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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曾林平
时间:20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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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不久我们刚刚隆重纪念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浙江有什么关系?我想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浙江这个地方;第二句话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浙江人。第一句话大家都很好理解,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最后一天的会议在浙江嘉兴南湖举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浙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所以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离不开浙江这个地方。但第二句话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离不开浙江人呢?因为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过程中,当时一批浙江先进分子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们不仅作出了其他先进分子所共有的贡献,而且作出了其他先进分子所没有的,在当时也难以作出的特殊贡献,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这一点,由于各种原因,了解的人并不多。今天我们就围绕这个问题给大家作个介绍。   

  说到浙江先进分子,首先必须明白一个概念,我们今天在这里讲的浙江先进分子是指哪些人?今天给大家所介绍的浙江先进分子,是指在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积极参加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动工农运动,参与建党活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重要贡献的浙江知识分子。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沈泽民、邵飘萍等人。他们的名字有些大家听说过,有些从来没有听说过。下面我先把他们的生平情况给大家作个简单介绍。   

  俞秀松,1899年出生,浙江诸暨人,1916年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杭州高级中学的前身),在校期间就是杭州著名的学生运动领袖,1919年底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后,俞秀松于19203月到达上海,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参加了创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成员之一,并担任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后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39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年仅40岁。  

  施存统,1899年出生,浙江金华人,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9年底与俞秀松一起赴北京参加工读互助团,工读互助团失败后失败后来到上海,经戴季陶介绍认识了陈独秀,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最早成员之一。施存统在上海参加创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到日本创建了旅日华人中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回国后担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大革命失败后脱党,参与爱国民主运动,参加创建中国民主建国会。解放后曾任劳动部副部长、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等职,1970年去世。  

  陈望道,1891年出生,浙江义乌人,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96月回国,在杭州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语文教师,翻译了中国第一本《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19204月到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以后担任过中共上海地委第一任书记。1923年中共三大后,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退党。后在复旦大学任教,参加爱国民主运动。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重新入党,1977年去世。   

  邵力子,1882年出生,浙江绍兴人,清末举人,1906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16年担任上海《民国日报》社总经理,1920年初结识陈独秀,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并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之一。1926年根据工作需要,接受中共中央安排脱离共产党。后任国民政府甘肃省政府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驻苏联大使等职。1949年作为国民党方面与中共和谈的代表到北京,和谈破裂后就留在北京。全国解放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务,1967年去世。   

  沈玄庐,1883年出生,浙江萧山人,清末秀才,曾任过知县,参加过辛亥革命,担任过军阀政府的浙江省议会议长。1916年到上海,1920年初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开展建党活动,先在上海参加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到广州参与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活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后因反对国共合作、不服从党的决定,被中共开除出党,成为著名的国民党右派。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担任国民党浙江省“清党”委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1928年在萧山衙前被刺身亡。  


  沈雁冰(茅盾),1896年出生,浙江桐乡人,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后主编《小说月报》。1920年初参与建党工作,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脱党,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成为著名的作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文化部部长,1981年去世前中央决定恢复他的党籍,同年3月去世。   

  沈泽民,1902年出生,沈雁冰的弟弟,浙江桐乡人,1916年考入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20年赴日本留学,19211月回国,同年4月在哥哥沈雁冰的介绍下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赴苏联留学,回国后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鄂豫皖省委书记,1933年在反“围剿”斗争中牺牲。  

  邵飘萍,1886年出生,浙江东阳人,1911年任杭州《汉民日报》主编,从此开始报业生涯。1918年在北京创办《京报》,宣传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独裁。因反对统治当局,曾两次流亡日本。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作了大量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工作,并于1925年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在北京被军阀张作霖杀害。   

  除上述这8个人外,绍兴的蔡元培、桐乡的王会悟等人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刚才向大家简单介绍了浙江先进分子的基本情况,那么他们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具体作了哪些事情、有哪些重要贡献呢?下面着重从五个方面来介绍。   

  一、浙江先进分子与五四运动  

  要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就必须从五四运动说起。因为五四运动揭开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序幕,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了准备,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进程。   

  大家都知道,五四运动是由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而引起的。但五四运动的具体发动和最后取得胜利,与三个浙江人有关,这三个人就是蔡元培、邵飘萍、邵力子。  

  首先来说一下蔡元培与五四运动的关系。蔡元培是浙江绍兴人,曾是清末翰林学士,辛亥革命后担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1916年底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的主持下,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提倡思想自由,主张兼容并包,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蔡元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从投身政治活动的那一天开始,他就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消灭各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收回丧失的国权。1919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27个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也派出代表出席。蔡元培把取消各国在华特权、收回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会议上。但是,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的操纵下,置中国人民的感情和正义要求于不顾,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废除列强各国在中国的特权和“二十一条”的要求。429日至30日,英、美、法三国在议定巴黎和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时,完全接受日本的提议,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力,全部转让给日本。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  

  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对包括蔡元培在内的广大善良的中国人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在绝望和震惊之余,蔡元培把挽救国家命运的一线希望,寄托在广大爱国青年学生身上,向北大学生发出了五四运动的召唤。191952日,蔡元培得到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失败的消息后,立即在北大召集学生代表和班长开会,向他们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到了53日,情况突变。这一天,蔡元培得到消息,北京政府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命令他们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他马上又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学生。北大学生决定当天晚上召开全体学生大会。53日晚上,经蔡元培允许,北大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另有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学校也派代表参加。蔡元培再次亲自到会。这次集会通过决议,决定5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爱国大示威,把五四运动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54下午,北大学生在校内集结,准备上天安门集会游行。蔡元培又一次到校。当时,北京政府教育部代表及京师警察厅警察闻讯前来北大阻拦,不许学生出去集会游行。北京政府还命令教育总长傅增湘给蔡元培打电话,要他负责赶快召回学生,并请他到教育部去商量善后办法。蔡元培回答说:“学生爱国运动,我不忍制止” 并拒绝去教育部。   

  54日的游行中,北京共有32名各校学生被捕。当天,北京政府教育部也发布训令,要求蔡元培等各校校长开除参加示威游行的学生。蔡元培不仅没有执行教育部的训令,反而在得知学生被捕消息后,立即对被捕学生开展积极营救。54日晚上,蔡元培参加了北大学生召开的商讨营救被捕同学大会。他对学生们说:“你们放心,被捕同学的安全,是我的事,一切由我负责。”会议结束后,蔡元培马上去拜访当年曾帮助他去德国留学的孙宝琦,希望与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孙宝琦出面营救被捕学生。为了说动孙宝琦,蔡元培坐在会客室里,从晚上9时直到12时以后仍然不走。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蔡元培为营救被捕学生,多次奔走于北京政府警察厅、教育部和总统府之间。在警察厅,他甚至表示愿以一人“抵罪”,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在蔡元培和各界的努力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57日,蔡元培在北大红楼迎接被捕学生胜利归来。   

  蔡元培虽然不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他领导下的北京大学是这场伟大运动的策源地,北大学生是拉开五四运动巨幕的主力军,是战斗的先锋队,而向北大学生发出战斗召唤的就是校长蔡元培。对于蔡元培发动五四运动的贡献,19404月延安各界在追悼蔡元培大会上作了高度评价:“伟大的五四运动,实先生提倡诱掖,导其先路”。这是对他很高的评价。   

  再来说说邵飘萍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前面已经说过,邵飘萍是一个著名的报人,在五四前夕,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和《国民》杂志社顾问。毛泽东回忆他在北大求学的经历时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邵飘萍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早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外交问题。1915年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当时在日本的邵飘萍首先向国人披露了这一消息。巴黎和会召开后,他在《京报》上发表文章,呼吁全国人民抓住救国的根本,“废除中日间一切胁迫而成之条约”。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来后,邵飘萍异常激愤。他白天奔走在各社会团体间谋救亡,晚上伏案疾书,连续在《京报》上发表了文章,疾呼山东问题为中国存亡所系,全国人民须“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   

  前面已经说过,53日晚上,北大学生和十几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邵飘萍应邀出席了这次学生集会。会议一开始,首先就由邵飘萍发表演说。他悲愤而激昂地报告了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经过和原因,又具体分析了山东问题的性质和当前形势,向学生们大声疾呼:北大是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同学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起抗争。邵飘萍在北大及各校学生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听了他的演说,与会学生情绪激昂,纷纷登台,声泪俱下。一位学生当场咬破手指,血书“还我青岛”,场面非常感人。   

  会议结束后,学生们准备第二天的集会游行。邵飘萍深夜回到报馆,撰写第二天发表的新闻稿和评论文章,报道53日晚上学生集会的消息。他向社会各界透露了一个即将改变中国命运的消息:北京学生将于54日举行示威游行,由此成为中国新闻界事前报道五四、事前评论五四的第一人。第二天上午,他又参加了由北京各校学生代表举行的集会,对即将举行的集会游行作了最后的酝酿。会议宣布,请各校代表立刻回校召集同学,下午在天安门集会,进行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要求收回青岛。   

  五四运动爆发,邵飘萍兴奋之极。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两个月时间内,他在《京报》上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此外还有大量的评论。这些文章和评论极富鼓动性,在思想上影响着五四运动的发展方向,有力地支持了学生和各界群众的爱国斗争。正是由于邵飘萍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因而成为军阀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在五四运动胜利后不久,《京报》即被查封,邵飘萍本人遭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最后再说说邵力子与五四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爆发时,邵力子提任上海《民国日报》总编兼复旦大学国文教师。55日傍晚,他在报馆看到了从北京发来的新闻电讯,得知北京学生发生五四爱国运动的消息。他连夜赶写新闻稿,并亲自参加排版、校对,以最快的速度向上海市民和各界人士公布了五四运动的消息。第二天凌晨,邵力子带着刊有五四运动消息的《民国日报》赶往复旦大学,紧急召集全校学生开会。邵力子在会上宣读了北京发生五四运动的消息,并发表演讲:“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了,北大的学生已行动起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了,我们复旦的学生怎么办?北京的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情,难道我们上海的学生会没有?赶快行动吧!”  


  在邵力子的指导下,上海学生反帝爱国运动迅猛发展。531日,上海学联联合上海工商界举行万人大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冲入英、法租界。邵力子站在《民国日报》社二楼阳台上鼓掌欢呼,给广大群众以极大的鼓舞。从65日开始,上海数万工人举行罢工,支持学生爱国斗争。邵力子目睹工人、学生掀起的革命风暴,异常振奋。但他见到商人还没行动起来,马上发表了时评《快下个决心罢》,竭力敦促商界投入斗争。上海商人也很快投入罢市斗争。“三罢”斗争汇成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对反动当局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而使五四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  

  蔡元培、邵飘萍、邵力子等人虽已作古,但作为五四运动的发轫者和开头人,他们的名字已与这场伟大的爱国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浙江先进分子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不能不讲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准备了思想条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浙江先进分子功不可没。今天着重给大家介绍三件事;   

  第一件事,邵力子、邵飘萍向中国人民介绍、宣传十月革命。毛泽东曾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正在寻找救国救民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邵力子是中国介绍十月革命的第一人。在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171110日,他就根据伦敦和彼得格勒等地的消息来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要闻版”头条位置,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最早在中国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第二天,他又以《俄国大政变之情形》为标题,进一步介绍了十月革命的经过。虽然最初的报道比较简略,也比较混乱,但中国人民毕竟从邵力子的笔下,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继《民国日报》之后,上海、北京、天津等地的《大公报》、《顺天时报》、《晨钟报》等报刊也陆续报道了十月革命的消息,使十月革命的消息迅速传遍全国各地。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邵力子和他所主编的《民国日报》一直以友好的态度向中国人民介绍社会主义苏俄的情况,流露出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赞赏和敬意。有趣的是,邵力子后来还担任了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   

  说到这里,我们还要再次提起邵飘萍,他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以专著形式全面系统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第一人。他在五四运动后流亡日本期间,悉心研究十月革命和苏俄情况,于1919年冬到1920年夏写就了《新俄国之研究》一书,专门介绍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府在各方面的政策和成就。邵飘萍不仅在《新俄国之研究》一书中介绍、颂扬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而且还以《京报》为载体,不断地介绍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新成就。仅从19201022日至24日的3天中,《京报》就刊登了介绍苏俄的新闻32则,在当时的报刊中独领风骚。   

  第二件事,俞秀松、施存统创办《浙江新潮》。进步报刊的创办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半年内,全国各地出版了200余种报刊,其中许多报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介绍十月革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众多的刊物中,《浙江新潮》以她鲜明的观点、犀利的言论而引人注目,成为浙江最早受十月革命影响宣传社会主义的刊物。《浙江新潮》创办于1919111日,由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省立第一中学和甲种工业专门学校的一批青年学生创办,俞秀松任主编。1919117日,《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施存统的《非孝》一文,主张用平等的爱来代替不平等的“孝道”,触动了中国社会封建伦理的根本,引起了社会的极大震动,赞成者誉为雷霆万钧,反对者视为大逆不道。军阀政府以此为借口,下令查封了《浙江新潮》。《浙江新潮》一共只出版了3期。  

  《浙江新潮》虽然存在的时间很短,但影响很大。从东面的日本神户,到西面的成都,从北方的哈尔滨,到南疆的广州,都有他们的发行处。长沙的“毛泽东君”也是他们的发行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也对这班“小青年”刮目相看,称他们的文章 “天真烂漫,十分可爱”,鼓励他们“就是报社封了,也要从别的方面发挥‘浙江潮’的精神,永续和‘穷困和黑暗’奋斗,万万不可中途挫折。”  

  第三件事,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革命宣言,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正式诞生。但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前,《共产党宣言》的全文还没有被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这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中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因此,李大钊和陈独秀都认为应当尽快将此书译成中文。但要把这一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难度颇大,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戴季陶在日本时,曾买到一本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他深知此书的份量,打算译成中文。无奈,仔细看了一下,只得放下,他知道翻译此书决非易事。后来,戴季陶回到上海,和沈玄庐一起主编《星期评论》,打算在《星期评论》上连载《共产党宣言》,于是便着手物色合适的译者。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得知此事后,向戴季陶推荐了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任教的陈望道。于是,陈望道在19202月学校放寒假后,便回到老家义乌分水塘村,潜心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是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为了安静地进行翻译,他躲进了老家一间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柴屋里从事这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当时柴屋里只有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山区的早春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两脚发麻,手僵得几乎无法握笔。一日三餐都由母亲送到柴屋里来。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陈望道夜以继日、孜孜不倦,费了平时译书的5倍功夫,于4月终于把第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翻译出来。   

  陈望道译完《共产党宣言》后,4月下旬正好接到《星期评论》社发来电报,邀请他去上海担任该刊编辑。于是陈望携书稿来到上海,担任《星期评论》编辑,译稿则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但不久,《星期评论》被迫停刊,连载《共产党宣言》的计划落空。为了使这本书顺利出版,陈独秀就与在上海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筹钱建立了一个名叫“又新印刷所”的小型印刷厂,以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将《共产党宣言》作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第一种,于8月在上海印刷出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同时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成长,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教育作用,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鲁迅在读了这本书后说:陈望道“对中国做了一件大好事”。1936年,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采访,回忆早年革命活动时说:“有三本书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陈望道后来因为反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而退党,毛泽东在解放后得知已担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要求重返党内时说,陈望道想什么时候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在解放后召开的全国第一届文代会上,周恩来当着代表们的面对陈望道说:我们都是你教育出来的。周恩来的这句话,高度评价了陈望道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贡献。   

  三、浙江先进分子与工农运动的开展   

  讲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还不能不讲工农运动,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必须以无产阶级的形成和工农运动的发展为基础。浙江先进分子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深入工农群众中,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农运动,并努力使两者结合起来,促进了工农运动的开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阶级基础。这里着重给大家介绍两件事。  

  一件事是在上海发动工人运动。俞秀松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自觉、主动地到工厂当工人、走与工人相结合道路的先行者。1920327日,俞秀松在参加北京工读互助团失败后来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到《星期评论》社工作。不久,他改名换服到上海厚生铁工厂做工,在铁工厂劳动了四五个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俞秀松摸清了工厂及工人的情况,感受工人受压迫最深,也看到了工人的弱点,即知识和思想太薄弱了,封建迷信的旧观念和旧习惯太深,更进一步意识到“我要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动群众”的职责。他一边在厚生铁工厂参加劳动,一边进行组织与推动工人运动的实践。1920418日,为纪念五一劳动节,陈独秀、俞秀松等人联合上海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上海电器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召开联席会议,讨论筹备五一节纪念活动,目的在于提倡和争取8小时工作制,改善工人待遇和唤起社会对“劳工神圣”的重视。51日这天的庆祝活动,遭到军警的破坏,开会场地,数易其地,均被军警禁止。他们毫不气馁,坚持到底,最后终于在虹口老靶子路荒场上举行庆祝大会。  

  陈望道曾经一度担任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劳工部长,在组织、发动工人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直接帮助筹组、建立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和邮电工会等。1921年农历新年,根据陈独秀的建议,陈望道与沈雁冰等人走上街头,给每家每户分发贺年片。贺年片上一面写着“恭贺新喜”,另一面写上共产主义口号,一时人们惊呼“共产主义到上海来了”。这次一共发了1万多张贺年片,在群众中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此外,陈望道还参与开办职工补习学校、平民女学等,他和陈独秀、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等人一起,经常去这些学校演讲和上课,使这些学校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组织工人斗争的重要阵地。   

  沈玄庐不仅是《劳动界》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而且多次参加工人罢工斗争,站在汽车上散发传单,号召工人坚持斗争。他还多次和陈独秀等人一起参与筹备组织工会,参加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邵力子也参加了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的筹备工作,在上海工人游艺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   

  在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和参与下,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开展起来。据《劳动界》在1920年年底的统计,1920年一年中,上海单是工人罢工事件就有40多次,参加罢工斗争的有各行各业的工人,少则几十人,多则近万人。   

  第二件事是发动萧山衙前农民运动。19214月,沈玄庐回到家乡萧山衙前发动农民运动。他要佣人叫他名字,不准叫老爷。叫佣人罢工,给他们钱去茶店喝茶,让家里的少奶奶、小姐自己动手干活。他还换上粗布衣服,头戴斗笠,到田间与农民交朋友,启发农民团结起来。“一根麻杆容易折断,一捆麻杆就折不断,大家要团结,人多力量大。”他的话农民们都喜欢听。在他和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发动下,萧(山)绍(兴)等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为农民运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1921927,衙前及附近一些村庄的农民在衙前东岳庙集会,宣告中国现代第一个农会组织――衙前农民协会成立,开展抗租减租斗争。衙前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虽然不久就失败了,但它揭开了中国现代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曾全文刊登《衙前农民协会宣言》、《衙前农民协会章程》和《衙前农村小学校宣言》。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也充分肯定了衙前农民的英勇斗争。  

  四、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   

  19206月到1921年春,在中国国内(上海、北京、济南、武汉、长沙、广州)和旅日、旅法华人中先后建立了8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这些党的早期组织是后来组成全国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基础。浙江先进分子参与了上海、北京、广州及旅日华人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   

  先介绍一下参加创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浙江先进分子为创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努力工作,是这个组织的发起者和骨干成员。   

  19202月,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开展建党活动。他先后与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批先进分子取得了联系,其中包括浙江的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等人。陈独秀以他们作为建党的骨干分子,在他们中酝酿建党问题,这些浙江先进分子团结在陈独秀的周围,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而努力工作。他们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第一,参与发起组织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当时陈独秀住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社,浙江先进分子比较集中的《星期评论》社及邵力子的寓所都比较近。他们经常在《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座谈,谈论政局时事,讨论社会主义和改造中国的问题。先后参加座谈的共有20多人,其中浙江籍人士除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沈雁冰、邵力子外,还有戴季陶、刘大白、沈仲九、杨贤江、丁宝林等人,几乎占了所有参加座谈人员的一半。在多次座谈和讨论的基础上,19205月,发起组织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正式参加研究会的浙江先进分子有沈玄庐、陈望道、施存统、俞秀松、沈雁冰、邵力子等人,陈望道则是研究会的核心成员。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酝酿建党问题。他们通过组织座谈会、报告会、翻译进步书籍和撰写文章等方式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为建立中共上海发起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参与组建中共上海发起组。1920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出全权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情况和能否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4月下旬,维经斯基等人到上海,通过陈独秀,邀约先进分子和社会主义宣传者召开座谈会。俞秀松成了维经斯基与陈独秀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与助手,协助他做了大量工作。   

  在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下,陈独秀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基础,加快了建党步伐。他多次召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开会,商讨建党问题。但是,参加研究会或座谈会的人态度并不一致(有些人只愿意做理论宣传工作,不愿意从事实际斗争;有些人喜欢自由散漫,不愿意受严格纪委的约束),如戴季陶等人就表示反对。为了排除干扰,尽快把党建立起来,陈独秀与李汉俊一起,首先吸收从北京工读互助团来的3个青年――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共同酝酿建党问题,俞秀松、施存统与陈独秀等人就建党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1920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5人在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开会,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初步定名为社会共产党,选举陈独秀为书记。这样就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最早组织的产生。最早的5个建党发起人中,浙江就占了2人,俞秀松和施存统成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俞秀松是陈独秀的主要助手,特别是陈独秀离开上海之后,他实际上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主要骨干。   

  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后,依照成立时通过的党纲,在上海积极发展党员。继俞秀松、施存统之后,浙江籍的沈玄庐、陈望道和邵力子3人也于1920年下半年加入。沈玄庐“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后很热情,什么都不怕,工作很积极。”陈望道加入党组织后“边学习边宣传”,参加了一系列宣传和组织活动,同年底陈独秀离沪到广州后,陈望道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负责人之一。邵力子以国民党党员的身份,以特别的方式参加党组织。经组织许可,他不经常参加小组会。沈雁冰则于192123月间加入中共上海发起组,党组织考虑到他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决定由他担任党的交通员,负责与全国其它地方党组织的联络。外地党组织派人到上海,先找沈雁冰,然后由他报告党组织,再通知来人去某处接头。沈雁冰加入中共上海发起组后不久,即于同年4月在上海介绍从日本回国的弟弟沈泽民入党。   

  第三,创建中国最早的青年团组织。中共上海发起组建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于1920822日建立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前身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对党的创建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起人共有8人,其中俞秀松、施存统、沈玄庐、陈望道、叶天底(上虞人)5人为浙江人,占总人数的一半多。俞秀松作为当时中共上海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受陈独秀的指派担任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第一批参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浙江青年还有汪寿华(绍兴人)、王一飞(上虞人)、谢文锦(永嘉人)、梁柏台(新昌人)、王会悟(桐乡人)、华林(富阳人)等人。19213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俞秀松因为在建团工作中的巨大贡献,担任了临时团中央书记。   

  再来说说浙江先进分子参加创建北京、广州、旅日华人中中共早期组织的情况。北京是仅次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展活动的地方。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和筹划下成立的。19203月,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它既是中国最早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为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了准备,可以说是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和活动,蔡元培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研究会成立时,蔡元培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在会上讲了话。研究会成立后,又去找他要房子,他同意腾出两间宽敞的房子,作为研究会的活动场所,一间当办公室,一间当图书室。以后,这里还成为党、团组织及其他一些革命团体经常活动的场所。192111月,为了公开研究会的活动,经蔡元培同意,在同月7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启事,声明本会叫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明确宣布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为目的。关于蔡元培对研究会活动的支持,研究会会员之一的罗章龙后来回忆说:“要是没有蔡先生的支持,这个组织是不能公开活动的。他对待进步事业,就是这样全心全意地支持。”蔡元培对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支持,从客观上为北京的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沃土。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后,时任《京报》主编的邵飘萍即为研究会会员。邵飘萍两次亡命日本,精通日文。研究会为把马克思主义扩大到广大民众中,成立了各种外文翻译组,有计划地进行马克思著作的翻译工作,其中就有一个日文翻译组,邵飘萍经常挤出时间,去翻译组帮助校阅马列译著。此后,邵飘萍与共产党人的交往日益密切,并与中共北方党组织有了联系,对处于地下状态的北方党组织的活动多有帮助。1925年,邵飘萍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于1921年春,沈玄庐参加了该组织的创建活动。19211月,沈玄庐应陈独秀之约到达广州。210日,与陈独秀、陈公博等人一起参加了广州理发工人工会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很有号召力的演讲。213日,由他创办的《劳动与妇女》杂志正式出版。在此前后,他积极参加了与广州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坚决支持陈独秀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把他与陈独秀、陈公博等人一起列入主要的攻击目标,在他们所控制的《广州晨报》上刊登文章,对陈独秀、沈玄庐等人进行人身攻击。被点名批判的沈玄庐等人则连续在《广东群报》上刊登文章予以反击。1921年春,在陈独秀的主持下,成立了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沈玄庐也成为这个组织的一分子。   

  与沈玄庐一样,参加过两个地方早期党组织创建活动的浙江先进分子还有施存统。施存统在参加了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工作后,经戴季陶介绍到日本留学。他于1920619日晚从上海登船,随身携带一份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通过的党纲。626日,施存统到达日本。施存统到日本后,很快就成了中日两国之间共产主义运动的信息中转站和桥梁。他一边与陈独秀、李达等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互相联络,一边与正在筹备成立“日本共产党”组织的日本社会主义者接触。陈独秀指示施存统联络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学习的周佛海,在日本成立共产党组织,指定施存统为负责人。在施存统的努力下,这个组织后来发展到10多个人。   

  19217月中共一大召开时,全国共有中共早期组织成员50多人,其中浙江就有7人(俞秀松、施存统、陈望道、邵力子、沈玄庐、沈雁冰、沈泽民),列湖南(16人)、湖北(12人)之后居全国第3位。   


  五、浙江先进分子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16月初,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李汉俊建立了联系。经过几次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应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李达、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派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旅欧党组织因路途遥远,没有派代表参加会议)。由于会议在上海召开,上海的早期共产党组织自然就承担了会议的筹备和大量会务工作。在筹备会议的过程中,浙江先进分子也作了大量工作。其中不能不提到李达的夫人王会悟。  

  王会悟是浙江桐乡人,五四运动前后,她在嘉兴女子师范预科读书时,就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和领导者,并因爱读《新青年》而常与陈独秀等人有书信往来。后经沈雁冰介绍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总会女界联合会,还当过辛亥革命著名领导人黄兴夫人徐宗汉的秘书。1920年,王会悟和李达结婚,同年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当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把会议选址、寄发会议通知、安排与会代表食宿等会务工作都交由王会悟办理。王会悟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代表的住宿问题。这个地方既要安全,不引人注目,又要离会议地点比较近。她马上想到了博文女校。博文女校座落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与会议地点望志路106号仅隔一条马路。该校校长黄绍兰,早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学堂,曾在黄兴手下工作过,因此聘请黄兴的夫人徐宗汉为董事长。前面说过王会悟曾当过徐宗汉的秘书,所以也与黄绍兰相熟。当时正值署假,学校空着。王会悟就对黄绍兰说“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要借此住宿,黄绍兰就一口答应了下来。后来一大代表除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外,其他人都以“北京大学暑期旅行团”团员的名义住在博文女校。可以说王会悟对一大的顺利召开功不可没。此外,陈望道、邵力子等人也参加了中共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   

  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方面的开会通知后,都推选出了出席会议的代表。浙江的施存统和陈望道本来是有机会参加中共一大的。施存统作为旅日党组织的负责人,完全有资格出席一大,但由于一方面他当时正忙于考试,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周佛海回国,所以就由周佛海作为旅日党组织的代表。这一点施存统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得很清楚:“到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第一次党代会时,日本小组还只有两个人,即我和周佛海。我们二人互推担任党代会的代表,最后由周出席(因为周已多年未回国)。”   

  陈望道生前曾多次对人谈起,他曾被推选为上海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因会前他与陈独秀发生争执,故未去参加。陈望道作为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之一,又是《新青年》的主编,鉴于他的作用和影响,被推选为一大代表,应该是可信的,上海党组织作为中共的发起组,有三位代表参加一大也是可能的。但造成陈望道最终未能出席一大的原因,主要是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而这一争执又涉及到了陈望道。陈独秀到处散发书信,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当时还在日本的施存统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谴责信,把李汉俊和陈望道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存统的信后火冒三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要求陈独秀澄清事实,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加上平时就对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不满,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因此未去出席一大。  

  施存统和陈望道就这样与历史擦肩而过,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1921723,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一大,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由陈独秀指定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出席大会。会议的正式会址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但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会议是在博文女校举行的。730日晚上,代表们正在开会时,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环视一周后又匆忙离去。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立即断定此人是密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和搜查了会场,结果一无所获后离去。   

  由于开会的会场受到搜查,代表们的活动受到监视,会议已无法继续在上海举行。此时,党的一大能否完成预定的各项议程,党能否正式诞生,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一个安全的新会址。为了确定新的开会地点,代表们进行了多次商量。当时考虑续会的地点,一是必须保证安全,不能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二是交通要方便,从上海出发可以用一天时间来回。由于上海党组织中浙江籍人士较多,而且大多在杭州生活过,所以首先就想到了熟悉的杭州,到杭州西湖租一条游船,边游湖边开会。陈潭秋曾回忆说:“在上海我们再没有适宜开会的地方,于是决定乘火车到杭州西湖继续开会”。但由于西湖游人太多,容易暴露,而且从上海到杭州也费时太多,建议未被采纳。此时,具体负责一大会务工作的王会悟建议到浙江嘉兴南湖开会,租一条游船,以游湖为掩护在船上开会。因王会悟如前文所述曾在嘉兴读过书,对嘉兴情况较熟悉,而且嘉兴距离上海不过百余公里,乘沪杭线火车不超过3个小时,当天就可以来回。于是王会悟的建议得到了代表们的赞同,决定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另据邵力子回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中途转到嘉兴南湖开,当时也接受了我的建议。” 邵力子虽是绍兴人,但他的母亲是江苏盛泽人,他自己也曾在盛泽教过书。嘉兴与盛泽接壤,邵力子是应该知道嘉兴的,提出会议转移到嘉兴召开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中共一大是哪一天从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召开的呢?这个问题目前还有争议。目前有731日、81日、82日、83日、85日等几种说法并存,但还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得到大家的公认,还有待深入研究。   

  这里顺便说一下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和党成立的日子之间的关系。71日是党成立的纪念日,并不是党成立的日子。有些同志可能会问,党成立的纪念日和党成立的日子为什么会不一样?因为党的一大是在非常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几乎没有留下文献资料。参加一大会议的代表会后都奔赴各自的岗位,大家也都没有刻意去记一大是哪一天召开的、哪一天结束的,时间一长,这个问题就变得模糊了。开始十几年,我们党还比较弱小,斗争环境也比较艰苦,也没有考虑要纪念党的成立这样的事情。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的党中央提出要纪念党的成立。既然要纪念党的成立,首先就必须搞清楚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搞清楚,当时在延安参加过一大的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个人,他们两人只记得召开一大的时候天气很热,好象在七月份,但具体是哪一天已记不清楚了。在实在无法搞清会期的情况下,就把七月份的第一天七月一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1941630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正式规定七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后来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   

  真正把这个问题搞清楚的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的一位党史教师邵维正(浙江黄岩人)经过多年考证,最终查实了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的日期是723日。邵维正由于这一特殊贡献,后来晋升为少将。他考证出一大的召开日期是723日,得到党史学界一致公认。邵维正虽然把一大召开的日期搞清楚了,但我们一直以来都把71日作为党成立的纪念日,已成为习惯,所以也就没有改变的必要。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南湖会议的具体过程。到嘉兴南湖来参加会议的代表是分两批来的(陈公博在上海会场受到搜查后,带着新婚的妻子到杭州游西湖去了,没有参加南湖会议;李汉俊作为上海一大会址的主人,行动受到监视,无法来南湖参加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外国人,到嘉兴来太引人注目,也没有来嘉兴。所以最后到嘉兴来的是11个人)。王会悟与毛泽东等部分代表早一天先到嘉兴,在市内张家弄鸳湖旅馆开了两个房间,并托旅馆帐房雇了一条中型游船作为开会之用。其他代表于会议的当天乘上海至嘉兴的早班火车离沪出发,约上午10时半抵达嘉兴,从车站直奔南湖。会议所用的中型游船,当地称单夹弄丝网船,内设前舱、中舱、房舱和后舱,中舱当中有八仙桌,周围有茶几、凳椅,会议就在中舱举。(这种游船解放后已经没有了,现在供大家参观的游船是复制的)


  中共一大南湖会议从上午11时开始。上海会场出事后,代表们都主张缩短会期,以一天时间结束会议。所以会上大家都加速讨论,很少长篇大论,集中研讨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会议首先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工作任务的决议。会议通过的《纲领》共15条,前3条是党纲,后12条是组织章程。这个纲领已分别从共产国际档案中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陈公博的硕士论文中发现,俄文稿和英文稿译成中文,并无太多的差异。《纲领》明确宣布“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取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纲领》的组织章程部分规定党的组织要采取“苏维埃形式”,也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形式。   

  在对待资产阶级议会的态度问题上,纲领草案中原有一条:共产党人不得担任资产阶级议会或政府的议员或官员,南湖会议讨论时曾引起激烈争论。有人主张应利用这种议会,宣传党的政见;有人反对参加这样的议会,以免陷入改良主义的倾向。最后《纲领》规定:“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   

  会议通过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午饭以后,开始讨论会议宣言。在讨论宣言草案时,又涉及到对南北政府以及对孙中山的看法和应取的态度,代表们再次出现意见分岐。 有一些人认为,孙中山从成立同盟会以来所进行的革命活动是应该肯定的,孙文学说也有进步意义,应采取支持和合作的态度。但也有代表认为南北政府是一丘之貉。最后决定将宣言草案和代表们的意见交中央局和马林会商决定。《宣言》最终也没有发表。

  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任组织主任,李达任宣传主任。下午6点多钟,南湖会议完成了全部议程,大会圆满结束。代表们当夜离开嘉兴。

  南湖会议讨论通过了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浙江嘉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浙江先进分子在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中,凭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走到了一起,为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在党建立以后漫长的斗争岁月中,他们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邵飘萍、沈泽民、俞秀松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牺牲;陈望道、沈雁冰一度离开党的队伍,最终又回到党的怀抱;邵力子、施存统虽然退出了共产党组织,但仍在另一条战线上和党并肩战斗;沈玄庐则叛党而去,走上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虽然他们的结局各有不同,但他们对建党的贡献应该予以充分肯定。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 曾林平 杭州西湖文史讲堂)