就是说,放在生产小队好,还是放在生产队好?这是毛泽东关于调整人民公社规模和体制问题的重要意见。特别是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当时对许多人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响应者寥寥无几。  

  28,毛泽东再次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除江华、林乎加之外,还有薛驹和田家英参加。毛泽东的谈话涉及纠正“五风”、退赔、自留地问题,并再次谈到生产队规模太大,把生产小队改成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最后,毛泽东又谈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精神准备问题。就在这次谈话中,田家英提出搞一个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  

  42028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他要求浙江调查组的全体人员也都搬到刘庄,同他住在一起,便于组织指导调查组的调查工作。25日,毛泽东致信邓小平,请他和田家英一起起草一个通知,建议5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8、主持制定“前十条”(1963年)。   

  196341523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到杭州后,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的同志谈了他这次南下的打算,要求大家同他一起起草一个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为此他特意要求大家认真准备与此相关的材料,以供参考。在此之后,毛泽东开始往返于杭州、上海之间组织起草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性文件。  

  42653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52日,毛泽东叫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几位中央局的第一书记见面,主要商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意在为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前十条”)作准备。当天,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上加写了批语。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   

  45月间,毛泽东写就了哲学名篇《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53日,毛泽东前往上海,于6日返回杭州。   

  5624日,毛泽东在杭州,住刘庄。57日,毛泽东主持讨论《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第一稿。  

  8日,他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当天晚上,毛泽东又在住地召集会议,推荐了河南的两个材料,还称赞了另外两篇材料,并加写了大段的批语。这天,他还听取了彭真关于对阶级斗争调查研究工作的汇报。  

  9日,毛泽东接到周恩来来信,希望向他汇报关于“跃进号”失事的处理情况,同时想就便在杭州与各中央局书记谈谈粮食、精简和农业生产问题。毛泽东决定延长会期。同一天,毛泽东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1300多字的长篇批语。   

  10日和11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决定(草案)》,先后修改了4稿。《决定(草案)》还附了经毛泽东批转过的20个材料。11日晚,毛泽东将《决议(草案)》改好后,在住地召集第三次会议,再次进行讨论。12日一清早,毛泽东又把各中央局书记找来谈了一次。要求不要性急,要搞稳一点,不要搞乱了。   

  9、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两次杭州会议(1966年)。  

  196631720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中央是否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学术界政治批判问题,还讨论了教育革命、文化革命、战备、工业管理中央地方关系等问题,会议主要点了杨尚昆、陆定一的事,对罗瑞卿进行了进一步的揭露,还听了江青介绍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会上,毛泽东作了许多重要插话,明确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  

  416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讨论“二月提纲”和彭真、罗瑞卿等人的问题,集中批判了彭真。会议的前一段时间是阅读有关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所作的几次修改。22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局势的估计越来越严重。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因上海沪剧《芦荡火种》不能在北京演出,当面批评彭真是搞“独立王国”。  

  10、九一三前夕惊心动魄的杭州八日(1971年)。   

  19719310日,毛泽东在杭州,住汪庄。93日零点,专列抵达杭州,在笕桥专用线上停放。毛泽东在车上找南萍、熊应堂、陈励耘和汪东兴一起谈了话,了解有关几人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问题,强调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搞山头;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谈话中,毛泽东对林彪及其同伙对林立果的种种吹捧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在杭州期间,毛泽东已经察觉和了解到林彪一伙进行阴谋活动的部分新的情况。他及时采取措施,于9日凌晨,指示将专列转到了靠近绍兴的一条专线上。10日中午,他找南萍、熊应堂、白宗善及陈励耘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他谈了团结问题、培养年轻人、浙江与南京军区的关系等问题。就在毛泽东找浙江部分负责人谈话的时候,他的专列于101340分由绍兴返回,1450分抵达杭州站。谈话结束后,1535分,毛泽东乘坐专列离开杭州。   

  (二)毛泽东在浙江写就的著名诗作   

  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艺术结晶,毛泽东在浙江留下了众多不朽的诗作,虽然对有的诗作是否作于浙江以及诗作本身还有不同的版本,但这丝毫也不会影响毛泽东写浙江及在浙江所写诗作在他诗词中的独特地位。今天的讲座,我所采用的诗文与成诗时间,暂且按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月,由吴正裕主编,李捷、陈晋副主编的《毛泽东诗词全编鉴赏》为准,当然明显的错误,我就直接纠正了。  

  1、《五律·看山》(1955年)。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飖下,欢迎有晚鹰。   

  2、《七绝·莫干山》(1955年)。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3、《七绝·五云山》(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4、《七绝·观潮》(1957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5、《七律·读报》(195911月)。  

  反苏昔忆闹群蛙,今日重看大反华。恶煞腐心兴鼓吹,凶神张口吐烟霞。神州岂止千重恶,赤县原藏万种邪。遍找全球侵略者,仅余中国一孤家。   

  6、《七律·读报》(195912月)。   

  托洛茨基到远东,不和不战逞英雄。列宁竟撇头颅后,叶督该拘大鹫峰。敢向邻居试螳臂,只缘自己是狂蜂。人人尽说西方好,独惜神州出蠢虫。   

  7、《七律·改鲁迅诗》(195912月)。   

  曾警秋肃临天下,竟遣春温上舌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高官。喜攀飞翼通身暖,苦坠空云半截寒。悚听自吹皆圣绩,起看敌焰正阑干。   

  8、《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196319日)。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另外,还有两首诗词无法判断写作的地点,一首是《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泄,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一首是《七律·有所思》: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后一首根据写作内容与语气,基本可以认定是在杭州写的。但也有说是作出湖南的。   

  还有两首原来说是写作在杭州的诗词经过考证,并非作于杭州,这就是著名的《七律二首·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我对此专门作过考证,文章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上,在全国党史优秀成果评比中还得过奖。  

  三、“浙江事例”的不断创新发展,使浙江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的省份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浙江人民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走出了一条富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发展路子,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形成了一件又一件“浙江事例”,从而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90年中的第三个大亮点。   

  (一)三十余年来的典型“浙江事例”   

  1、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浙江是改革开放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起步较早的省份之一。19801211日,温州市解放北路的小摊主章华妹得到了一张崭新的营业执照,这使她成了“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2、股份合作制在浙江的起源与发展。   

  浙江群众在探索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造,其中产权方面的关键一环,即股份合作制的推出,充当了个私经济突破诸多限制走上规模经营的桥梁。19826月,温岭县工商局率先突破禁区,给牧屿工艺美术品厂等4家企业核发了“联户企业”营业执照,成为浙江乃至全国农村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发端。1984年初,温岭县工商局又确认这4家企业为股份合作企业,在工商登记中表述为“集体(合作经营)”,使浙江人民首创的股份合作制这一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和经济成份得到正式确认。  

  3、从义乌市场到“义乌经验”。   

  198295,义乌县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小商品市场同时开放。义乌县委、县政府发布《通告》,允许农民经商,允许从事长途贩运,允许开放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并由政府出资建了一个有705个摊位的第一代小商品市场,标志着中国小商品城就此起步。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实现了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和谐发展,创造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走科学发展之路的“义乌经验”。  

  4、步鑫生: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   

  19831116,《人民日报》的一篇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为“编者按”的报道《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让海盐衬衫总厂的改革事迹迅速走向全国。  

  5、宁波、温州列为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  

  198432646日,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开放包括宁波、温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浙江省的对外开放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省份之一。   

  6、龙港人建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1985年,苍南用“农民城镇农民建”的理念与思路,建起“中国第一座农民城”。如今的龙港,已是浙江省的经济强镇,全国小城镇建设示范镇,全国小城镇综合改革试点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试点镇。  

  7、“温州模式”声震海内外。  

  1985512,《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乡镇企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报道,指出:温州农村家庭工业的发展道路,被一些经济学家称之为广大农村走富裕之路的又一模式——“温州模式”。“温州模式”的名词,第一次出现在了媒体上并很快声震海内外。  

  8、温州首创全国私人股份制“民间银行”。  

  1986111,温州人杨嘉兴等8人集资31.8万元,创办了全国最早的“股份合作制信用社”——鹿城城市信用社。被誉为全国首家私人股份制“民间银行”。  

  9、中国首例民告官案在温州起诉。   

  19888月,改革开放后中国首例农民告政府案在温州市苍南县开庭。原告为苍南县舥艚镇农民包郑照,被告为苍南县县长黄德余。此案被誉为全国一届人大至九届人大50年间“民主与法制建设”10件大事之一,并入选“浙江律师在推进民主与法制发展中最有影响的十大案例”。  

  10、椒江探索党代会常任制。  

  19881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原则同意,中共浙江省委批准,台州椒江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进行党代会常任制试点。  

  11、王均瑶“胆大包天”。   

  1991728,一架从湘江之畔长沙飞来的安—24型客机徐徐降落在浙江温州永强机场跑道上。随后,又满载乘客腾空而起,直飞长沙。这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奇迹:由农民出资承包的第一条空中航线正式开通。   

  12、滕头村获“全球生态500佳”。   

  199365,世界环境日2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当年获得“全球500佳”荣誉的全球39个单位和个人颁奖。中国唯一获此殊荣的是一个在中国地图上难以找到的小村庄——浙江市奉化市滕头村。  

  13、全国首家上市乡镇企业。   

  19941月,万向集团所属“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中国第一家上市的乡镇企业,是浙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突出代表。  

  14、上虞市建立便民服务中心的探索。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于1999929日。当时,上虞市委、市政府针对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已严重滞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超常规思维,大胆探索,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要求,对行政审批模式进行自发调整、主动改革,把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审批、审核、办证、办照事项分离出来,集中到一个大厅进行办理,建立了全国第一家规范意义上的行政服务中心。   

  15、台州推广“民主恳谈会”。   

  20008月,台州市温岭市委在松门镇召开现场会,把松门镇实行“民主恳谈会”的做法推广到全市各乡镇(街道)、村、非公有制企业和市政府部门。从此,“民主恳谈会”这一做法渐渐在温岭、台州直至全省推广。这是浙江基层党建工作的一个创新之举。  

  16、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祥地。  

  台州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祥地,20008月,温岭市石桥头蔬菜合作社成立,拉开了台州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序幕。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生产在家,服务在社”的经营模式,实现了千家万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大市场有有效对接,成功走出了一条“围绕产业发展合作社,依托合作社做大做强农业产业”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台州的实践直接推动了全国第一部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规的出台,这个法规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20061031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   

  17、长兴发放中国首批教育券。   

  浙江长兴县自2001年开始,在学习借鉴国外教育券制度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针对不同的教学需求和困难群体尝试发行了几种不同类型教育券,在边推行边完善的过程中,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困难家庭的高度肯定和极大欢迎。中国首批教育券就这样在长兴这个小县城诞生了。  

  18、炎中贸易公司:中国首家获得外贸经营权的私营企业。   

  2001年,绍兴县炎中贸易公司获得外贸流通经营权,成为中国第一家获得外贸经营权的私营企业。  

  19、嘉兴秀洲区率先开展排污权交易。  

  2002年起,嘉兴市秀洲区开始推行排污权有偿使用制度,率先在全国实行区内企业排污权有偿使用,探索用市场化手段治理环境污染。  

  20、杭州下城区建立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   

  2002718,全国第一个楼道党支部——“王马社区科普楼党支部”诞生。此后,下城区推广王马社区经验,全区共建立楼道党支部661个,社区党员人数达到15352名。  

  21、温岭率先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是温岭市在非公有制经济产业集群、块状经济发展过程中,为协调劳资双方劳动关系、维护职工切身利益而探索出来的一项全新制度,是党委政府主导、企业和职工有序参与的一种协调企业利益关系、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有效形式。温岭市自2003年在新河羊毛衫行业率先开展行业工资集体协商以来,及时总结经验,召开现场会等形式在全市逐步推广,并逐步形成了一套规范有序、行之有效的制度。200711月,温家宝总理对温岭羊毛衫行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做了重要批示:温岭的做法可以总结推广。   

  22、率先开展直选的澄浪社区。   

  2003 3 月,宁波海曙区实行居委会直接选举。这是全国首例县级行政区成功实行全部社区直选,是中国基层民主从农村走向城市的根本性标志。   

  23、中国首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   

  2004323,国家教育部批复同意筹备成立中国第一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415日,学校奠基典礼在宁波市高教园区举行隆重。  

  24、国内第一家民资商业银行——浙商银行。  

  2004818,被金融界人士称为中国第一家“货真价实的民营银行”——浙商银行正式开业。   

  25、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  

  2005531,首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隆重开幕。这是中国第一次举办的国家级、国际性动漫盛会,集会展、论坛、比赛、活动于一体,由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杭州市人民政府、浙江省广播电视局、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承办。  

  26、瑞安创新“三位一体”农村合作组织新模式。   

  由瑞安市人民政府主导、瑞安农民为主体的瑞安农村合作协会自20056月开始筹备,于20063月正式成立,是全国首家县市级综合性农村合作组织。   

  27、安吉获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县”称号。   

  200665,第35个世界环境日表彰大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授予安吉县“国家生态县”光荣称号,这是全国首个国家生态县。  

  28、温州烟具行业代表团赢得打火机案。   

  20068月,以欧盟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诉为标志,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取得了应对欧盟反倾销法案的实质性胜诉。这是入世以来,中国民营企业反倾销领域打赢欧盟的第一案。  

  29、平湖成立全国首个“新居民事务局”。   

  200761,平湖市成立了全国首个“新居民事务局”。从此在平湖工作的25万多名外来务工、经商、创业等非平湖市户籍、有固定住所的人员有了一个统一而亲切的称呼:新居民。   

  30、杭州下城区首创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新模式。  

  “在社区看病,300种基本药品费用全免。”从20085月初开始,杭州市下城区在国内率先推出社区看病配药的“个人零自负”试点。此举不仅使老百姓在社区看病增加了受益份额,而且又为全国的社区卫生工作积累了新经验。  

  31、中国的第一个旅游日。  

  2011519,中国的第一个旅游日,就是从我们宁波宁海出发的,这是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徐霞客开始旅行并写下游记的地方,当年,他说:“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光,俱有喜态”。徐霞客也因此成为中国旅游界当之无愧的先驱和第一人文品牌。今年4月,国家旅游局将519日定为“中国旅游日”。  


 

  (二)当下浙江的重点典型  

  1、社会管理中的“浙江创新”   

  今年2月,中央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胡锦涛总书记在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明确指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就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作出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和工作部署,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55,由《今日浙江》杂志社、浙江省公共政策研究院、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颁奖仪式暨公共管理创新论坛”在杭州举行。论坛评选产生“浙江省公共管理创新案例特别贡献奖”4个、“创新奖”10个、“优秀奖”10个。这24个获奖案例代表了近年来浙江公共管理领域的创新成果,展示了全省各地公共管理创新的生动实践。   

  获得特别贡献奖的典型:   

  一是诸暨市:与时俱进的“枫桥经验”:上世纪60年代初,浙江枫桥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改革开放以来,诸暨市在实践和探索中不断赋予“纲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实施了“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四前工作法、五联机制、矛盾化解五分法等,创造了“立足基层组织,事例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新经验,建立了“治安联治、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新机制,形成了“党政动手、依靠群众,源头预防、依法治理,减少矛盾、促进和谐”的新格局。  

  二是义乌市:工会社会化维权:主动适应新时期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积极探索创新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依法维权新机制,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工会维权的专职机构——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健全维权网络,整合维权力量,创新维权形式,完善维权机制,不断拓展维权新领域,有效破解工会关系维权难题,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和构建和谐稳定劳动关系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形成了运用法律手段开展职工维权为特色的 “义乌模式”。截至2010年底,共受理投诉案件4710起,调解成功率达93.6%;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225起,出庭诉讼代理317起;为当事人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2311.34万元。  

  三是舟山市:“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按照“网格化定位、组团式联系、多元化服务、信息化管理、全方位覆盖、常态化保障”的要求,积极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覆盖城乡的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形成“党政主导、城乡统筹、上下联动、条块结合、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目前,全市43个乡镇(街道)共划分了2360个网格,参加组团服务的人员达2.1万余人,共联系服务群众37万余户、97万余人,解决问题5.1万个。  

  四是武义县:深化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为探索建立操作性较强的村级民主管理监督体制,开方县在总结村务监督工作实践基础上,以“四定二评一创”活动为抓手,对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进行了深化,通过实施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实现了监督机制、体制上的重大创新突破,有效促进了农村“四个民主”的落实,走出了一条村务监督民主管理的成功道路。  

  获得创新奖的典型:   

  一是杭州市:公共自行车交通服务体系:为进一步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延伸公交服务网络,解决公交最后一公里,缓解“行路难、停车难”,同时节约能源,倡导绿色出行,杭州市实施科技创新,利用信息化手段,实行智能化管理,在国内首创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这件事,我要多说几句。99日,英国广播公司(BBC)旅游频道选出了全球8个提供最棒公共自行车服务的城市,杭州名列其中。杭州是“世界最大公共自行车”项目的起源地,目前已建设运行2431个公共自行车租赁点,投入了6.06万辆公共自行车。今年年底前,还将新增200个租赁点,再投放5000辆公共自行车。这很值得我们杭州人为之骄傲。   

  二是海曙区:“81890”公共服务平台:围绕政府培育多元化的公共服务主体,提供多样化的公共服务产品,宁波市海曙区成立81890服务中心,把公共服务的规划方、供应方、使用方紧紧地连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综合工作机构——政府公共服务中心,既解决了规划方组织生产能力不足的问题,又解决了服务方供需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成为基层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新模式。  

  三是安吉县:“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安吉县在原有新农村建设指标和考核要求的基础上,通过悼念采用相应上级标准,借鉴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整合提炼自身原有规范要求,针对农业产业经营、农村公共事业推进、生态环境建设、农村事务管理等工作构建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美丽乡村”标准化建设、管理、考评和反馈指标体系,使美丽乡村建设由具体实践逐渐上升为新农村建设的理论样板。   

  四是乐清市:“人民听证制度”:乐清“人民听证”,是指由市人大常委会出面组织,有人大代表和群众代表参加,通过网络等媒体直播、向公众开放的,以政府领导干部为对象的质询和公共政策辩论。其目的在于加强人大监督,扩大基层群众的有序参与,即把对政府的一般性监督转移到对政府领导干部的监督中来,同时构建民意表达的平台,让民众有序参与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  

  五是绍兴县:“扩权强镇”改革:绍兴县在全省率先实施乡镇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强镇扩权”,目前全县11个中心镇全部扩权到位,其他一般镇也扩权享受与中心镇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权限主要内容包括,将部分县级部门镇域管理职权,全部或部分委托给新型镇(街道)直接行使,实现授权充分、权责统一;增强新型镇(街道)城镇建设管理、社会事业和保障、城镇综合执法、新农村建设等职能;合理提高新型镇(街道)财政分成比例,实现财力增强、财政统一。   

  六是衢州市:“三民工程”:衢州在全市农村基层全面推行的“三民工程,即:全面建立民情档案,搭建掌握情况、联系群众的平台;全面悼念民情信息、实行网格联户管理、建立网络化运行机制;深入开展民情沟通,畅通听取意见、解决问题的渠道,由此,建立服务平台、增强服务功能、开展全程服务。  

  七是杭州市:构建“开放式决策”运行机制:在政府对经济社会管理事项进行决策之前,开创性地通过网络公开向市民群众广泛征求意见;政府决策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并实行网络视频直播互动,列席人员与网民可以发言(发帖)表达意见,直接参与市政府的决策过程;会后,由有关部门对网民相关意见在网上给予答复,决策事项的公文在政府网站和《杭州政报》公布,会议视频载入市政府网站相关栏目予以公开。   

  八是余杭区:“法治指数”:为寻求一个可以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的“参照物”,余杭区率先推出了法治量化考核评估体系,对政府工作的评估,涉及到社会事务各个方面,同时把各地、各部门、各行业依法治理的全部内容实在化、具体化、现实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是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崭新探索,让法治真正有尺可量。  

  九是云和县:“小县大城”发展战略:云和县针对山多地少、村多人少、县小而县城相对较大的县情实际,提出并实施“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就城而言,主要是白领做大做优集聚平台和产业支撑两大重点;就乡而言,主要是围绕生态移民、生态环境优化、高效生态农业发展三个主攻方向;就城乡融合而言,主要中加强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体制机制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平安建设、党的建设等五项建设,成为欠发达山区推进跨越发展的一种崭新模式。   

  十是嘉兴市:以“两新工程”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嘉兴按照“先行先试、率先突破”的要求,制定全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总体框架和具体实施方案,探索开展以“两分两换”推进“两新”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了以优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为核心,包括就业、社会保障、户籍制度、新居民管理、涉农体制、村镇建设、金融体系、公共服务、规划统筹等改革的“十改联动”,全面推进城乡统筹发展。  

  另外,获得优秀奖的典型是:慈溪市暂住人口服务管理局:建立“村级和谐促进会”;天台县委组织部:推行村级民主决策“五步法”;温岭市人大常委会:开展“参与式预算”;温岭市总工会:建立行业工资集体协商机制;鄞州区卫生局:从农村入手破解 “看病难、看病贵”;嘉兴市新居民事务局:构建“专门机构协调型”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体制;杭州市委办公厅:构建民主民生互动平台;宁波市外来务工人员办公室:创建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新模式;定海区委:率先推行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湖州市委、市政府:开创市校合作共建新农村“湖州模式”。  

  今年614日至15日,中共浙江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体(扩大)会议认真研究部署深化“平安浙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各项工作,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赵洪祝书记在会上所作的《深化“平安浙江”建设,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为全面建成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社会条件》报告中提到的社会管理典型还有:“八郑规程”(嵊州市三界镇第一大村);北仑区社会化劳动争议调处机制等典型,充分展示了在社会管理中的“浙江创新”。  

  2、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今年22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这意味着浙江诞生了首个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规划,这也是我国第一个海洋经济示范区规划。批复说,建设好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关系到我国实施海洋发展战略和完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全局。根据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的战略定位包括“一个中心、四个示范区”,即建设我国的大宗商品国际物流中心和我国的海洋海岛开发开放改革示范区、现代海洋产业发展示范区、海陆协调发展示范区及海洋生态文明和清洁能源示范区。浙江发展海洋经济是多年来逐步识海、追海的结果;是软件和硬件等综合实力全面提升的结果。根据规划,到2015年,浙江海洋生产总值接近7000亿元,占全国海洋经济比重15%,基本实现海洋经济强省目标。到2020年,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力争突破12000亿元,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占35%左右,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建立,全面建成海洋经济强省。   

  318,省委、省政府发出《关于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若干意见》,意见分“切实增强加快发展海洋经济的战略意识”、“充分发挥规划引领作用”、“加大财税政策支持”、“增强金融要素支撑”、“加强土地、海洋和水资源要素保障”、“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加快海洋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加强海洋生物保护”、 “加快涉海重大项目建设”、“加强体制机制创新”等10个部分,对贯彻落实国家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务院关于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的批复》精神及我省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海洋经济作出了全面部署。  

  325,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总结近年来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取得的成绩,全面部署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同日,据《浙江日报》报道,舟山群岛新区正式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成为继上海浦东、天津滨海、重庆两江之后,中国的第4个“新区”,也是我国首个群岛新区。  

  630,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舟山群岛新区。7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了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一消息。时任省委副书记、省长吕祖善担任新闻发布会的主发布人,并介绍了舟山群岛新区规划建设有关情况。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新闻办有关负责人,省级有关部门及舟山市负责人等出席发布会。舟山群岛新区的设立,对于实施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海洋发展战略,加快转变浙江经济发展方式,建设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根据国务院批复精神,舟山群岛新区范围为舟山市现有行政区域范围,功能定位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发展目标是建成我国大宗商品国际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我国东部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我国海洋海岛科学保护开发示范区、我国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我国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3、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今年34日,国务院发文正式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这是继国家设立9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又一个综合改革试点,是浙江第一个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也是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综合改革试点。《方案》进一步明确了义乌试点的发展目标:到2015年,基本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新型贸易体制框架。到2020年,率先实现贸易发展方式转变,使义乌成为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示范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基地、世界领先的国际小商品贸易中心和宜商宜居宜游的国际商贸名城。  

  56,随着动员大会的举行,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正式启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代表省委、省政府讲话。他指出,推进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是国家交给我们的重大任务,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也是浙江经济转型升级、科学发展的重大机遇。我们一定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突出重点关键领域,统筹兼顾各项改革,加强各级上下联动,完善省部合作机制,大胆先行先试,勇于改革创新,积极探索国际贸易综合改革的新路子,积累国际贸易发展的新经验,为全国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重点,在国际贸易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深化改革、先行先试,尽快在贸易管理和服务、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建设、开放型经济体系建设、政府职能转变等方面取得突破,充分发挥义乌市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独特作用,促进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和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4、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 

  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众多的省份。长期以来,浙江省坚持党委领导、政府履职、工会推动、企业参与“四位一体”推进民营企业劳动关系和谐发展,呈现出劳资双方共创和谐、共谋发展、共享成果的良好态势。各级党政加强领导,营造“和谐生态”。自2006年以来,浙江省委制定了一系列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指导性意见,从省委到乡镇都建立了创建领导小组,把发展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工作来抓。浙江省委明确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是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生活更有尊严;让广大企业竞争更有力、发展更健康,引导全社会发展共建共创共享的和谐劳动关系。政府部门履职尽责,优化和谐环境。浙江省还率先在全国开展大社保体系建设,完善劳动法律法规,统筹城乡就业,建立工资协商和正常增长机制,实施了 “两金一卡”制度,真正做到从源头上防“欠薪”、从制度上保“增资”。浙江省先后12次提高职工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为1310/月,目前居全国各省区最高水平。  

  各级工会大力推动,促进劳资和谐。大力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目前,浙江省已有15万家企业145个工业园区开展了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活动。大力推进工资集体协商。民营企业实行职工工资协商共决是浙江省的特色,不仅规模民营企业普遍建立了工资协商共决制度,而且大量中小民营企业开展了区域性、行业性工资集体协商。大力协调劳动关系矛盾。健全了与政府联席会议、劳动关系三方协调和企业劳动关系预警机制,创建了工会社会化维权、劳动争议社会化调解等制度。全省2010年劳动纠纷案件比2009年下降11%。大力组建民企工会。坚持规模企业独立建会和中小企业建立区域性、行业性工会“两手抓”,加快流动务工人员、服务外包工、劳务派遣工的入会步伐,提高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浙江省基层工会总数达11.7万家,涵盖单位28.8万个,工会会员1469万名,其中农民工会员808万名。同时,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和技术培训,开设了职工心理疏导热线,开展了青年职工联谊交友活动,推广了以职工名字命名的先进操作法,并与新闻单位建立了情况通报、典型宣传等制度。  

  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中,坚持依靠职工办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努力建立和谐企业文化,尊重职工、善待职工,让职工同步分享企业发展成果。浙江传化集团近10年利润年均增长12.7%,而员工年均收入增长17.8%。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对我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推动是非常明显的,前几年的“裁员潮”和现在的“用工荒”在浙江都不明显。今年春节后,平湖市劳动关系和谐企业的职工流失率不到2%,传化集团连续5年节后职工无一流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显示,单位GDP的劳动争议受理数,全国为1.9,浙江为1.35;单位GDP的劳动争议涉及劳动者人数,全国为5.59,浙江为2.40。从全国范围看,浙江的劳资和谐度,明显走在了前面。  

  一个月前,全国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先进表彰暨经验交流会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同志、张德江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书记赵洪祝率团赴京与会,浙江的多个典型受到表彰,并有多个典型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浙江的主要特点与贡献在于,针对民营企业多、中小企业多、外来务工人员多的“三多”实际,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作为建设“平安浙江”考核的重要内容,建立健全组织领导体系、法制保障体系和目标考核体系。连续10年开展整治拖欠工资、非法职业中介、非法用工的专项行动,建立健全劳动关系矛盾预防、预警和化解机制,并在全国首创劳动关系和谐指数评价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浙江几乎年年都在产生着“浙江事例”、“浙江经验”。这里列举的还只是基层的案例,全省性的特色与亮点还不包括在这里。上述这些事例,虽然很具体、很微观,但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形象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浙江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祖强  2011年9月21于杭州市上城区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